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子龙（1916年12月29日—2003年3月11日），原名叶良和、叶佐臣，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今浏阳市）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少年时代就接受进步思想，追求革命真理。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2月加入共青团，参加了粉碎国民党对红军的第一次军事“围剿”战役；1932年初，调红一军团总部任译电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叶子龙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北京市的优秀领导者，曾任毛泽东同志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原中共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北京市委原常委，北京市原副市长（享受市长级待遇）。2003年3月11日19时10分，叶子龙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中文名：叶子龙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湖南浏阳

出生日期：1916年12月29日

逝世日期：2003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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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子龙原名叶良和，在其少年时代，中国革命浪潮风起云涌。1930年8月，经本乡井泉村一位叫卜三的共产党员介绍，他与家乡的另外四个差不多大的小伙伴一起，辗转到了株洲，在那里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为了不给家里添麻烦，同伴们相继为自己起了新名字，他们建议叶良和也换个新名：“你叫赵子龙吧！”“那怎么成，赵子龙可是‘三国’里的大英雄。”“那就叫子龙，还姓叶吧。”于是，叶子龙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起初，他在黄公略率领的红六军机关枪连当战士，当时他还不满14岁。

参军后第一次直接参战的印象是难以忘怀的，那是第一次反围剿歼灭国民党18师的战斗。当时刚参军4个月，在机枪连，他们军承担的是正面阻击的任务。那一仗打得非常艰苦，但最后胜利了，打掉了敌人一个师部两个旅，活捉了敌师长张辉瓒。

红军中的报务工作，好像就是那次战役以后才有的，1932年年初，叶子龙又经过短期培训，调到红三军司令部担任译电员。这期间，在江西永丰县，经李国兴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长征前夕，又到了邓发领导的中央保卫局红军工作部。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结束了历时一年之久的艰苦卓绝的长征，新组红一方面军，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彭德怀任司令员。10月底，毛泽东等离开吴起镇到达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甘泉县下寺湾村，与红二十五、二十六军会合。也就是在这时，叶子龙从红军工作部调到中央军委机要股任译电员。

机要股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中央和军委文件电报的收发与传递，妥善保管文件，并迅速、准确地沟通中央军委与红军各部的文电往来。所以，由于工作的关系，机要股的同志能经常见到毛泽东等中央和军委的首长们。当时的机要股长是刘三源。

那时的报务通讯用的是一种叫做“豪密”的密码，是周恩来亲自编的。由于这种密码简便实用，保密性强，被使用了许多年。

1935年11月的一天，在下寺湾村，叶子龙收到一封急电，是发给毛泽东的。他还按老习惯，把电文交给毛泽东的参谋黄有凤。由于黄友凤有事便叫他送去，也许是对话听出了叶子龙的湖南口音，从那以后，再发送电文，就无须过别人手，都由叶子龙亲送毛泽东了。

此后不久，刘三源调到红一军团工作，叶子龙被任命为机要股长。后来黄有凤也调走了，叶子龙奉命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从此一干就是27年。　叶子龙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时年仅19岁。时任中央军委机要股长的叶子龙，因中共中央及军委与中共各地组织及前线各部队电报的频繁往来，天天和毛泽东打交道。　　毛泽东在起草电文时，叶子龙通常就站在他的身边等候。有的电文短，等几十分钟或一个小时，就能拿走。有时电文比较长，也不太容易回复，等三四个小时的情况也不在少数。

