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享年95岁），男，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江苏无锡人，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1949年南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1967年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教授。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钱穆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他毕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高举现代新儒家的旗帜，在大陆、香港、台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等。此外还有结集出版论文集多种，如《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文化丛谈》等。

中文名：钱穆

外文名：Ch’ien Mu

别名：字宾四

国籍：中国

民族：汉（吴越民系）

出生地：江苏省无锡县

出生日期：1895年7月30日

逝世日期：1990年8月30日（享年95岁）

职业：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毕业院校：常州中学

信仰：儒学

主要成就：史学四大家之一 创办新亚书院

代表作品：《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

语言：吴语

籍贯：江苏无锡

父亲：钱承沛

1895年（清光绪廿一年），生于今江苏省无锡市。

父亲钱承沛考中秀才后，因体弱多病，无意科名。但对两个儿子却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读书入仕。钱穆7岁那年，被送到私塾读书。12岁时，41岁的父亲撒手尘世。母亲宁愿忍受孤苦，也不让孩子辍学，于是钱穆得以继续就读。

1901年，入私塾读书。1904年，进果育小学就读。1905年，父逝。1906年，入常州中学堂。

1910年，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逢武昌起义，学校停办，遂辍学。

1911年，任教无锡秦家渠三兼小学，为教学生涯之始。

1918年，任教鸿模学校，即原果育小学，出版《论语文解》。

1919年，任后宅泰伯市初小校长。

1922年，赴厦门任教集美学校为任职中学教师之始。

1923年，任教江苏省无锡第三师范学校。

1927年，转任教苏州中学。1928年，妻殁、儿殇、兄亡连遭三丧。

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钱穆居北平八年，授课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名校，并在清华、北师大兼课，与学术界友人时相切磋。

1937年抗战军兴，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齐鲁大学、武汉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撰写《国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

1944年，撰文《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号召知识分子投笔从戎。

1946年，赴昆明任教五华学院、兼任云南大学。

1948年，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课余撰《湖上闲思录》。1948年，新任苏州城防司令孙鼎宸（孙鼎宸乃王耀武舅子）数次访问钱穆。

1949年4月，与江南大学同仁唐君毅一起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校长王淑陶之邀，从无锡南下广州。春假，抛家赴穗，曾以家事相托孙鼎宸。10月，钱穆随华侨大学再迁香港，出任香港亚洲文商学院院长。

1953年，创立新亚研究所任所长。孙鼎宸举家来港，记录钱穆讲座，编为《新亚学术讲座》，“是为新亚有出版之第一书”。1953年秋，孙鼎宸入新亚研究所，遵钱穆之嘱编《中国兵制史》，为该所诸生第一书。获香港政府尊崇，于1955年授予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1960年，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课余撰《论语新解》，获颁赠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后去哥伦比亚大学为“丁龙讲座”作演讲。在美国停留七个月后，他应邀去英国访问，参观了牛津、剑桥大学。从英国到法国、意大利，最后回到香港。王耀武之母（孙鼎宸岳母）辞世，登门吊唁。

1963年，新亚书院、崇基学院、联合书院三校合并为大学，钱穆亲定校名为“香港中文大学”。钱先生坚持香港中文大学应以发扬中国文化、以中文为授课语言、第一任校长必须为华人担任为宗旨，对港中大的发展方向贡献良多。

1965年，正式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应聘马来亚大学任教。

1967年10月，应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身份自港返台，定居台北，住金山街。

1968年，膺选中央研究院院士，7月迁至外双溪蒋中正所赠庭园小楼“素书楼”。

1969年，应张其昀之邀任中国文化学院（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教授。又应蒋复璁之约，任国立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1977年冬，胃痛甚剧，次春患黄斑变性症，双目失明。

1978年，该年常病，目不能视，抱病赴港任新亚书院"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主讲人。讲稿结集为《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一书。

1979年，赴港出席新亚书院三十周年纪念会。

1980年夏，在夫人陪同下到香港与阔别三十二年之久、生活在大陆的三子（钱拙、钱行、钱逊）一女（钱辉）相见。次年再到香港与长女（钱易）长侄（钱伟长）相见。

1986年6月9日下午，在素书楼讲最后一课，临别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至此告别杏坛。

