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纯，字哲生（1893——1960），四川成都人，著名历史学家，元史学家。1893年生于云南昆明。1919年赴法国巴黎大学勤工俭学，后转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归国后，任东南大学、四川大学等校教授。1953年为四川文史研究馆馆员。与陈寅恪、吴宓等史学大师多有交往。著有《李思纯文集》（四卷，巴蜀书社，2009年5月版）。

中文名：李思纯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云南昆明

出生日期：1893年

逝世日期：1960年3月14日

职业：历史学家、文学家

毕业院校：柏林大学

主要成就：近代著名历史学家

李思纯（1894～1964）四川成都人，1953年入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法国巴黎大学毕业，德国柏林大学研究生。曾任东南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教授，四川外语专门学校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大代表。

李思纯在文、史、哲、政、法、新闻、外交翻译领域都有较大建树，尤其以史学、诗词见长；从空间上横跨亚、欧，从时间上纵历清末、民国、新中国成立后十年三个时期。

1919年夏，由李劼人介绍，李思纯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分会。1919年11月，李思纯与李劼人、何鲁之、胡助等四位成都分会会员邀约联袂同往法国勤工俭学。李思纯在法国生活很艰苦，经常穿的是粗麻花呢制的西服。冬天巴黎很冷，他住的寓所无钱生火炉，冷极了竟捡报纸烧火取暖。他的寓所又是一批留学生的巴黎通讯处，倒结识了不少新朋友，如蔡和森、蔡畅、王若飞、徐悲鸿、李璜等。

李思纯先后在里昂、蒙彼利埃、巴黎求学。作为“少中”巴黎分会的活跃分子，李思纯在《少年中国》上发表了《国语问题的我见》、《信仰与宗教》、《诗体革新之形式及我的意见》等论著。他还醉心于翻译法国诗歌，如将著名的《恶之华》译成中国古体诗形式，这让他成为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译介法国诗歌最多最有影响的译者之一，他的译诗观与译诗方法在当时具有创新色彩。1925年归国后，他曾将其法兰西译诗结成《仙河集》，附印于《学衡》第47期。

学贯中西兼文史

李思纯就读巴黎大学文科三年，从师瑟诺博司教授研究近代史及历史方法。后在自《序》里说：“朝夕挟书册以从，聆听讲课，后来转入柏林，居康德街一小楼，日长多暇，乃译成《史学原论》一书。”这书是由瑟氏与朗格诺瓦（法兰西国家藏书楼主任）二人合著的。他们都是法兰西负有盛名的史学家。李思纯对他们推崇备至。1923年，回国的邮轮上，李思纯译完了《史学原论》的附录，首次将书介绍至国内。

李思纯留欧四年余，节食省用，还买了几百本外文书籍，如霍渥儿特《蒙古史》及有关中亚、印度等史书。这为他作为史学大家垫下了深厚功底。在学术专著方面，1926年中华书局刊印了李思纯的《元史学》，得到王国维、柳诒徵、陈垣等专家的寓目。

1936年，李思纯以学贯中西的史学功底，饶有兴趣地完成了两部关于地方知识的《成都史迹考》与《成都大慈寺考》，其史料之宏，用力之深，考证之精，视角之新，在研究成都城市史上至今无出其右。而这两部研究成都地方史的专著，至1970年后作为四川大学“国家文化基金研究项目”正式整理出版。这是作为历史学家的李思纯对乡梓的最大贡献。

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刊印了李思纯《江村十论》一书，是学术论文十篇集成，《说歹》、《说站》、《唱喏考》、《说外族王号异译》诸篇与元史有关；《说斗将与兵器》、《说殉葬》、《说民族发式》、《唐代妇女习尚考》、《译经工序考》、《灌口氐神考》则有关通史、民俗、社会习尚，以及少数民族之研究。1963年，中华《文史》第三辑刊出了李思纯《学海片鳞录》一卷，为读书札记，内容精粹。

李思纯与友人交往，多以诗词唱贺。其最早之诗作见于1912年。后李留学法德，亦随时作诗记物，并投《学衡》发表，吴宓与其成为至交与此关系极大。吴对李诗十分欣赏，并说：“今年六月，君归国，困居上海，寄来《东归旅程杂诗》三十七首(刊载《学衡》二十一期)。宓七月初，即去函定交，邀君来南京住宓家……并介见梅光迪君等，梅君引为同志、同道，即荐于学校，聘哲生为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法文》及《法国文学》教授。”

