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磊石（1926.10-2010.3），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著名肾脏病专家，中国肾脏治疗创始人，成果多位于国际前沿，培养无数顶尖学生，被称为一代医学宗师。1948年毕业于国立中正医学院。解放军肾病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医学院临床学院副院长、教授。黎鳌、黎介寿、黎磊石三个同胞兄弟，统称“黎氏三院士”。

中文名：黎磊石

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族：汉

出生日期：1926年10月26日

逝世日期：2010年3月16日

职业：医生

主要成就：首创应用大黄延缓慢性肾衰 首创IgA肾病分型诊断治疗法 首创霉酚酸酯治疗重症狼疮性肾炎

代表作品：《中国肾脏病学》、《肾活检病理及免疫病理技术》等

籍贯：湖南浏阳

1926年10月26日，黎磊石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

1937年，黎氏兄弟的父亲因心脏病辞世。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断绝，母亲只好带着正在读小学的老二黎介寿、老三黎磊石去长沙投奔他们当中学教员的伯父。可伯父有6个孩子，尽全力只能解决母子三人的吃饭问题。好在黎氏两兄弟学习十分刻苦，最终考上了优秀学生可以免费的长郡中学。上个世纪40年代初期，读完高中的黎介寿、黎磊石不忍心再拖累伯父与母亲，按照自己的志趣，分别考取了不收学费还管饭的机械化学校和东方语言学校。然而，两所学校均在千里之外的重庆，上百元路费从何而来？无奈，兄弟俩只好写信向从上海医学院毕业后在江西中正医学院当助教的哥哥黎鳌求助。黎介寿、黎磊石接到哥哥的来信，便一起到了江西。黎鳌多方奔走，让他们当上了一家医院的检验练习生。白天，他们在医院里干一些洗瓶子之类的杂活，挣钱糊口；晚上，黎鳌则在昏黄的油灯下，指导他们复习功课。一年之后，介寿、磊石终于不负哥哥的苦心，双

双以优异的成绩叩开了中正医学院的大门。

1943年7月，考入国立中正医学院医疗系。

1949年6月，毕业后参加工作。

1963年4月，担任南京大学医学院副院长（至1986年4月）。

1964年4月，担任解放军肾病研究所所长（至1986年4月）。

1981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6年4月，作为客座教授，前往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皇家医院（至1986年5月）。

1986年5月，担任南京大学医学院临床学院副院长（至2010年3月）。

1993年，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1994年，首批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任医药卫生部常委。

1994年首批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任医药卫生部常委，并于1998年入选为中国工程院主席团成员

1998年，入选为中国工程院主席团成员。

2003年，因对国际肾脏病学的发展做出杰出贡献，被授予国际肾脏病学会终身荣誉会员的称号。

2003年，被授予国际肾脏病学会终身荣誉会员的称号。

2009年，获得中央军委授予一等功。

2010年3月16日，黎磊石去世，享年84岁。

黎磊石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五项，均为第一作者，三等奖一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三项和二等奖九项（均为第一作者）。

学术论著

黎磊石发表论文600多篇，主编专著20部，为推动我国肾脏病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编著有《肾脏病学》；主编有《肾脏病实验诊断技术》、《现代肾脏病学》等；撰有《大黄延缓慢性肾功能不全进展的实验和临床研究》等论文600多篇。创办并主编《肾脏病与透析肾移植杂志》，按影响因子统计在医学类核心期刊中名列前20名。

创新成就

运用现代医学研究手段，发掘祖国医学遗产，在国际上首创应用草药雷公藤治疗慢性肾炎获得成功，阐明了雷公藤的独特免疫抑制作用，在国内外推广应用。

1980年首次发现雷公藤治疗肾炎的作用，阐明机理，其后的研究证实雷公藤具有独特的免疫抑制的作用，迅速在国内得到推广，现已被国家列入治疗肾炎的重要药物，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重视。在研究中还发现，雷公藤具有消除各种疾病（包括糖尿病及肾移植病例）蛋白尿的作用，价格低廉，深受欢迎。有关成果曾在1991年获国家级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第一作者）。1995年以后，对雷公藤的提取物雷公藤甲素（单体）进行了系统研究，证明其作用特点与激素、环孢霉素等完全不相同，是一类新型免疫抑制药物。在肾移植急性排异反应的治疗中有良好效应。

首创应用大黄延缓慢性肾衰取得成功，阐明了大黄抑制残余肾高代谢状态的作用，在慢性肾衰及糖尿病的治疗中取得突破性进展。

发掘出中药大黄有防治慢性肾脏病发展为尿毒症的作用，从细胞及分子生物学水平阐明其机理，首次论证通过抑制细胞代谢，减轻残余肾高代谢状态能延缓慢性肾功能衰竭的进展。临床效果明显，具有重大的临床及理论意义，受到国际肾脏病学界的高度重视，国际肾脏病学会特邀于1994年10月2日在印度新德里作“肾脏病论坛”（NephrologyForum）专题报告，全文发表于1996年元月号KidneyInternational杂志，这是我国学者第一次被邀请在这具有权威性国际论坛作学术报告。成果获1993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第一作者）。

其后又进一步证实大黄酸（大黄蒽醌中提取）能抑制糖尿病肾病病情的发展，抑制糖尿病肾病的细胞肥大，在糖尿病肾病动物模型及临床试验中取得良好的疗效，为糖尿病肾病的治疗开辟了一条途径，获得了国家专利。

