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大缜（1913—1939），1913年出生于上海，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1935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兼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先生助手，参与清华南迁工作。1938年4月，熊大缜放弃赴德留学的机会，参加八路军，任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兼技术研究社社长，领导研制烈性炸药、地雷和无线电设备，积极从事抗日活动。但是，1939年4月，熊大缜被冀中军区锄奸部以“国民党特务”罪名秘密逮捕，1986年8月20日，中共河北省委为熊大缜平反昭雪。

中文名：熊大缜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上海

出生日期：1913年

逝世日期：1939年

毕业院校：清华大学

信仰：共产主义

在同学们的记忆中，清华求学期间的熊大缜，中等身材，相貌英俊，豪爽大气，聪明能干，且多才多艺，不但学习成绩优异，也酷爱文体活动。他参加过学校话剧团，并且在其中担任重要角色；校内外体育竞赛，他是有名的田径运动员、网球队长，足球场上更是个风云人物。如果能够继续发展，他或许不难成为一颗耀眼的艺术或体育明星。但这一切在熊大缜身上都似乎根本不值得一提。他最擅长的还是搞科学研究。

1939年夏熊大缜被诬为特务，被当时的中共冀中军区锄奸部逮捕秘密处死，年仅26岁。

熊氏家族位于南昌县冈上乡月池村，因而又称为月池熊氏。据熊氏后人记载，该族乃是在唐后期安史之乱时，由江陵迁移入赣。至明末，该族的“定方支”一派迁居到现南昌县冈上乡西边一金姓村庄定居下来，成为南昌月池熊氏的祖先。定居南昌后，为改变家族的不良境遇，熊氏子弟曾试图走科举之路，但直到清中期都未取得成功。先人在科场的失意和家中的贫寒，促使熊氏后辈走向了经商之道。经过两辈人的奋斗，熊氏家族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除在家乡经营盐铺外，熊家还在汉口拥一个大规模的盐号。同时，熊家还涉足典当业，分别在义宁、汉口拥有自己的当铺。至光绪年间，熊氏家族的经济实力达到一个鼎盛阶段。

他们不仅加强宗族建设，还频频致力于地方公益活动，随着经济实力的上升，熊氏又开始了对科名的追求。除出资捐纳一定的虚衔外，他们还向县考棚捐款。在“祀六乡倡始捐建考棚及增费于后者”的同善祠中，熊氏一族就有四人名列其中，分别是“通奉大夫月池熊理堂，通奉大夫月池熊咏和，通奉大夫花翎道衔月池熊谏和，通奉大夫月池熊世昌”。此外，为了鼓励族中子弟治举业，熊氏还建立了“心远堂”，资助族中子弟从事科举之业。根据规定，熊氏子弟中举人者，可得银700两，中进士者得银则高达3000两，生员、贡生等亦有相应的奖励数额。心远堂的设立，为熊氏子弟专心治举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他们在府县两级考试中亦取得了一定成功。光绪十四年（1888）年，熊氏家族出现了第一位中举者。十年后，熊氏子弟熊光瓒高中夏同龢榜进士，熊氏家族获得其他各级功名的子弟亦日益增多。这一时期，由于捐纳的盛行，熊氏子弟也纷纷捐纳实缺和虚衔。通过正、异两途，熊氏家族在科举之路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熊大缜的父亲熊正琦（1882-1938），清光绪二十八年举人，度支部主事，后入震旦学院学习。民国时曾任吉林省财政厅长、国会议员。民国二年，熊正瑗熊正琦两兄弟均成为众议院议员。

熊大缜非常聪明能干，深得当时清华大学理学院长兼物理系主任叶企孙先生赏识和器重，师生关系甚为密切。在叶企孙培养教导下，熊大缜进步很快而且善于理论联系实际，有超过一般人的操作能力。他曾从学校物理系借了一架莱卡式照相机，在学校里开了一家小照相馆，取名“清华照相馆”，自己当老板，一年内居然挣了许多钱，还添购了一些新设备，准备作毕业论文，熊大缜接受叶先生建议，选了“红外”（当时也称“红内”）摄影研究。其实在国际上红外摄影还是极为保密的军事技术，国内没有任何资料，又缺资金。熊大缜利用物理系光谱实验室和X射线衍射对胶卷进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站在香山鬼见愁峰顶上，竟拍出了整个清华园的俯视全景图和整个北平城全景图。此事在当时的清华以至全国高教界，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后经证实，这张珍贵的照片成为了中国第一张红外照片。

