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位三，早年投身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黄麻起义，是鄂豫皖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长期工作，身体受到损害，1948年，起因病休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全国政协第二、第三、第四届常务委员。1975年，因病在北京逝世。郑位三同志是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鄂豫皖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毕生献身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为党、为人民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中文名：郑位三

别名：郑植槐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马鞍山

出生日期：1902年10月21日

逝世日期：1975年7月27日

职业：军人、政治家

毕业院校：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

信仰：共产主义

政党：中国共产党

郑位三在武昌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读书时，积极投入武汉各界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并在恽代英等创办的“利群书社”里学习《共产党宣言》和其他进步书刊，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1922年自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后返乡。

1925年，由戴克敏、戴季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往黄安七里坪地区开展农民运动。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郑位三同志历任国民党黄安县党部常务委员、黄安县农民常务委员、黄安县总工会委员、中共黄安县委委员和中共黄安县代理县委书记，积极开展农民运动，领导反土豪劣绅的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郑位三同志在白色恐怖中继续坚持斗争。他到武汉寻找党组织。听取中共长江局负责人罗亦农同志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关于在湘鄂赣粤等省发动武装起义的指示，组织领导了黄麻“九月暴动”，揭开了黄麻起义的序幕。

1928年至1932年间，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初创时期，郑位三同志先后担任中共黄安县委秘书长、县委书记、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和中共鄂豫皖省委委员等职。

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郑位三同志被选为全国第一届苏维埃政府委员。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郑位三同志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留在根据地，担任鄂东北道委书记、游击总司令，领导指挥苏区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为保卫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4年11月，郑位三同志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秘书长、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随军长征到陕南，担任中共鄂陕特委书记、鄂豫陕特委书记，创建与坚持了鄂豫陕苏区的游击战争。组建了红七十四师。

1937年春到延安。

抗日战争爆发后，郑位三同志受党中央派遣，从延安重返鄂豫皖，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历任中共鄂东特委书记、鄂豫皖区党委书记、淮南区党委书记兼路西军政委员会主席。

1939年底到安徽庐江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会合。

1940年2月兼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政委。

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二师政委兼皖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同师长张云逸等领导所部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巩固和发展淮南抗日根据地。

1943年秋，作为中共中央中原局代表，被派往新四军第五师活动的豫鄂边抗日根据地，参加党政军的领导工作。曾任第五师政治委员、边区临时参议会议长。

1945年6月，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为争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郑位三同志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局书记、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兼中原军区政治委员，1946年6、7月间，同李先念等同志率部队胜利地举行了中原突围，并随北路部队进到陕南。不久到延安，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嘉勉。

1949年9月，郑位三同志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全国解放后，郑位三同志曾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在体弱多病的情况下，他仍然刻苦学习马列主义，长期密切关注、深入研究国际国内革命和建设的诸多理论与实际问题，提出了不少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的独特见解，为党的事业呕心沥血，竭忠尽智。

“文化大革命”中，郑位三同志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气节，大义凛然，坚持原则，同林彪、江青反党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深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被扣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到很大摧残折磨，于1975年7月27日，在北京含冤逝世，享年73岁。

十年动乱期间，无端对郑位三同志进行了“审查”并作出了《关于郑位三问题的审查报告》。这都是错误的，这些已全部予以撤销。强加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已予推倒，为郑位三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同时，为其受株连的家属、亲友平反，彻底消除影响。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黄安县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反动派到处张贴通缉令，悬赏捉拿包括董必武、郑位三在内的92名共产党员。在一片白色恐怖、县委主要负责人脱离革命队伍的情况下，郑位三大义凛然，处变不惊，果断地将县委机关转移到七里坪，还派人分赴各乡，号召党员、农会干部坚定信心、坚持斗争。他还主动联络戴克敏等人，商议重组黄安县委，并受命担任代理县委书记。他提出“以革命继续革命，以革命发展革命”的口号，紧紧依靠群众，大力组织革命武装，恢复和发展党、团组织。9、10月间，他又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发动秋义的计划，组织领导了著名的黄安“九月暴动”，由此揭开了黄麻起义的序幕。