作为兼新旧文人品性的李思纯，可谓万里游历万里歌。他曾为蜀中学界耆老赵熙的弟子，故词作亦臻上乘。

啼笑皆非涉政界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召开制宪国大会。李思纯作为川康代表于1946年5月和11月两度赴南京。亲历会场所记下的种种细节，就是作为历史学家李思纯的《金陵日记》，具有较高史料价值，其中可以窥探民国知识分子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一段心态史。

李思纯赴南京出席国大，似乎看透了当时的家国大势，其心思并不全在于会事，而是作为个人游历交友与谋业挣钱的机会。在预备会期间，他即应浙江大学校长邀请赴杭州讲学游历三日。李思纯在会外的另一重要内容即会晤文人与朋友。此间访晤人物众多，皆为社会名流，如于右任、曾琦、李璜、梅贻琦、陈寅恪、傅斯年、李济、竺可桢、章士钊、顾颉刚等政界与学界人士数十人，旧友新知不亦乐乎。

在《金陵日记》中，李思纯记载相聚唱曲较多。国大结束后在杭州讲学期间，2月16日访谭其骧。两点钟“偕季龙伉俪及佘坤珊夫人赴湖滨西湖饭店，参与昆曲会，为杭州战后第一次聚集，定名曰‘西湖曲社’”。多人唱曲十余种，八点方散。可见当时学人雅兴之高，且透露出抗战后，在短暂的太平光阴里，江南民国学人时常有此等雅集相聚。

人间旧好胜新知

1943年夏，一代史学宗师陈寅恪，同时为成都燕京大学与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聘，经历乱世流离之颠簸，来到了风光旖旎的成都华西坝，一时心境大好，赋诗道：“浅草方地广陌通，小渠高柳思无穷。”不仅如此，还他乡遇知己，李思纯便是其一。他在抄赠李思纯的一首诗中即有“人间旧好胜新知”的表达。李思纯与陈寅恪的交情是从1922年开始的。李思纯因法国物价太高而转到德国柏林大学就读，因无官费、少家济，加之四川时局恶化，战祸又起，一年后，他写了《柏林留别陈寅恪》诗后就回国了。陈先生长他三岁，尔后竟成知交，因为两人有着共同人生经历、有着共同治学兴趣。

1945年陈寅恪在成都华西坝成就了名动学界的《元白诗稿笺证》；而李思纯则在1936年完成了纸贵一时的《江村十论》，这两部史论学术专著都是研究唐代历史文化的。另外两人甚为喜欢诗词唱和，至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们还彼此写信，寄诗，互通肺腑之言，至此相交达40余年。1946年，李思纯在南京出席国大期间，交往最亲密者要算陈寅恪。6月16日，李思纯访陈寅恪。当日记言，其至陈寅恪处不久，交通部长俞大维亦到，三人共“谈数小时”，其间“寅恪告余，新得一联语云‘托命非驴非马国，处身不惠不夷间’。余为大笑”。

陈寅恪此时正患眼疾，聚谈之间仍有如此兴致，且谈论中，陈寅恪嘱咐李思纯要“常往谈，以解寂寥”。后李思纯返川，陈氏又托李氏过渝时往其家代转问候。李思纯到陈家后，陈寅恪的胞弟陈登恪一家还留李思纯午餐。陈登恪也曾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留学德国时，李思纯就常与陈寅恪、陈登恪兄弟在康德大道街头的咖啡馆里清谈。

1944年秋，李思纯另一位至交吴宓也来到了华西坝。吴宓为古典文学兼外国文学名教授。两人在学术上早有交往。1923年10月李思纯在《学衡》第22期发表了《论文化》一文，而成为介绍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的最早的学界人士之一。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艰难岁月里，吴宓在接到李思纯家庭生计告急书信时，还从自己本就微薄的薪酬中拿出部分接济老朋友。这样的情谊成为肝胆相照与相濡以沫的文人交往典范。

李祖桢怀念我的父亲李思纯

作者：李祖桢

来源：《文史杂志》，1989年4期，3-5

李思纯（哲生），是我父亲，1893年出生于云南昆明。1919年秋，我父亲和李劼人、何鲁之三个青年同舟去了法国自费勤工俭学。当时在上海会聚的青年去欧洲的人还多，他们是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而出国的。

