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长江（1909—1970），男，四川内江人。原名：希天。他是中国杰出的新闻记者，中国新闻家，社会活动家。他生前写过大量的出色的新闻报道，担任过新闻机构的领导工作，为全国的新闻事业做出很大贡献。 1991年，中国记协与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联合设立了“范长江新闻奖”，这是表彰奖励我国中青年新闻工作者的全国性高层次新闻奖。该奖项于2005年与“韬奋新闻奖”合并成为“长江韬奋奖”。

中文名：范长江

别名：希天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四川内江

出生日期：1909年10月16日

逝世日期：1970年10月23日

职业：新闻记者、编辑

毕业院校：中法大学重庆分校、中央政治学校、北京大学

代表作品：《陕北之行》

1909年10月，范长江生于四川省内江县赵家坝村(今内江市东兴区田家办事处)。

范长江自幼就随堂兄弟跟着祖父学习识字读书。他也时常仿照祖父的模样和腔调，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念着先祖范仲淹先忧后乐的名言。1927年初，报考黄埔军校未果的范长江进入中法大学重庆分校学习。中法重庆分校是共产党员吴玉章创办的一所宣传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范长江在这里逐渐接受了反帝反军阀的思想，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和同学们一道在街头进行反帝反军阀的宣传讲演。“南京事件”发生后，范长江参加了事件后的示威，并与镇压示威的反动军阀斗争，成为反动军阀在四川通缉的对象，他被迫离开重庆，来到武汉。为谋生计，范长江加入了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教导团，成为一名学生兵，并随贺龙转赴南昌。8月1日，范长江参加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后，范长江随部队转战途中遭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攻与部队失去联系，辗转到了南京。

1928年秋，范长江考入中央政治学校。该校原名中央党务学校，是国民党政府培养行政干部的大学，蒋介石兼任校长。范长江选学了乡村行政系，打算“将来在穷乡僻野中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在这里，范长江加入了国民党。但是，“九一八”事变改变了范长江的梦想。范长江清醒地认识到，抗日救国是出路，而国民党培养所谓人才的地方，并非他的归宿。于是，范长江换掉学校的制服，秘密离开了南京。在留给学校当局的信中，范长江公开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合理的教育应当是启发青年的思想，使他们能对宇宙和人生的法则有正确的把握，然后配合着各时代的环境，培养他们服务于人类、国家的能力”。在离开学校的同时，范长江宣布他脱离国民党。

1932年初，范长江来到北平，在黎锦熙主持下的国语大辞典编纂处谋得一份剪贴资料的工作。同年秋天，经过自己的努力及友人之助，他进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

在北大期间，范长江广泛涉猎哲学、政治、经济、英语等书籍，以丰富自己，并时刻关注抗日形势的发展。他经常苦思冥想：如何用正确的哲学思想来为现实服务？一次上课时，他向教授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全国人民要求抗日而政府不抗日，怎么办？二是一个人肚子饿了，自己又没钱，铺子里却堆满食物，能不能拿来吃？回答是：这不是哲学的事，哲学主要是为了弄明白各学派的情况，不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教授的答案再次让范长江对大学教育失去信心，他决定走出书斋，投入到现实的抗战中去。

1933年下半年起，范长江正式开始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益世报》等撰写新闻通讯，内容多为文化教育方面。由于他文笔精练、视角独特，引起了天津《大公报》社的注意。《大公报》社总经理胡政之还亲自出马，请范长江专为《大公报》撰稿。《大公报》是当时有全国影响的报纸，知名度很高，范长江遂答应下来。这年年底，经过调查研究，范长江先后写出《佛学在北大》、《陶希圣与“食货”》、《顾颉刚与“禹贡”》、《北大研究院所藏明清档案及其整理》等数篇通讯，在《大公报》、《晨报》上发表。

在日本军国主义觊觎中国，全民抗战难以避免的时刻，范长江从一个记者的政治敏感意识到：中日一旦开战，沿海一带必不可久守，抗战的大后方肯定在西北、西南一带，因此，对这些地方进行考察和研究，很有必要。1935年5月，范长江以《大公报》社旅行记者的名义开始了他著名的西北之行。他从上海出发沿长江西上，在四川做短暂停留后，经四川江油、平武、松潘，甘肃西固、岷县等地，两个月后到达兰州。在兰州稍事休整后，他又向西深入到敦煌、玉门、西宁，向北到临河、五原、包头等地进行采访。