熊大缜1935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毕业论文题目即《红外光照相技术》。同年秋，因品学兼优而留校当助教，继续从事红外光研究。第二年，他还为著名科学家吴有训和余瑞璜的X光实验室设计制作了那时国内少见的大型连续冲洗暗室。1937年，熊大缜考取赴德国留学名额。正当他准备在出国前与恋人完婚时，“七七事变”爆发，他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一样，发生了一次重大转折，并由此揭开了一出大悲剧的序幕。事变之后，清华大学举校南迁，与北大、南开合并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迁校的过程中，叶企孙全面负责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的抢运工作，熊大缜放弃出国和新婚，做了叶企孙的重要助手。抢运工作还没有结束，日军的铁蹄就踏进了清华园，幽静优美的水木清华变成了肮脏混乱的军营，宽敞明亮的体育馆变成了脓血横流的伤兵医院。叶、熊被迫转至天津，在英租界戈登路清华大学同学会，建立临时办事处，安排帮助南下师生员工和家属顺利通过津门。此间由于长时间紧张的奔波劳累，叶先生不幸染病住院，熊大缜悉心照料老师的同时，还联络安排了诸如王力、钱伟长、朱自清夫人等师生和家属自津南下，安全到达昆明。叶企孙病愈和迁校任务完成后，熊大缜本该和老师一道赶赴昆明投入新校建设和教学工作，但上路之前却由于一个偶然的也似乎是必然的原因，使他的前途又一次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就在抗战全面爆发的这一年年底，东北军从华北撤离时，万福麟手下一个叫吕正操的团长坚决留下来继续抗战，后来又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在冀中建立了中国战争史上第一块敌后平原抗日根据地。冀中平原地形简单，又正处于敌人严密的四面包围之中，东津浦线，西平汉线，南石德线，北平津线四条铁路均已为日军所占有。敌人运输便利，特别适宜机械化运动作战。在这里建立根据地，条件极为恶劣，斗争非常艰难，缺医少药，伤病员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只好眼睁睁看着死去。通讯工具匮乏，内外联络都跟不上，打起仗来前后方上下级很难沟通。

一个面积有二十五个县之大的区域，衣食住行生产打仗、物资供应和流通，都需要大批有经验的管理干部和专门人才。最重要的，打仗需要武器弹药，根据地没有自己的兵工厂，“没有枪，没有炮，自有敌人给我们造，”歌曲唱着轻松，实际是要用鲜血和生命换取的。抗日军民有时也有自己动手制造土炸药，但因技术问题而十分困难。要么威力不够，要么容易出问题。有一回因为在平房顶上翻晒炸药，不慎发生爆炸，死伤好多战士。根据地急需大量武器炸药通讯器材医疗器械和药品，急需大批知识分子的帮助和参与。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先期来到冀中，后曾担任冀中军区二分区参谋长的张珍(原名张学渊，解放后曾任化工部长，全国人大常委委员)接受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的命令，在北平、天津、保定之间建立秘密交通站，负责为根据地搜罗和输送人才和物资，张珍接受任务后，潜回北平，利用他曾在辅仁大学作过助教的关系，找到他的辅仁同学孙鲁(解放后任天津大学化学系教授)，动员他和自己一起工作。1939年春节，孙鲁回到天津老家，在英租界找到熊大缜。孙鲁向熊大缜介绍冀中情况，熊大缜找到叶企孙，很郑重地提出自己要到根据地参加抗日。

叶先生感到很吃惊：“那么，你不去昆明了？也不去德国了？到根据地，你觉得自己能行吗？”熊大缜对老师的疑问一一都做了肯定的回答。约定好上路的日子到了，告别的时候师生都感到，心情很沉重。七八年朝夕相处，不是父子，却亲如骨肉，不是兄弟，却情同手足。此一去不知何日才能相见。叶企孙内心深处总有一种赶不走驱不掉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不祥之感。因为他太了解这个弟子，熊大缜太年轻，太单纯，却又太聪明，太能干，在血与火的年代这一切恐非什么好兆。临别，他再一次叫住了熊大缜；“你放心去吧，我也暂不离开这里。你到那里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及时告诉我。”

他到达根据地后改名熊大正，先是在军区修械所当技术员，不久又调任印刷所所长。他过人的才干和胆识，深得吕正操将军赏识，三个月后，使被任命为供给部部长，全面负责整个根据地的物资工作。在叶企孙先生的帮助下，他的麾下很快就聚集起一百多名平津大学生和其他青年知识分子，各项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吕正操将军在晚年所作的回忆录中写道：“熊任职后通过关系和各种渠道，购买了几十部电台的原材料，装备了部队。为解决部队黑火药威力小的问题，他动员了有专业知识的大学生和爱国知识青年到冀中军区参加各方面的工作，还成立了技术研究社研制烈性炸药，炸毁日寇火车。同时他还为部队购买了不少医药和医疗器械。熊大正为创建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9年春天，国共关系急剧恶化，共产党在各个根据地都成立了锄奸部，发起了一个旨在清洗汉奸特务的锄奸运动。冀中军区锄奸部怀疑军区内部有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供给部是它的大本营，技研社则是它的活动中心，熊大缜无疑是首要分子。他们广撒罗网，抓捕了熊大缜等技研社全部技术员。接着又把供给部、炸药厂、印刷所、卫生部、医院、电台、银行、学校、报社、商店、教会等机关中平津来的所有知识分子全部抓了起来。其中还包括刘云、陈影、黄秀等女大学生，总共一百多人，搞成了一起轰动天下的大特务汉奸案。张珍是“引狼入室”的罪魁，当然也在劫难逃。受审次数最多。受刑最残酷的当然还是熊大缜。