1989年，赴港参加新亚书院四十周年纪念会。

1990年，发生素书楼事件，钱穆搬离素书楼。同年8月30日于杭州南路寓所过世。

1992年1月，钱夫人捧先生灵灰归葬于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

第一位妻子是无锡后宅邹氏，1928年去世，婴儿夭折。

第二位妻子叫张一贯，1929年在苏州与钱穆成婚。张一贯是一位知识女性，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曾做过苏州北街第二中心小学校长。她为钱家生有三子二女（钱拙、钱行、钱逊、钱易、钱辉）。“抗战”时钱穆流转西南，只身一人而去；1949年南走广州、香港，亦是一人而去，不免有一点为学“弃家”之嫌。他的子女全由张一贯一手带大。

第三位妻子是胡美琦，江西南昌人。胡美琦曾在厦门大学教育系读书一年，1949年来香港，在新亚书院求学，成为钱穆的学生。

1950年暑期，胡家迁居台北，不久她也去了台湾，在台中师范学校（今台中师范学院）图书馆任职。新亚书院创办之初，为了筹集办学经费，钱穆常常奔走在香港与台北之间。

1952年4月16日，他应旧友朱家骅的邀请，在淡江文理学院新落成的大楼惊声堂为台北联合国中国同志学会作演讲。讲演方毕，突然屋顶塌陷，水泥块直击他的头部，他头破血流，几乎丧命。此后数月，钱穆一直在台中存德巷养病，得到了当时在台中师范学校图书馆工作的胡美琦的悉心照顾，这为成就他晚年一段美满姻缘打下了伏笔。1952年秋，胡美琦进入台北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毕业后来香港。

1956年1月30日与钱穆结为夫妇。胡氏未育，著有《中国教育史》等书。

钱穆的《师友杂忆》中有这样一则记录，钱穆称钱基博为叔父，而钱基博则命儿子钱钟书也称钱穆为叔父。钱伟长是钱穆长兄钱挚之长子，钱穆的亲侄，钱伟长的名字即出于钱穆之口。

钱穆一生以教育为业，五代弟子，冠盖云集，余英时、严耕望等人皆出门下。著名物理学家钱伟长是他的侄子，幼年时亦受其教，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

晚年专致于讲学与著述，虽目力日弱仍随时提出新观点，赖夫人诵读整理出版，谦称为《晚学盲言》。

钱穆是一步一步靠自学铸造辉煌的典范，他从20世纪初期的江南乡村走出来，靠自学成为当时北京大学最著名的三教授之一。

钱穆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做过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大学教授，又成功地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他的弟子遍及海内外，邓广铭、何兹全、严耕望、余英时等钱门学子也已誉满学界。

钱穆最高的文凭仅为高中（尚未毕业），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1930年，因顾颉刚的鼎力相荐，才使他离开乡间，北上燕京大学，开始任国文系讲师。燕大是当时中国有名的大学，是钱穆心中长久向往的地方。他早年常以未能进入燕大读书为憾，此次能到燕大执教，自然乐于接受。当时校务主要由监督司徒雷登主持。

钱穆到北大任教了。客观地说，除了顾颉刚的鼎力相荐，这与文学院长胡适的首肯是分不开的。钱穆在苏州时，曾与到苏州中学作学术演讲的胡适见过一面。当时胡适是他时时充满敬意、景仰不已的一代学人。钱穆对诸子学的研究，有不少得益于胡适的启发。而胡适对钱氏也“尊重有加”。钱穆在北大史学系讲中国上古史（先秦史），有人问胡适关于先秦诸子事，胡适总是说可去问钱穆，不要再问他。

北大学风自由，教师在课堂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学生常设疑问难，竞相争论。当时学术界讨论老子问题日趋热烈，胡适主张老子在孔子前，因孔子曾问学于老子；而钱穆、顾颉刚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三位先生在课堂外大家互相讨论学问，是朋友；在课堂中则把自己的学术主张灌输给学生，并且当众批评对方的观点。比如胡适对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的考据谨严，十分佩服，常常对学生们做义务的宣传；但是，在课堂上，他对钱穆等人的关于老子和《老子》一书的时代论争，却也慷慨陈辞，奋力抨击。钱穆在讲课中，也随时联系批评胡适的一些论点，常说：“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学生们或主胡说，或赞钱说，彼此争论不断。

有一次，赞同老子晚出之说的同学认为胡适“在老子时代问题上有成见”，胡适愤然地说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成见呢？”不过他的态度仍很客观，随后又对同学们说，“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应当自己去选择，看哪一个更合乎真理。”在北大，他与胡适都因以演讲的方式上课而驰名学校，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学生中即有“北胡南钱”之说。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方各高校纷纷南迁，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钱穆将历年讲授中国通史增删积成的五六厚册笔记装入衣箱底层夹缝，在十月与汤用彤、贺麟三人结伴，自天津海行，南下长沙，开始了抗战时期流转西南八年的学术生涯。与在北大时期一样，钱穆在西南联大主讲中国通史，也吸引了大批学生，内迁西南的各个高校都纷纷请他讲学。

