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梦家（1911～1966），浙江上虞人，生于南京。曾用笔名陈慢哉，中国现代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诗人。陈梦家在三十年代的诗名很大，曾与闻一多、徐志摩、朱湘一起被目为“新月诗派的四大诗人”。他16岁开始写诗。其诗先学徐志摩，后学闻一多。1929年10月，在《新月》杂志发表处女作新诗《那一晚》，引起诗坛瞩目。后又以“陈漫哉”为笔名发表大量新诗。1931年1月，编成《梦家诗集》，由新月书店出版。同年9月，又编成《新月诗选》出版。其诗重视表现“自我”，注重音韵和谐及整体匀称，善于吸收格律诗特点写自由诗，对新月派的形成和发展影响较大。著有诗集《梦家诗集》、《不开花的春》、《铁马集》、《在前线》、《梦家诗存》、及其他学术研究等多种专著，是后期新月派享有盛名的代表诗人和重要成员。

中文名：陈梦家

别名：陈慢哉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南京

出生日期：1911年4月16日

逝世日期：1966年9月3日

职业：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诗人

毕业院校：南京中央大学

主要成就：“新月派”代表诗人

代表作品：《那一晚》、《往日》和《泰山与塞外的浩歌》等

籍贯：浙江上虞

陈梦家自幼在那种多子女的家庭扭转与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长大，系由他在南京汇文女中任教的三姊陈郇磐抚养成人。他自幼喜读古诗，尤其是唐诗。五岁到南京四根杆子礼拜堂附设的小学读书。八岁那年，父亲遭仇敌诬陷，被赶离了神学院，举家迁居上海，他改进圣保罗小学。1920年春，他随其三姊回南京，第二年升入中学。颠簸在社会风浪中的上层知识分子小康家庭的生活环境、传统文化的影响与教会学校中欧美文化的教育，造就是陈梦家充满矛盾的思想、气质与个性。

1927年夏，陈梦家高中尚未毕业，就考入南京“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法律系。这时他正做着一个十六岁少年的天真的梦。他是这样描绘他当时的生活的，作为这些梦之花的结果的，则是一些自由体的小诗。就在这时，他遇到了在中央大学任教的闻一多与徐志摩。从此，他的生活道路已注定与这两位老师的影响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闻一多1927年秋到中央大学任外文系主任，教授英美文学，陈梦家常去听课。闻先生讲授的英美浪漫主义诗歌与诗歌格律化理论深深打动了这位少年诗人的心。闻一多对这位天资聪颖的学生尤为器重，曾屡次对朋友称道，师生结下了终生之谊。1928年起，陈梦家在创作中“开始以格律束缚自己”，这些诗“有个相似的外貌：它们都属于一个节奏，它们都切划得一般整齐。”（《〈梦家存诗〉自序》）1928年秋，闻一多离开中央大学。次年，徐志摩应中央大学校长张君谋之聘，任外文系教授，讲授欧美诗歌。陈梦家的才华得到徐志摩的赏识，诗作《那一晚》由徐志摩推荐，以“陈漫哉”的笔名揭载于《新月》月刊2卷8号上，这是他首次公开发表作品。陈梦家早期的创作，受徐志摩那种用“圆熟的外形，配着淡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茅盾：《徐志摩论》）的诗风影响甚深，也有一些诗是模仿闻一多的（如《葬歌》模仿《也许》）。他的诗虽兼具闻诗格律谨严与徐诗轻俏流丽之长，但当时他艺术修养上没有徐志摩那样精深的西方文学的造诣，思想意识上一时也缺乏闻一多那种对祖国的强烈政治责任感，“所作却都似微弱的幽幽的恍如海上的声音”（《〈玮德诗文集〉跋》），给人以轻渺、空疏之感。

1929年夏，安徽桐城人方苞后裔方玮德进中央大学外文系学习英国文学，与陈梦家结为诗友。1930年前后，以他们为核心，集合了一批青年诗人。同时，陈梦家的同学梁镇、沈祖牟等人也由徐志摩推荐，常在《新月》月刊等杂志上发表诗歌。南京诗人群的形成，成为后期新月诗派的先声。

受闻一多、徐志摩诗歌理论的影响，1930年1月，年仅19岁的陈梦家在《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1卷7期上发表诗论《诗的装饰和灵魂》，宣告了指导他诗歌创作的完整的艺术主张。