探索我国IgA肾病的发病机理，首创分型诊断治疗,大大提高了IgA肾病的疗效。

IgA肾病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肾炎（占1/3），黎磊石在国际上首次从动物实验及免疫病理中研究论证了肠道感染诱发的粘膜免疫异常可以引起IgA肾病；而IgG、IgM的继发沉积是加重本病的重要因素。并对IgG、IgM沉积导致肾小球损伤的机理进行了系统的基础研究。根据数千例IgA肾病的临床试验及免疫病理资料提出了IgA肾病临床分型治疗方案，通过长期的随访观察证实了其应用价值，大大提高了IgA肾病的治疗效果。此项成果获1992年国家级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第一作者）及全军科技进步一等奖，被推选为国际IgA肾病研究组成员。近年来又倡导应用双倍剂量雷公藤联合ACEI及大黄素治疗IgA肾病获得良好效果。

在重症狼疮性肾炎治疗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发现霉酚酸酯治疗狼疮性肾炎的作用，提出了“多靶点治疗”方法，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在国内外推广。

黎磊石于1980年开始从事狼疮性肾炎的临床治疗研究，深入探索国内外各种抗狼疮性肾炎治疗方法的利与弊。于1997年在国内外首次使用新型免疫抑制剂霉酚酸酯（MMF）治疗对现有各种免疫抑制剂无效的重型病例，不仅挽救了一些重危病例，而且开辟了一项新疗法。首次奠定了MMF治疗狼疮性肾炎的理论基础，课题组的系列临床观察，证明MMF疗法较传统的疗效为优而副作用明显减少,此一新疗法迅速在国内外推广。其后于2005年又在国际上首次提出针对导致不同组织损伤的多种免疫反应途径施用具有不同免疫抑制剂效应的多种药物联合应用思维--多靶点疗法（Multi-targettherapy），治疗难治性狼疮性肾炎，较传统疗法疗效提高2倍以上，解决了目前国际上的一大难题。被美国肾脏病学会评价为“推动当代肾脏病学发展的一项杰出贡献”。

革新引进现代肾脏病实验诊断方法，发展肾活检免疫病理技术，促进了我国肾脏病诊断水平的提高，为我国肾脏病进入国际学术领域作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结合我国临床实际，推广并改进国际上先进的肾脏病实验诊断技术，创造了尿C3检查、应用溶菌酶测定诊断肾小球、小管疾病，提高了诊断水平。积极倡导肾活检病理诊断，创造了一秒钟快速操作及斜位穿刺诊断技术，安全可靠，成功率高，先后穿刺3万余例，无一发生意外，数量和质量均在国内外领先。带动了国内肾活检免疫病理诊断的发展，促进了我国肾脏病诊断从临床症状跨越到病理组织诊断，与国际接轨。被国际上称为“肾活检之王”，成果获国家级科技进步二等奖。

黎磊石先后培养博士生、硕士研究生及博士后逾百名，大部分已成为肾脏病专业的尖端人才，遍布国内外，为中国肾脏病学界输送了大批骨干，为培养后进作出了突出贡献。原国家主席江泽民曾接见黎磊石等医学泰斗。

他所领导的全军肾脏病研究所也被授予集体一等功。

的确，我们研究室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科室，发展今天这个全国最大、实力最强的肾脏病研究所，用2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40年的道路，西方1960年组建这个专业，我们1980年才开始，到今天，我们与世界肾脏病发展的脚步相合拍。秘决在哪里？90年代初期，部队卫生系统一些老的首长，总后卫生部部长张立平等，到南京来看了，说我们有个研究所现象，主要的是我们有研究所的精神，包括：

一是有个使命感，就是原来没有肾脏病专业，后来301也是我们建立起来的，刚开始肾脏病是一个空白，但病人又很多，很痛苦，往往又很年轻。我们作为医务人员，越接触多，思想感情震撼越大，这是激励我们前进的动力。我们肾脏科年门诊量十万多，条件比以前好了很多，但还是有很多病人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得不到应有的健康，病人的要求和我们为病人提供的服务相差很大。刚开始，我们肾脏科只有几张床，后来越来越多，我们透析原来只有一台机器，现在有80多台，我们移植原来是没有的，现在也是重点移植单位。所有这些，都是不停地往前走，为什么？我们没有停下来的可能，我们永远有压力，病人的眼光、病人的痛苦，始终在我们心里拂不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为伤病员服务。

第二，我们的发展得很快，无论是国内还是在国外，我们是借了改革的东风，我们研究所创立的时候，正好是1979年，改革的思想带领我们走出去，请进来，与我们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这个也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当时的家底是1万块钱，现在几个亿没有问题，还有那些无形的资产，像人才，一个院士值多少钱？一万块20多年后可以变成上亿，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绝对不可能。因为有了改革开放，从物质上来讲，我们可以引进西方的好的技术，另一方面，改革开放还给我们提供了解放思想，给我们敢于做前人没有能的事。现在研究所有好多个世界第一，这个在过去就不可能出现，现在出现了。比如说，我们研究所在国内第一个成立了移植中心。1993年刚搞的时候，我们没有专家，没有技术，什么也没有，总后来检查工作，王局长带着专家检查，说我们总院肾脏病科做肾移植，那是狗拿耗子？没有小平同志的思想，我们也不敢做，现在成功了，全国都在向我们学习。肾脏病研究所发展到今天，上级提供给我们的投入很少。机器从哪里来，人家不要的东西，我们拿过来修修补补，派上了大用场，这些东西，一批从美国来，一批从澳大利亚来，我们学习的过程中，向人家要来的。一批我们出了运费，一批我们连运费都没出。这些机器到我们这里后，我们就马上应用到病人身上，就获取了经济收益。我们没有要上级拔钱，而且我们给上面创造价值。