我还记得大概是在1919年夏秋，由李劼人作介，在成都部分青年人自愿参加，组成了“少年中国学会”分会，照了一张像。我认得出的有：李劼人、李思纯、胡少寰、何鲁之、李幼椿、孙少荆、周晓和（周太玄的哥哥）、穆济波等。还有后来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虞），他是赞助者，不是少年但却有一颗少年的心。这一学会早在“五四”前一年就在北京筹备。发起人有李大钊、王光祈（字润愚，四川温江人）、周太玄、曾琦等，后来毛润之也参加了。王光祈最活跃，富有改造社会的空想，有理论和实践精神，所以推举为筹备主任，后为执行部主任。可以说“少年中国学会”是以王氏为主演，是在“五四”时期各种社会思潮下涌现出来的。

父亲与王氏是老朋友，他们同是《川报》《群报》的记者（王氏当时为驻京记者），他们在上海半淞园，黄家阕多次晤谈交游，后来又在柏林交游一年有余（王氏先读柏林大学后去波恩）。二人在“学会”中都属无派见的，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又不是国家主义派，只是王氏的理想言谈，有安那其主义倾向（即无政府主义）。时人多以王氏留德十八年不归为憾，父亲则反思其事，认为在国外研究的成绩比在国内大，王氏是自有其理论识见，不愿政治千预。王氏和我父亲，都是爱国知识分子，据说王氏在德国曾作过不少反日侵华宣传，成效很大。王氏是土秀才加洋博士模式的人物，所以与我父亲很契合。父亲与王氏的性格、识见，甚至走的路子（中间路线），都是相近似的。

父亲是流着眼泪出国的，因为没得钱！他的父亲只是个滇省边县候补县令，辛亥苹命后候补资格自然取消了。他的祖父倒是一个知州，在中法越南战争中，光（州）宣（州）之战得胜立功授官，可是为官不到两年即丁忧返川，不复出仕，不久病卒。父亲虽是宦门之子，清末便有“海棠花下破衫来”的诗句，在上海饱尝酸风冷雨，出国时，幸得张君劢的资助，又谋得《时事新报》驻欧通迅记者。004

父亲就读巴黎大学文科凡三年，从听瑟诺博司教授讲述近代史及历史方法。自《序》其情况说:“朝夕挟书册以从，聆听讲课，后来转入柏林，居康德街一小楼，日长多暇，乃译成《史学原论》一书。”这一书是由瑟氏与朗格诺瓦（法兰西国家藏书楼主任），二人合著的。他们都是法兰西负有盛名的史学家。父亲在巴黎生活很艰苦，冬天巴黎很冷，他住寓所无钱生火炉，冷极了竟捡报纸烧火取暖。他经常穿的是粗麻花呢制的西服。可是他的寓所又是一批留学生的巴黎通信处，火热的心也燃烧着他从今天要跨到明天。他在巴黎忙着学习法文，拉丁文，和写通迅稿，也结识了不少新朋友。我特别要提的是蔡和森、蔡畅、王若飞、徐悲鸿、李璜等，他说他与王若飞更合得来。

父亲终于到柏林去吃廉价面包了，因他祖母死了家计接济不上。他知道学业未成又势在必返，因而发奋译书（即《史学原论》）。父亲说：此书为“讨论抽象史法而体大思精之作。”又说：“谈历史方法之书尚未有逾此者。”（此书192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以后又再版，列入历史丛书。又收入《万有文库》列入史学类书。）此书有几个观点值得一提：1、无史料即无史学，即使是第一手史料，著作者也有倾向性。因此要运用校雠、考证、鉴定等方法。不应轻信和盲从，早出的书未必较晚出的立言可信。2、一切校雠考证之目的，皆不是史学家的真正目的。史学家的真正目的在于探求“史原”。即著作的原始，透视历史的真象，裸露历史的本来面日，自然可以察古、鉴今、而知来。译文还强调说：“历史使吾人狎熟于一切社会形式之变动，而将吾人畏惧变更之传染病，疗治痊愈。”可见此书论史是有求变革，向前看的目光的。它已进入了新史学的范畴。3、本书鉴定史料，提出了“离立其所含之各个记载”，是现代“筛选法”的影子。此书还讲了“天人趋合”与我国先哲讲的“天人合一”不是一回事。但与现代史学新思潮的“宇宙法”学说，更有明显的暗合。以上几点，说明此书与现代史学新思潮的脉搏是紧密相连的。