傅斯年曾是国学大师黄侃门下的高足，也是胡适最得意的学生之一。30年代，钱穆任教北大时，即与傅斯年相识。钱穆与他在学术观点上又是同不胜异的。在钱穆看来，考古派迷信地下出土材料而将古代典籍抛之脑后，这做法与疑古派一味疑古、否定典籍同样有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西南联大时期，随着钱穆自己史学理论体系的日渐成熟，对史料考据派进行了全面批评。为此，作为学派领袖的傅斯年对钱穆的攻击自然不会高兴。北大复校，钱穆不在被邀之列，这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二人终于未能成为真正的“同道”。至此，钱穆告别了北大，与傅斯年分道扬镳了。

由于钱穆早已名重学林，所以各高校争欲聘请。他往返于各地之间，在几个大学讲学著述；1947年，家乡的江南大学正式成立，应荣德生先生之邀，翌年春，出任江南大学首任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一职。

钱穆是国学大师，晚年的时候，他曾写了一部《师友杂忆》，书中，有一部分章节记述了自己的教育经历，其中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读中学时的一次考试。

那是一次地理考试，只有4道题，满分100分，每道题25分，钱穆拿到试卷后，从第一道题开始审题，审到第三道题的时候，他兴奋了，原来啊，这道题的内容是关于长白山地势军情的，他对这个问题一直很感兴趣，此前曾读过很多这方面的资料，所以看到这道题之后，便情不自禁地开始答题，而且不是“为了答题而答题”，完全是兴之所至，洋洋洒洒地尽情挥毫，早已经忘了自己当时是在考场上。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总算把这个题目答完了，便从头到尾开始检查，可就在此时，交卷的铃声响起，可他只顾着全神贯注地答第三道题，余下三道题，他一个字也没写，但已经来不及了，只好悻悻地把卷子交了上去。

按照常理推算，钱穆的这次考试，是不能及格了，因为他只答了1/4的题，即使那道题给他满分，他也只能得25分。可是，卷子发下来后，钱穆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得了75分!

原来，负责这次判卷的是史学大师吕思勉，吕先生看到钱穆的卷子后，发现他虽然只答了一道题，但这道题答得特别出色，论证合理、充分，对于一个中学生，能做到这一点，实在是难能可贵。吕先生素有爱才之心，他就钱穆的这道题写了长长的批语，对钱穆的答案给予了高度肯定，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之处，并给出了75分的成绩，使钱穆仅凭一道题就及格了。由此可以看出，作为评卷人的吕思勉，并没有按照僵化的规定去评卷，而是用灵活的方式，对学生的创造力进行鼓励。

1949年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钱穆虽没有赴台，却也因为忧心时局，与不少知识分子经广州去了香港。

在香港，自认是流亡知识分子的钱穆，除在徐复观主持的《民主评论》发表文章外，又与谢幼伟、唐君毅、崔书琴等学者，借用华南中学在九龙伟晴街的课室三间，筹办“亚洲文商夜学院”，实现为中国人办教育的目的。

钱穆虽在港办学，并没有断开与台湾的联系。随着蒋介石在台政务与各项文化建设逐渐，钱穆多次受邀赴台讲学，传授中国文化与历史精神。

抗战时，钱穆就数度于四川晋见蒋介石，谈及理学与历史。蒋介石托钱穆编写《清儒学案》，邀他到重庆中央训练团演讲，素有交情。钱穆创办新亚书院后，蒋介石不但亲自邀请钱穆去台一叙，而且由宋美龄、蒋经国招待，同时指示台湾行政当局每月拨给港币3000元，供新亚纾解资金困境。前后达4年，直到耶鲁大学提供新亚书院补助为止。1950年之后，钱穆大约每年受邀到台湾演说或与蒋介石小叙。蒋经国多会作陪。钱穆曾考虑在台兴办新亚书院分校，但因未获国民党支持而不了了之。