第三，与我们这支队伍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这支队伍是优秀。好在哪里？一个是梯队搭配合理，所有的人才都是从这个航母中打造出来的。留洋的人才不多，几乎全都是从这个鸡窝里走出来的，精神面貌都很好，在全军、全国都找不到像我们这样干的，我们每周两三个晚上组织学习和学术活动，只要通知一下，大家都来。前段时间，我们专门给护士和技术员上课，连续一个多月，每周四天，大家都来。这些是其它有些单位学不来的。现在的年轻人，晚上还来，简直不可思议，但在我们这里已成了习惯。院里要求过双休日，我们就行不通，全体人员都是星期六要上班，都是自觉的。所以说这支队伍是好。好到什么程度？举个例子：1986年，总后要调我去北京，叫我去301医院，于永波说，老黎，调你走啊，我说我不去。我说我愿意去为他们开创肾脏病，我希望这个专业能够很好地为部队、为人民服务，但我舍不得这支队伍。所以达成一个协议，兼301医院的肾科主任，就这样，我一个礼拜飞两次，把301医院的肾科组建起来了，从1986年到92年，我一直兼着这个职。89后“64”前，301想把我留在医院当副院长，我没有答应。92年，我把301的房子退出来，回到了南京。很多人不理解，北京条件比南京好，要什么有什么，为什么你要回来？关键是我舍不得这支队伍。这支队伍是打不垮拖不烂的。10年后，事实充分说明，我们的发展比北京的要快、要好。

人才培养是我的夙愿，没有人才，就没有发展。但也不是一帆风顺。像刘志红这样我花了很大气力的，我培养了4个，就是刘志红最后成才的。前面三个，两男一女。第一个，是我的硕士研究生，85年开始培养，那时我一心想多培养人才，改革开放也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为了他，我想在他读研究生的时候，就送他到澳大利亚深造，我自己飞过去，帮他联系好导师，走之前，我和二医大打好招呼，学校说我们过去都没有这样做过。我找校长、政委做工作，我说他真走了不回来我负责。毕业后，他走了，不回来了，这一个失败了。

第二个，张丽红，是一个军级干部的子女，当时，她们这类高干子女不能出国，我找到总政，用非组织手段批了。她出去了，到澳大利亚3年后，我去看她，我问她有什么收获，她说，黎老师，当然有啊，原来跟着你人活着就是要享受工作，到这里才知道还要享受生活。我一听就来气了，你享受生活放在第一位，我们国家还有多少人在贫困线上挣扎，你享受生活，他们享受什么？你享受工作，他们才能享受生活。我说，你如果只想享受生活，你就别回到我们南京总医院来，在我们研究所，我不说你不要享受生活，但享受工作肯定是第一位的，享受生活是第二位的。这个位置不能倒。你的担子那么重，怎么能光享受生活呢，所以，这一个又是失败的。

第三个，他不是享受生活，他就是说，美国条件就是比中国好，我在美国能更好地发展，我不想回国，我说行。但我说，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在哪个国家做科学，都是为了病人，但科学家是有国籍的，祖国就不要了。

刘志红好就好在这一点，她的的确确是一名爱国的，是把享受工作放在首位的。她要留在美国，也有可能成就比现在大，当然她现在也很不错了，当院士了。但你为祖国做出的一分贡献，可以抵得上在国外做三分贡献。我们越是穷越是落后，就越是需要科学。所以培养人呢，别尽看到我光彩的一面，也要看到我窝襄的一面。培养一个人，他走了，你的心里肯定很难受。培养人才，是两个人的事情，是社会的事情，你说你花了那么劲培养他，他走了，想法不同，认识不同，他和你走了两条路，你也没办法。我觉得我还是幸运的，培养4个，成功了1个，还是幸运的。

培养人才，要从小事做起，从基础性的工作做起。刚成立研究所，没有医学院的大学本科生，82年才有，像唐政、刘志红，没有办法，只有搞短学制培训，那时候有个笑话，说我们医院有个“桥北大学”，医院有座桥，我们办的训练班就在桥的北边。刚开始成立时，肾脏科是一个新兴学科，引进不到人才，到哪里去找呀？我们只有原地培养，现在我们还留了两个。现在季大玺、陈惠萍，教授、博士后导师、国家特贴获得者，他们都是“桥北大学”的，我们都是就地取材、因人施教。后来，本科生来了，培养了一批人才。现在我们这个梯队是好的。因人施教，只要你认真去做，都能培养好。现在有些人，动不动就讲要引进人才，我讲，这个引进的人才，他没有根啊！国外的东西，好是好，但我们不能盲目迷信。我们研究所有个治学理念，9个字，头一条就是不崇洋，为什么，一个是人才培养是要以我为主，自力更生，同时引进国外先进的东西。我规定研究生只许看洋文书，目的是要把这个手段学到手，学好外语这个工具，洋为我用。