1932年10月，国民党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撤出鄂豫皖根据地，西征川陕。郑位三受命危难，担任鄂东北道委书记和游击总司令，挑起了领导鄂东北革命斗争的重任。他像中流砥柱，保持着必胜的信念，坚持不懈地进行各项工作。他一面动员区、乡干部深入群众，一手拿枪，一手握锄，坚决同敌人斗争；一面积极恢复和建立地方武装，在不长的时间里，就组建了6个独立游击师，总计5000余人。1933年是大别山斗争最为残酷的时期，郑位三同志始终高擎革命斗争的大旗，领导着鄂东北部队和群众进行反第五次“围剿”的斗争。他生活艰苦朴素，作风踏实无华，爱护战士，教育干部。他和战士们一样，天当被，地当床，野菜树皮当食粮。他经常给大家讲革命故事，善于应用部队先进事迹和英雄人物的实例，指出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即使剩下少数人也要坚持战斗，争取胜利。在他的鼓舞和带领下，部队和根据地的革命群众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争情绪。

1934年11月，郑位三同志作为鄂豫皖省委秘书长随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南后不久，担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为配合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北上，决定西出甘肃，北上陕北。郑位三同志再次临危受命，留下坚持斗争，担任鄂豫陕特委书记。面对敌人20多个团的残酷“清剿”，郑位三同志毫不动摇，他和陈先瑞等同志一道，将各路游击武装合编组成红七十四师，集中力量与敌人周旋。他冷静地分析形势，准确地判断敌情，采取“兜大圈子”的游击战术，机动灵活地与敌斗争，先后3次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在严酷的斗争中，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红旗始终不倒，红七十四师亦由600余人壮大到2000多人。对此，贺龙同志曾高度评价说：“红七十四师能在陕南坚持近两年的游击战争，位三同志的正确领导起了重要作用。”

1931年初夏，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进行错误“肃反”时，郑位三同志就不顾个人安危，对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做法进行抵制。他认为肃反扩大化是红军自杀性的破坏方法，会引起全党全军的恐怖，严重地脱离群众。1933年3月，受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鄂豫皖苏区又一次错误“肃反”，郑位三同志再次勇敢地进行抵制，因此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而受到批判。但他毫不妥协，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观点。

1943年11月，郑位三同志以华中局党代表的身份到鄂豫边区和新四军第五师工作，上任伊始就与李先念、任质斌等领导整风运动。在他的正确领导下，五师和边区没有搞“抢救运动”和“逼、供、信”。当康生从延安给鄂豫边区党委来电介绍一些地方搞出多少特务、反革命分子的所谓“经验”时，郑位三同志坚定地说：“共产党员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从实际出发，干部中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没有特务、反革命，就不能把好人当特务、反革命抓。”对康生给边区党委转来的某某人是“叛徒”、某某人是“特务”的“材料”，郑位三及边区党委更没有简单从事，而是本着实事求是和对党员、干部负责的态度，认真细致地调查研究，澄清事实，妥善处理，从而保护了一大批党的干部。为此，他赢得了五师和鄂豫边区广大干部的普遍赞誉。

1946年春夏之际，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准备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大规模全面内战。大战之前，郑位三同志牵挂着一大批抗战期间成长起来的党的干部的安危。他与其他领导同志商议，对大批在地方工作的干部和不能随军突围人员作出了符合中原地区的实际的组织决定，为保护中原军区大批干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左”倾思想的影响，一些干部却因此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1957年“反右”运动时，许多同志由此背上罪名。得知这些情况后，郑位三同志主动承担责任。他与陈少敏同志联名给中央组织部写信，详陈当年所作决定的实际情况，要求组织上实事求是地对待中原突围的同志。“文化大革命”中，郑位三同志遭到批斗，有人说他们向中央组织部写信是为叛徒辩护，充当保护伞。然而，身在逆境中的郑位三同志，始终认为这样做没有错。他这种坚持真理、敢作敢为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赢得了广大的新四军老战士的由衷敬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终于作出决定，为因中原突围而遭受打击迫害的同志平反昭雪。

郑位三同志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始终如一、坚持不懈地学习革命理论，善于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指导革命斗争事业，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他是一位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战士。

