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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令孺

方令孺个人资料:方令孺(1897~1976/09/30)安徽桐城人。散文作家和女诗人。方苞的后代。1923年留学美国,在华盛顿州立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读书。1929年回国后,先后任青岛大学讲师和重庆国立剧专教授。1939年至1942年任重庆北碚国立编译馆编审。1943年后在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授。1949年后被选为……
资料更新时间:2019-10-18 10:33:03

一、个人简介

方令孺(1897~1976/09/30)安徽桐城人。散文作家和女诗人。方苞的后代。1923年留学美国,在华盛顿州立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读书。1929年回国后,先后任青岛大学讲师和重庆国立剧专教授。1939年至1942年任重庆北碚国立编译馆编审。1943年后在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授。1949年后被选为上海市妇联副主席。1958年至“文革”前,任浙江省文联主席。

二、基本资料

中文名:方令孺

国籍:中国

出生地:安徽桐城

出生日期:1896年

逝世日期:1976年

职业:散文作家,诗人,教授

毕业院校:华盛顿州立大学,威斯康星大学

代表作品:《信》,《方令孺散文选集》

三、个人简介

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写新诗,与林徽因被称为“新月派”仅有的两位女诗人。1940年后,诗风由朦胧转向朴实。她的散文文字清新,情感细腻。解放后被选为上海市妇联副主席。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至“文革”前,任浙江省文联主席。

在“四人帮”垮台的前6天,1976年9月30日,方令孺病逝,享年80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方令孺平反昭雪,举行了追悼会。

人物生平

方令孺(1896~1976)一生经历了清末、民国、新中国三个不同的时期。她凭着倔强、正直、善良的性格,在社会进步思潮影响下,终于从苦闷彷徨中走出来,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为进步作家、民主教授、共产党员,实践了自己“创造新世界、新人生”的夙愿。

方令孺1896年出生在安徽桐城一个封建大家庭里,祖父方宗诚是研究宋学的学者,曾为曾国藩幕僚。父亲方存之谙熟经典诗书,在日俄战争时期,曾两次去日本,受尽强国对弱国的歧视和白眼,加强了他的民族抗争意识,回国后拒绝做清王朝的官。方令孺7岁丧母,是在父亲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父亲佩服秋瑾,把秋瑾的传记写成习字本教子女临摹,给他们以民族主义思想的洗礼与教育,使方令孺自幼培养起自强进取的奋斗精神。在封建大家庭里,充满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男尊女卑的氛围压抑着方令孺,她对一切不平待遇极力抗争。她努力读书,争取有不亚于男性的成绩。她5岁就开始读书,坐在姐姐的膝盖上识字、背诵诗词。在家庭女儿排行里,她排第9,侄儿侄女很多,大家都尊敬她,叫她九姑。在姐妹中,八个都缠了脚,只有她反抗,没有缠脚。她长得聪明伶俐,但长辈们都不喜欢她,说她性情倔强、粗野,不许她上学,常常打骂她并把她关在屋里,要她服侍兄弟,稍有不顺,又打又骂。但她能在受压抑、束缚的环境里自我娱悦。有一天她跑到花园里,在一丛荒草中,发现一棵盛开的海棠,她快乐极了,看那清风吹过,粉白的花瓣在空中轻飘着,落在青草上,她幼小的心灵感到不可言说的喜悦,她静静地观看,惟恐一出声,这快乐会随风飞去。她从海棠花中看到生命的活力。在她苦涩的童年里,她有两个爱好:一是读书;一是欣赏自然。

她祖父母死后,伯父任族长。她父亲因丧妻,带着八个儿女从省城安庆迁回偏僻的桐城隐居,亲自教子女读书,给令孺老师打下了坚实的国学根基。这时,她家经济并不宽裕,靠伯父分给的田产为生,她父亲不得不经常外出借债。19岁时,伯父为高攀豪门,把她作为升官工具,许配给南京陈姓大官僚地主家。她丈夫是一个娇生惯养的人,尽管她父亲对这桩婚事也不满意,但又不敢反抗。她婚后与男方相处,无共同爱好兴趣,生活、思想各方面矛盾重重,加上彼此轻视,精神上非常痛苦。