范长江的这次西部之行，历时10个月，行程6000余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沿途写下了大量的旅行通讯，真实地记录了中国西北部人民生活的困苦，对少数民族地区有关宗教、民族关系等问题也作了深刻的表述；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旅行通讯中还记载了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更为可贵的是，范长江第一次以写实的笔法公开、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踪迹，字里行间显然倾注了他对红军的同情，甚至不无敬意。范长江的这些通讯陆续发表于《大公报》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公报》的发行数量陡增。不久，当这些通讯汇编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后，出现了读者抢购潮，“未及一月，初版数千部已售罄，而续购者仍极踊跃。”接着数月内，此书又连出了七版，一时风行全国。西北之行结束后，范长江回到天津，被《大公报》社聘为正式记者。他接连又写出了《从嘉峪关说到山海关》、《百灵庙战后行》、《忆西蒙》等著名的通讯。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范长江毅然决定涉险去西安、延安等地进行采访，“本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到西安去，一探中国政治之究竟。”当时西北对外交通完全断绝，范长江利用各种私人关系，冒险飞赴兰州。他说服了甘肃省主席兼51军军长于学忠，特拨给军用卡车一辆，还选派了数名全副武装卫士随车护送前往西安。

1937年2月2日傍晚，范长江终于在乱军丛中，顶风冒雪，抵达西安。2月4日，在《大公报》西安分销处同仁的协助下，通过陕西省主席邓宝珊的介绍，范长江来到杨虎城将军的公馆。周恩来同志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来自绥远前线、冒着生命危险闯进西安，当时年仅27岁的《大公报》战地记者——范长江。在采访到周恩来后，范长江对西安事变的真相以及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有了深刻的了解，厘清了真相。

就在范长江计划刊发“西安事变”报道的同时，被张、杨释放回到南京不久的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西安事变”后的局势。

《大公报》从上海运到南京，报纸在显著位置登载了范长江连夜赶写的文章——《动荡中之西北大局》，该文像一枚炮弹，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不仅报道了西安事变的真相，而且清楚地传达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主张，轰动了朝野，人们争相购阅。蒋介石看了范长江的文章，内容与自己上午所作的报告截然相反，勃然大怒，将正在南京的《大公报》社总编辑张季鸾狠骂了一通，并命令此后严加检查范长江的文章和私人信件。

为深入了解陕北的情况，范长江向周恩来提出到延安去采访的请求，得到了同意。1937年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博古和罗瑞卿的陪同下，范长江到达延安。当天下午，“抗日军政大学”（即红军大学）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范长江先后见到了林彪、廖承志、朱德等。晚上，毛泽东在他工作的窑洞里会见了范长江，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当时共产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并建议范长江立即回上海，利用《大公报》的影响，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范长江是除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外，第一个正式以新闻记者身份进入延安的人，虽然他在延安只呆了一天时间，却深深感受到这里火热的抗日之情。

率先打开国民党新闻封锁大门的范长江一鼓作气，连续在上海《大公报》上刊登了他的《暂别了，绥远》，《宁夏进入记》，《陇东未走通》等约三万多字的长篇通讯。全国人民从这些通讯中，第一次看到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

在报道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范长江更多地了解了共产党，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的未来，清楚了自己作为记者的使命和任务。1937年11月8日，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范长江与中国文化运动的先驱胡愈之等团结全国广大进步记者，组成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这就是中国记者协会的前身。这一天，也成为后来的中国记者节。

1939年5月，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严密监视下的重庆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里，由周恩来作为介绍人，范长江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指定与周恩来、李克农单线联系。自此，范长江从一个民主主义的爱国主义者，进入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行列。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和平谈判代表团由重庆迁往南京，范长江被周恩来指名由华中解放区飞抵南京，任代表团新闻处处长，并担任中共对外发言人。此时，他不仅要经常发布代表团的各种宣言，还要接见频频来访的各界人士，向他们解释中共中央的政策和回答各种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宣传和平的一个窗口。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时任新华总社总编辑的范长江带领一批“新闻兵”，跟随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入北平，奉命接管国民党在北平的各新闻单位，组建北平解放后的第一张党报——《人民日报·北平版》，范长江也因此成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

