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和中国基督教激进思想家，中国本色神学的开拓者之一。吴雷川(1870—1944 年)，本名吴震春，字雷川，教育家、宗教神学思想家。他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中进士，后授翰林院编修。1906年任浙江高等学堂监督； 1926年后， 历任燕京大学教授、 副校长， 国民政府教育部常任次长；1929年出任燕京大学校长。

中文名：吴雷川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日期：1870

逝世日期：1944

性别：男

1905—1910年期间，在地方从事教育活动。1911年后，曾担任杭州市的市长。1925年到著名教会大学燕京大学担任教授。1915年他接受圣公会的洗礼，开始积极参与基督教活动。20世纪20年代以后，他的基督教思想开始发生转变。特别由于他接受的是传统的中国儒家教育，所以在思想方面有独特的经历。从1922年开始，他结合中国的儒家传统，联系社会现实，被人们称为“折中的神学”。致力于基督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沟通，以探索使基督教在中国扎根，同时改革中国社会的道路。为此，他发表了大量学术著作，他的观点也与传统的基督教正统派产生了冲突。但是，作为具有开拓性的思想创新者，吴雷川可以说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是很有代表意义的。

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人的行坐举止皆稳重端凝，儒学的启蒙读物《弟子规》有言：“步从容，立端正；揖深圆，拜恭敬。”从这一细节，亦可推测吴雷川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事实亦如此，吴雷川出生于晚清一个基层官宦家庭，祖父曾任徐州知县，父亲也曾在江苏省清江浦衙门为官。他7岁入私塾，习四书五经、诗词及书法，17岁考取秀才，敲开了进入科举体制的大门。清光绪二十四年，28岁的吴雷川考中进士，后授翰林院编修，跻身于传统社会中层次最高的士人群体。之前三年，其兄吴纬炳中进士。两子同入翰林，既是桑梓之荣，从另一个方面，也可看出其家学渊源。

 吴雷川中进士的那一年，正是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戊戌变法正式开始之际。政治风云诡谲多变，中西思潮碰撞激荡，这一切也无不给生长于时代之交的吴雷川打下深刻烙印，使其成为集各种身份于一人的“综合体”。

从前清翰林到浙大校长

中国历史上，自唐朝始清朝止，存在着一个带有浓厚文化学术色彩的官署——翰林院。入翰林院者称翰林，其侍诏于皇帝之侧，充经筵日讲，掌进士朝考，论撰文史。封建时代的翰林院，可以说集中了当时最精英的知识分子，如唐宋八大家中的苏轼、欧阳修和王安石，清代的朝廷重臣曾国藩和李鸿章。点翰林，为帝王师，一直是传统文人的最高梦想。不过，已经实现了这个梦想的吴雷川，却没有持续地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在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晚清，吴雷川也迎来了自己的变局。

1905年，受日俄战争的刺激，清廷痛下决心，宣布停止各级科举考试——持续上千年的科举终于在此走到了尽头——而此前一年推出的“癸卯学制”，已把基础教育分为三等七级，即初等教育（包括蒙养院、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中等教育（中学堂）和高等教育（包括高等学堂、大学堂和通儒院）。同时，鼓励翰林回乡办学。

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已成大势，吴雷川也置身潮头。

1906年，吴雷川出任浙江高等学堂监督——这是清廷效法西式学制最早创办的几所新式高等学校之一，为今日著名大学浙江大学之前身；而监督，即今日之校长。

出任这所名校的祭酒之后，吴先生顺应时代，在科系设置方面进行了大手笔的改革。1908年，学堂按正规大学要求设文理两科。文理科皆习外语，其中英语为第一外语，法语或德语为第二外语。文科开设历史、地理、伦理学、法学和理财学等；理科开设算学、物理、化学、地质与矿物、绘图等课程，其中算学涉及微积分。1909年，学堂开始招收女生。 1910年，浙江高等学堂已渐成规模。从私塾转向现代教育的过程中，教育理念也随之更新。

吴雷川用人不论资排辈，已颇具国际化视野。1910年，他挑选年仅26岁的邵裴子出任教务长这一重要职位。邵裴子曾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是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凡勃伦（Veblen）的弟子，1909年学成归国。两年之后， 28岁的邵即接过吴雷川的重担。

1930年，浙江高等学堂更名为浙江大学，至今依然是一所名校，这跟吴雷川当年打下的人才底子也有很大的关系。

1910年，因为在办学方面取得的卓著成绩，吴雷川获得清政府奖掖。 1911年后，曾短暂出任杭州市市长一职。

燕京大学的中国化

在中国大学史上，不曾有其他大学像燕京大学一样具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力。燕京大学成立于1919年，由华北地区的四所教会大学，如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与通州协和大学等合并而成，著名传教士、后曾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出任第一任校长。燕大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好的大学，它直接引进的西方教育模式，对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在1952年的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燕京大学被拆分为数所大学。今日之名校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燕京大学法学院）、中央财经大学（燕京大学经济系）和中央民族大学（燕京大学历史系）等皆由燕大拆分后的枝叶蔓延发展而来。