父亲住在柏林（1923年），自然要学德文，同时，渐渐他爱上了音乐（他早年就是个昆曲爱好者），喜欢听交响乐，歌剧。也认识了一些新朋友。我特别要提出的是，他和朱德、康克清同在舞场相识。自然那时他还不知道有这么荣幸；他会和一位未来的红军元帅共舞呢。他在柏林结识陈寅恪是一生的幸事。陈先生长他三岁，尔后竟成知交。50年代还写信，寄诗，互通肺腑之言。父亲留欧四年余，节食省用，还买了几百本外文书籍，如霍渥儿特《蒙古史》及有关中亚，印度等史书，父亲无官费、少家济，加之四川时局恶化，战祸又起，1923年他写了《柏林留别陈寅格》诗后就回国了。在船上方译完《史学原论》的附录。

归国后任南京东南大学外文系教授，此后以诗文投稿《学衡》。他的译稿《法兰西诗歌集》（即《仙河集》）也刊出部分，《戈歌鱼麻古读考》一文亦刊出，他不是《学衡》派，但是个赞助者，是凭着自己爱好古典文学和珍惜传统文化而写稿的。他思想上不沾复古主义，作品上很少封建尘埃。

在南京一年，主要在写《元史学》一书，他治元史的方向在证误、校补，即引域外新的资料，以补订国内大师著作之不足，可见父亲早年颇有雄心大志成一“蒙古通史”。用综合体著述。如他说的：“一干众枝，一枝众叶，分为五部（包括蒙古余绪帖木儿汗国），合为一史。”不过雄心虽有，大志难成，他的雄心到暮年时唯有“书空坐一室，咄咄向天涯”之叹。

不过父亲的《元史学》（1926年由中华书局印行），得到王国维、柳诒徵、陈垣、朱希祖几位专家学者的寓目，厘正伪误（见《元史学自序》）。他确也补了几篇元史学文字，如《补马可波罗传略》，《补元代基督教传布史略》等。

父亲还有《学海片鳞录》一卷，中华《文史》1963年第三辑刊出。是读书札记，很精粹。足见读书渊博，功力深厚，识见不凡，发人之所未发。又《江村十论》一书，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刊印。是学术论文十篇集成，如《说歹》、《说站》、《唱喏考》、《说外族王号异译》诸篇与元史有关。此外有《说斗将与“兵器》、《说殉葬》、《说民族发式》、《唐代妇女习尚考》、《译经工序考》、《灌口氐神考》，则有关通史、民俗、社会习尚，以及少数民族之研究。

1924年他回成都探亲，省督杨森，聘任他为“四川外国语专门学校”校长。父亲说：一年来，别无他事，唯经常跑将军衙门向杨森要钱办学！比教书还伤脑筋！1925年李鹤林（郫县人，留学生，共产党人，后被开除？）来信促去武汉。他却去了学术中心北京。

他来到清华园，访问了老友陈寅烙、吴宓。又谒见了国学大师王静安（国维）梁任公（启超）。王先生亲书五言秀句数首赐赠；梁先生则“竟晚作长夜之谈。”父亲俱有诗记其事。同年他在北大任教（预科），在辅仁大学、北师大兼课，他和章士钊、张东荪、陈垣庵、马叙伦诸先生都是师友之交，与贺麟、刘半农等先后认识。后又在国立编译馆任编纂，所以熟人不少。005

回川后赋闲两年，只在“成都高师”、“国学专门学校”（前身即尊经书院）兼课。

抗战年兴，父亲任川大历史系教授，后兼师院史地系主任。又兼授华大哲史系，迄于解放。1960年3月14日在省文史馆病发（脑溢血）经医院抢救无效逝世！年67岁。

父亲手稿，曾被抄失！但佚存还多（清还）。如诗近千首，词近百阕，自署《岫云庐诗词》。他是赵尧老（熙）及门弟子，故词作亦臻上乘。此外有《成都古迹考》、《成都大慈寺考》和“龟城志”，可见他是要学常璩为地方写史志。还有《昆曲名谱曲手钞本》、《国史四裔地名同名异译汇编》（残稿），以及《康行日记》《昔游诗》等。

我认为父亲治学是比较全面的，文、史、哲、政、法、新闻、外交翻译都下了很大功夫，（自是以史学，诗词见长）。从空间说足跨亚非欧，从时间说阅历清末、民国、解放后十年三个时期。他有史笔，也有诗笔，有科学识见与聪明感受，好文辞而不陈腐。所以父亲不是一张画，一部小说，所能圆满描绘的。他的心灵也是较美好的。下面录父亲诗一首以志怀念。

《戊寅（1939）重九日作》

河朔江淮兵气荒，谁家净土过重阳？

烽烟啼雁嘶千劫，血泪凝枫染四方。

憔悴黄花垂晚萼，艰难青鬓上繁霜。

漫天风雨人间世，不待登高已断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