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中文名：鲁迅

别名：长庚、风声、尊古等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今浙江省绍兴市绍兴县)

出生日期：1881年9月25日

逝世日期：1936年10月19日

职业：公务员、教师、作家

毕业院校：南京矿路学堂、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中途弃学）

主要成就：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中国翻译文学的开拓者 中国现代思想解放先驱 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的伟大导师

代表作品：《呐喊》《彷徨》《朝花夕拾》《野草》《华盖集》《中国小说史略》等

原名：周樟寿，周树人

字：豫山、豫才

朱安：鲁迅的合法妻子（1878—1947），浙江山阴丁家弄（今绍兴市丁向弄）人，1906年28岁时与25岁的鲁迅完婚。她与鲁迅做了二十年的挂名夫妻却完全过着独身生活。鲁迅母亲的生活一直是由她照顾。

许广平：鲁迅的爱人（1898—1968），广东番禺人，曾是鲁迅的学生，她照顾着鲁迅后半生的生活。

光绪十八年（1892年），入三味书屋从寿镜吾读书，课余影描图画。与章闰水建立友谊。

光绪十九年（1893年），祖父周介孚因事下狱，父周伯宜又抱重病，家产中落，全家避难于乡下。每每为父亲出入于质铺及药店，遭人冷眼。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父亲去世。家境益艰。于本年开始写日记。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家族开会分房，分给鲁迅他们的既差且小，鲁迅拒绝签字遭到叔辈们斥责，倍感世态炎凉。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4月，入南京水师学堂，改名周树人。12月，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学开矿。这期间接触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对他以后的思想具有一定影响。除读新书外，爱骑马运动，敢于和旗人子弟骑马竞赛。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1月，矿路学堂毕业。3月，公费赴日本留学。4月，入弘文学院普通科江南班（为日语学习速成班）。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剪辫。课余喜读哲学与文艺之书，尤注意人性及国民性问题。

光绪三十年（1904年），4月，于弘文学院结业。6月，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9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肄业。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月，课间观“日俄战争教育片”，深受刺激，决定弃医从文。6月，将学籍列入“东京独逸语协会”所设的德语学校。夏秋间，被骗回国与朱安结婚。旋即复赴日本，7月，从仙台回到东京，不再入学读书，专门从事文艺译著工作，此后几年通过不同方式学习了德语，俄语。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从章太炎先生学习，为“光复会”会员，并与二弟作人译《域外小说集》，期间生活艰难，以校对书稿补贴生活。

宣统元年（1909年），《域外小说集》二册出版。

宣统元年（1909年）8月，归国，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和化学教员兼任日本教员铃木珪寿的植物学翻译。

宣统二年（1910年），8月，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1911年，写个人的第一篇小说文言小说《怀旧》。

民国元年（1912年），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八月任命为教育部佥事。从本年起至1917年，他大量抄古碑，辑录金石碑帖，校对古籍，其中也对佛教思想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民国六年（1917年），7月7日，因张勋复辟乱作，愤而离职，14日，乱平即返部。

民国七年（1918年），1月，参加《新青年》改组，任编委。

民国九年（1920年），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中国小说史，6月，读《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盛赞译者。9月，发表小说《风波》。

民国十二年（1923年），8月，小说集《呐喊》出版；与弟弟周作人分居，迁至西四塔胡同61号居住，分居原因不明。12月，作《娜拉走后怎样》演讲，兼任女师大，世界语学校教师；《中国小说史略》上册出版。

民国十三年（1924年），7月，赴西安讲《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8月返京。11月，《语丝》周刊出版，鲁迅在首期发表《论雷峰塔的倒掉》，自此鲁迅成为《语丝》作家群的主将之一。

民国十四年（1925年），“女师大风潮”进一步升级，鲁迅因支持进步学生正义斗争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免除佥事职务，同年，鲁迅向平政院状告章士钊。

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三一八惨案”发生。4月，鲁迅作《死地》《记念刘和珍君》等抨击段祺瑞政府屠杀学生的罪行，遭追捕，避难于山本医院。避难期间笔耕不辍。8月，《彷徨》出版，赴厦门大学任国文系教授。12月辞职。

民国十六年（1927年），1月赴中山大学任教。3月，与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会见。4月1日，赴黄埔军校发表演讲《革命时代的文学》，12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29日，营救进步学生无果愤然辞职。8月，发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9月，致信台静农，拒绝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离开广州赴上海，并与许广平在上海开始同居生活。12月，与梁实秋等人就“第三种人”、“自由人”发生论争，双方争论持久，影响巨大。

