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泽，男，1931年1月出生于贵州省织金一个书香门第，1978年10月后，历任贵阳市革委会秘书长、革委会副主任，贵阳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委书记，贵州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书记，省委第一书记。1985年7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87年后历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党组副书记。1999年2月离职休养。他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党组副书记朱厚泽同志，因病于2010年5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朱厚泽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王兆国、王岐山、李源潮、尉健行、罗干和倪志福、胡启立等，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中文名：朱厚泽

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贵州省织金县

出生日期：1931年1月

逝世日期：2010年5月9日

职业：政治家

主要成就：任中宣部长时曾提出“三宽”政策

称号：“三宽部长”

革命家庭——其父及姨母姨父等多位长辈，师从著名的教育家黄齐生，贵阳师范学院肄业。194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同年3月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贵阳市领导小组组长。

建国后，任贵州省青年工作干训班学员，青年团贵州省委文艺工作队队长，青年团贵州省贵阳市委少年工作部部长，青年团贵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青年团贵阳市委第一书记，贵阳烟草公司经理、党委书记，贵阳市化工局局长，贵阳市经委副主任，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贵阳市委常委。

1965年“四清”中受错误处理，下放农村劳动，1973年待分配；1978年任贵阳市革委会秘书长，中共贵阳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1983年8月任贵州省委书记，1985年3－7月任贵州省委书记，1985年7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87年2月－1988年12月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1988年10月－1989年12月任全国总工会第十一届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党组副书记；他是中共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

朱厚泽同志于2010年5月9日00∶16因病逝世，终年80岁。朱厚泽同志的家属发出讣告：根据其生前遗愿，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遗体火化，骨灰送回家乡安葬。

朱厚泽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王兆国、王岐山、李源潮、尉健行、罗干和倪志福、胡启立等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朱厚泽在任中宣部部长期间提出了著名的“三宽政策”，他本人也被称为“三宽部长”，朱厚泽本人曾回顾了当年提出“三宽”的前前后后。

“三宽政策”的提出是在1986年文化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当时他在发言中说：“文化要发展，各行各业要发展，推而广之，要使一个社会充满生机、充满活力，有一件事情恐怕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就是：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与传统的东西有差异的观点，不要急急忙忙做结论；同时，对积极的探索、开拓和创新，要加以支持。”“有篇文章，讲到宽厚、宽容和宽松。三个‘宽’字，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

2008年，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朱厚泽曾撰文《关于近现代中国路径选择的思考》，他提出，“我们回顾一下这二十多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它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简单一句话就叫：解除市场禁锢。”“要想解决我国的文化问题，以求思想活跃，文化繁荣，学术发展，实际上就是一句话：解除思想文化禁锢。”在该文中他从五个方面探讨了中国路径选择的逻辑，他说现代市场经济，“经历过二十世纪变革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可能是好处较多、害处较少，效率较高、成本较低，刚性较弱、弹性较强，排他性较少、包容性较广，比较易于自我更新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是迄今为止人类已经找到的有效组织社会经济生活的形式、制度、方法的基础。”谈到“民主法治国家”，他说：“民主法治的国家制度不是没有缺陷的制度，但是比较各种制度，它比较有弹性，抗冲击，易于进行更新、发展和完善。高度集权、高度刚性的集权制度有它的好处，但是从长期看靠不住。”对于“公民社会”，他的意见是：“社会的治理也要从专政、统治、管治、强制、限制的思路转变过来，实行企业自主、公民自治、国家和各种社会组织合作共治，否则是搞不下去的，我们在这个方面有非常痛苦的教训。”

对于“科学技术”，他又说：“我们已经进到这样一个时代，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创新来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同时要在人跟自然的关系上求得一个和谐的结果。”最后他说“人文精神”，“人最根本的就是人的思维，发展就是自由。”

1999年，朱厚泽在《方法》杂志发表著名的《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一文，指出：“20世纪的世界历史证明：靠单一的国有经济，不行。一切交给国家政府去包办，不行。社会主义者，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不要把国家主义误认为社会主义，进而去崇拜那个国家主义。……这是一个全面的、普遍的回归社会时代。回归社会，就是社会的问题主要由社会自身去解决，也就是由各种类型和各个层次的社会群体自己去解决，而不是由国家包办。”

2008年，中国出现了关于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观”的争论。朱厚泽的文章提到，“一些人站出来，要对普世价值观加以讨伐、加以批判。我们官方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领导人，也在正式的院报上发话了，也在批普世价值。……为这件事，我们一些老同志一起议论过。大家的意见完全一致，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让步，就是要旗帜鲜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就是回归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回归历史！回归常识！回归人类共同价值！想离开这个东西另搞一套，搞出来是什么结果，我们过去的历史已经完全证明了。”

2009年3月，在纪念胡耀邦的一篇未刊稿中朱厚泽写道：“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光搞经济体制不行。经济体制改革有两条路线，一个是富民的，一个是富官的。现在名义上是搞国家富强，实际是压榨老百姓。我们看得出来，确实是有两种不同的政策。应当承认，国家这些年来，经济确有发展，但一边是政府大量提取资金，政府行政费用大幅增长，同时产生大量腐败，另外一边老百姓应该得到的实惠没有得到，而且贫富差距在拉大。这不仅表现在政治体制改革不搞，而且在经济建设里边究竟是按什么路线搞？都很值得研究。事实上，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势必走到邪路上去，本来想富民，结果富了当官的。权力没有制约，就要利用市场为自己捞好处嘛！”

“历史是一面镜子。不要掩盖自己的过失。坦荡真诚地改正错误，终会有光明的前程。”

“我们经常说，我们这个制度的优越性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句话是对的。但是，它同时也可以集中力量办错事，还可以集中力量办坏事。而这些错事、坏事谁也纠正不了。”

“二十世纪高度集权的国家，想用人类理性设计的计划经济制度（实际上是行政命令经济制度）来替代原有的制度，反映到社会问题上，就是国家吃掉社会。作为人群聚集的社会，如果没有自身公民社会的发育，要支撑经济稳定持续的发展和文化持续的繁荣创新，要使整个国家机器能够比较稳定，都办不到。”

“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忽视人文精神的教育，只把知识当作一种功利来学，培养了一批手艺匠人，而且知识面非常窄，这是非常危险的。人最根本的就是人的思维，发展就是自由。”

《东张西望：朱厚泽摄影作品散篇》，中国摄影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