在范长江准备出版《人民日报·北平版》的时候，北平市委书记彭真把范长江等人叫去开会，彭真说，市委刚刚进城，事情很多，人手不够，设想《人民日报·北平版》先出对开两版，以后再出四版。范长江等人认为，国民党的《华北日报》还出对开四版，我们是胜利者，无论如何不能少于四版，而且两版容量太少，内容很多不好安排。长江还说，他愿立出四版的军令状：保证报纸不出大错误，保证每天只睡4小时，完不成任务愿受处分。

长江带领的这支队伍很年轻，但他很快把大家凝聚在一起。他培养年轻记者编辑不遗余力，指点他们的作品时，在政治思想、方针政策上严格斟酌，文理逻辑上认真推敲，连字都要写得工工整整。他要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1950年1月，范长江被任命为《人民日报》社社长。

正当范长江英年盛名、大有作为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范长江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长期被关押，受尽折磨摧残。

1970年10月23日，在范长江被关押的地方——河南省确山的一个农村机井里发现了范长江的遗体。虽然多数媒体都以“自杀”来评述年仅六十一岁的范长江，但事实上，范长江的死至今都是一个谜。

1978年，共产党结束了那段不幸的岁月后，范长江获得了平反。同年12月27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了范长江同志追悼会，以迟到的追悼会为这位著名的记者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亲自主持了追悼会。

妻子沈谱，沈钧儒之女。

长子范苏苏

次子范东升，文革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第一届本科生，现为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三子范小军

四子范小建，曾任国家农业部副部长，现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扶贫办主任、党组书记。

范长江开朗热情，善交朋友。他常说，做记者重要的是交朋友，而且要交各式各样的朋友，上至军政要人，下至黎民百姓，什么人都要交，朋友越多，新闻来源越多，越能写出有分量的报道。从他的代表作《中国西北角》可以看出，长江的朋友无所不有：从政府的部长，军队的司令，以至土司、活佛、喇嘛、纤夫、水手等。他去采访时，还尽量帮助人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并经常同被采访对象保持联系。正是这种广交朋友的气概，使他采访路子广，新闻触角多，同时代的记者几乎无人能比。

范长江参加过南昌起义，是第一位报道红军的国统区记者。抗战中他是活跃在各战区的战地记者，周恩来同志在给他的信中写道：“听到你饱载着前线上英勇的战讯，并带着光荣的伤痕归来，不仅使人兴奋，而且使人感念。”解放战争中，他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亲眼看到毛主席指挥三四万人，打败胡宗南二十余万人。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长江带领一批“新闻兵”，跟随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入北平，成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

当时他任新华总社总编辑，奉命接管国民党在北平的各新闻单位，组建北平解放后的第一张党报——《人民日报·北平版》。时任新华社北平分社社长的李庄同志回忆说：“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同志召集我和长江等人开会。他说市委刚刚进城，事情很多，人手不够，设想《人民日报·北平版》先出对开两版，以后再出四版，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和长江都认为，国民党的《华北日报》还出对开四版，我们是胜利者，无论如何不能少于四版，而且两版容量太少，内容很多不好安排。长江还说，他愿立出四版的军令状：保证报纸不出大错误，保证每天只睡4小时，完不成任务愿受处分。”

长江带领的这支队伍很年轻，但他很快把大家凝聚在一起。他培养年轻记者编辑不遗余力，指点他们的作品时，在政治思想、方针政策上严格斟酌，文理逻辑上认真推敲，连字都要写得工工整整。他要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1950年1月，长江被任命为人民日报社社长。这时报社闹稿荒，当时正好放映前苏联影片《大转变》，是描写斯大林格勒战役的。长江抓住这个时机，提出报社工作也要来个大转变，把能派出去的人都派出采访，抓稿子。他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决胜于社门之外”。不少人对这个决策半信半疑，但长江坚持不动摇。几个月后，稿子源源而来，报社工作由被动变为主动。