民国十七年（1928年），春，参加中国革命互济会。本年，与创造社、太阳社大部分成员就“革命文学”问题论争。是年开始大量搜集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为之翻译。同时开始提倡革命美术，倡导现代木刻运动。

民国十八年（1929年），9月27日，许广平生子，鲁迅为其取名“周海婴”。年底，与冯雪峰多次磋商组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民国十九年（1930年），2月，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为发起人之一。3月2日，出席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被选为常务委员，作《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演讲。

民国二十年（1931年），1月20日，柔石被逮，鲁迅离寓避难。28日回旧寓。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29日，遇战事，在火线中。次日避居内山书店。二月六日，由内山书店友护送至英租界内山支店暂避。与艾青等人发起“春地美术研究所”。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月，蔡元培函邀加入“民权保障同盟会”，被举为执行委员。2月17日，蔡元培函邀赴宋庆龄宅，欢迎萧伯纳。作《为了忘却的纪念》怀念柔石。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月，与郑振铎合编的《北平笺谱》出版。5月，编序之木刻《引玉集》出版。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2月开始译果戈里《死魂灵》。6月，集成《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并作长序。

鲁迅的小说选材独特，在题材的选择上，鲁迅对古典文学中只选取“勇将策士，侠盗赃害，妖怪神仙，才子佳人，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的模式做出了改革，以“为人生”的启蒙主义式的创作目的，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他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鲁迅在处理这些题材时又具有极其独特的眼光。在观察和表现自己的主人公时，他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即始终关注着“病态社会”里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精神“病苦”。因此，在《故乡》中，最震动人心的不是闰土后来的贫苦，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麻木。对知识分子题材的开掘，又着眼于他们的精神创伤和危机，如《在酒楼上》老辣的眼光看到了辛亥革命中独战多数的英雄摆脱不了孤独的命运，在强大的封建传统压力下又回到原点，在颓唐中消耗着自己的生命。鲁迅的这些改革在《呐喊》和《彷徨》中就演化为“看/与被看”与“归乡”两大小说情节、结构模式。小说《示众》中所有人的动作只有“看”，关系也只有“看”与“被看”，由此形成了“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在《狂人日记》、《孔乙己》、《祝福》等小说中都有展现。而在“归乡”模式中鲁迅不仅讲述他人的故事也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影响，构成一个复调，如在《祝福》中，讲“我”、“祥林嫂”与“鲁镇”的三重关系，这个关系中既包含“我”与“鲁镇”的故事，又包含祥林嫂与鲁镇的故事，然而读者往往忽视前者，前者讲一个“永远漂泊者”的故事，后者讲一个封建社会吃人的故事。两个故事相串联，以祥林嫂的问题拷问“我”的灵魂，从而揭示“我”与鲁镇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类似这种模式的小说还有《故乡》、《孤独者》和《在酒楼上》。

30年代的鲁迅的创作精力主要放在杂文上，然而他并未忘记小说的创作，并贡献了他最后的创新之作《故事新编》。这部小说集依旧展现了鲁迅不羁的想象力与强大的创造力：对在《呐喊》和《彷徨》中创建的中国现代小说的创作规范进行新的冲击，寻找新的突破。在《故事新编》中，鲁迅有意识的打破了时空界限，采取“古今杂糅”的手法：小说中除主要人物大都有历史记载外，还创造了一些次要的戏剧性的穿插人物，在他们的言行中加入大量的现代语言，情节和细节。用现代语言自由发挥，以“油滑”的姿态对对现实进行嘲讽和揭露。同时在许多篇什中都存在着“庄严”和“荒诞”两种色彩与语调旋律，相互补充，渗透于消解。例如《补天》中，女娲造人时的宏大与瑰丽令人向往，而结尾，后人打着“造人、补天”的旗帜在死尸的肚皮上安营扎寨又显得极其荒诞，这种荒诞将前文的伟大感消失殆尽，并转化为一种历史的悲凉。

