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钟声（1881—1911），浙江上虞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话剧创始人。早年临笔，书法遒秀，尤功油画。1898年赴德国留学，回国后任广西法政学堂监督及洋务局总办。不久，因不满满清政府腐败，愤而辞职。1903年参与组织中国新剧剧团春阳社，编演进步话剧。为扩大新剧影响，奔走苏杭，进行演出。一度东渡日本，1907年回国，创办文艺新剧场，串演新戏，编排《秋瑾》、《徐锡麟》、《爱国血》、《共和万岁》等一批宣传革命、颂扬革命志士的新话剧，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王钟声参加光复上海，之后又前往天津策划运动军界，以为内应，与革命党人酝酿起义，不幸事泄，1911年12月3日被满清政府逮捕杀害。

中文名：王钟声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浙江上虞

出生日期：1881年

逝世日期：1911年

职业：革命家、戏剧家

信仰：三民主义

主要成就：参加辛亥革命

王钟声（1881—1911），浙江上虞人，出生于浙江上虞一户富足的官宦家庭。在国内教会学校学习外语，再赴海外留学，以博取更为光明的前程，这在晚清殷实富户中，成为一种时尚。在留洋风潮的推动下，少年时代的王钟声先赴上海教会学堂学习德语、法语。1898年，前往德国得来伯西大学留学，学习法政。1906年，学成归国的王钟声先在广西巡抚处当幕僚，之后又任职于官办的广西法政讲习所和广西洋务局。有优越的家世，有留洋的背景，有体面的职业，在时人眼中，这样的优质男人无论如何也不至于沦落到“戏子”的地步。但是，1907年的一天，王钟声突然对家人宣布：要到上海，组织剧团，学习演戏。这番告白显然让这个观念保守的封建家庭炸开了锅。在等级观念森严的封建社会，作为“三教九流”中的末业，“戏子”是受人歧视，遭人白眼的“下等人”。王家在当地是望族，父亲和哥哥都是朝廷命官。以家人的老眼光来看，作为家族的男性后代，他理应不负家长厚望，步前辈后尘，在仕途上有所作为，以兴家望族；实在不行，他还可以选择经商，以为家族积聚财力；他怎么可以选择当“戏子”，让家族蒙羞？面对家人一片嘘声的质疑和苦口婆心的劝阻，他“狠心”地选择了坚持，给家人留下一种遗憾，而这种遗憾却成就了中国戏剧史和革命史的一段辉煌。

逆家族意愿而动的“狠心”背后，自有“难言之隐”。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随着国内民众反清呼声的高涨和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中国同盟会在广西的组织建立，并在学校等革命空气相对浓厚的地方发展会员。目睹国家积弱和政府腐败，在广西法政讲习所任教期间的王钟声秘密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晚清政府对革命党人的镇压是不遗余力的，家族连坐法的厉害也让革命志士基于安全和保护家人的考虑隐瞒自己的身份。王钟声留洋所学的专业是法政，戏剧和其所学专业风马牛不相及，况且革命方式有很多种，他为什么偏偏钟情于戏剧呢？原来，广西法政讲习所设官、坤两班，王钟声曾经负责过坤班的管理。在与戏剧的短暂接触过程中，他意识到，高雅的戏剧是一种教育方式，是一种唤醒民智的高尚艺术。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用高雅的戏剧这轮明月，为在清政府黑暗统治森林中踌躇徘徊的国人指出一条通向全新社会的路，不也是一种很好的革命方式吗？

有革命斗志和爱国情怀的鼓舞，王钟声将演戏这门离所学专业十万八千里的事业，干得有声有色。1907年，王钟声赴上海，在马相伯等名士的赞助下，创建了中国国内第一个专演新剧的团体——春阳社；同年，王钟声亲任主演，组织春阳社在上海公演根据美国斯托夫人小说改编的话剧——《黑奴呼天吁》，开中国人在国内首次演出话剧之先河；在春阳社的历次演出活动中，王钟声将西方话剧演出形式和中国传统剧种演出形式相比较，用分幕方法编剧，用灯光做布景，成为国内舞台布景的第一人；1908年，王钟声和同为艺人的任天知，为扩大新生话剧的阵营，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以培养戏剧专门人才为宗旨的“通鉴学校”。如此多具有开创意义的第一，无疑为他赢取了“中国话剧先驱”的历史声誉，也为春阳社赢得了足够的票房，来自全国各地的邀请函像雪片一样飞来。