《人民日报》记者金凤回忆说：“1950年初，范长江来到《人民日报》任社长。他不定期地举办‘飞行集会’，常突然地召集编辑部全体人员会议，随时传达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批评或表扬某个工作人员，或者让大家对当天的报纸提意见，或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当场回答。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突然向某某编辑或记者提出一些问题，常常让某人张口结舌，回答不出来，十分窘迫。弄得大家心情十分紧张，不知道今天是不是会被长江同志点中。其实，这是社长对编辑、记者的一种当场考试，是一种严格的职业训练。长江同志提的问题并不刁钻古怪，本来是记者、编辑应该知道的，不过这种方式毕竟太特别、太尖锐了，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他从来也没有批评过我们这些新同志，他只要求我们能很好地完成报道任务。

范长江对一些工作疲沓的老同志颇不客气，批评他们凭老资格吃饭，工作上不力求上进。有些人对他雷厉风行的作风很不习惯，对他的尖锐批评也很不满意。也许这是长江的缺点，但也恰恰是他的性格。”

范长江还谆谆告诫大家，要清醒地认识人民日报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作用。报社每个工作人员都要兢兢业业，不能“大致差不多”就算了。韬奋办报刊多么周到精细，一点不含糊，数十年如一日。不要以为“我过去在老解放区就是这样做的，那时还受到过表扬呢！”要知道，时代不同了，环境不同了，自己所处的地位不同了，从前可以的，现在就不行。他还说，靠中央党报的牌子、地位吓唬人是不行的，要自己真有领导舆论的本领才行。

范长江五十年前对新闻工作基本规律的概括和总结，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今天看来，许多观点仍未过时，并不乏真知灼见。他认为“新闻，就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事实。”他指出“新闻是报纸的生命，是报纸的灵魂。”“新闻必须是事实，谣言不是新闻，感想不是新闻，一定是事实。”而且“必须是新的事实，有代表性的事实。”

范长江认为，记者要有健全的人格。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有高尚的职业道德。他说：“在时局艰难的时候，新闻记者要能坚持真理，本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实在非常重要。”他还说，一个记者，如果能为一个伟大的理想工作，那是很值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

正当范长江英年盛名、大有作为的时候，腥风血雨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长江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长期被关押，受尽折磨摧残。1967年，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的范长江被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关押起来，这成了范长江厄运的开始。1969年3月，被定性为“反革命”，长期遭到关押的范长江，随首批500名劳动改造和接受锻炼、批判的人员来到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瓦岗镇薄山林场芦庄林区（中国科学院五七干校所在地）。范长江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中度过了近两年的时光。1970年10月22日晚，对范长江的批斗会一直持续到深夜。在确山五七干校大门前五六十米处，是范长江经常挑粪浇灌的菜园子，菜园旁边是一口深7米、直径为1.4米的水井。1970年10月23日早晨起来，五七干校的监管人员发现范长江不见了。早上7时多，有人在菜园边的水井里发现了范长江的遗体，已浮在水面上了，且只穿了一身单薄的衣服。至于死因，或是投井自尽，或是失足坠落，或是其他，无人能说清。五七干校院内，并没有多大反应。上午10时左右，监管人员从隔墙的芦庄大队加工厂叫了几个工人，把范长江的尸体从井中捞出，用塑料布裹住，抬到离干校七八百米远的一个山涧阴沟里，草草掩埋了。他的死至今都是一个谜。

1978年12月27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了范长江同志追悼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胡耀邦同志亲自主持了追悼会。

范长江同志曾写过一首纪念鲁迅的诗：“横眉冷对众虎狼，俯首甘随牧牛郎。层层迫害骨愈坚，种种欺蒙瓦上霜。手无寸铁兵百万，力举千钧纸一张。坚持真理勇战斗，先生火炬照四方。”

这可以成为我们坚持真理，清正廉洁，正直正派的新闻工作者的座右铭。

1935年5月1日起，范长江以天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名义南下，经烟台、青岛到上海，再沿长江西行，赴重庆、成都，沿作撰写旅行通信，5月10日起在该报发表。7月14日，又从成都出发，开始西北之行，至1936年6月结束。

1936年8月，他将这次施行所写的通讯汇集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出版。这些通讯揭露了日本侵略帝国主义的危机。国民党统治的腐败，黑暗与各族人民的痛苦生活。更为可贵的是，该书首次客观而真实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行踪和影响。