王耀武舅子孙鼎宸举家来港，每周必出席新亚书院的学术讲座，不仅每次必到，而且每次必录。因其不惮絮烦记录详尽，积录成书，历次讲稿竟编为《新亚学术讲座》，“是为新亚有出版之第一书”。1953年秋，新亚研究所成立，孙鼎宸入所学习，遵钱穆之嘱编《中国兵制史》一书，亦为新亚研究所诸生出书之第一部。

1956年钱穆为新亚书院争取到美国方面每年2.5万美元的补助，解除了新亚书院的经济危机。

1963年，香港政府邀请新亚书院、崇基书院、联合书院合并组成一所新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文不是语文的意思，而是文化之意。据说当时想了很多名字—中国大学，中华大学，最终还是钱穆坚持，“不如叫中文大学”。

钱穆还坚持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为此曾与港英政府斡旋良久，“（我）所争乃原则性者，他日物色校长人选，余决不参一议。”当时港英政府派来商议的英国人富尔敦，通粤语，读中国书，曾说钱穆“君心如石，不可转也。”当时，钱穆期待的是，自此中文在香港再不受轻视。

当年新亚在三座书院中名声最大，港英政府十分倚重。钱穆提出的所有条件，几乎全被接受。除了校长由中国人担任，校名定为“中文大学”，他还与富尔敦约定，新亚研究所将成为香港中大“第一研究所”，并写入新大学创建法规中。

但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后，钱穆称需要时间进行学术研究，露出倦勤迹象。另一方面，中文大学呈现集中发展的趋势，成员背景复杂，办校理念与钱穆主张应联合书院成立大学组织的想法相左，一时引发议论。钱穆多次请辞不成，只好向新亚书院请长假表态。1965年6月，钱穆正式辞去新亚书院校长之职，结束在香港办学16年的生涯。

中国学术界尊其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他一生写了1700多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很大的影响。

胡美琦及二三门人搜集、整理的一千七百万言之《钱宾四先生全集》三编（甲编：学术思想，乙编：史学，丙编：文化人生及其他杂著）五十四册，1998年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全部出版。

《清儒学案》全稿成后，被国立编译馆遗失，幸留有序目。钱穆论著主要有：

出版日期

陈寅恪：钱宾四（穆）《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2页。）

顾颉刚：钱宾四先生，在北大任历史讲席已越10年，学识渊博，议论宏通，极得学生欢迎。其著作亦均缜密谨严，蜚声学圃，实为今日国史界之第一人，刚敬之重之。

林语堂：钱先生学问精纯，思想疏通知远，文理密察，以细针密缕的功夫，作为平正笃实的文章。

唐君毅：钱先生自幼以中国读书人之本色，独立苦学，外绝声华，内无假借，30年来，学问局面一步开展一步，而一直与中国甲午战败以来之时代忧患共终始。

牟宗三：钱先生在北大，课讲得很精彩，学生们都很欢迎他。讲秦汉史以钱宾四先生为最好，研究秦汉史莫不以钱先生为宗师。

杨联升：钱先生的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博大精深，并世无人能出其右。

严耕望：近六十年来，中国史坛甚为兴盛，名家大师辈出。论根底深厚，著作宏富，不只先生一人；但先生才气磅礴，识力深透，文笔劲悍，几无可伦比。

余英时：钱先生是开放型的现代学人，承认史学的多元性；但同时又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路向。他毕生以抉发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为治学的宗主，生平著述之富及所涉方面之广，近世罕见其匹。

蒙文通：君书体大思精，惟当于三百年前顾亭林诸老前辈求其伦比。乾嘉以来，少其匹矣。（评《先秦诸子系年》初稿）

许倬云：中国近百年来，国运与文化，都一蹶不振。然而，几千年的文化精神，终究孕育了几位为中国文化作后卫战的学术巨人，宾四先生是最后走的一位。

孙国栋：钱先生从18岁起已开始致力于学术，以后研究、讲学、教育、著述兀兀80年未尝中断，这番毅力精神旷古所无。而学问成就规模之宏大，实朱子以后一人。

黄仁宇：钱穆先生可能是将中国写历史的传统承前接后带到现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师。

叶海烟：当代中国史学大家钱穆一生以学术为志业，为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劳心尽瘁超过一甲子，其历时之久与影响之深，当代几无人能出其右。

刘梦溪：文化史学的集大成者是钱宾四先生。治国史而以学术流变为基底，直承儒统，独立开辟，不倚傍前贤时俊，是钱学的特点。……“国学大师”之名，章太炎之后，唯钱穆当之无愧。