首先，他认为诗就其本质来说，“是美的文学”，即“诗应当是可以观赏的歌咏的思味的文学”，因此，“诗必须具有其独具之形象与灵魂。”

其次，他将诗的成分，“简要的可从其性质分为两种：一是外在的形式，就是韵律，”“一是内在的精神，就是诗感。”在诗的形式上，他主张用美术和音乐的调配，便因美观的格式与和谐的音韵所生出的美感，衬托“诗的灵魂”。同时他又指出：“诗的灵魂——就是诗的精神——应当较之外形的修饰更其切要。”诗在内容上“不仅是一些平凡的描摹与感慨，更其要有哲学意味。”

第三，在风格上，突出地强调“诗，要其有自然的格式，自然的音韵，自然的感情”，要“哲学意味溶化在诗里”。

陈梦家的新诗理论，纠正了前期新月诗派偏于强调形式因素的倾向；承认“诗感的来临是因于内心接受外物印象的击应”；在诗美学与新诗艺术规律上，继承了前期新月诗派“使诗的内容及形式双方表现出美的力量，成为一种完美的艺术”（于赓虞：《志摩的诗》）的主张，并作了更为深入有益的探讨。但他在诗歌创作的根本问题、即创作目的与创作动力问题上，宣扬“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这较之前期新月诗派用诗歌艺术表现“我们这民族这时期的精神解放或精神革命”（徐志摩：《〈诗刊〉并言》）的认识大大后退了一步。陈梦家的这种反功利主义的艺术观显然是与他的老师徐志摩思想的影响分不开的。大革命失败后，在思想与创作上，徐志摩由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单纯信仰”的追求而“流入怀疑的颓废”。（徐志摩：《〈猛虎集〉自序》）虽然他对国民党新军阀的独裁统治有所不满，却同时又藉口“不崇拜任何的偏激”，“不能归附功利”（徐志摩：《〈新月〉的态度》），写下如《西窗》这样的攻击革命文学运动的诗歌。这正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十年内战时期政治立场的反映。陈梦家当时身为徐志摩的入室弟子，与徐氏时相过从，头脑中不免打下徐志摩思想的印记，所以他跟在徐志摩后面亦步亦趋地宣传反功利主义的艺术观，攻击“所谓革命的新诗是变为无次序的无音韵的杂乱的烦嚣的呼声”（陈梦家：《诗的装饰和灵魂》），这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个人因素的。

然而，20世纪30年代初，激烈动荡的社会环境使身居于深墙大院高等学府内的陈梦家面前，也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930年初，陈梦家写下《秦淮河的鬼哭》一诗，描绘了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城的恐怖阴森的画面。诗人蛰伏在内心深处的爱国心驱使他怀着“一束隐忧”从“年青人的颓废病”中回眸视悲惨的现实人生。然而，他的教养、他所生活着的社会圈又常常使他没有勇气去进一步正视这个丑恶的、凄凉的社会。他不得不“再去做梦”，在诗苑里“幻想”和“徘徊”（见《五月》）。陈梦家这种精神状态，是后期新月诗派中一大批中上层小资产阶级诗人思想倾向的代表。

1931年是陈梦家文学活动最为繁忙的一年。早在1930年初夏，他就与方令孺、方纬德商议，拟继当年《晨报副刊》的《诗刊》后，再办一个《诗刊》。是年的7、8月间，因父亲患病，陈梦家来到上海，把南京诗人的建议告诉了徐志摩，得到赞同。徐志摩立即发信征稿，与陈梦家筹备《诗刊》。1930年冬《新月》3卷之号刊出《诗刊》广告，宣布“我们几个《诗刊》的旧友想多约几个对诗有兴味的新友再来一次集合的工作”。1931年1月20日，由徐志摩主编、陈梦家担负实际编辑工作的《诗刊》季刊在上海以“诗社”名义出版，撰稿人除闻一多、徐志摩、饶孟侃等前期新月诗人和南京诗人群成员外，还有林徽音、卞之琳、孙毓棠、曹葆华等新加入的北京青年诗人，标志后期新月诗派的正式形成。而在这一过程中，年龄还不到二十岁的陈梦家已成为新月诗派的一员主将。

