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里怀（1909-1998），原名曹李槐，字植三，号树邦。一九二八年参加湘南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三十二团营技术书记，第二纵队连党代表，红四军军部参谋，红三军第七师作战科科长、代师长，少共国际师师长，红五军团参谋长，红四方面军一局局长，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教员、上级指挥科科长，红军大学第四、第六队队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参谋处副处长、处长、参谋长，冀鲁豫军区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长春卫戍区司令员，吉林军区司令员，吉黑纵队司令员，独立第三师师长，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第四野战军四十七军军长，湘西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空军司令员，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兼军训部部长，空军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中文名：曹里怀

别名：曹李槐、植三、树邦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湖南省资兴县

出生日期：1909年11月15日

逝世日期：1998年5月19日

职业：中将，解放军高级将领

毕业院校：延安中央党校

主要成就：湘西剿匪、解放重庆、抗美援朝

曹里怀（1909～1998），原名曹李槐，又名树帮，清宣统元年（1909）11月15日生于资兴县七里（今资兴市七里镇）柏树村一个农民家庭。幼时念过一年多私塾。民国12年（1923）考入县乐成高小，民国15年毕业。

1928年春参加湘南起义。同年5月在井冈山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红三十二团二营技术书记。

1929年1月后，任红四军军部秘书处文书、红四军二纵队连党代表、红三军军部参谋、红三军七师作战科科长、师参谋长、代理师长和少共国际师师长、红五军团参谋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他协助军团长董振堂、军团政委李卓然指挥红五军团担负后卫，掩护红军主力突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调至红四方面军任一局局长。

1936年2月，在道孚喇嘛寺因向一方面军未能北上的干部透露了中央屡令南下红军北上抗日消息，被张国焘诬为泄露军事机密，险些被杀，幸被朱德解救，改作开除党籍、调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当教员的处理。不久，因广大学员反映他教学有方，才得以恢复党籍，并调红军大学上级指挥科任科长。

1936年10月随部队到达延安，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第四队、第六队队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参谋处副处长、处长、留守兵团参谋长。协助司令员萧劲光指挥部队固守黄河西岸千里防线，保卫陕甘宁边区。

1943年5月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同年8月，任冀鲁豫军区参谋长。1945年4月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

1945年8月，奉命率千余干部赶赴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长春卫戍区司令员、长春军分区司令员。在首次攻克长春的战斗中，任东北纵队司令员，率部同西南纵队、东南纵队分进合击，浴血奋战，一举攻克长春。

1946年6月后，任吉林军区司令员、吉黑纵队司令员、独立三师师长、东北野战军六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一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1948年9月，率部参加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时任三十八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协助军长李天佑、政委梁必业指挥5个师兵力担负主攻任务。

1949年5月任第四野战军四十七军军长。6月28日写出《关于奔袭作战的几个问题》一文，指导部队适应长途奔袭作战的环境。7月中旬，组织指挥了宜昌、当阳战役。之后，奉命率部配合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9月下旬，率部进驻湘西，执行剿匪任务。

新中国建立后，指挥部队在湘西围歼大庸之敌，解放了大庸、桑植两县城，兼任刚成立的湘西军区司令员。

1951年4月，率四十七军6万人参加抗美援朝。

1952年因十二指肠溃疡，回国治疗。病愈后，调空军工作。1952年4月任中南军区空军司令员。

1955年10月调任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同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1956年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兼军训部部长。在杭州主持编写空军条令条例工作。

1957年9月任空军副司令员。

1969年兼任航空工业领导小组组长。

1971年9月29日至1973年5月20日兼任空军五人小组组长。先后负责组织“强五”、“轰五”、“歼六”、“歼八”等型号战斗机的试飞定型等工作，为人民空军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是中共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著有《怀念井冈》、《千里追穷寇》、《湘南起义，永垂千古》、《难忘的战斗一一忆解放天津二三事》等革命回忆录。

1998年5月19日在北京病逝，终年89岁。

保卫延安保卫黄河

1937年“七·七”事变，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西洛川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以八路军主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主力走后，党中央仍然留在陕北，抽调少数兵力组成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12月，总留守处改为留守兵团，先是在总留守处任参谋处副处长的曹里怀改任留守兵团参谋长。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兵力约15000余人，担负保卫边区和党中央的重任。