郑位三同志坚定的革命信念以及在革命斗争中所表现出的聪明才智，是与他几十年一贯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分不开的。1934年12月，他随红二十五军长征，一路上敌人围追堵截，为了轻装，他将日常生活用品一件一件地抛弃，但所携带的马列著作和党的文件却一件没丢。每逢有闲，他就抓紧时间阅读、学习，还坚持写读书笔记。全国解放后，他因病休养，但学习不辍，20多年中留下了几千张卡片，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读书心得、理论文章、报告和日记。

郑位三同志不仅自身注重革命理论的学习，而且还十分注意加强自身的党性修养和对党员、干部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1939—1942年在淮南和新四军二师工作期间，他曾同战友谈到肖楚女的蜡烛人生观：“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他很敬佩肖楚女同志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他的革命生涯也充分体现了蜡烛精神。他走到哪里，就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到哪里。在他的一生中，先后主持创办了“鄂东北特委党务干部学习班”、“便衣队训练班”、“七里坪游击队干部训练班”、“青年训练班”、“中原民主建国大学”等，为党培养了一大批干部。

郑位三同志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用理论指导革命实践，并在实践中摸索和总结经验。在土地革命时期，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鄂豫皖地区的斗争实际相结合，起草了一批“议案”、“法令”、“细则”等文件，在指导鄂豫皖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33年，在坚持游击斗争中，郑位三同志发现一些区乡干部三五人一队，携带短枪匕首袭扰敌人，串联群众，有效地保存了自己，很值得推广，便及时总结了便衣队“游击战争、昼伏夜行、两面政权、统一战线”的经验。对此鄂豫皖省委曾给予高度评价，认为“现在最有发展希望及最重要的运动，就是便衣运动”，并在其他地区进行推广。郑位三同志这种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丰富理论的做法，得到了大家的普遍赞誉。刘少奇同志曾说：“郑位三同志是鄂豫皖地区干部中学习马列主义最好的一个。”

新中国成立后，郑位三同志因身体多病，未负责具体领导工作。在养病中，他仍非常关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带病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关注并潜心研究经济建设和执政党的建设问题，提出了一些富有创造性的主张。他认为“革命胜利后主要任务是建设”，并提出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意见。他说：“阶级斗争将是局部性的，今天的任务应该相当着重于建设。”对于执政党的建设问题，郑位三同志认为，是“关系到革命事业成败的关键性问题”，要“正确摆正领袖、政党和人民群众三者关系”，要建立制度，强调监督。他在五六十年代提出的这些理论观点，现在看来都是正确和极为宝贵的。

密切联系群众，一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为人民谋幸福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和一贯宗旨。郑位三同志始终牢记党的宗旨，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为了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和生活幸福，他孜孜以求，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郑位三同志满怀激情，奔走于家乡，发动和组织群众，领导全县农民掀起了农村大革命高潮，使广大农民群众在斗争中争取到了他们应得的权益。发动和组织起来的广大农民群众，自编歌谣传唱“董必武、郑位三，领导人民把身翻”。

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后，根据地一片白色恐怖。敌人逼迫群众“插白旗”、“反水”以示“归顺”。针对一些区、乡干部不能正确对待“反水”农民和“插白旗”群众的问题，郑位三同志教育干部要从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考虑，指出群众是被敌人逼迫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拥护党和红军的。他反复向各级领导讲明道理，要求各级干部严格执行政策，严禁侵犯这些群众的利益。由于郑位三同志采取了正确措施，很快安定了民心，争取了群众，稳定了根据地的局面。许多群众都说：“别看我们插了白旗，我们的心是红的。”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难岁月里，郑位三同志时刻不忘群众的生产、生活。1940年，淮南抗日根据地发生严重春荒，人民群众衣食困难，郑位三寝食不安。他指派专人，将如何组织农民度春荒、如何向地主富农借粮等问题编印成小册子，发到部队和地方，让广大干部讨论学习。1946年春，国民党军对中原解放区实行严酷的经济封锁，中原军民生活极其困难。郑位三、李先念等号召部队打鱼捞虾，挖野菜，开荒种地，进行生产自救，以减轻解放区人民的压力。他还手书“民为邦本”的匾额，亲自送给群众，表达了拳拳的爱民之心。