第二个是严字当头。从三个失败的例子来看，我觉得还是严得不够，放长线、放风筝，还是要收一收。培养刘志红，我接受了教训，我规定她到美国后，不许跟中国人住在一起，一是时间很短，你要把西方的文化学回来，假如说你住一起的还是中国人，那不就等于把北京搬到了华盛顿。二是跟中国人一起，星期六、星期天，你就想跟他们一起去买一点便宜的鱼、肉回来炖一炖、烧一烧，哪里还有心事去工作。后来，她是住在公寓里的，很贵，一个房租一千多美金，但是很安全，很值，你在那里住两年、三年，要得到10年、20年的成就，就要把一切时间节约下来。我和她的老师商量过，她可带家属、带小孩，钱他们研究所出，但她没有带，三年里，家属、小孩都没有去过。古人讲，严师出高徒，你心肠不能软。她回来后，上午到南京，晚上就到了实验室。有时，我严得不尽人情，谁让你生在中国，你还是中国处于优势地位的人群，是精英，你肩上有没有责任啊？你有责任，不吃苦怎么行？做一个中国人，是很累的，你做出一点成绩，有多少人的眼睛盯着你呀？你的那点成绩，能为多少人服务呀？我说，你们不要小看自己的进步。我们肾脏科每年11万的门诊量，你们哪怕每个人改进了1%，意味着要多为1100个人带来好处，星期六，人家都去看电影去了，你把这个时间拿出来学习，那要创造多大价值，为多少人服务呀？

我就讲最近一次，今年，在美国圣地亚哥有一个会，叫做国际血液净化学术会议。这个会议是国际性的，今年是第11次，每年开一次，在我们研究中，血液净化不是专行，只是个副业。但我们这个方面做得还是不错的，但也没有着意去宣传它，发表文章也不多。但我们做的工作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都有一点名气，很多人到过我们医院都讲我们这项工作做得好，去年他们发了个电子邮件，邀请我去参加会议，我从来没有去过，他出钱，我就答应了。他们要我在会场作一个小的报告，20分钟，先给他们写个摘要，4、5天后，电子邮件又来了，他们说原来听说你们这方面做得好，现在看了摘要，我们更信服了。我们希望你们的经验再多传播一点，你们是不是再做一个报告，再做20分钟，我想没有什么，反正我是有工作有成绩，让我再写一个就再写一个吧，写了以后不到两天，又邮了过来，说你们这个材料我们理事会所有成员都读了，说很好，我们希望你们是不是干脆做个大会报告，40分钟，除了这两个小会报告之外，在全体大会上作一个专题报告，好像我在升级一样一步步升级，我想，看来你们还识货还认识我们这个是有身价的，于是我又回了封信，我说我们第一宣传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落款应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我们也没有吹牛，我们的的确确是有东西的，我们不是胡说，做学术报告，要拿数据和材料，货真价实的，我说行，再写一份，准备的时间长点。结果不但又回了一封邮件，而且专门来了一个人到上海，说，我们看到你的报告感觉到非常振奋，这样，我们请你担任大会的执行主席，主持一个大会。我同意了。他说我们想在你的报告把这个名字再改一改，你也可以把这个内容再改一改，什么题目呢？说“血液净化学术在发展中国家的未来”，下面小标题“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验”，这个题目对我还是有点吸引力。三月份我去了，结果把我们的报告放在闭幕回上“全体会议报告”。而且我去之前就证实要邀请我担任会议的组织委员会成员，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国际组织，没想到就这么几个月就给我发展过来了，当然首先也是人家很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标题是非常吸引人的，这个事情我很坦率地讲是比较高兴的，虽然这几个月来来会回折腾这么几次，也就是把你几时年来的工作在简短的时间里集中地反映出来了，我们的的确确是用20年的时间，走完了别人40年的路程，与他们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做完学术报告会后很多人来给我照相，这个事情也部分地反映出来西方对我们的看法，国际学术委员会成立10年，前9年都没有邀请我们去，的的确确是我们名声在外了，我们有学术论文在外面发表，你杰出人家认为你果然还是货真价实的不是冒牌的，这件事也是对我们研究所20年来耕耘的评价。

其实严格讲我不是一个当好医生的料子，我脾气比较躁，性格急，从小在家里谁也没想到我会当个好医生，中国人讲“儒医”，应该是温文尔雅，我恰巧不是，而且我的性情也比较倔，所以我一直认为我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医生，只是阴差阳错学了医。我也想过，我曾经不是被评为“全国百佳名医”吗？我都觉得拿这个称号和不合适，我觉得技术上是好的，但我是不是有这个风度，我曾经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要辩证地看待。研究所要成为“名医的摇篮”一个必要的条件是对弱势人群的同情，对弱者的同情，这是医生很重要的一个品格和条件，患者是有病，那怕他曾经是一个强者，他生了病，被病痛折磨，他卧床不起，他就是一个弱者。

能不能同情弱者，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你说“痛病人之所痛、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你就要同情他。我说实话，我现在承认我看病有一点优势在我认为是同情他们。在家里我就不受宠，老觉得自己不如别人，但是因为我父亲是个“穷秀才”，家里的书很多，我当时就喜欢“七侠五义”，打抱不平，包括英国、法国的书我都看，喜欢《孤星血泪》、《买火柴的小女孩》、《老人与海》、《灰姑娘》等，虽然我自己并不强，但是好强、好斗，就是这个道理。