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在10年内战后留下的唯一根据地，是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政治指挥中心、共产党坚持敌后抗战的指挥中枢和总后方以及出征抗日的唯一的依托。日军侵占华北后，北起大同，南至风陵渡，沿同蒲铁路部署了4个师团又一个旅团的兵力，时时做出准备进攻的姿势。而陕甘宁边区的南、西、北三面，被国民党的20几个师包围。在边区内部，亦是国共两个政权并存。边区境内大大小小几十股土匪经常四处袭扰，边区并不平安。

黄河是陕甘宁边区阻挡日军的天然屏障。留守兵团要守卫边区，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大本营的安全，必须依托这道屏障。陕甘宁边区的黄河河防北起府谷，南至宜川，蜿蜒500公里，号称“千里河防”。凭险固守作战，对在红军时期打惯了运动战和游击战的留守兵团的各级指挥员来说，却是新课题。当时留守兵团认为，敌人的进犯主要可能在三种情况下发生：一是日军进攻西安时，以一支部队相策应，进犯河防；二是日军进攻大西北时，派出部队进攻陕北；三是日军在山西“扫荡”时，侵犯河防，切断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抗战刚刚开始，我们的部队还没有和日本部队交过手。面对武器装备与兵力上具有优势的敌人，以留守兵团这样少的兵力而固守这样长的千里河防，到底有多少取胜的把握？中央军委把千里长的河防划为三个地段，进行兵力部署。曹里怀深入前线部队进行战前准备工作。侦察敌情，察看地形，战斗动员，战前练兵，尤其是紧急构筑防御工事，成为战前准备中一项最重要的繁重的任务。曹里怀陪同阎锡山第二战区观察员看了八路军修筑的河防工事，那些“大员”们也连声称“预料不到”。

1938年3月13日，日军侵占晋西北县城兴县，以2000余人附大炮20余门，进抵黄河东岸，企图强渡黄河。日军先是以10多架飞机对八路军的河西阵地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轰炸。炮火连天，留守兵团修筑的河防工事经受住了考验。等到大队敌人密集渡河之时，渡到一半，便一齐开火，以突然猛烈的射击打得日军狼狈不堪。趁敌慌乱之际，八路军以事先准备好的一部兵力渡过河东，袭敌侧背。敌人终于支持不住，向兴县方向撤退。此战毙伤日军140余人，我河防部队伤亡仅6人。而且这次战斗，奠定了河防固守的基本作战方法，半渡而击，乘胜出击。此后的多次战斗，曹里怀他们运用这一战术，均取得预期的战果。1938年12月下旬，日军在河防南段兵分两路，以每路1000余人的兵力，附炮30余门，气势汹汹地占领了黄河东岸的马头关、圪针滩渡口，用大炮和机枪隔河猛烈射击，随后又出动10余架飞机狂轰滥炸。但部队隐蔽待敌，毫不慌张，直到敌步兵集结河岸，船只准备渡河时，才一齐开火射击。日军在这次战役中使用了毒瓦斯弹。黄色的烟雾弥漫了河防阵地的上空。双方激战数日，敌军始终无法实现强渡的计划。与此同时，河东115师独立支队和游击队不断袭击敌人的辎重和增援部队，日军被迫于1939年1月4日晚上开始撤退。八路军河防部队乘机渡过黄河，向敌发起追击。到1月7日，部队取得完全的胜利。

曹里怀将军在这次战斗胜利之后，发表了《河防战斗的检讨》一文，对河防作战的经验及教训做了及时系统的总结。自1938年春至1939年底，日军先后对我留守兵团黄河河防进攻23次，每次使用兵力少则2000余人，多则20000余众，但始终未能越河防一步。

解放华北解放天津

1949年，解放战争的炮火已经响彻华北大地，最后的决战和胜利几乎同时向人民解放军走来了。辽沈战役后，曹里怀随东北野战军入关。1948年11月1日，中央军委颁发《关于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曹里怀所在的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改成为军，他也由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改为38军副军长兼参谋长。1949年开始的日子，38军奉命攻打天津，以5个师的兵力，部署在主攻方向上。

1949年1月13日的夜晚，北风呼啸，天寒地冻。整个天津城在这刺骨的严寒中似乎凝固了，不见一丝灯光。高度紧张的国民党城防阵地戒备森严，比以往显得更加不安。然而就在这神秘的静谧中，我人民解放军38、39军并肩进入天津城西的主攻阵地，将枪炮指向了敌人。1月14日10时，总攻开始。群炮轰鸣，和平门到西营门一带霎时变为一片硝烟火海。仅仅过了15分钟，曹里怀在军指挥部便接到113师的报告，突击连337团3连突破西营门，把第一面红旗插到了天津城上。

