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亚曾个人资料简介_赵亚曾档案信息内容详情

一、个人简介

赵亚曾，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区域地质学家。所著《中国长身贝科化石》等在系统分类和研究上属国际先进。他与李四光的峡东地质工作奠定了中国南方地层系统之基础。对中国北方石炭纪煤系地层的厘订为中石炭本溪统和上石炭太原统具有国际影响。他与黄汲清合著的《秦岭山与四川地质之研究》是区域地质学之重要经典。是中国第一位因公遇害的地质英才。逝世前仅仅工作6年，各方面有此开拓性贡献，丁文江悼诗“三十书成己等身，赵生才调更无伦”代表了科学界的公论。

二、基本资料

中文名：赵亚曾

别名：字予仁（予人）

国籍：中国

出生地：河北蠡县

出生日期：1899年2月4日

逝世日期：1929年11月15日

职业：地质学家

毕业院校：北京大学地质系

代表作品：《秦岭山与四川地质之研究》

三、人物简历

1899年2月4日　出生于河北蠡县。

1917年　毕业于河北省保定育德中学，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

1919年　入北京大学地质系本科学习。

1920年　参加筹组北京大学地质学研究会，为首批会员之一。

1923年　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留任古生物学助教，并兼农商部地质调查所调查员。

1924年　初春与田奇㻪调查冀豫交界之六河沟煤田。冬与谢家荣调查鄂西地质矿产。

1925年　赴东北南部调查石炭系煤田。

1926年　与李四光联名发表重要地层学论著《华北古生代含煤地层的分类和对比》。同年，与刘季辰调查浙江西部地质。

1927年　古生物学代表作《中国长身贝科化石·上卷》发表。

1928年　任农矿部地质调查所技师兼古生物研究室主任。同年与侯德封、李春昱调查开平盆地附近地质。

1929年　与黄汲清经陕西秦岭入四川，再下云南，11月15日在云南昭通县闸心场被土匪枪杀。

四、生平概况

赵亚曾，字予仁（予人）。出身在一个小地主家庭。他自幼聪敏好学，成绩超群。他在家乡念完小学以后，就考入保定府的育德中学，在那里他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各方面成长很快。第二年他中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理科预科。2年以后，他升入地质系本科，当时正值“五四”运动以后，科学与民主风气很浓，学生思想很活跃。他受同班同学杨钟健、田奇?、侯德封、王恭睦、张席禔、赵国宾等的影响，积极参加各种活动。1920年秋，他们上2年级时，筹组“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赵亚曾为创始会员之一，此事得到北京大学总务长蒋梦麟（后任代校长、校长）、地质系系主任何杰等大力支持，活动搞得很有生气。也正在这一年，留英硕士、载誉归国的年轻地质学家李四光与应聘来华的著名地质学大师葛利普同时来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对赵亚曾等人的教诲和影响很深。1923年，赵亚曾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因成绩优秀，即留本系任地层古生物学助教，同时又兼农商部地质调查所调查员，双肩挑起了教学科研双重任务。几年之内，他足迹遍于大半个中国，他在六大行政区的若干地域作了大量开创性工作，在区域地质、矿产地质、地层学、古生物学、大地构造学等方面饶有建树。他非凡的才华和卓越的成就，受到国内外地质界之一致推崇。他于1928年升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技师兼古生物学研究室主任。1929年2月，在中国地质学会第6届年会上，他当选为学会评议员（理事）。同年，在中国古生物学会成立大会上，他当选为首届评议员（理事）。当年，他参加了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组织的、以丁文江为首的西南地质大调查课题。他与黄汲清为一路，自北平经西安，翻秦岭而入四川，取得了丰富的地质资料，也解决了很多重大问题。他与黄汲清到达四川宜宾时，他们商量认为云南贵州都是地质学上的处女地，他们应多跑些地区，多收集些实际材料，努力解决几个重大地质问题，因此决定2人分路进行工作。黄汲清由宜宾东南行，经云南镇雄而入黔西北。赵亚曾则与一年轻的工人、助手徐承佩一同由宜宾南行，经老鸦滩到云南昭通。就在距昭通县城25里的闸心场，赵亚曾惨遭土匪杀害。这位处在事业鼎盛时期的青年科学家竟被罪恶黑暗的旧社会无情摧折。

赵亚曾直接从事地质工作仅仅6年，加上他大学地质系本科4年的学习，整个地质生涯也不过10年，然而他所取得的成就却远远超过这短短时间的价值。

五、伟大贡献

赵亚曾在6年工作中跑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从事区域地质与矿产地质（特别是煤田地质）之研究。他调查研究过东北区的辽宁本溪湖煤田；华北区的河北磁县、临城、开滦煤田；华东区的山东章邱煤田、浙江西部20余县地质矿产；中南区的河南安阳六河沟煤田、湖北西部地质矿产；西南区的四川、云南地质矿产；西北区的陕西秦岭地质矿产。对这些区域调查研究后，都发表了重要的论文和报