当医生一般讲，年轻医生能够同情病人，老了以后，他又司空见惯了，但我不是这样，直到现在，昨天，我还在为一个病人看病流泪，你说是天性，但还是后天培养的。我很能体会病人想怎么，可能你觉得自己的一个举动很随便，但病人就不是这样想，打个比方，我们医生其实也没有任何的处方，比如说，一个病人慢性血栓、尿血栓，一个年轻医生说，这个五年可能变成尿毒症，这个队医生来说是一个科学，但病人可不这样想，五年就变成尿毒症，就意味着这个病人的生命就结束了，他讲这话时好像在推心置腹的告诉你，他们感觉不到我就能感觉到，我当时没法给他们发火，但是事后我会找他们，他们认为自己没讲错话，但是，我说你就相当于判他死刑，缓期五年徒刑，我就感觉到病人这样想。他没有从灵魂上和精神上想病人之所想，所以说同情弱者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我脾气很不好，但是跟我工作在一起的人，包括我的学生，像刘志红这样的，没有不挨骂的，所以这是我的一大缺点，也是我受争议的一个地方，所以文革时人家对我那样无情也跟我自己有关系，但不管他们怎么说我是同情弱者，你跟他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关系。就好像你跟一个三岁五岁的娃娃，你就要哄着他。所以到他们面前，你永远是这样的角色。这不是假装的，好像演员下了台了成了一种台词，这是内心的一种感觉。正因为这样，我对我的下级要求是比较严的。

我对我们的医德医风是比较满意的，至少我们没有哪个人说是收“红包”的、拿回扣，是没有的，我们公开讲是站得住脚的。最近，一个新加坡病人送了我们医生一块金砖，很漂亮，但是他马上就交出来了，没法退，因为病人飞走了，我们还有个医生也把六万块钱原封不动地交出来，因为这个是无法退退不了的，所以我们在这一点上是好的。但是我也实话实说，在现在这种市场经济条件下，我觉得是两面，一面是应该尽量的保证我们的工作人员他不会受外面的诱惑，但也不能吃不饱穿不暖，所以在物质方面还是要给一定的保证。在研究所，我非常注意员工的物质待遇问题，我会尽一切可能让他们无后顾之忧，决不会因为自己的小孩交不起学校的费用而发愁，所以在物质奖金方面我负责的研究所还是花功夫的，但是另一方面，你也不要想在我这里发财，不要现在我这拿红包、拿回扣，那不义之财这是不允许的，我觉得我们说的人还是比较自觉的。但医德医风不仅仅是拿红包的问题，作为医生你拿红包就损害自己的人格了，等于自己给自己脸上抹一道黑，不管别人看不看的见。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养成，真正的对病人关心，所以我们有一个为病人服务的理念,这其实就是我们前几年在39病区工作中的成绩。这个东西好像很抽象，也好像不大容易被人接受，因为我们39病区刚开始的时候，我提出来我们要成为一个特殊的病区，原来有个政委说叫特区病区，我说反正我们要非常好的服务，让病人感觉到满意，让病人感觉到在这里修养对你的工作也放心，对你的工作信赖，包括你给我打针发药都不会感觉到痛苦，对这个环境感到温馨。现在我们39病区是最吃香的、最热门的，有的病人就指名要住39病区，不是说都是大款，很多都是普普通通的市民，他就觉得值，住进来放心，住这里就得到一种保证。所以我觉得医德医风不是钱的标准，我们要让病人感觉到温馨，现在社会上很多医疗纠纷，病人对医院的意见很大，什么“白狼”，但我们39病区的病人走的时候都是高高兴兴，而且有的又会回来。我们39病区的医疗费并不比别人贵，同样是结帐，这边是六千块，在那边还是六千，甚至七千，因为这边的医生他会精打细算，有的检查不该做的就不做，用药跟你考虑得很周到，所以我感觉我们社会在抓医德医风没抓到点子上，没有从根本上考虑问题。昨天我在门诊遇到一个病人，她住过院，没有完全把病治好，我给她做个心电图，是心肌炎，我问她你休息不休息，休息就会好得快，她就讲我没有钱，我想了很久，我心想把她送到急诊室去，她丈夫说我们还是回家吧，我说我安排你住院肯定会为你解决的，我心里也很难过，我跟博士在一起谈，我说我给你付费。他怎么跟我讲，他说：“不行，我也不是完全没有钱，还有三千块钱。”我说我借你钱，他说：“只要我能借得到，我就要为她看，他说我看出来了，你很同情我们，但是你们救济得了吗？一天你们能看多少我们这样的，我还能借到钱，还有更多的人借不到钱，我希望你们认认真真地把我的病看好我就感激不尽了。”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做到这一点，医德医风根本的就是医生对病人的关心。