“将具体的、个别的人与事排除个别性、具体性、特殊性，做

与思想的天马行空相适应，鲁迅杂文的语言也是无拘无束而极富创造力的。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把汉语的表意、抒情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在他的杂文中：或口语与文言句式夹杂；或排比、重复局势的交叉运用；或长句与短句、陈述句与反问句的相互交错，混合着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与气势，可谓“深情并茂”。如《记念刘和珍君》中：“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酣畅淋漓，气势可观。而在另一方面，鲁迅杂文的语言又是反规范的，他故意地破坏语法规则，违反常规用法，制造一种不和谐的“拗体”，以打破语言对思想的束缚，同时取得荒诞、奇峻的美学效果。比如他有时将含义相反的或不相容的词组织在一起，于不合逻辑中显深刻：“有理的压迫”、“跪着造反”、“在嫩苗上驰骋”等等。

与《朝花夕拾》“闲话”风格截然不同的散文诗集《野草》则呈现了另一种“鲁迅风”。在《野草》里，鲁迅的笔下，涌出了梦的朦胧、沉重和诡异，鬼魂的阴森与神秘；神幻的场景，荒诞的情节；不可确定的模糊意念，难以理解的反常感觉；瑰丽、冷艳的色彩，奇突的想象，浓郁的诗情……这些“奇峻的变异”一大原因是语言的特殊——来自于日常生活用语的变异，集华丽与艰涩于一身。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野草》的变异的文体：明显的表现了散文的诗化、小说化（《颓败线的颤动》）、戏剧化（《过客》）。《野草》总的艺术特征是内敛的抒情倾向，它所表露的是灵魂的‘真”与“深”，是对于“人”自身存在困境的自觉体验与突围。鲁迅在这里借鉴吸收并成功地运用了象征主义手法，但比同时期李金发的硬性移植显然更加自主自如。因而也取得了艺术表现手法探索上的极大成功。《野草》以表现主题的不确定性，几乎包含了鲁迅情绪、性格甚至整个内心世界的各个侧面，它更是启蒙时期的文化批判者鲁迅向启蒙时期后的战斗者转折过渡阶段的心灵史。

鲁迅早年接受了严复《天演论》的影响，故而使得进化论的思想根深蒂固直接影响到他的学术研究。一方面，鲁迅认为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不断地变化发展着，具有求新求变的本质，它的变化发展不可阻挡。“进化如飞矢，非堕落不止，非著物不止，祈逆飞而归弦，为理势所无有。”人类社会不断地进化，“便是文章，也未必独有万古不磨的典则。”文学样式之一的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作为小说的初始形态，“迫神话演进，则为中枢者渐近于人性，一凡所叙述，今谓之传说”。另一方面，在文学不断进化发展的基础上，鲁迅认为文学还必须革故鼎新。“进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而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后的文学史研究中，鲁迅一直坚持着唯物论，从科学的客观性出发，坚持物质第一性，认为人的意识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和摹写。

其一，鲁迅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是为改造社会服务，不是兴之所至或为翻译而翻译。他在《域外小说集》序中说到：“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然的希望；认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介绍外国文学这一件事。”由此可见，鲁迅把翻译与社会变革及国民命运联系在一起。其二，带有受众选择性的启蒙翻译观。鲁迅明确将“译文读者”纳入到翻译研究中。他提到：“我们的译书，还不能这样简单，首先要决定译给大众中的怎样的读者。将这些大众，粗粗地分起来：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在此，鲁迅对译文读者进行了分类并指出针对不同的读者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他的这一翻译应为读者考虑的原则，与西方的接受美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三，“硬译”的翻译方法论。鲁迅于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硬译”的方法论，并在与梁实秋的论争中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翻译原则。鲁迅的这种观点绝非是要将“信”与“顺”对立起来，恰恰相反，他强调要兼顾两者。只是在“信”、“顺”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宁信而不顺”。理由是“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顺而不信的却会令人迷误，怎样想也不会懂，如果好像已经懂得，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了。”他所说的“不顺”即容忍一些不顺，并非故意保持不顺，是为了将译文“装进异样的句法。”“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这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汉语近百年来不断吸收新的表达法，得到了不断的完善与发展，如人们早已习用的“在……的领导下”、“当……时”、“就……说”、“罢工”、“掉鳄鱼眼泪”、“武装到牙齿”等表达方法就是通过翻译进入汉语中的。现代汉语发展的事实证明，鲁迅的这主张是符合语言发展的趋势的。