方克立：钱穆可以说是在史学领域高举现代新儒学旗帜，反对尽废故常的历史虚无主义，维护中国历史文化精神的第一人。

霍韬晦：在迷惘的时代，能够终生不渝地捍卫中国文化，并显示读书人的风骨，钱穆先生堪称楷模。

张自铭：先生治学，戛戛独造，一无依傍，遂成极诣，而融贯中外，直凑单微，又迥非抱残守缺者可比。辛亥以还，时局屡有起伏，先生未尝一日废学辍教，以哗世取宠，毕秋帆所谓“学问观其会通，性行归于平正”，唯先生足以当之。

史华慈：钱穆是中国极其优秀的学者，是我们时代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他的学术兴趣主要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

狄百瑞：钱穆先生是研究中国思想一位罕见而成就卓越的史学家，他研究中国历史与思想的方法为观察这个蜩螗的时代提供了广泛的视野。钱先生是极少数能与当代流行的思潮相抗衡的杰出学人，过去许多年来，钱先生透过他的著作一直是我的老师，虽然其他学者也在这种方式下教导我，但钱先生在引导我研究中国思想上则是为时最早而且影响最深的一位。

马悦然：钱穆在本世纪（20世纪）中国史学家之中是最具有中国情怀的一位。他对中国的光辉的过去怀有极大的敬意，同时也对中国的光辉的未来抱有极大的信心。在钱穆看来，只有做到以下两件事才能保证中国的未来，即中国人不但具有民族认同的胸襟，并且具有为之奋斗的意愿。

李敖：他为人谦和，给我很深的印象；我年少多才，大概也给他一些印象。第二年他回香港，收到我质疑他书中错误的信，他回信给我，送书给我，对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人如此因材施教，真可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风度……在胡适有生之年，在钱穆七十四岁以前，他未能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始终认为对钱穆不公道。钱穆的杂七杂八的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比姚从吾等学人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汪荣祖：钱穆论清学史的代表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不仅在形式上是传统的学案式的纲目体，而且内容也不脱传统的义理，尤重宋儒朱熹。这部书基本上是由二十世纪的人，写十九世纪之书。钱氏写清学史，似设身其境，与先贤唱和或辩难；而不似异代学者，作旁观超越之论析。世人多知，钱宾四颇具民族主义意识，并见诸其史学；然其民族主义也未脱传统的华夷之辨与汉文化意识，以及崇宋尊朱的基本心态。

美国耶鲁大学授予钱穆名誉博士学位时的颂词：你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你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

1990年8月30日上午9点15分，在“亚伯”台风的漫天风雨中，钱穆在台北杭州南路寓所里无疾而终，平静、安详地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刻。一代大师谢世，隐入历史，享年96岁。

钱穆逝世的消息传来，士林震悼。台北《中央日报》、《联合报》在次日以“中华历史文化的守护者——敬悼史学家钱宾四先生”、“承传中华传统、创新中国文化——敬悼国学大师钱穆先生”为题对这位学人的学术贡献做了极高的评价。

钱穆的长兄钱挚一生在家乡从教。他有一位了不起的儿子，即著名科学家钱伟长。钱挚英年早逝，钱伟长由叔父钱穆教养成人。钱穆在台北去世后，台湾当局禁止钱伟长入境，为表达对叔父的怀念和感恩之情，钱伟长送了一副长长的挽联：

生我者父母，幼吾者贤叔，旧事数从头，感念深恩宁有尽；

于公为老师，在家为尊长，今朝俱往矣，缅怀遗范不胜悲。

余英时在钱穆逝世后为先师写下了这样的挽联：

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

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上联写钱穆平生治学宗旨及入台后的书斋岁月，下联写钱穆前半生之选择及心怀故土乡魂的深情。作为钱穆嫡传弟子的余英时，与钱穆保持近半个世纪亦师亦友的关系，这样一副挽联，大概是对于钱穆一生最深情也有分量的概括。

9月26日，在台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殡葬之日，仪式隆重，表达了人们对一代国学大师的敬意。9月30日，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新亚教育文化会、新亚书院校友会等在马料水中文大学校园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

“一代儒宗八方共仰，两岸学子四海同悲。”钱穆逝世的消息传到大陆，他过去的同事、朋友，如冯友兰、贺麟、缪钺，学生如钱临照、邓广铭、胡厚宣、杨向奎、何兹全、张政烺、纽经义、郦家驹、钱树棠、吴沛澜、洪庭彦、戴执礼等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中华孔子学会、无锡台胞联谊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上海校友会等纷纷发去唁电，表达悼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