应时而动是商界的生存之道。1909年9月，建于清光绪年间的天津大观园，经过重新装修后，改名为大观新舞台（又称大新舞台）。为顺应民心思变的形势，吸引更多观众以增加营业收入，大观新舞台的股东宋则久、经理张少甫等决议改变原有经营方针，走文明新戏路线。在合作伙伴的选择上，王钟声所统率的“春阳社”成为首选。在江浙沪一带，“春阳社”的表演早就以其嘲笑讥讽时弊、提倡移风易俗、呼吁社会改良的特征而广受赞誉了，这种表演风格被时人昵称为——文明新戏。

收到大观园表演邀请函之后，王钟声欣然应允。独特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使得天津这片土地向来受到各派力量的青睐。即便这里戒备森严，但对像王钟声一样充满爱国情怀的革命者来说，值得冒死一试。更何况，可观的出场费，怎能不让急需筹集革命经费的他怦然心动。

中国要富强，必须革命；革命要靠宣传。宣传的办法，一是办报，二是改良戏剧。这是王钟声关于戏剧之于辛亥革命作用的真情宣言。在天津组织演出期间，他用行动争取着这种作用实效的发挥。春阳社的表演果然给力。来到天津后，剧团毫无保留地推出了若干经典剧目。演员们用《孽海花》、《宦海潮》、《官场现形记》、《张文祥刺马》、《热血》、《鸣不平》等剧目来揭露清王朝统治者的黑暗腐败；用《新茶花》、《秋瑾》、《徐锡麟》、《缘外缘》等剧目来歌颂爱国志士。这些剧目在天津民众中引起了激烈的反响。对于王钟声，天津这片舞台是他的阵地，文明戏是他的武器，文明戏中所蕴含的新思想则是他的子弹，他正是用这颗子弹，击中了天津民众内心深处那颗因不满社会现状而希望变革的心，从而达到了宣传革命思想，启迪民众爱国情绪的作用。

在朝廷眼皮底下宣传革命，要想过得舒服是不可能的。1911年7月，满清政府寻找借口，拘捕王钟声，将其押解回浙江原籍。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身为上海革命军政府参谋长的王钟声不顾安危，再次来到天津，利用其在这里的人脉和人气，召集同行故旧，积极酝酿北方起义。

然而，长期以来从事文艺工作的经历，使这位革命猛将身上性情中人的率真多过政治家的机敏和谨慎。1911年11月底，由于保密工作做得不到位，王钟声召集革命党人在天津奥租界刘子良寓所聚会的消息被清廷密探侦破，12月3日晚间，王钟声等人被满清政府秘密逮捕并当场搜获革命文件、信函若干。这一次，王钟声知道在劫难逃了。面对审讯，王钟声直言不讳，坦然承认自己是革命党人，来天津就是为开展革命活动；面对恫吓，王钟声据理力争，称“九月初九上谕，大开党禁，非据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我就算是革命党，你们又能拿我怎么样！”负责处理此事的天津镇总兵张怀芝理屈词穷，只好在请示上级后，胡乱给王钟声加了个“行营拿获奸细”的罪名，处以死刑。牺牲前，王钟声再度表现出革命者的尊严，他提出革命党人不怕死，但斩首太野蛮，请改用枪击的形式处决。面对刽子手的枪口王钟声高呼革命的口号，壮烈牺牲。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王钟声牺牲的经过就像他戏里演的英雄人物一样，他的人生为辛亥革命的壮烈篇章书写了重要的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