西安事变前收到过张、杨的密电；江青托叶子龙转交戏票给毛泽东。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抗日的消息传来。以后的一段日子，来往电报特别多，有西安的，南京的，还有苏联的，叶子龙整天忙得团团转。毛泽东的窑洞里，连日高朋满座，大家聚集一堂，热烈讨论。整个保安都笼罩在一种紧张、亢奋的气氛之中。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与张学良达成了协议，张同意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移驻延安。1936年12月18日，红军先遣部队接管了延安城防。1937年1月13日，叶子龙跟随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机关正式进驻延安城。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48年3月的一天，胡乔木来到机要室，说要查找一份电报，是中央工委发来的，内容是关于土改方面的。叶子龙说主席已经看过了。可胡乔木说：“我也记得主席看过这份电报，但他说没看到，还跟我发脾气了。”　　毛泽东处理电报，阅后大多数情况要给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传阅。叶子龙就让他看看是否在别的领导处，他说：“都问了，没有。”这时，毛泽东又打电话过来，叶子龙抄起电话，只听主席说：“怎么搞的吗，连个文件都管不好，你要注意呢！”　　叶子龙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急忙去找，结果从文件堆里翻了出来，只见电文上画了许多勾，当时领导人阅看电报、文件后，就在头一页上画个勾，所以叶子龙就说：“主席，这份电文您已经看过了。”毛泽东听了有些不高兴，说：“我根本没有看过！”由于上面只有勾勾，从勾勾上的确看不出究竟是谁画的，所以到底谁看过，谁没看过，谁也分辨不清楚。　　这时胡乔木替叶子龙打了一下圆场，说是画勾这种方法有缺陷，许多人看了都打勾，勾一多，谁看了谁没看，就分不清楚了。没记准谁看了，谁没看，责任不全在叶子龙。　　晚饭后，叶子龙拿着西柏坡发来的电报，与胡乔木一起来到毛泽东的房间。胡乔木说了关于改进文件管理的方法，并说：“您如果同意我们的意见，以后就不会再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毛泽东说：“立个规矩也好，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说着，他在一份看过的文件上面工工整整地写下“毛、周、任、贺阅”的字样，然后在“毛”字上画了一个圈，并签上了日期。他把文件交给胡乔木二人，严肃地说：“这样可以吗？画圈为证，以后就这么办。谁出了问题谁要负责任啊！”　领导人传阅电报文件在署名上画圈的制度，就这样形成了，直到现在仍然是行之有效的。

1950年11月8日中国政府正式向世界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带领下，渡过了鸭绿江，参加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毛泽东把他寄予厚望的长子毛岸英也送上了前线。毛泽东送儿子上战场，固然有对之多予磨练的意愿，但更主要的还在于“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的思想。毛岸英在志愿军总部，除了做俄语翻译外，还担任机要秘书，同叶子龙原来的角色差不多。中共中央给志愿军的重要电文，都是由他接收、译出、转交的；志愿军总部发回国内的重要电文，也是经他手发出的。　毛岸英牺牲后，彭德怀立即给党中央、毛泽东发来了电报。罗光禄、高智把电文交给叶子龙时，叶子龙拿不定主意是否直接交给毛泽东。于是他拿着电报先找到周恩来，请示如何处置。周恩来要他暂不要交给毛泽东，这样瞒了一段时间，没向毛泽东透露。　　过了些天，彭德怀来了一份关于在朝作战的重要电报使叶子龙感到无法再对毛泽东隐瞒岸英牺牲的事情了。彭德怀的电文说：前次电文机要秘书译电有误，因而要求中央对作战重新给予指示。译错电文，属重大失误，因此必须向毛泽东解释。叶子龙又向周恩来请示，如若毛泽东询问如何回答。周恩来说：“告诉毛主席此时的机要秘书已经不是岸英了，同时把岸英牺牲的消息也告诉他吧。”　叶子龙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手拿两封电报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他正在沙发上看报纸。毛泽东像往常一样，放下报纸，接过电报看了起来。毛泽东将那份简短的电报看了足足有三四分钟，他的头埋得很深，当他抬起头来时，没有眼泪，没有任何表情，脸色非常难看。他向叶子龙摆了摆手，说：“战争嘛，总会有牺牲，这没有什么！”　　叶子龙听完后，小心翼翼地退了出来。