燕京大学自1919年成立时，吴雷川就参与其中， 1926年起担任副校长后，更为“燕大的中国化”付出了巨大心血。1928年，时任校长司徒雷登与设在纽约的燕大董事会谈判，商议移权给北京的校务管理委员会时，吴雷川和一位外籍同事就草拟了一份中文版的燕大宪章。

中国近代大学的建立与西方来华传教士的活动密不可分，而进入20世纪20年代，伴随着民族主义的盛行，收回教育权已渐成大势。1924年4月26日，奉天省教育会和《东报》社召开特别会议，制定收回教育权策略；5月，广州圣三一学校爆发学潮——全国性的收回教育权运动由此肇始。运动波及执中国教会大学牛耳的燕京大学，由谁来出任校长的问题便成为焦点。南京国民政府在1925年至1926年间所订的规程明令：私立学校的校长必须是中国人。

作为燕京大学的副校长，吴雷川也卷入了燕大校长人选之争的漩涡。1927年2月15日，吴雷川在《真理与生命》发表文章《教会学校当如何应付时局》称：“教会学校校长应由中国人充任的一项规定是政府颁布的法令，不能折衷处理。有人说，教会学校是外资创立，不应阻止出资人参与学校行政。但是教会学校如要取得政府承认，并与其它私立学校享受同等待遇，则学校正式代表应由中国人充任的规定，必须遵照办理。而且中国人做校长，可使用中国语文向政府当局接洽，遇有政府当局指摘，外国人无须因此受窘。教会理应宽大为怀，选择适当人才充当校长；如一时缺乏适当人选，不妨暂行组织委员会主持校务，以中国人任委员会主席，外国人当然可任委员，参与讨论及决定。”

尽管是燕大出资者——美国差会的代言人，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却对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极具同情，他称：“所有现行教会学校的负责人都希望中国人尽早收回、管理学校，包括行政，教职员工，经济，课程设计，校规等诸方面。问题是何时实现。”

在美国差会的利益与中国人民族意识的龃龉中， 1929年，吴雷川成为燕京大学首位中国人校长。

早在治理浙江高等学堂期间，吴雷川便制定了“重自治自觉”的方针，允许学生自由选课，鼓励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参与探索社会变革。这种思路也被他带到了燕京大学。在其治下，燕大生创建了各种各样活跃的社团，学生的交际能力、实践能力和组织能力皆由此而得以提高。

在“燕京大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吴雷川废除了宗教学作为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的规定，将早期教会学校培养传教士的办学宗旨改为培养服务社会的人。此外，他还制定了“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倡导民主、团结、向上的新型校风。

吴雷川十分重视对人才的延聘。其时，在他亲自兼任主任的国文系，师资队伍中有钱玄同、周作人、沈尹默、郑振铎、许地山、谢冰心、顾颉刚、俞平伯等著名文史专家，鲁迅、胡适、闻一多和朱自清等也都曾来校讲学或任课。

燕京大学取得的成就也在国际上得到了承认。1928年，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联合组建汉学机构——哈佛燕京学社。学社本部设在哈佛大学，于燕京大学设北平办公处。两所名校同时招收研究生，合作培养。学社在东亚文化研究方面成就斐然，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阵地。

在吴雷川时代，燕京大学已设有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以及工科、医科等二十多个系，包括国文系、西语系、历史系、新闻系、教育系、心理系、哲学系、音乐系、体育系、政治系、经济系、社会系、家政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机械系、土木系、化工系及医预科、护预科等，其院系设置和学科建设均符合国际高等学府的发展要求。

吴雷川时代，燕大的院系设置和学科建设已较为完备

然而，重重掣肘一直如影随形。校务委员公开会，地点却设在司徒雷登家中，所用语言也使用吴并不通晓的英语，对于这种明显带有排斥意味的安排，他的反应是不再出席会议，更于1931年提请辞职。虽经校务委员会竭力挽留，吴雷川依然于1934年离开燕大校长职位。尽管治校之路并不顺达，但吴雷川依然为燕大带来了新气象，并且成为了“燕大中国化”的重要推动者。

沟通宗教神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吴雷川一生的事业，多跟教育相关。除了执教并出任两所著名大学校长，他还曾担任浙江教育司佥事、国民政府教育部参事和教育部常任次长。吴雷川也是一位思想者，他希望通过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而倡导社会变革——这跟他出身于书香门第，有着“修齐治平”的儒家情怀关联甚深。然而，吴的思想体系却并不是一个断绝了通往外界道路的闭环，他身处一个风云际会的年代，自身的思想也随时代而跌宕起伏。其思想的最大特色，便是以儒学为根柢而接受宗教神学教义，并试图在西方宗教与中国儒学之间建立纽带。