关于对医护人员的严格、苛刻，有一次是病例的事，当今社会追求奢望、浮华、享受生活，举一两个例子。我还是那句话，我心里怎么想的我就这么做，所以和我在一起久的同志能理解，事后他们也能理解我，那是2001年，我刚开过刀没多久，那时不怎么管病房，结果我们有一个病房，当时一个病人，手术做完以后，就发生出血，我们是有一个医生在那监护着，但这个医生年纪比较轻，病人出血后止不住，他就给电话给经治手术的医生，结果医生告诉他，不要紧，给他输血就行了，后来他又打电话给另外一个主任，他说你给病人查查病理，把这个情况给另外一个医生汇报一下，结果值班医生又打电话给另外一个医生，这是一个30多岁的医生。结果到了凌晨三四点，才惊动了另外的备班医生，他过来抢救，这个时候抢救，到了七点多钟病人死了。但这个事情，这个病人你说能不能抢救过来，也不一定，但是很明显，这三个人没有尽到职责，手术医生没来，主任医生不舒服，另一个医生也没来，中间就去掉了两三个小时，这事情发生以后，我是非常火的。我们就把这件事从头到尾调查了一遍，包括季大玺、刘志红等把病人家属、护士、医生像刑事调查录口供一样过了一遍。病人虽然是比较通情达理的，因为他们不知道，认为一直是有医生在护理的，打电话的事他们不知道，后来抢救的场面很大，觉得医生尽力了。但我们自己不这么认为，我们就下决心，最后把三个都“罢”掉，那个主任是正高级主任，他是我培养的，而且他是这事之前一年评的正高，还是我代表研究所出面给他讲话，这是年来对移植还是有贡献的，这十年来，一直都是他带头，会有今天，他是出力的，但是这件事我是一点都不客气的，我说你靠边站，国家给你这么高的待遇，你是正高，但是我认为你不能再干这个岗位，我说你不能让别人服你，你发烧，哪怕你到39度你也应该来；还有一个医生是当时做手术最好的，他也有点骄傲，我让他下来，送他到武汉同济医院学习去；还有一个调到门诊。这个会议我们开了一个星期多，我当时跟卢政委讲，我要“动手术”了，你应该知道我的心情，我现在有点像“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要是不搞，还是要出事的。政委说我们支持你，我们并没有动用行政上的降级什么的，都没有。从2002年到现在都很好，去年还出了个中国“十大新闻奖”。出去学习的我把他送到全国最好的医院，把唯一的一个名额给他。主任我跟他拿道理讲清楚。这些同志现在工作都很好，这件事对他们震动很大，谁也不敢在电话里指手画脚，人命关天谁也不敢这样做。

不过这件事我的思想斗争是很激烈，因为他三个是主角，一年做几百例肾移植，三个一起都把他撤掉，人家觉得你很胆大，我当时就想，我宁愿第二年少做几例肾移植也不能给别人带来伤害，在医德医风上不把病人放在第一位，我就要杀一儆百，这件事我只在科里，没在院里讲，事后他们说这件事只有你们研究所这样做，一下罢三个，我说病人不告状不等于病人受到了应有的待遇，我有一个思想家丑不外扬，包括我自己，给病人看错病了，我也检讨自己，因为在科学面前有些事你可以弥补，这个事情没做好明天好好干加倍弥补过来，但病人生命只有一次，宁可多做一千条病人看似没有效果的检查，也不能放过一件这样的事情，这一点我们不是说做得很好，但我们是这样严要求的。这三个目前都很好，没有消极不满，消极怠工的。

我们研究所人的精神是永不自满、永不言败、永攀高峰，我讲一个插曲，我们有个研究生，硕士读完读博士，跟了我五年，这个人相当勤恳，后来我们去年年底我们决定留她，她今年七月份毕业，我们干部引进的条条框框很多，最后我找了干部部的部长，副部长，最后同意留了，我们干部处干部科也很高兴。七月底的一件事情，她做最后一个课题，做一种染色，这个技术也不是很难，结果她四个月没做出来，但是我们迫切要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刘志红跟她谈话，说你要努力，怎么四个月过不了关，她说“我已经尽力了”，没办法做出来，刘志红跟我讲了之后我说不行，这个方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杂志上人家介绍的，人家能做出来我们就有可能，假如看一个病人，病人希望你能把他救活，你说“我已经尽力了”，该死该活我管不了，我说这个不能说，比如说东西卖不到可以说，我们生死交关的事情怎么能说这个话，只要有百分之一万分之一的机会我们也要把他救活，结果毕业前我又找她谈话，我又讲了这个事情，她说院长你不能怪我，我已经尽力了，我火了，既然她是这种求学的态度，我们研究所也不能留她。

2000年以前，我一直身体很好。2000年，我74岁，到北京开会，突然感到脖子很疼，在会场就坐不住了。散会后，当天下午会没开，就离开北京回到了南京。跟放射科打了个电话，安排好拍片子，拍出片子一切都正常，自己觉得不可思议。然后请骨科查了一下，也说没事。回家吃了点止痛药，晚上睡到半夜感到手发麻。第二天去做CT，结果出来果然三个颈椎都破坏，是肿瘤转移的侵蚀性破坏，当时就没回家，被他们用轮椅推到了高干病房。我简直感到就像是晴天霹雳。周一，医院组织会诊，基本决定是肿瘤转移，一定要做手术，不然脖子一动就会断掉，要上钢板和钉子，做骨移植，问我同不同意，我想有病了只好治了，但是有个要求，要么手术做不好死掉，活着下来了，你们要让我的脖子能动。后来到二医大作会诊，脖子上用石膏固定住。当前我说，手术完了以后，能活八个礼拜就行了，我还很多事没有处理完，八个礼拜就可以完成了。在推向手术室的长廊中，真有点像向遗体告别的样子，两面站满了人，有总后的，总院的，二医大的，当时，我就跟陈锐华说了一句话，真有点像“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味道。手术后，感觉还可以。

在这个过程中，我过了生死关和工作关，生死关，你当时会考虑得很多，活下来了，还能做些什么，死了，又会带来什么样的结局，我当时不是怕死，只是想活了还有没有什么意义，死了带来什么后果，自己也在权衡轻重，活要活得有价值，死也要死得其所。2000年8月做的手术，半年以后，生死关基本上解决了。