1949年9月，毛泽东从香山搬进中南海，住进了丰泽园菊香书屋，叶子龙一家也随之搬进了丰泽园西北侧的静谷。叶子龙住的是一幢两层的小楼，楼下是办公室。毛泽东进中南海后，中央办公厅的几个主要部门也陆续搬进了中南海，机要室是分批几次才全部搬进中南海的。　　毛泽东从1952年开始频繁地到全国各地视察，从那时起的近10年时间，毛泽东的大部分视察活动都要叶子龙随行。毛泽东到哪里去，见什么人，事先都要由叶子龙去通知，作安排，必要时还要叶子龙去打前站。　　那时，正逢连续三年的全国性自然灾害，毛泽东很苦恼，有一次，当着叶子龙的面说：“他们为什么不说实话？到底为什么？”　　1960年底，毛泽东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之年。　　1960年12月25日晚上，毛泽东突然让叶子龙通知在他身边工作的李银桥、林克、高智等几个同志来，说是要在一起吃顿饭。大家很快到齐了。餐桌上照例没有酒肉，只是比平时多了几样蔬菜。　　这一晚，毛泽东讲了很多。饭后，大家回去休息了，毛泽东仍像往常一样继续工作。他在当天深夜写了一封信：“林克、高智、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小封、汪东兴七同志认真一问。除汪东兴外，你们六人都下去，不去山东，改去信阳专区，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要好些。我给你们每人备一份药包，让我的护士长给你们讲一次如何用药法。淮河流域气候暖些，比山东好。1月2日去北京训练班上课两星期，使你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请江东兴同志作准备。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毛泽东”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叶子龙等经过短暂的学习培训，很快就下去了。　　这次是到河南农村，时间长达半年。下去这样长的时间是不同寻常的。叶子龙已经有种强烈的预感：他要离开中南海、离开毛泽东了。　　1962年春的一天，毛泽东与叶子龙进行了一次长谈，说：“你最好离开中南海，你跟了我二十多年，很不容易。你还有前途，到任何地方都要努力工作。”他还说：“我快七十岁了，人生七十古来稀。你也不年轻了，这里不是长久之计，对你们的进步不利，走也好。他还说：“我死以后，你会看到人们对我的评价，二八开，三七开，随它去！自有后人评判。你也是三七开、有缺点，这不要紧，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么，今后改正就是了。”谈话后，他破例送叶子龙到门外，并主动提出一起照个相。这是叶子龙27年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毛泽东单独合影。　　从此，叶子龙怀着深深的眷恋，告别了跟随多年的毛泽东，离开了中南海，再也没有回去。