在吴雷川最重要的著作《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引论中，他讲述了自己的一次经历。1914年春天，吴雷川供职于教育部，闲时多与同住一条街上的两位朋友徐巽风和翁廉同交往。一个礼拜天的上午，三人闲坐不多时，徐、翁二人便起身致歉，说要去教堂了，这令吴雷川十分惊异——这两位都是很有学问的人，为何会信教？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回去之后立刻买了一本《新约全书》来读。读完之后，吴雷川的感受是：“神迹奇事都不能使我相信，但其中有许多教训实使我佩服。”

在徐、翁二人的带动下，吴雷川开始研读《旧约》《新约》，聆听讲道，很快对西方神学产生兴趣。对于教义的理解，吴雷川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一书中归纳为六点：宗教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一种动力；它的本身也与时代一同进化；进化的宗教即是人生哲学；宗教进化之后，与科学也不相冲突；宗教的功用在于领导个人以改造社会；信仰宗教的人必要直接或间接参加政治上的活动。

这六点之中，“进化”一词出现频率最高，究其根由，乃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传入以及科学思想的西风东渐。对于《旧约》上讲述的神迹，吴雷川反对以迷信的视角看待，“写福音书的人是根据口传，用一种象征的说法，遂使后来人们将宝贵的灵性经验，误认为当时神秘的现象。”而其念兹在兹的“改造社会”“参加政治上的活动”，则是处于大变局之际知识分子试图为中国寻找出路这样一种普遍心态的折射——从其中，可以看出吴雷川与时俱新的能力以及改造社会的深切愿望。

从1922年开始，吴雷川致力于宗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沟通，并主张改革中国社会。为此，他发表了大量文章阐述自己的思想，并出版著作五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耶稣的社会理想》、《基督经验谈（与徐宝谦合编）》、《基督徒的希望》和《墨翟与耶稣》。

吴雷川不通外文，从未踏出过国门，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神学训练，但精进勤修和深厚的儒学根底为他提供了独特的门径。儒耶比较正是他重要的治学方式。1940年，他在《孔子与耶稣》一文中写道：“要将耶稣与孔子比较一番，应当分为三部分来观察：第一是他们的哲学思想及其修己治人的主张；第二是他们一生的行履及其人格之表现；第三是别人传说他们所有的灵异和他们的门徒对于他们信仰的程度。”

在儒耶的比较中，吴雷川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新约》书上所说的圣灵就是儒书上所说的仁”。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中，吴雷川从六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论证，这反映出他研读《圣经》的独门心法。耶稣对门徒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圣灵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在吴雷川看来，这句话对应的是《论语·卫灵公》中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唯如此，不足以破解那句话的奥秘，“因为耶稣为人舍命之后，仁的道理就炳在于当世……那时他的门徒必然心中都受了感动，岂不就是圣灵来到了门徒中间么？”

在吴雷川看来，孔子和耶稣，“同是唯一爱国的志士仁人”，“同具人格的感化力”，孔子和耶稣的人格，就在他们各人的言论、品德、事功上显明出来，是乃古之所谓三不朽，即我们所当崇拜而效法者也”。对吴雷川来说，归根到底，还在于用西方宗教的精神增益中国文化，帮助中国社会。

1937年，华北沦陷于日本人之手，大学纷纷南迁，就职于燕京大学的吴文藻教授（冰心丈夫）也决定前往云南大学，创办社会学系。临行前，燕大社会学系的同学们请校长吴雷川题写了清代词人潘之博的《贺新郎》，作为礼品相送。

悲愤应难已。问此时，绝裾温峤，投身何处。莫道英雄无用武，尚有中原万里。胡郁郁今犹居此。驹隙光阴容易过，恐河清不为愁人俟。闻吾语，当奋起。

青衫搔首人间世。叹年来，兴亡吊遍，残山剩水。如此乾坤须整顿，应有异人间起。君与我，安知非是。漫说大言成事少，彼当年刘季犹斯耳。旁观论，一笑置。

潘之博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其人刚健果决，雄才勇武。潘的这首送给友人的词作，借用温峤、刘邦之典，既有山河破碎的悲怆，也有舍我其谁的豪迈，读之如闻拔剑击节之声。而吴雷川选择此词题写，除了勉励后生，亦有明志自决之意。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关闭。著名汉奸、“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想借用吴雷川的名声，遂邀其出山任职。而吴闭门谢客，坚拒不出，他终日悲愤满怀，竟至绝食而逝。

50年后，吴雷川题写的《贺新郎》条幅依然悬挂于冰心的客厅。

探究吴雷川一生，虽然办学成就斐然，当过两所名校的校长并历任政府高官，然而时局动荡，世道浇漓，他改造社会的理想并未实现，可以说是一个抑郁满怀的失败者。斯人远逝，其事几近湮没，然而，其德其言其功却犹如烛火，发着幽微之光，以供后来有心之士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