这当中最突出的是，他通过区域矿产调查，解决了重大地层问题，反过来指导生产实践。例如《山东章邱煤田中之海成地层》一文就是他对石炭纪煤系地层新划分之结果，有很大实际意义。翁文灏先生特为此文写了“附志”（前言）。1928年冬，赵亚曾与侯德封、李春昱去开滦煤田调查，11月23日至12月6日短短23天中，即调查完毕，写出内容丰富的《开平盆地附近地质》一文，论及地层、构造、矿产储量，还附有1：5万的《开平盆地及附近地质图》及1：1万的《唐山地质图》。

另一事例是对峨眉山地质的研究。那雄踞“天府之国”成都平原南边的“离天三尺三”的峨眉山，直到1929年还是地质学上的处女地。赵亚曾利用野外工作间隙，花了5天时间，攀登峨眉山，3天上山，2天下山，完成了一幅地质图和一幅地层剖面图，还发现了化石。他不仅将峨眉山地层划分清楚，而且比较准确地揭示了峨眉山的地质构造全貌。他把峨眉山地层划分为震旦系、寒武系、二叠系、二叠系玄武岩、以及三叠系、侏罗系等层位。这一辉煌成就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令人敬叹的。1929年8月间，中山大学地质系瑞士籍教授阿诺尔德·韩墨，旧译“哈安姆”）率一地质调查队（包括张鸣韶、李殿臣二地质学家）在成都见到赵亚曾，言及欲去峨眉山，向赵亚曾索要研究成果，赵亚曾毫无保留地给了他，并多方指点、提供线索。后来韩墨一行花了更多时间考察峨眉山地质，虽然其所取得的成果更多、图件也更精细，但其对于地层及构造方面的结论却并没有超过赵亚曾。

赵亚曾与黄汲清在秦岭山脉和四川盆地（主要是北部）所作的详细调查材料，由黄汲清加以整理，于1931年以赵、黄二人名义发表了《秦岭山及四川地质之研究》专著，堪称中国区域地质中之重要经典。此书共分绪言、地理、地层系统、地质构造、经济地质五章。在“地层系统”一章中，他们除援引了李四光、赵亚曾在三峡地区创立的若干地层单位名称外，还创立了晚前寒武纪的秦岭系（秦岭轴）、震旦纪及寒武奥陶纪的柞水系、志留纪石壅子灰岩、泥盆纪的古道岭灰岩及江油系和肐?寺板岩、石炭纪的略阳灰岩和镇安系、二叠纪的草凉驿系、古生代变质地层岷江系和白水系、三叠纪的飞仙关系和嘉陵灰岩、侏罗纪的滴水铺系、白垩纪至始新世的东河砾岩和徽县系等，这些名称大部沿用至今。“地质构造”一章中，除论述褶皱、断层形态外，指出秦岭山脉主要形成于海西期和燕山期造山运动。“经济地质”一章中，论及了铁、铜、金等金属矿，盐、煤、石油、天然气、石膏等非金属矿。此书着重指出了秦岭是中国南北方的主要分界线。秦岭北坡少雨、植被少、多黄土堆积，南坡则多雨、植被繁茂、无黄土沉积。他们对中国地质、地理上这一关键性地区的开创性研究是有重大意义的。

六、研究化石

赵亚曾在区域地质与矿产地质调查中，为解决地层划分对比问题而极重视化石的采集与研究，他重点研究的是腕足类和瓣鳃类，在前者研究中尤有重大突破。

1927年，他发表了《中国北部太原系之瓣鳃类化石》（《中国古生物志》，乙种第9号第3册），此专著英文正文50页，图版4个。包括产自直隶（河北）临城，山西阳曲、保德，奉天（辽宁）五湖咀，甘肃山丹的上石炭统瓣鳃类化石20属，30种，其中2新属，23新种。堪称中国晚古生代瓣鳃类古生物学之重要奠基性著作。