郑位三同志心中只有人民群众，从来不为自己打算。国家实行薪金制之前，他将组织上每月发给的300元津贴，全部用来接济生活特别困难的军烈属和无依无靠的烈士后代。实行薪金制后，他仍然省吃俭用，接济军烈属，仅红安县就达几百人之多。“文化大革命”期间，郑位三同志在遭受“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之时，仍然惦记着群众生活。他托人捎话给当时还未被“打倒”的老干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抓生产！不抓生产，不搞建设，老百姓吃什么、用什么？

1932年红四方面军被迫撤出鄂豫皖苏区之后，鄂豫皖省委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以便集中兵力，粉碎敌人的“围剿”。郑位三同志以全局利益为重，将自己历尽艰辛、亲手创建起来的6个游击师共计5000余人，分批补充给红二十五军。同时，他还和鄂东北道委要求各县要积极支持红军，要人给人，要枪给枪，调哪个部队就给哪个部队，一切服从大局。

据《新四军文献》记载，1943年5月，中央曾决定郑位三同志任鄂豫边区党委书记兼第五师政委。然而，郑位三同志到鄂豫边区后，并未公开这一任命，只是以华中局党代表身份，到鄂豫边区和新四军第五师工作。他这样做，实际上是从鄂豫边区的具体情况、党的事业的大局着想，是他顾全大局的典型表现。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原部队本可顺利转移到兄弟解放区生息发展，但郑位三和李先念领导的中原部队，忠实地执行中央的命令，为全局利益而战，在中原地区苦熬十个月，牵制了30万国民党军队，为兄弟解放区作好反内战准备赢得了宝贵时间。中原突围前夕，中央要郑位三乘军调部的飞机回延安，但他考虑大战在即，作为中原部队主要领导之一，离开部队，可能会造成不好的影响。他带病坚持工作，和李先念等同志一起，谋划突围方略，制订突围计划，参与指挥了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帷幕。对中原突围的伟大胜利，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当年给予了高度评价。众所周知，中原突围是顾全大局的历史典范，而这与作为中原局代理书记、中原军区政委的郑位三同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郑位三1943年来五师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整风审干，消除中央对五师、边区某些误解。郑位三来五师之前，边区和五师曾于1942年进行了“战时整顿三风”，但由于严重的敌顽夹击，环境十分动荡，边区整风运动未能全面深入开展。郑位三来了以后，才正式大规模地开展了整风审干工作。1943年11月18日，豫鄂边区党委发出了《关于彻底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边区各级党组织抓紧相对稳定的局面，立即全面开展整风。郑位三亲自挂帅，在任质斌的协助下，领导边区和五师高、中级三期整风班。在工作中，郑位三首先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介绍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和抗战初期共产党内斗争的情况，使长期孤悬敌后的边区和五师骨干，进一步了解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王明“左”倾路线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斗争的实质及其重大历史意义，武装了党员干部的思想。尽管延安发来康生的一些“内供”材料等，但边区的整风审干工作在他的领导下排除了这些干扰，坚持了启发干部自觉交代，不迫不逼，实事求是，治病救人的方针，认真贯彻中共中央于1943年8月15日作的《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的精神，对个别有问题的干部及时作出有关规定，注意吸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肃反扩大化的历史教训，没有搞“逼供信”和扩大化，没有伤害同志，保护了大批干部，保持了五师、边区干部队伍的团结。三期整风班中，没有发现一个特务和内奸。鄂豫边区整风审干工作的顺利开展，充分体现了郑位三高度的政策水平、成熟的党性和慎重的作风。

1943年冬至1944年春，在当时豫鄂边区四地委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对黄冈中心县委所属地区的整风审干，采取“逼供信”办法，咬出一大批“特务”，犯了扩大化错误。因黄冈地区环境动荡，不得不在1944年春在边区党校开办了四个“长江整风班”，集中黄冈中心县委下属的几乎所有乡以上干部300多人进行整风审干，在学习班中仍然采取“逼供信”，搞扩大化那一套，局面十分混乱。郑位三发现后，亲自到边区党校作报告，阐述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整风审干的方针、政策和办法，认真吸取土地革命时期肃反扩大化的严重历史教训，开展甄别平反工作。至此，在边区唯一的在整风审干中犯有“逼供信”和扩大化的案件才算纠正过来。