接下来就是考虑怎么样去工作。想到的是退还是干，还能做些什么，考虑得确实很复杂。到后来，我也想通了，没有什么顾虑了，可以用洒脱两个字来形容。觉得自己也许下个月、明年就走了，但我什么都安排好了，我准备好了，但是上面不让我走，我就不能走。我想，如果组织上认为我没有用，我退下来，写写书，如果认为我还有用，我就继续干，要死得其所。我就像一支蜡烛，不希望自己还能燃得很久，但我要力求放出最大的光亮，照亮别人，奉献自己。

现在，我采取保守治疗，好象觉得没有生病这回事一样。今年，我已经出了四趟国了，有时，坐飞机10几个小时，年轻人都吃不消，我觉得还可以。

1996年曾获解放军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

1999年被评为中国百名优秀医生

2000年被香港内科医学院授予荣誉院士

2002年曾获“何梁何利”基金奖

2003年被授予国际肾脏病学会终身荣誉会员的称号

2004年荣获美洲华人肾脏病学会授予国际学术杰出贡献奖

先后立二等功五次，三等功八次。

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和“全国百佳医生”称号，被香港内科学院授予荣誉院士。

在中国医学界，提起“黎氏三兄弟”的名字，恐怕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们就是大名鼎鼎的三个中国工程院院士——黎鳌、黎介寿、黎磊石三个同胞兄弟。黎氏三院士的老家在湖南省浏阳县（浏阳市），距省会长沙市仅二百余里。

黎鳌生于1917年，比二弟长七岁，比三弟长九岁，都是中国工程院医药与卫生学部院士。老大黎鳌于1995年当选，1998年被国务院授予“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称号。

老二黎介寿于1996年当选。

老三黎磊石于1994年当选。

1982年，黎磊石赴澳大利亚参加第二届亚太地区肾脏病学术会议。由于当时中国肾脏病研究水平较低，他作为会议代表却没有登台发言的资格。这件事刺痛了他的心：中国人一定要在世界肾脏病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当时，中国医院科研条件十分简陋。没有荧光显微镜，他就将荧光灯和普通显微镜组装在一起，替代昂贵的荧光显微镜做实验；没有分子生物学检测设备，他就找来水浴锅，人工操作，获取分子生物学数据。试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在简陋的实验室里，黎磊石和助手们凭着锲而不舍的精神，取得了一个个试验数据，推出一项项医疗科研成果。

在80年代的中国，急性胰腺炎死亡率高达60%以上。黎磊石在研究中发现，这种病主要是血液里会快速产生毒素。他从连续性血液净化入手，采用体外循环治疗技术，连续不断地清除患者机体内的有害物质，获得了成功。随后，他又将这一技术用于严重感染、创伤及中毒病例的救治，并在国际上首次将血浆免疫吸附用于脂蛋白肾病的治疗，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接着，他又将这项技术成功运用于狼疮性肾炎治疗等领域。

黎磊石在肾脏病治疗领域，用20年走完了发达国家40年发展道路，填补6项肾脏病研究领域国际空白，使中国肾脏病研究和治疗进入世界先进行列。黎磊石院士对中国现代肾脏病学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首创IgA肾病分型诊断治疗，大大提高了IgA肾病的疗效;革新引进现代肾脏病实验诊断方法，发展肾活检免疫病理技术，在国际首创应用雷公藤治疗慢性肾炎，用大黄延缓慢性肾功能衰竭已在国内外广泛应用，首先将霉酚酸酯应用到重症狼疮性肾炎的治疗当中，使狼疮性肾炎的救治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现代肾脏病研究在中国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年前几乎是一片空白，曾被列为10大死亡病因之一。一直从事着热带病和血吸虫病研究的黎磊石，毅然走进这个全新领域。黎磊石决定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探索肾脏病治疗的新路。一次，他在查房时发现，一位用雷公藤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的病人，治疗前并发的严重蛋白尿突然消失了。这个偶然的发现，激发了他的灵感，他翻开一本本医学书籍，查阅了《本草纲目》等资料，却均无记载。雷公藤属毒性中草药，易引发急性中毒，严重的可导致死亡。

为证实雷公藤对肾炎的疗效和临床安全性，黎磊石决定自己先试一试。黎磊石用雷公藤煎汤，大胆试服，剂量由少到多。他注重科学，更注重科学思维所派生出来的理性感觉。结果表明，雷公藤根部毒性适中，能利尿、消肿，对蛋白尿具有治疗作用。接着，他将雷公藤成功推广到临床治疗，使慢性肾炎有效治疗率达84%。这一成果在国际上引起轰动。此后，他又将一批中草药应用于临床治疗，开辟了中西医结合治疗肾脏病新路。

随着医学技术不断发展，肾移植手术给肾衰竭病人带来生的希望。为让肾病患者得到更系统的内外科综合治疗，黎磊石决定做肾移植手术。内科医生从事外科手术，这无疑是向传统医学挑战。果然，他的想法一出，有人就提出质疑。面对别人的反对，黎磊石据理力争：肾脏移植是肾脏病研究的最新成果，如果仅仅停留在传统的治疗方式上，就无法突破。为了掌握这门技术，黎磊石收集世界上有关肾脏移植的资料，派人到中国当时肾移植技术最好的医院学习，又登门向身为外科专家的哥哥黎介寿请教。在他的主持下，第一例肾移植手术获得成功，为内科肾脏病综合治疗创造了条件。

