雷震（1897—1979），字儆寰，出生于浙江长兴，祖籍河南省罗山县周党镇雷畈村，中华民国时期政治家、政论家和出版家。青年时赴日本留学，并于1917年加入中华革命党。1926年回到中国，曾任中学校长，随即转任国民政府法制局编审，为王世杰之部属，1932年担任中国国民党南京党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1934年7月起担任教育部总务司司长。在抗日战争中他获得蒋介石的信任和提拔，担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等职。1949年资助《自由中国》刊物。1960年雷震被判十年有期徒刑，1979年病逝。2002年9月4日，台湾正式平反“雷震案”为冤案。

中文名：雷震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浙江长兴

出生日期：1897年6月25日

逝世日期：1979年3月7日

职业：政治家、政论家

毕业院校：日本京都帝国大学

主要成就：1947年当选国民大会代表 资助《自由中国》的成立

祖籍：河南省罗山县周党镇雷畈村

1897年，雷震出生于浙江长兴县，祖籍河南。

1916年，19岁的雷震考取日本京都帝国大学。

1917年，在日本留学期间，雷震在戴季陶和张继的介绍下，加入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前身）。

1923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政治学系，旋即进入大学院攻读宪法。

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二十九岁的雷震留学归国，在戴季陶的举荐下很快进入国民政府，先后担任法制局编审、编译局编撰、教育部总务司司长等职。

1937年秋，胡适与雷震正式结交，胡适代表北京大学，雷震代表教育部。同年庐山会议，两人对话曾不欢而散，雷震主张「对日抗战」，胡适则主张「忍辱负重」。但因当时胡适住在教育部宿舍，得以朝夕相处，终成莫逆。雷震意见较激进，胡适则比较缓和，终其一生，雷震都尊崇胡适。

1938年7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在武汉召开，汪精卫为参议会议长，雷震为议事组主任。

1940年，国民参政会成立宪政期成会，雷震出任秘书长。对于雷震的火速上升，除了雷震本人的政治才干，戴季陶、王世杰等人的提携和蒋介石的信任外，雷震恰好赶上了当时中国政治的需要。

1946年1月，雷震出任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负责协商各党派意见，迎接周恩来等共产党代表团来南京，争取国共及其它党派相互合作。

1946年11月中，制宪国民大会开幕前后，雷震负责协商青年党与民主同盟中的民社党参与制宪国民大会，任制宪国大代表兼副秘书长。

1947年，雷震当选国民大会代表，同年4月出任张群组阁之行政院，担任政务委员，1948年底离职。

1949年3月，胡适、雷震、王世杰、杭立武、傅斯年等人在上海聚会，商议办份刊物，宣传自由与民主，“以挽救人心”。刊物名字系胡适所取为《自由中国》。并曾赴溪口向蒋介石报告，取得其赞同，但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渡过长江威逼上海而未成。雷震协助汤恩伯忙于上海、厦门守备工作，并参与中国国民党改造工作。

1949年10月22日，自大陆抵达台湾第二天，雷震便全身心投入创刊工作，并再次与杭立武讨论办刊事物，受到杭立武的支持。杭立武当时是教育部部长，由杭立武出面资助《自由中国》的成立。

1949年11月20日，该刊的创刊号在台北正式出版，当天下午便有人上门订购。在美国的胡适挂名发行人，以社长雷震为实际负责人，负责经费、邀稿、撰稿、校对、主持编辑委员会议等职，第一任总编辑为毛子水，副总编辑为王聿修，聂华苓为行政编辑，发行部经理为马之骕。在蒋介石为宣示政治改革决心以取得美援背景之下，自由派人士纷获见用。

1950年，雷震被蒋介石聘为国策顾问，所办这份刊物自然得到了中国国民党高层的鼓励和资助，创刊不久，就有军方订户。此为雷震到台湾后与蒋介石的“蜜月期”。雷震曾于1950年、1951年两度代表蒋介石赴香港宣慰反共人士，并探听第三势力在香港的发展情形。《自由中国》初期站在“拥蒋反共”立场发言，与蒋介石关系密切。

1951年6月初，《自由中国》刊登夏道平执笔之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评论政府采行金融投机做法可能导致执行人员借机敲诈，第一次与情治部门发生言论冲突，引发第一次言论风波。10月，杂志发表社论认为言论自由是天赋人权，并讨论舆论与民主政治的关系；继而又对“党化教育”“青年救国团”等问题提出批评，导致政治部下令禁止阅读此刊物。在获得美援後，自由派人士重要性减弱，雷震与蒋介石关系也渐行渐远。

1953年，雷震即遭免除国策顾问等职。

1954年5月，这份刊物又刊发读者来信《抢救教育危机》，对党化教育严重干扰校内正常教育提出质疑，并指出“青年救国团”系非法组织。蒋介石震怒，下令注销雷震党籍。《自由中国》的言论逐渐转变为“民主反共”立论，以宪政民主、自由人权检视政府施政，对蒋介石的威权统治有所批评，与蒋介石的关系日益紧张。

1956年10月31日，蒋介石七十大寿，已触怒蒋介石的该刊物又推出轰动一时的“祝寿专号”，刊发胡适、雷震、徐复观、毛子水、王世杰、陶百川等学者文章，为“自由派人士向蒋介石建言之总计，言人所不敢言者”，专号大为畅销，加印十三版，引来党、团、军刊物集体围攻。遭全面打压后，雷震与中国国民党彻底决裂，提出希望促进在野党之间的团结，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一个反对党。1957年4月至1960年5月，该刊又连续刊发二十余篇文章，其中《反对党！反对党！反对党！》一文，成为推动反对党成立的理论支点。