1980年，任质斌在《新四军第五师是怎样成长壮大和完成她的历史任务的》一文中说：“在1943年底开始的整风审干中，虽然康生转发很多所谓‘抢救运动’的经验，但当时华中局派来边区领导工作的郑位三同志和边区党委没有受这些东西的影响，没有搞肃反扩大化，没有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因而，五师对所有有历史问题的老同志作出的审查结论都是实事求是的，没有伤害干部，始终保持了干部队伍的团结。”

郑位三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后来又在新四军二师、五师、中原军区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他资格老、功劳大，但从不居功自傲，摆官架子。他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打成一片，深得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

1946年中原突围前夕，为了战胜蒋介石30万大军对中原军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担任中原局代书记、中原军区政委的郑位三和其他领导一起，进一步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教育全军指战员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生产自救、渡过难关。他还特别重视教育驻地部队要与群众紧密联系，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争取反内战、求和平的胜利。在礼山（今大悟）县宣化店的一次人民群众大会上，郑位三亲自把一块由他题写的“民为邦本”四个大字的大匾赠送到人民代表的手中，以此表达中原军区的人民解放军对人民群众的感激之情。他曾在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上，用生动贴切的比喻说：“群众好比母亲，小孩没有母亲就没有奶吃。我们的党和军队没有群众，就不能生存。”

在1946年6月的中原突围战役中，郑位三以身作则，联系群众，紧随部队，带病突围，为广大指战员作出了表率。在突围前夕，中央考虑他的身体有病，不便随军突围，发电报要他先去延安。但他不顾个人安危，回电谢绝，坚持随部队一起行动。他还说：“中央要我离开部队回延安，这是中央对我的关怀。但我是部队的主要负责人，若在此时离开部队，会影响干部和战士的情绪。”在突围过程中，无论环境怎么困难，郑位三总是坚持同大家一起战斗。他与李先念、王震、任质斌、陈少敏等领导人日夜操劳，听从党中央的指挥，认真分析和研究敌情，沉着指挥战斗。当部队冲破敌人重重封锁线进入陕南后，由于秦岭山高坡陡，连马都不能骑，郑位三和陈少敏因身患疾病随军行动实在艰难，李先念便安排顾大椿等人负责照顾两位首长，并指令陕南游击队直接护送他们到陕北去。虽然是这样安排，但郑位三毕竟是四十多岁的人，而且正在病中，在崇山峻岭之中跋涉，实在是举步维艰。然而，为了不加重同志们的负担，他强忍着病痛的折磨，用绳子绑着鞋子，拄根棍子，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地向前走。有时，他还强打精神，说几句笑话让同志们乐一乐，使大家精神饱满地赶路。为了大家的安全，他担心小孩哭声惊动敌人，硬是横下心让妻子蒲云将两岁多的儿子郑非迟留在老百姓家里，使随行的干部、战士感动得流出了眼泪。

中原突围到达延安后，郑位三主持召开过中原局会议，初步总结新四军第五师和中原局的工作。常年艰苦的革命活动，使从小体弱的郑位三患上了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胆结石和胆囊炎。虽然他的忍痛能力很强，但经十几年的南征北战，中原突围战役胜利结束后，他的病越来越严重，使他无法坚持第一线领导工作。1948年秋，根据组织的决定，郑位三来到山东临朐县倪家庄华东军区高干休养所疗养。1949年6月，又转到山东济南市特别师警备司令部休养。新中国成立后，因体弱多病，党中央同意郑位三不担任具体工作职务，留在湖北休养治病。1949年至1955年初，郑位三居住武汉，休病不休闲，始终关心着湖北、武汉的革命和建设。其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等十分关心他的健康，希望他尽快康复，及早出来担任领导工作。

1955年8月，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首次实行工资制度时，鉴于郑位三对党、对人民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他被定为行政3级工资，享受政府副总理级待遇。党中央、国务院对郑位三的政治、生活给予了优厚的待遇。1955年4月，党中央把郑位三接到北京定居养病，一开始住前门打磨场胡同北官园20号。这里是一套气势恢宏的建筑群，总占地面积有十几亩地，由3个院子合成一个大院。1960年，郑位三全家搬迁至景山前街14号。这是前苏联首任驻华大使尤金的官邸。郑位三在这两处居住时，中央警卫局都派一个班的战士值勤，还有秘书、卫侍长、公务员、驾驶员、炊事员。面对这种新的生活环境，郑位三仍然保持着清平、简朴的生活习惯。实行供给制时，每月补助给郑位三的300元津贴，他全部用作解决老区人民和革命烈士后代的生活困难问题，自己和家人过着十分节俭的生活。他对于衣食住行，从来不提任何要求。厨师做什么，他就吃什么，用车、衣着等都十分节省，始终保持一位老共产党员特有的廉洁和自律。