鲁迅书法可分早、中、晚三期，各有其特点。早期为1901年前，书作主要宗法唐宋，上窥二王行书，下掺时人笔意，字体稍偏双逸、秀瓦笔势较放，笔画多见瘦长线条，笔力也愁纱露，结体章法多茂密。此期间笔端时夹少年血气，故韵味稍逊。中期为1911年至1927年间，书作主要取法魏晋楷行，兼掺章草、篆隶法，书风向朴质、简练、含蓄、疏朗转变。但此期间书作面目较多：如有的存魏晋小楷笔意；有的颜行中兼掺二王法；有的笔画圆浑、书体质朴、章法疏朗；有的融入篆隶笔意、带章草体势；也有的是其前期书风的复出等等。凡此均可视为过渡期书作。晚期为1927年至1936年间，书法已定型成熟。在鲁迅早年坚厚功底和中期审美选择以及长期劳作、抄录的基础上，出于工用为目的的鲁迅书体从技法到审美已趋成熟和稳定，形成了独自的风格。在技法上，用笔以中锋圆转、藏而不礴的浑厚线条为主；结体因字成形、形疏意密为特点；章法疏朗雅洁、气缓意逸、洒脱自然为主要风貌。在审美上，以质朴、典雅、自然、古厚为宗旨。

鲁迅的创作生涯里也创作过许多优秀的诗歌。虽然总体数量并不是很大，但其艺术特点有着很多为人称道、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郭沫若曾评价道：“鲁迅先生无心作诗，偶有所作，每臻绝唱。或则犀角烛怪，或则肝胆照人。”鲁迅的诗歌，在古体诗创作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这些诗歌不仅内容丰富、朗朗上口，更有很高的艺术美感及思想特色，是革命丰富情感、完美艺术特质的良好的结合体。

鲁迅是20世纪的文化巨人，他在小说、散文、杂文、木刻、现代诗、旧体诗、名著翻译、古籍校勘和现代学术等多个领域都有巨大贡献。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奠基者，鲁迅创作的为数不多的小说建立了中国小说的新形式；他所创作散文更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他的所开创的杂文文体富有现代性、自由性、批判性和战斗性，是后世作家最常使用的“批判武器”，他所创作的杂文更是中国社会、政治、历史、法律、宗教、道德、哲学、文学、艺术乃至文化心理、民性、民情、民俗……的百科全书。几乎所有的中国作家都在鲁迅开创的基础上，发展了不同的方面的文学风格体式。作为翻译家他大量的翻译了外国的文学作品、科学自然作品为开启民智，引入先进的科学文化思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作为美术爱好者鲁迅大量引进了西方木刻、版画作品，并在精神、理论和精神等多方面支持青年人学习木刻、版画艺术，极大的推进了现代木刻、版画在现代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为现代中国的美术事业做出卓越的贡献。

作为一名学术研究者，一方面，鲁迅运用西方的文学观念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撰写了《中国小说史略》，其不仅结束了“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的时代，也创造了文学史著作的典型范例，“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郭沫若将其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并称为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双璧。另一方面他整理校对勘正了《古小说钩沉》《嵇康集》《汉画像集》《会稽郡故书杂集》等数十部古籍，为后世的古典文学研究留下了一笔巨大财富。

鲁迅堪称现代中国的民族魂，他的精神深刻影响着他的读者、研究者，以至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现代作家、现代知识分子。鲁迅同时又是20世纪世界文化巨人之一。他创造了“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并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的“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文学。他与同时期的世界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一样，在关注本民族的同时，也在关注着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并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鲁迅一生追求民主，早在新文学运动伊始时期便向封建旧文化宣战，不断与压迫民众的旧思想旧文化斗争。“女师大学潮”发生后与迫害学生的军阀进行论争，鲁迅不畏强暴执笔对战，显示出一个正直文人的气概。尔后国民党统治之下又大胆披露其黑暗统治。三十年代又与共产党内左倾的错误文艺路线进行斗争，其后与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合作成立了无产阶级文艺思想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鲁迅作为左联的盟主领导左联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文艺妄图绞杀无产阶级文艺的阴谋。

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的民族英雄。”“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金良守（韩国文学评论家）：“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法捷耶夫（AlexanderAlexandrovichFadeyev，苏联作家）：“鲁迅是真正的中国作家，正因为如此，他才给全世界文学贡献了很多民族形式的，不可模仿的作品。他的语言是民间形式的。他的讽刺和幽默虽然具有人类共同的性格，但也带有不可模仿的民族特点。”他又评价鲁迅为“中国的高尔基。”