解放后，在北京市安全局档案室所存熊档案材料有三十二卷，仅口供就有八十一页。他的主要罪名是国民党CC特务，主要罪证则是一封密信。密信是1938年8月通过平津保交通站顺子牙河从天津给供给部送来的一批“肥皂”（TNT）里夹带的。内容是：你派来的人我们已经见了，你们需要的东西，已送了几批。急需的物资，最好在秋收之前，由河运较方便。信尾署名是：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就因这个署名，被锄奸部坚持认为是国民党在天津的特务机关。白纸黑字，铁字如山。而后来的调查证明，事实上它却是一个国共合作的统战组织。当时的天津地下党负责人姚客广（即姚依林，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解放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朱其文（解放后曾任中国驻越大使）等都为此作过专门证明。

冀中抓捕关押了这么多知识分子，严重影响了这里的抗日斗争，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派彭真和许建国等人前去复审，复审最后的结论是：逼供不足为凭，锄奸扩大化应予纠正。结果是除熊大缜作为首犯尚需进一步审查之外，其余人员全部无罪释放。然而更为悲惨的还在后面

1939年夏秋之交，日军对冀中根据地发起了更为疯狂的大扫荡。7月下旬的一天，在军区机关的转移途中，锄奸部一名叫史建勋的战士负责押解犯人，半路上因与熊大缜发生口角，一怒之下，竟擅自决定要将熊大缜处死。面对死亡，面对这天大的奇冤和屈辱，年仅二十六岁的熊大缜都想到了些什么，我们已经无从推测，但当史举枪向他射击时，他却像在运动场上一样叫“暂停”了。作为供给部部长，作为技研社和兵工厂的创业人，他深知每一颗子弹的来之不易，不，他不能死在自己亲手制作出来的枪弹之下。他诚恳地建议省下一粒子弹去打日本鬼子，自己则宁愿被石头砸死。

于是，史建勋放下步枪，真的找到了一块大石头……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悲剧还没有最后谢幕。到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为了批判吕正操将军，又旧案重提，到处串联，大搞株连，批斗、抓捕、关押了包括叶企孙等在内的当年的所有涉案人员。叶先生以古稀之年而蒙牢狱之灾，已做了青海省检察院检察长的李猛等人竟至于受迫害致死。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全国大部分的冤假错案都先后得到了纠正，而身在皇城根前已含冤而死的叶企孙先生却迟迟得不到平反昭雪。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症结就是牵涉到熊大缜案。熊案里记得明明白白，是叶企孙介绍熊大缜参加了CC特务组织。叶企孙先生为人一生只钻研学术，从来不过问政治，未参加过任何政治组织。一个根本不是CC的人，怎么可能介绍另一个参加内部组织系统极其严密的特务组织呢？

熊大缜之死似乎更成了覆盆之冤，一因年代久远，而又遭到了一些身居高位者的重重阻挠。但熊大缜的亲人、师友、同学、海内外许多清华人却一直耿耿块垒填膺，尤其是钱伟长先生，更为之多次吁请，吕正操将军以八旬高龄，犹且念念不忘，撰文致信中共河北省委，说明当时情况，提出要求要为熊大缜平反昭雪。直到1986年10月，河北省委根据调查取证的大量事实，终于作出了《关于熊大缜特务问题的平反决定》。此时距熊大缜被害已近半个世纪，“文化大革命”结束也已整整十年。

叶企孙怀念爱徒熊大缜的诗文：

匡庐钟灵秀，望族生豪俊，吾人清华年，君生黄浦滨。孰知廿载后，学园方聚首（方结鱼水缘）。相善已六载，亲密如骨肉。喜君貌英俊，心正言爽直。急公好行义，待人以赤诚。每逢吾有过，君必直言规。有过吾不改，感君不遗弃，至今思吾过，有时涕泪垂，回溯六年事，脑中印象深。初只讲堂逢，继以燕居聚。待君毕业后，同居北院中，春秋休假日，相偕游名胜，暑季更同乐，名山或海滨。君有壮健躯，尤善足网球。才艺佩多能，演剧与摄影。戏台饰丑角，采声时不绝。西山诸远峰，赤外照无遗。师生千五百，无人不识君。塘沽协定后，相偕游浙鲁，孰知五年内，国难日日深，芦沟事变起，避难到津沽，吾病医院中，获愈幸有君。同居又半载，国土更日蹙。逃责非丈夫，积忿气难抑。

一朝君奋起，从军易水东，壮志规收复，创业万难中。从君有志士，熙维与琳风。吾弱无能为，津沽勉相助。倏忽已半载，成绩渐显露。本应续助君，聊以慰私衷。但念西南业，诸友亦望殷。遂定暂分道，乘舟向南行。良朋设宴饯，好友江干送。外表虽如常，内心感忡忡。此行迥异昔，身行心仍留。舟中虽安适，心乱难言状。时艰戒言语，孤行更寂寥。终日何所思，思在易沧间。

图注：第四排正中，身着黑色西服。由于资料有限，熊大缜的个人图片无法找到，只能找到这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