他的通讯作品，以其特有的风格和深远的影响，为我国新闻通讯写作提供了新经验与新样本，在我国新闻史上有重要地位。

范长江25岁时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从成都出发，经川西、陇东、祁连山、河西走廊、贺兰山、到内蒙古……他走遍大半个中国，经历了长达2000余公里的跋涉。这段劳途不亚于两万五千里长征，不但如此，他还采写了大量通讯报道，真实地记录了中国西北部人民的苦难生活。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他不顾个人安危直奔事变中心，对周恩来进行采访。抗日战争爆发后，范长江又“冒着敌人的炮火”深入战地采访，写下了大量战地通讯报道。周恩来在给他的信中说：“听到你报道的前线上英勇的战讯，并带着光荣的伤痕归来，不仅使人兴奋，而且使人感念。”每想到此就不免令人心潮澎湃！

范长江新闻奖，是以中国杰出的新闻工作者范长江的名字设立的新闻奖。1935年，我国处于民族危亡的年代，26岁的范长江以天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到贫穷落后的大西北采访，他看到了当地人民的苦难，也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他以极大的爱国主义热情，连续发表了反映当地人民备受煎熬压迫、各界抗日激情高涨以及工农红军坚持战斗的通讯，引起国人的关注。范长江也因此一举成名。后来他又为我国的新闻事业奋斗几十年，一直到1970年逝世。他曾经担任新华通讯社总编辑、人民日报社社长，他还是中国记协的前身--1937年成立的“中国青年记者协会”的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范长江是中国新闻界著名的杰出的代表，用他的名字设立我国中青年优秀新闻工作者的最高奖，鼓励广大新闻工作者开拓新闻事业的未来，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范长江新闻奖是中国记协主办的全国中青年记者的优秀成果最高荣誉奖，也是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常设的全国性新闻奖。

本奖从1991年起每三年举办一次，但自2000年起本奖改为每两年举办一次。

2005年根据中央关于《全国性文艺新闻出版评奖管理办法》的精神，与韬奋新闻奖合并为长江韬奋奖。

纪念范长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

2009年11月9日，纪念范长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出席并讲话。范长江同志的亲属和生前好友、原工作单位和家乡代表、部分老新闻工作者、中国记协常务理事、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获奖者等参加了座谈会，百余人汇聚一堂，共同缅怀这位杰出的新闻记者。

中国记协主席田聪明、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恒权、新华社总编辑何平、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以及范长江同志亲属代表范小建，老新闻工作者代表杨翊，范长江同志家乡代表唐利民，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获奖者代表栾俊学在座谈会上发言，会议由中国记协党组书记翟惠生主持。

2009年10月16日是我国现代著名记者、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前身“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的主要发起者和领导人之一范长江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范长江1909年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市农村，青少年时代就追求革命、追求进步，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他深入中国西北地区考察采访，公开报道了红军长征，采写了《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等经典作品。1939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新华社总编辑、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等新闻宣传单位重要领导职务，为创建和发展党的新闻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纪念范长江同志，每年的11月8日，即他创建“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的日子被国务院确定为“中国记者节”。以他名字命名的“范长江新闻奖”，成为我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

2009年是范长江的百年诞辰，政府决定以此为契机，筹建范长江纪念馆，作为对这位新闻巨子的纪念。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于2006年8月19日还正式作出了《关于同意修复范长江先生故居的复函》的批示。

范长江纪念馆总占地1800亩，其中包括核心区60亩，故居建筑面积1400平方米以及水体面积4879平方米的范长江纪念馆。工程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对范长江故居进行修复性建设，并对周边环境进行设计。根据范长江的工作性质，工程计划把中心地带的造型定为喇叭形，同时在中心景观上将笔的形态进行变形，将竹捆扎起来，形成笔筒，中心栽种竹子，象征笔杆，再用竹廊连接。碑林和景墙，象征报纸。

随着范长江纪念馆的建成，一系列纪念范长江的活动也将随之在内江，其中包括建设范长江主题公园、命名范长江学校、场馆、组建范长江新闻学院等一系列活动。据范长江的儿子介绍，范长江的夫人沈谱（沈钧儒之女）对于纪念馆的修建工作非常重视，90岁高龄的她在医院中得知这一消息之后，感到十分欣慰。而参加座谈会的新闻界人士则一致认为，范长江纪念馆的修建为有新闻理想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朝圣”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