郑位三功高不自居，不为名利所动心。建国后，对于报刊、书籍、纪念馆、博物馆，提不提到他的名字，或将他的名字摆在什么位置，他从不计较。别人请他讲军史、革命史，讲到他自己时，总是赞扬别人，不提自己。郑位三不仅从严要求自己，而且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他的女儿郑复康说：“父亲从不强求我们做什么，也不说教，他始终相信身教重于言教，以自己处世待人的方法影响着我们，他对我们的教育方式是潜移默化的，润物细无声。他希望我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正直的人。他要求我们具备细致观察问题、全面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理论学习上，父亲希望我们20岁时不仅应该通读《资本论》，而且应该谈出一些想法来。父亲留给我们的最大遗产，就是‘一切靠自己’。父亲无所畏惧，不计名利。他不会说假话，不会办虚事，不会搞关系。他的胸怀、他的预见性、他的学习精神、他与病魔斗争的顽强毅力让人折服。他所体现出来的伟大人格力量，不仅教育了我们这一代，还教育了下一代，甚至影响无数的后人。”

建国以后，虽说是在休养，但郑位三也闲不住，经常到武汉市的民众中去了解民情。他曾用诗句写道：“闲休非学隐，民情我不忘”，时刻告诫自己不能脱离群众，要与人民群众在一起。1949年冬，鉴于湖北省各级组织都感到干部缺乏，他向时任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的李先念提出了在群众中选拔优秀分子担任干部的三条标准，即“革命性强、联系群众、服从党的领导。”他还强调，这三条都很重要，缺一不可。革命性不强，就不会有革命热情；不联系群众，就不能带领群众投入革命斗争；不服从党的领导，革命斗争就没有方向。为了抓好各类干部的培养和教育工作，他还多次接受李先念的邀请，到湖北人民革命大学向学员们作政治报告，宣讲马列主义的理论知识，帮助学员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和学会联系人民群众的方法。湖北人民革命大学从1949年6月至1953年5月，先后招收4期学员共1.5万余人，毕业后分配到全省各地，充实了各条战线的基层干部队伍。这其中也有郑位三的一份功劳。

建国初期，湖北曾出现过有4000多名旧职员和一大批党外民主人士要工作、等分配的事件。为帮助省委处理好这个问题，郑位三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后，认为此事解决得好与坏直接体现党与群众的关系。他将那些旧职员分成三类，建议省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进行恰当安排。省委书记李先念完全采纳了他的意见，除少数政治历史未搞清楚的人员等待分配外，将绝大多数人安排了适当的工作。对一些思想进步、具有较大政治影响的旧职员和党外民主人士，省委还安排他们担负一定的领导职务，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作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一些健在的当时得到妥善安置的人士每当谈起解放初期的这件事，无不称赞郑位三在湖北留下的这份功绩。

1957年5月29日，为正确解决一大批在中原突围时复员、隐蔽和掉队人员的党籍问题，郑位三与陈少敏联名向中央组织部写了一封信，恳请中央考虑当时中原局的实际情况和组织决定，承认和解决好这批革命同志的党籍问题。6月6日，中组部将此信批转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委据此妥善解决了这批同志的党籍问题。不少老同志每谈及此，都非常敬佩地说：“位老和陈大姐作为领导者，是有政治勇气和敢于承担政治责任的。如果没有为革命同志担政治风险的无私无畏精神，是不会这样做的。”但这些人在“文革”中又遭批斗，而且大多数人又被戴上“叛徒”、“反革命”的帽子。郑位三本人在“文革”中，也因为向中央组织部写了这封信，遭到批斗和迫害。但他始终坚持党性，刚直不阿，宁愿自己经受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也不推诿责任，牵连别人。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本着实事求是和有错必纠的原则，推倒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结论，为一大批在中原突围时复员、隐蔽和掉队人员恢复了党籍和政治名誉，对被迫害致死的人重新举行追悼会，平反昭雪，让其子女们卸掉了沉重的政治包袱。如今，湖北省以及省外还有数以万计的新四军、中原军区老战士健在，每当他们回忆中原突围的血火征程时，总忘不了郑位三1957年5月29日向中央组织部写的那封信，心里充满感激之情。