天津城的守敌号称有10万余人。在辽沈、淮海战役我人民解放军取得全面胜利的形势之下，华北国民党军傅作义集团如惊弓之鸟，处于或退或守的犹豫之中。而平津战役的第一阶段，我人民解放军即完成对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的分割包围，切断国民党军西撤绥远和海运南逃的通路。敌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困兽犹斗，幻想着凭借天津坚固的城防工事，与解放军再作最后的一搏。天津街道横竖不规，道路狭窄，不便机动。初到天津的人简直很少能尽快摸清东西南北。我两个主攻师的部队一进到永旺寺街、邢家胡同、清化寺街东口一带，就走错了方向，插乱了建制，挤在不到两华里的正面上，战斗受阻。敌人却凭借高楼地堡进行顽强抵抗，并不断组织反击。战斗进入白热化程度。曹里怀手中的电话不时中断，前边传来的情况时断时续。军长李天佑、政委梁必业都十分着急。

曹里怀觉得必须到前面去了解和掌握情况，应急处置。梁必业沉吟片刻，表示同意。李天佑打仗向来喜欢靠前指挥，本想自己去，但三个军指挥首长中只能去一个。政委同意了，也不好再争。李天佑拿起电话向天津前线指挥部参谋长刘亚楼报告，刘亚楼说：“我正好也有这样的考虑。要派指挥员到第一线去。”曹里怀带着参谋和两个警卫员沿113师突击的路线奔向城内。敌人稀疏的炮弹不断在周围爆炸。进城不远，他们在花园大街找到了113师指挥所。指挥所里只有师长贺东生和政委王树君两个人。副师长和参谋长都到前面去了。各团的干部也分头下到了营里去掌握部队。情况和曹里怀预计的差不多。开始，部队由于发展过快，电话兵跟不上架线，情况报告不上来，各级指挥员都靠前指挥了。

“我们也必须到前边去”，曹里怀对贺东生说。贺东生当团长时就是出了名的烈性子，只要听到枪声就想甩掉棉衣往前冲”这时正在着急呢。王树君说：“你们都走了，指挥所怎么办？”曹里怀说：“天塌了，由你顶着。”三个人哈哈大笑。曹里怀和贺东生出了师指挥所，恰好有两辆刚刚缴获来的装甲车停在那里。他们都是过去见过敌人的装甲车，但谁也没摸过，更别说坐。当时曹里怀看着这新鲜玩艺，回头对贺东生说：“坐这家伙去，怎么样？”

他两个和随从人员都钻进了装甲车。这的确有一种十分新奇的感觉。周围枪声不断，子弹横飞，不时打在车上当当作响。曹里怀对贺东生说：“这玩艺儿还是有点作用，比你光膀子上前线好多了。”贺东生说：“好是好，就是太闷人，哪有我在下面跑着痛快！”贺东生说着就把车门给打开了，恰好这时一颗流弹飞来，“当”的打在车门上。警卫员连忙又把车门关上。

进入老城，装甲车走到一个胡同里。前面是一个丁字形街道，街上光秃秃的，敌人的一个大地堡封锁了街道，战士们被堵在胡同里无法出去。曹里怀看看地形，恰好可以利用装甲车打一下冲锋。便喊：“我来给你们开路！”装甲车拐出胡同，沿着空荡荡的街道直冲了上去，几挺机枪猛烈射击，战士们一拥而出，杀声震天，很快解决了当面之敌。走在后面的几个战士调皮地用枪托敲敲装甲车，喊着说：“同志们，告诉你们指导员，该给你们记一功！”车里的参谋、警卫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贺师长的警卫员小张下车冲他们喊道：“什么指导员！车里坐的是二○三首长。”战士们愣了一下，立即高兴地叫起来：“同志们，车里坐的是二○三首长。快冲呀！”部队的情绪大振。

15日凌晨，曹里怀踏上金汤桥。经过29个小时的激战，我人民解放军全歼天津国民党守军13万余人，俘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解放天津市。