“五四”运动民主自由思想的浪潮也波及到桐城、南京,令孺老师鼓起勇气,决心要挣脱封建大家庭的羁绊。1923年她把一个两岁的女儿放在祖母家,带着一个8岁的女儿,随丈夫到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读书。她开始与社会接触,受到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还结识了一些进步青年。同学孙寒冰很同情她的遭遇,介绍她读易卜生的文学名著《娜娜》。这本书对她触动很大,她再也不能容忍那种虚伪、压迫的屈辱生活,1927年她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丈夫,到威斯康辛大学读书。但因学校当局认为她是已婚妇女,应该在丈夫身边,不许她注册,她据理力争也无用。后来,她机智地利用美国风俗:年轻姑娘不论到哪里都须有一个结过婚的妇女做监护人,她是和外甥女虞之佩一道去的,她就借此理由,作为虞之佩的监护人,才被允许注册。但女生部主任还经常把她叫去训话,故意找她麻烦。这时,她和孩子的生活费仍靠丈夫供给,丈夫寄钱很少,常常使她们母女挨饿,房主见她穷,也常常刁难她。她就利用假期去海上捕鱼,获得微薄补贴来维持生活和学习。她清楚地知道,这是在为她今后独立生活创造条件。在威斯康辛大学,她又结识了一些进步同学,他们一块谈论海外的大诗人、大音乐家。她外甥女的丈夫胡敦元,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曾启发她正确认识国内的政治形势,她开始反对祸国殃民的政权,积极参加该校的学生会工作,和国家主义派、国民党右派分子作斗争,还参加进步同学的读书会,并开始对共产党产生好感。

1929年丈夫回国,带走了两个孩子,方令孺留下继续学习,但因思念女儿,不久她也回到了祖国。回国后,夫妻间的矛盾激化,貌合神离的生活终告结束。她决定舍弃优越的家庭生活,与丈夫分居,去过艰苦的日子,独自抚养三个未成年的女儿。

1930年春,由清华大学教授邓叔存介绍,她到青岛大学中文系任讲师,教一年级国文,成为当时国内大学极少数的女教师之一。她带着小女儿去青岛教书,另两个女儿放在陈家祖母处。她自信出国学习6年已为她独立谋生创造了条件,只要努力,一定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人。1929年她开始写诗,后来又写散文。她的诗既有很深的国学修养,又吸收了西方文化的精华。她的散文也有诗的韵味。在这里,她又结识了一些文化界的朋友,和该校中文系主任闻一多、外文系主任梁实秋等,来往密切。

1932年,她因积劳成疾,只好暂时中止两年的教书生活,到北京姐姐家养病。后因病情需长期医疗,她又回到南京孩子们的祖母处。这期间,因重病缠身,又加上她视为知己的侄儿、著名诗人方玮德英年早逝,方令孺深受打击,情绪一度颇为消沉。但她常想起玮德鼓励她的话:“鼓起沉重的翅膀向上飞。”国家的兴亡、民族的灾难仍时时震撼着她,使她在消沉中奋起、挣扎。这时她和许多进步作家来往,大家常在她家聚会,她家几乎成了文化人的俱乐部。来的青年大多是男性,陈家婆婆知道她的人品与文品,对此毫无异议。著名作家丁玲也曾多次到她家去。1933年丁玲被国民党反动派软禁,她还多次去看望,表示愿意帮助,并向丁玲说:“我实在同情你们,尊敬你们……”1936年,丁玲到了延安还曾给她来信,她也给丁玲寄书去。

抗战的烽火把方令孺彻底从苦闷、彷徨的消沉中惊醒,她参加慰问伤兵,写有关抗战的散文。她说:“我确实觉得大时代给我的心有一种新的悸动,新的颤栗,新的要求,过去几年死水似的生活,到此完全给推倒、翻动。再也不允许我停顿、悠闲和沉迷在往古艺种的怀抱里。我睁开眼,看的是人,活生生各种形态的人生,各种坚毅与穷苦的面孔。”个人的苦痛“和那个千万人最大的苦痛比起来,实在太渺小了……”从此,她跳出个人的小圈子,从过去的只为个人独立汇入到进步的潮流中。

四、主要著作

《信》(散文集)1945年,文生出版社

《方令孺散文选集》198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

译著文集《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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