郭沫若（诗人、学者）：“鲁迅是革命的思想家，是划时代的文艺作家，是实事求是的历史学家，是以身作则的教育家，是渴望人类解放的国际主义者。”

竹内好（TakeuchiYoshimi，日本文学评论家）：“鲁迅是现代中国国民文化之母。”

胡适（现代思想启蒙家）：“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

王蒙（共和国前任文化部长，当代著名作家）：“我们的作家都像鲁迅一样就太好了么？完全不见得。文坛上有一个鲁迅那是非常伟大的事。如果有五十个鲁迅呢？我的天！”

夏志清（美籍华人，著名文学史家）：“大体上来说，鲁迅为其时代所摆布，而不能算是他那个时代的导师和讽刺家。”

成仿吾（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中国人有一种通病，小说流行的时候，便什么文字都叫小说，这是很容易使人误会的事情。作者是万人崇仰的，他对于一般青年的影响是很大的，像这样鱼目混珠，我是对于他特别不满意的。”

蒋梦麟（北京大学前任校长，现代教育家）：“我所知道他的早年作品，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都只为了好玩，舞文弄墨，对旧礼教和社会现状挖苦讽刺一番，以逞一己之快。”

王朔（当代作家）：“我从来没有觉得鲁迅的小说写的好，他的小说写的过于沉闷。鲁迅那种二三十年代正处于发轫期尚未完全脱离文言文影响的白话文字也有些疙疙瘩瘩，读起来总有些含混。”

苏雪林（现代作家）：“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但他的党羽和左派文人竟将他夸张成为空前绝后的圣人，好像孔子、释迦、基督都比他不上。青年信以为真，读其书而慕其人，受他的病态心理的陶冶，卑污人格的感化，个个都变成鲁迅，那还了得？”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贡献最大的作家，鲁迅逝世后被虚构了许多逸闻轶事，由于真假难辨，往往流传甚广无人知其真假。这些讹传假闻中较为出名的有《鲁迅理发的故事》，据考证实为嫁接清代独逸窝退士编的《笑笑录》一书中的剃头故事。另外《鲁迅丢棉裤》，《密友告密帮助鲁迅避难》等皆已考证为假。另一则鲁迅反对某书局“不支付标点和空格稿费”的轶事真假仍未有定论。关于真假考证的问题，详细资料可参看鲁迅研究专家所著论文。

鲁迅在矿路学堂时，学习成绩很突出，学堂总办钱德培曾夸他：“周树人真是博学。”当时，每次考试都有奖金的。国文每周一次，其他小考每月—次，优者都给以三等银质奖章。依章程：凡四个三等章准许换一个二等的，又几个二等的换一个头等的，又几个头等的换一个金的。而全班中，得到这种金领奖章的惟有鲁迅一个人。

鲁迅在广州时，一个青年受他的感化，随他到了上海。到上海后，鲁迅热情的留他在自己景云里的寓所住，后来那人又让鲁迅给他在上海找个工作。鲁迅很为难的情况下找到郁达夫说实在没办法，须请一家书店报馆名义上请他做事，而每月的薪水三四十元由鲁迅自己拿出，由达夫转交给书店报馆作为月薪发给他。鲁迅对青年的提携帮助程度可见一斑。

林语堂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鲁迅先生在中国的难能可贵，誉之为“白象”。因为象多是灰色，遇到一只白的，就视为国家珍宝。许广平在与鲁迅分居两地互通书信时也时常称他为“小白象”，鲁迅在与之信中偶尔也用以自称。在儿子周海婴出生后，鲁迅用来送予儿子称其为“小红象”，可谓“白象红象一父子”，鲁迅在哄孩子高兴时也常常自作小调“小红，小象，小红象，小象，红红，小象红；小象，小红，小红象，小红，小象，小红红。”丈夫的怜子温情可见一斑。

鲁迅对手稿的保存并不在意，常常乱丢手稿，有时还分发给来访的客人擦手，甚至当废品卖掉。一次作家萧红在上海拉都路买油条吃，无意之中却发现那张包油条的纸居然是鲁迅翻译《死魂灵》的手稿纸，萧红大为吃惊并写信告诉了鲁迅，鲁迅知道后却不以为稀奇。萧红无奈只得把这一见闻如实地告诉了许广平，许广平听后为此狠狠地批评了鲁迅一顿。

鲁迅名言还在加紧整理中，但由于数据量过大，无法确定整理完毕时间，您也可以通过网站底部邮箱提交给我们鲁迅名言的相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