黎磊石，不断超越自我，不仅开创内科医生做肾脏移植手术的先例，还大胆进入由病理医生从事的肾活检领域。2000年，黎磊石不幸患了恶性肿瘤。当时的黎磊石已经70多岁。他的哥哥黎介寿为弟弟制定了治疗方案，黎磊石坦然面对病魔。手术后不久，黎磊石就重回工作岗位。

黎磊石从事临床、医疗、科研教学40余年，涉及内科各领域，50－60年代以热带(寄生及传染病)为主；60一70年代任职大内科，以心血管病为主；70年代以后专攻肾脏病。内科临床经验丰富，而且善于将临床钻研与基础研究相结合，是国内医学界负有盛名的“临床”、“实验”专家。近15年来，在原发性肾炎(肾小球疾病)、继发性肾炎，特别是红斑狼疮性肾损害等方面研究，从组织功能，免疫功能，逐步深入到细胞、分子水平，创造一系列新技术，新疗法。尤其擅长于应用现代医学研究手段发掘医学遗产，总结出一系列独特的治疗方法，使中国肾脏病的诊断治疗工作迅速达到国际水平，在许多方面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在肾脏病领域作出卓越的贡献，1977年首创用中药雷公藤治疗慢性肾小球疾病，首创蛋白尿免疫化学分析方法，促进了中国肾脏疾病的诊断水平的提高，对中国IgA肾病免疫病理特点及发病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IgA肾病临床分型及治疗方案，其中扁挑体切除术治疗肉眼血尿型IgA肾病成功率达90%以上，创用中西医结合疗法治疗狼疮性肾炎，使重型病例的5年存活率提高到90%以上，达国际先进水平；通过临床实验研究，发现大黄具有延缓慢性肾衰进展的作用，引起国内外的广泛重视，并推广应用于临床，疗效显著；首次证实了中药冬虫夏草防治药物性肾毒性作用，为急性肾小管坏死的治疗开辟了新途径；首创一秒种肾活检快速穿刺法，推动了中国肾小球疾病免疫病理的研究工作。

1990－1997年任国际肾脏病学会理事

1993年03月至1998年03月政协全国全国政协委员

曾长期担任中华内科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实用内科杂志》总顾问、解放军医学杂志顾问，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中华内科杂志和中华肾脏病等杂志副主编。

黎磊石是中华肾脏病学会及亚太地区肾脏病学会创始人之一，开启了中国肾脏病走向世界的大门。他首创IgA肾病分型治疗，革新肾活检免疫病理技术，创造了斜角进针法，成功率达99.7%：他发明了雷公藤治疗肾炎，大黄素治疗尿毒症，在肾脏病领域所进行的传统医学现代化工作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在国际上首创霉盼酸醋及普乐可复治疗狼疮性肾炎：倡导持续性血液净化技术救治危重病例，成功地创造了免疫吸附疗法治疗脂蛋白肾病。

黎磊石是我国现代肾脏病学的开拓者，是中华肾脏病学会及亚太地区肾脏病学会创始人之一。长期担任解放军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委，曾任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副院长，对我国现代肾脏病学的发展贡献卓越。探索IgA肾病的发病机理，革新发展肾活检免疫病理技术，创造了斜角进针快速肾活检技术，成功率达99.7%。他发明了雷公藤治疗肾炎，大黄治疗尿毒症。在国际上首先应用霉酚酸酯及普乐可复治疗狼疮性肾炎，倡导持续性血液净化技术救治危重病例，成功地创造了免疫吸附疗法治疗脂蛋白肾病。在诊断治疗上的贡献遍及肾脏病的各个领域，特别是运用现代医学研究手段，为传统医药的现代化作出了贡献，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

黎教授从医60年，热爱病人，医技高超，医德高尚。培养无数顶尖学生，被称为一代医学宗师。

黎磊石是中国肾脏病学界的第一位院士，创办了《肾脏病与透析肾移植杂志》。发表论文700多篇。黎磊石先后50余次应邀赴美国、日本、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印度、新加坡等国讲学，广泛介绍我国肾脏病学术成果。香港内科学院授予荣誉院士，2003年国际肾脏病学会授予终身荣誉会员。曾多次组织并担任国际肾脏病学术组织会议的主席。50-60年代从事热带病防治研究，成绩显著。

在国际上首创兔肝血吸虫卵皮试抗原，解决了当时全国血防普查工作的需要。在国内首先证实海群生及锑剂能杀死丝虫成虫，发现用呋喃丙胺治疗中华分支睾吸虫及中药“黎芦”治疗血吸虫的疗效，为寄生虫的防治作出贡献。

南京军区总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著名肾脏病专家黎磊石，于2010年3月16日上午从位于南京市北京西路14层的家中跳楼身亡，享年84岁。知情人透露，使无数患者脱离病痛的他，最终没能摆脱自己身体和精神上的伤痛。

黎磊石逝世后，温家宝、习近平、李克强、刘延东、李源潮、徐才厚、蒋树声、桑国卫、梁光烈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发来唁电、唁函或敬献花圈和花篮。

黎磊石遗体告别仪式2010年3月21日在南京市殡仪馆举行。在送行仪式上，黎磊石院士安卧于鲜花和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灵堂正后方墙上挂着写有“沉痛悼念黎磊石院士”的挽幛，挽幛下方正中位置是黎老的遗像。当日13时，根据黎磊石院士生前遗愿，他的骨灰被安撒长江，与他魂牵梦绕的事业与追求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