钟情空军心系蓝天

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建立。

1952年4月3日，曹里怀被中央军委任命为中南军区空军司令员。1956年6月，曹里怀担任空军副司令员，长期负责空军武器装备的研究、科研定型方面的工作。

人民空军在创建时期并没有自己生产的飞机。1916年3月成立了第一所航空学校。1949年3月成立了航空局，8月15日建立第一个飞行中队。人们想方设法从东北各地搜缴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和航空装备，先后收集到各种类型的飞机120多架，各种发动机200多台，还收集缴获了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驾驶归来的飞机100多架。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靠这些收集到的飞机和器材设备作为航校和飞行中队的训练器材。

1954年7月，由南昌飞机制造厂仿制的初教5飞机鉴定合格。这是空军装备的第一批国产飞机。毛泽东主席8月1日特地致电祝贺：“这在建立中国飞机制造业和增强国防力量上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1956年9月，沈阳飞机制造厂成功地仿制出歼—5飞机，装备部队。1963年12月，仿制成功第一代超音速战斗机歼—6，次年6月装备空军部队使用。1964年11月15日，空军航空兵部队用歼—6飞机在雷州半岛地区上空首次击落美制高空无人驾驶机，取得令人鼓舞的战绩。1966年12月，仿制成功歼—7，并装备部队。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几代战斗飞机的研制定型过程中，曹里怀作为航空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主任委员，肩头担负着比一般人更为重大的责任，倾注了满腔心血。因为航空产品的定型是研制和生产新型武器装备的重要阶段，它以一定的组织形式，按一定的工作程序，对航空产品进行试验、鉴定、审议，确定其是否达到预定的战术技术指标或使用功能要求，是否具备投入试生产或批量生产的条件，并履行批准手续。只有经过定型批准的航空产品，才能装备空军部队使用。

在仿制的同时，中国在六十年代中期开始自行设计制造飞机。1965年4月20日，国防工办、国防科委邀请曹里怀、钱学森、张劲夫、刘道生等人，征求对歼—8飞机设计方案的意见。5月17日，总参谋长罗瑞卿批准歼—8飞机的研制方案和战术技术要求。从此，歼—8开始长达15年的风风雨雨研制历程。

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歼—8飞机到1968年6月第一架试机才总装出来。9月，进行全机静力试验，但还未加载到全部设计载荷时机身提前折断。为了处理存在的问题，曹里怀于1969年6月29日到达沈阳。一到沈阳，他就扎到基层，听取厂、所有关研制情况汇报，分别找设计、维护和试飞人员开座谈会，调查了解，分析研究。在沈阳空军领导会议上，大家取得一致意见。曹里怀说：“各种问题我亲自抓。现在虽然有争论，但我以对党负责的精神决定，7月2日开始滑行。”经过两天地面低速、高速滑行，一切正常。7月5日清晨，曹里怀很早就醒了。试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已完成，试飞用的各种专用车辆整齐地停在各自的位置上，机务人员、设计人员和其他人员及领导，都静静地等待着雄鹰上天时刻的到来。晨曦中，歼—8飞机停放在起飞的跑道上，格外雄壮和引人注目。

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政委曾绍山、副司令员肖全夫，三机部军管会主任周宏波，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员王毓淮、副司令员邹炎等人已经坐在跑道旁草坪上的椅子上。9时03分，试飞员鹿鸣东进入座舱。天空底云散尽，露出一片霞光。试飞指挥员苏国华下达起飞命令，两颗绿色信号弹凌空而起。1969年7月5日9时38分，01号歼—8飞机滑出跑道，直冲蓝天。试飞员鹿鸣东在飞机升至3000米上空时，平稳轻快地在机场上空盘旋。塔台的话筒里，传来“飞行正常”的报告。飞机两次通过机场，然后开始徐徐下降，平稳着地。机尾两具白色的阻力伞犹如两朵突然怒放的牡丹。歼—8稳稳地停在跑道的一端。人群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歼—8终于首飞成功了！曹里怀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兴奋异常：“快向北京发报！快向毛主席报喜！”

然而在那样的年代里，歼—8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一样多舛而曲折。直到1979年底，经过长达14年时间累计试飞1025个起落，663个飞行小时，完成定型试飞大纲规定科目和其它试验项目，主要飞行性能指标达到原设计要求，才终于进行歼—8设计定型。1980年3月2日，徐向前、王震、耿飚、杨得志等在南苑观看歼—8飞行表演。徐向前元帅勉励大家：“祝贺你们研制成功！”之后，张爱萍等召开会议，曹里怀在会议上做了关于歼—8飞机设计定型审查情况的报告。此后，又经过5年的努力，歼—8全天候飞机才通过了设计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