在如何评价高敬亭的问题上，郑位三敢于秉公直言。高敬亭是红二十八军政委，在1935年至1937年领导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中作出过重大贡献。抗日战争开始后，由于他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认识不够，犯有错误，本属思想认识问题。但当时组织上没有很好地分析问题的性质，以反党的罪名将他处死。郑位三对这个问题始终有自己的看法，多次讲到要重新认识。1960年5月，他不顾“左”倾思想的压力，再次提出自己对高敬亭问题的看法。他说，高敬亭这个人，第一，他有错误，特别是在与中央的领导关系上处理不够好；第二，他不是反革命；第三，他确有大功；第四，当时对他的处理研究不够。1980年5月，党中央决定为高敬亭彻底平反。此时，郑位三已病逝，但事实证明他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关于历史事实的处理上，郑位三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最典型的是如何实事求是地分析鄂豫皖苏区。早在50年代末，郑位三就指出：鄂豫皖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块大的革命根据地，对全国革命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特别是鄂豫皖苏区大胆地提拔使用一大批作战勇敢的农民干部，为我军建设作出了贡献。当时有人问郑位三对鄂豫皖苏区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如何体现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时，他说，由于敌人分割封锁，交通阻塞，当时鄂豫皖没有见到反映毛泽东思想的材料，一点也没有接受到毛泽东思想。因此，在研究这段历史时，不能讲毛泽东思想当时怎么指导鄂豫皖苏区两条路线斗争，只能说如何运用毛泽东思想去研究鄂豫皖的历史。郑位三说：“中央错误也好，正确也好，鄂豫皖执行时都是天高皇帝远，独立自主的作用大。中央不能经常直接指示，很大程度上是本地人当家。不能作这样的判断，中央正确的时候，鄂豫皖就正确；中央错误的时候，鄂豫皖就错误。鄂豫皖本地干部没有哪个自始至终代表正确路线，情况往往是，这个人在这个问题上正确，那个人在那个问题上正确，这是鄂豫皖两条路线斗争的特殊情况，没有哪个始终代表正确，没有哪个始终代表错误。”郑位三这段话讲得很朴实，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实事求是的。郑位三无私无畏，敢讲真话，实属难得。

对于“文化大革命”，郑位三始终持反对态度。他特别不赞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提法。1967年初，郑位三遭到批斗，经受了各种折磨。1969年11月，郑位三被安排到吉林省四平市郊中央组织部的“五七”干校劳动，继续接受审查，以后又转到河南省长葛县中央组织部“五七”干校劳动，接受审查。这时，夫人蒲云也一同上“五七”干校，但是干校不让蒲云与他住在一起，更不让照料郑位三。郑位三本来就是一身疾病的七旬老人，除参加体力劳动外，还要自己拾柴、挑水、做饭。他常常晕倒在厕所和路边。身体的摧残和精神的折磨，未能打垮这位从战火中走出来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以不同方式抵制这场“革命”。郑位三对这场“革命”从一开始就持反对态度。他说：“我虽然相信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争，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还有第二次大革命”。

1972年8月4日，郑位三从河南长葛“五七”干校返回北京，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继续接受审查。1973年6月7日，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下才，郑位三获得解放，搬回原来住地，恢复原工资和有关生活待遇。但是，郑位三的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病情越来越严重。1975年3月中旬，他住进北京医院。5月开刀动手术，仍不见好。此后，他就一直没有出过医院。1975年7月27日，郑位三因患胰腺癌，病逝于北京医院。

郑位三同志是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鄂豫皖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毕生献身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为党、为人民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郑位三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在半个多世纪的生涯中，他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无限热爱，不畏强敌，不避艰险，百折不挠，奋斗不息。他坚持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和群众路线，具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胆略和远见卓识。他功高不自居，位高不自恃，大公无私，光明磊落，作风民主，从善如流，始终保持革命传统和人民公仆的本色。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将永远值得后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