毛泽东工作时最怕别人打扰，在这方面，他的“抗干扰”能力很差，因而录音工作曾受到毛泽东的几次批评。特别是1961年毛泽东南巡时，他发现自己这一行人中有机要室负责会议录音的人员，大发脾气。更让人始料不及的是，这件事被人为地捏造为在毛泽东身边私设窃听器的事件，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一个株连许多人的冤案。叶子龙是当事人和受害人之一。　　叶子龙跟随毛泽东几十年，他知道无论在任何时间和地点，毛泽东的一言一行，都有强烈的目的性，对他讲过的话，要特别留心地记住。叶子龙当时作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和中央机要室主任，总想尽量把毛泽东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叶子龙曾多次向杨尚昆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汇报过这个想法，于是想到了录音的办法。　　叶子龙的初衷是，通过机要室的工作，使中央领导特别是毛泽东工作方便，顺心顺手；为领导提供文件信息既快又准；会议准备和现场服务滴水不漏。随着时间的推移，机要室的工作越来越不适应实际工作的需要。1956年以前，机要室作为中央的核心秘书部门却没有记录人员，更没有现代化的录音设备，机要室本身没有中央领导和毛泽东的讲话、谈话的文字和录音材料。为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叶子龙几次与中办主任杨尚昆谈这个问题，并请示周恩来，开始筹划录音工作。1956年下半年开始陆续购置了录音设备、培训了专职录音人员。　　这件事在“文化大革命”中，变成了“窃听器事件”，被诬为“在毛主席身边搞特务活动”，“为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搞情报”。在中发277号《中共中央文件》中说，杨尚昆同志“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设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中央常委同志讲话，盗窃党的机密”。1975年中央专案组审查小组办公室给叶子龙和周恩来的秘书康一民、刘少奇的秘书吴振英所作的政治结论说他们“在杨尚昆的指使下，在毛主席身边安设窃听器，进行秘密录音活动”。　　实际上，毛泽东对录音问题曾有过具体指示，他曾对叶子龙说过：“录音要搞个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机要室着手对录音工作做了许多明文规定。这个规定送给毛泽东看了，他表示同意。机要室的录音工作，有的是请示中央办公厅领导或中央领导同志同意的，有的录音还是毛主席指示要录的。所以所谓“窃听”是根本不存在的。　　1961年，毛泽东为在他的专列上安录音设备的事曾发了一次大脾气。其实那次，叶子龙正在河南农村搞调查研究工作，这事根本就没参与，但仍被牵连进去，并受了组织处分。　　在所谓的“秘密录音”一案中，许多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正因为所谓的“窃听器事件”，叶子龙被监护审查了近7年时间。　　后来，毛泽东得知叶子龙的处境，亲自过问，说叶子龙政治上没有问题，不能用法西斯的手段对待他。不久，叶子龙获得了释放。　　终于，1980年5月10日，中央办公厅党委批复，同意中央办公厅政治部3月24日为叶子龙平反的决定。决定说：文化大革命中对叶子龙同志进行监护审查和1975年对其所做的政治结论，都是错误的，纯属错案，决定彻底平反，将一切诬陷不实的材料从档案中抽出销毁。补发在监护审查期间停发的工资。

1977年9月至1978年10月任北京市机械工业局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1978年10月至1979年12月任北京市机械工业局副局长。1979年9月至1982年11月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务委员。1979年12月至1983年3月任北京市副市长、市委政法委员会副书记。

1982年11月至1987年12月任中共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副主任。1983年1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咨询委员会委员。1983年7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会委员。曾兼任中国政法大学筹建组成员。1992年6月离职休养（享受市长级待遇）。

任北京市副市长、市委政法委员会副书记期间，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妥善安置数十万待业青年工作，主持组建十三陵、八达岭特区办事处，主持领导全市落实私房政策工作，完成组织首都重大庆典活动和中央交办的工作。

夫人：蒋英

女儿：叶利亚叶燕

2003年3月11日19时10分，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北京市的优秀领导者，曾任毛泽东同志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原中共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北京市委原常委，北京市原副市长叶子龙同志（享受市长级待遇），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2003年3月19日上午叶子龙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胡锦涛、江泽民、温家宝、曾庆红、王兆国、吴仪、周永康、贺国强、王刚、李鹏、万里、朱镕基、宋平、尉健行、李岚清、薄一波、宋任穷、何鲁丽、傅铁山、贾春旺、刘延东、段君毅、廖汉生、王芳、刘复之、张震等送了花圈。贾庆林、刘淇、郑天翔、杨白冰、李锡铭等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并向叶子龙同志的亲属表示亲切慰问。

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还有汪光焘、陈元、李志坚、逄先知、杨德中、田期玉、令狐安、刘源、徐锡安、丁人林、王海蓉、唐闻生、谭友林、林丽蕴、聂力、孙勇、蒋先进、何廷一、慕风韵；北京市领导有孟学农、于均波、龙新民、强卫、杜德印、阳安江等。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还有焦若愚、白介夫、杨春茂等北京市老领导。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公安部、国家安全部、中共北京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中共湖南省委、省政府等，以及中央有关部门、部分省市、北京市领导、市老领导送了花圈。

2003年3月，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配发的评论说：“叶子龙在长达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始终保持了一名普通共产党员的光辉本色，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事业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事业。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革命工作倾注了满腔热血和全部智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把自己的毕生精力无私地献给了党和人民，赢得广大干部群众的赞誉和爱戴，是北京市德高望重的优秀领导干部。叶子龙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奉献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