同年问世的还有他的代表作——《中国长身贝科化石》的上卷（《中国古生物志》，乙种第5号第2册主要为“长身贝类”），其下卷（《中国古生物志》，乙种，第5号，第3册，主要为戟贝亚科、长身贝亚科和李希霍芬贝亚科）则于1928年出版。在此2部专著中，他对晚古生代这一类重要化石作了综合性的深入研究。他回顾了这类化石之研究，特别是分类之历史，对名词术语加以整理和厘订。他修正了分类的原则，提出以3个主要形态因素，即：贝体轮廓、外表装饰和内部构造为分类之基本依据。从而提出了崭新的分类方案。他创立了瓦根贝、纹线长身贝、细线贝3个新亚属（现已提升为属），还建立了34个新种。在20年代末，不少国际同行也在总结这些古生物的分类工作，孕育着新的突破。赵亚曾却率先发表了这样高水平的成果，有力地促进了这些领域的发展。特别是他提出将内部构造作为重要分类依据的观点，较当时采用单一特征为主的分类显然是一大进步。他这2部专著在几十年内一直保持着国际领先水平。

他于1929年出版了另一重要专著——《中国石炭纪及二叠纪石燕化石》（《中国古生物志》，乙种第11号第1册），此书英文正文101页，图版11个，共计描述了8属，42种，其中1新属，30新种，分别产自甘肃武威臭牛沟系（C1）、华北及甘肃本溪系（C2）、华北太原系（C3）、贵州威宁石灰岩（C2）、贵州水城王家坝灰岩（C3）、中国南部蕉叶贝层（P1）。这部专著对中国石炭二叠纪石燕贝动物群之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它与前二部一起被国内外同行奉为经典之作。

此外，他1927年发表于《中国地质学会志》第6卷第1—2期的《栖霞石灰岩之腕足类化石》一文也是对其代表作之重要补充。

他在短期内能在古生物学上取得突出成就，主要与他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受到葛利普、李四光等名师指教、基本功扎实是分不开的。他不仅基础理论与方法知识掌握牢，且外文也学得好，他不但精通英语，也懂德、法、日语，连当时传播还不普遍的俄语，他也能在短时间内入门。这样使他查阅文献十分得心应手，解决科研问题自然如虎添翼了。

七、系统建树

赵亚曾在区域地质与矿产地质调查中，能发现并正确解决重大的地层问题，其中有2项特殊成果，都是与地质学大师李四光合作完成的。

1923年夏，赵亚曾刚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而留任助教时，即协助李四光带领高班学生去鄂西三峡东部实习，系统研究了黄陵至宜昌一线自黄陵花岗岩至寒武系的地层剖面，并作出了《1：10万峡东地质图》。其成果与图件于1924年以《长江峡东地质及峡之历史》一文发表在《中国地质学会志》第3卷上。这当中，主要是创立了中国南方的地层系统，自上而下是：

其中，震旦系的标准分层系统，即自下而上：下震旦统南沱砂岩、南沱冰碛岩；上震旦统陡山沱燧石层、灯影石灰岩。这一系统一直沿用至今，为了避免名称重复，将“南沱砂岩”改成了“莲沱砂岩”。

赵亚曾在地层学上最大的贡献，还在于对华北石炭纪含煤地层层序、时代归属、国内外对比方面的重要建树。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成批欧美地质学家先后来到中国，进行了一般的路线调查。其中最著名的是德人斐迪南·冯·李希霍芬的工作，他对华北各省的含煤地层有相当详细的记载。他找到的大量化石经德国古生物学家富勒希研究，认为主要含煤地层是下石炭统，19世纪20年代初，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对华北煤田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考查，其中尤以王竹泉、谭锡畴等人的工作更为重要。他们从各煤田采得大量化石，经葛利普初步研究，同意了富勒希的结论，认为含煤地层是下石炭统。这一看法写进了葛利普来华早期的经典著作《中国地质史》，直译应为《中国地层学》）中。

赵亚曾对北方很多煤田也亲身作过调查，并采得大量化石。他对这些化石，特别是腕足类的长身贝科和石燕贝科化石，进行了详细的、系统的研究，并把它们和典型的苏联石炭纪地层剖面中的化石做了比较。他发现，中国石炭纪含煤地层的动物群都不属于下石炭统，而和苏联的中石炭莫斯科统和上石炭格谢尔统的动物群非常相似。1925年，赵亚曾在《中国地质学会志》第4卷第3—4期上发表了《中国北部太原系之时代》一文，提出将太原系之腕足类化石分为2个带，即上部的“Spirifertaiyuanensis带”和下部的“Spirifermosquensis“带”。1926年，赵亚曾又在《地质汇报》第8号上发表了《南满石炭纪地层之研究》一文，进一步提出，把前述的上化石带地层作为新厘订的太原系，与苏联格谢尔统对比，属上石炭；而把前述的下化石带地层新命名为“本溪系”，与苏联莫斯科统对比，属中石炭。