1957年，《制宪述要》在香港出版。《自由中国》以“今日的问题”系列社论全面讨论国是，首篇由殷海光执笔之“反攻大陆问题”，触动政治禁忌，末篇“反对党问题”，主张“反对党是解决一切问题关键之所在”。

1958年，起参与李万居、吴三连、高玉树等78人发起组织的“中国地方自治研究会，该组织无法取得行政机构之许可而无法成立。

1960年，雷震与台港在野人士共同连署反对蒋介石违背宪法三连任总统，雷震等人密拟《中国民主党创立宣言草案（稿）》，宣布将在9月底成立新党。5月4日雷震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极力主张成立反对党参与选举以制衡执政党。5月18日非中国国民党籍人士举行选举改进检讨会，主张成立新党，要求公正选举，实现真正的民主。决议即日起组织“地方选举改进座谈会”，随即筹备组织中国民主党。雷震担任地方选举改进座谈会召集委员，与李万居、高玉树共同担任发言人。7至8月间举行四次分区座谈会，情治单位进行密切监控。9月4日，中国国民党先发制人，将雷震、傅正、马之骕、刘子英抓捕，震惊海内外的“雷震案”爆发。10月8日，台湾政府以“知匪不报、为匪宣传”两项罪名，判处雷震有期徒刑十年。在美国的胡适返台找蒋介石求情，蒋介石不予理睬。

1961年，雷震65岁生日，胡适想念狱中的雷震，手书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馈赠：“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唐德刚说：“胡先生这个懦弱的本性在当年所谓雷案中真毕露无遗。他老人家那一副愁眉苦脸，似乎老了二十年的样子，我前所未见，看起来著实可怜。後来，我拜读了他那自我解嘲的雷案日记，尤觉这位老秀才百无一用之可怜。‘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胡适对这件事，始终内疚弥深。”在蒋介石的威权下，甚至後来也不便探监。

1962年，胡适病逝，雷震为此恸哭，雷震自言他如苏雪林一生二次大哭，一次哭母丧，一次哭胡适，但后者他哭的次数恐怕还要多些。

1970年9月4日，73岁的雷震十年徒刑期满出狱，身体大不如前，无法再参与政治活动。雷震曾在狱中撰写回忆录，计四百万字，却遭警总烧毁，因此出狱后的雷震用了人生最后的几年重新撰写回忆录，对于台湾施政的疏失，雷震仍严词批评，斗志一如既往。

1971年12月，决定撰写《救亡图存献议》，提出政治十大建议，希望政府速谋政治、军事改革，以民主化方式应付危局，并要求将国号改为中华台湾民主国。

1972年1月10日，呈送《救亡图存献议》至总统府、行政院，未获回音。

1976年，雷震患了癌症，自觉来日无多，便在南港买了一块山坡地，亲自监工建了「自由基园」，准备了五个大理石骨灰坛，安置已亡故的两位《自由中国》编委罗鸿诏与殷海光以及亡儿雷德成。

1979年3月7日，雷震病逝，由于他生前要求不声望，后事稍显冷清。

2002年9月4日，台湾政府正式宣布为雷震冤案平反，当局公开为雷震平反，并出版《雷震案史料汇编》两册。

从1945年重庆谈判到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再到后来的制宪国民大会，雷震始终是穿梭于各党派之间进行游说协调的关键人物。雷震为人豪爽真诚、责任心强、交际能力出色，交友广泛。

对言论的负责，即针对中国国民党在五十年代施政弊病丛生提出批评和建言，直率抒陈所见，即“议政者”的角色；

对反对党的落实，突破了自由主义“皆以思想上的启蒙为志业”的这一旧辙，即“参政者”的角色，概言之，就是从“坐而言”到了“起而行”。

雷震和以他为灵魂的这份刊物对台湾社会转型的影响，台湾学者钱永祥有过论述，直至上世纪80年代，台湾所有重要的政治议题都是根据那份刊物的言论来阐述或界定的，台湾新一代不见得都读过该刊，但所使用的语文、基本概念和陈述方式，都是从这份刊物出来的。

战后的台湾，经过清党、扫红、二二八事件等，本土政治精英力量日渐式微，所以战后的台湾自由主义是从大陆移植过去的。这是一个价值谱系，即从《努力周刊》《新月》《独立评论》到《观察》再到雷震住持的刊物，是一条线下来的。雷震被捕后，该刊物被迫停刊，新党胎死腹中，整个六十年代出现了冰封期或沉寂期，虽有零星抗争，但实际影响不大，到70年代，台湾内外形势发生变化，尤其是国际上的一系列事件引发了台湾社会的巨大失落，从而导致各种社会运动包括党外运动的兴起—但已不是当年大陆那帮人了，台湾的本土精英开始崛起。

抗战胜利后台湾“自由主义”渐次兴起，是二十世纪上半叶自由主义思潮的延续和发展，以雷震为中心的那一批人都是从大陆过去的，胡适是他们的精神导师，雷震则是火车头式的人物。70年代的“党外运动”从该半月刊汲取了不少思想资源，他们透过参与地方选举和办政论刊物，不断推进台湾民主运动的发展。尽管身处威权政治，但宪政的大框架一直存在，可以独立参选，可以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