值得注意的是，差不多同时，李四光对王竹泉等人采集的纺锤虫（?类）化石进行了室内切片的显微镜下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下部含?层属中石炭统，上部含?层属上石炭统。李赵2人结论不谋而合，于是联名写出一篇十分重要的论文《中国北部古生代含煤地层之分类和对比》，发表于1926年的《中国地质学会志》第5卷第2期上。该文附有《地层柱状对比图》及《含?灰岩之分布图》。他们从腕足类和?类的研究出发，详细对比了华北各煤田的地层剖面，确立了中石炭——本溪系和上石炭太原系的划分对比。从而根本否定了富勒希和葛利普原定下石炭统的结论。他们的意见直到今天仍为广大地质人员所遵循。

八、地质见解

赵亚曾主要是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他敏锐的、精密的野外观察能力，使他在构造地质、大地构造学方面也有所建树。1929年夏，他在峨眉山工作后，紧跟着又去构造十分复杂的四川彭县白水河铜矿区考察地质。他发现在白鹿顶、小鱼洞、天台山等地，二叠纪石灰岩逆掩在“侏罗纪煤系”（现修改为上三叠统须家河组）之上，造成一系列飞来峰。在赵亚曾发表的《四川地质简报》（《中国地质学会志》第8卷第2期）一文中，这些飞来峰清晰无误地勾画在地质图及剖面图上。这是中国地质学家第一次揭示阿尔卑斯型纳布构造在中国境内的存在，为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赵亚曾还指出，白水河地区有一条北东南西走向的大断层，把古老变质岩系与“侏罗纪煤系”分开。经后人研究，特别是经物探证实，这便是控制着扬子地台西部边界的“龙门山深大断裂”（壳形断裂），赵亚曾的早期见解对认识中国大地构造特征有着深远的意义。

赵亚曾英年早逝，引起整个中国地质界同仁悼惜。农矿部地质调查所、中国地质学会、北京大学地质系为他联合举行了追悼会，并在北平西城兵马司胡同地质调查所前院为他竖立了一块大理石纪念碑。葛利普的悼文《赵亚曾君行述》发表于当年出版的《中国地质学会志》第8卷。文内说：“今赵君死矣，科学界顿失去一最诚恳最有望之同志，中国丧失其一未来之领导者，吾辈——其友若师——失去一益友而少他山之助，而尤以中国之损失为最大。”翁文灏的悼文《赵亚曾先生为学牺牲五年纪念》则刊于1934年《中国地质学会志》第13卷第4期，其中说：“赵君在所六年，调查则出必争先，研究则昼夜不倦，其进步之快，一日千里，不特师长惊异，同辈叹服，即欧美日本专门学者亦莫不刮目相待，十分钦仰，见之科学评论及通信推崇者，历历有据”，“青年学者中造就如此之速而大者，即在世界科学先进国中，亦所罕觏”。在翁文灏的悼文之后还刊有丁文江的《悼赵予仁》七律四首，如下：“三十书成己等身，赵生才调更无伦。如何燕市千金骨，化作天南万里尘。半载崎岖乡梦远，百重烟瘴客魂新。夜郎一枕伤心泪，仿佛西行见获麟。”“京洛相逢百载期，相知每恨相交迟。论文广舌万人敌，积学虚心一字师。死别豹皮留我手，生还马革裹君尸。更将乃父千秋业，付予伊家三尺儿”。“南蛮不识步行官，主仆萧然溯急湍。大鹿溪头云漠漠，老鸦滩上路漫漫。举?贵筑言犹在，喋血乌蒙骨已寒。凄绝保阳家万里，倚门日望报平安。”“嗟予转眼鬓毛斑，强学少年向入蛮。老骥识途空自许，孤鸿堕网竟难还！豺狼向昔滋荆棘，性命于今等草营。遥想闸心场上路，春来花带血痕殷！”

中国地质界同仁为了表示对赵亚曾的深情纪念及对赵氏遗属的关怀，特募集捐款，大多数份额由中国地质学会设立“纪念赵亚曾先生研究补助金”，用来“鼓励中国地质学者从事专门研究，以贡献于地质学及古生物学之进步”，小部分则用作赵亚曾的“子女教育基金”。前者从1932年至1949年共18个年头中，每年发奖一次，得奖者共有22人，其中包括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黄汲清、俞建章、田奇?、许杰、王曰伦、王钰、高振西、张文佑、岳希新、程裕淇、叶连俊、孙殿卿等。

赵亚曾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在地质科学各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忠于祖国，无限热爱地质科学事业，勇敢进取，顽强拚搏，直至贡献了年轻的生命。他留下的宝贵学术遗产和精神遗产将使后来者永远受益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