同月，陈梦家的第一部诗集《梦家诗集》由新月书店出版，书很快销售一空。不少杂志发表了书评，连广东汕头一家不太知名的刊物《滨海文艺》都发表了专论，使陈梦家的诗名大噪。1931年7月，《梦家诗集》增选后再版发行。

这一时期，陈梦家还曾创作过一些散文与小说。他所作的中篇小说《不开花的春天》，1931年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小说用书信的形式叙述一对青年的爱情故事，曲折地反映了陈梦家苦闷的内心世界。

1931年夏，陈梦家毕业于中央大学，获得律师执照，从南京小营移住市郊兰家庄。7月，应徐志摩之邀赴上海，住天通庵，负责编选新月诗派的主要代表作——《新月诗选》。陈梦家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选出前、后期新月诗派主要诗人的代表作共十八家八十首，把这些处于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社会地位与政治思想倾向的诗人在艺术流派的体系上联系起来。他在这部诗选集的《序言》中，从新诗发展史的角度，总结了新月诗派的艺术理论，指出新诗十多年来的成绩犹如长江的涓涓的水源，尚“在山涧里悄悄走着生命无穷的路”，而新月诗派“自己相信只是山涧中一支小小的水”，在“忍耐的开辟新的路子”。并表示“主张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差不多是我们一致的方向”，“态度的严正又是我们共同的信心”。他的这些理论主张未出徐志摩艺术思想的窠臼。

1931年9月，徐志摩将《诗刊》交予陈梦家主编。11月19日，这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诗哲”在济南附近的党家庄触山坠机身亡，导师的临终遗言与悲剧性的命运引起陈梦家内心的震动和深沉的思索。他在徐志摩逝世后的第四天，创作了新诗《致一伤感者》，批判了感伤主义的思想情绪：伤感在穷人是一件奢侈的事，/快乐在人手上，也在人心上。/——世界不全是坏的。

不久，陈梦家在其主编的《诗刊》第4期《叙语》中对后期新月诗派创作的“题材走到今天太狭隘了”的现象深为不满，表示“很想把新诗的内容更要扩大”。这一些，预示了他创作思想转变的资讯。

1932年1月，陈梦家编完了老师徐志摩的遗稿《云游》集，整理了自己19丑年夏季后的诗稿，结集为《铁马集》，便毅然停办了后期新月诗派的刊物《诗刊》，结束了交织着迷惆与痛苦的学生时代。

正当陈梦家规划自己未来生活的时候，“一·二八”战争爆发了！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日寇的隆隆炮声震醒了深埋在诗人心底的炽热的爱国主义激情。战争的第二天，他即与同学刘启122旅旅部，参加抗日宣传工作。陈梦家等人随122旅旅部自南翔经刘行、嘉定、杨行、顾家宅、真如、大场一线向蕰藻浜前线挺进。1932年2月1日军队进驻南翔镇时，陈梦家在车站伫立三天三夜，目睹无家可归的妇孺老幼在雨雪中踉跄行走，沪宁线上的难民行列蜿蜒长达数十里。他心如刀绞，写下《哀息》一诗，发出“谁教我们这样的？”的责问。1932年2月13日，部队在季家桥与日寇雪中大战。122旅第5、6团任前锋，与敌寇肉搏终日。陈梦家等亲临火线，抢救伤患。他看到勇敢的中国士兵们在弹雨中无畏地冲杀，挂彩的伤患染成了血人，有的战士牺牲时仍保持着托枪瞄准的姿势。田野上到处是抗日志士的新坟。在战士墓前，陈梦家写下了动人肺腑的悲壮诗篇——《在蕰藻浜的战场上》：在蕰藻浜的战场上，血花一行行/间着新鬼的坟墓开开在雪泥上：/那儿歇着我们的英雄——静悄悄/伸展着参差的队伍——纸幡儿飘。/苍鹰，红点的翅尾，在半天上吊丧。现躺下了，他们曾经挺起胸膛/向前冲锋，他们喊杀，他们中伤，/杀了人给人杀了，在都睡倒/在蕰藻浜的战场上。交给你，像火把接着火，我们盼望，/盼望你收回来我们生命的死亡！/拳曲的手握紧炸弹向我们叫：/那儿去！那儿去！听我们的警号！/拳曲的手煊亮着一把一把火光/在蕰藻浜的战场上。

他还在季家桥前线用民歌的风格写下《老人》一诗，描绘农民对故土的热爱。这些在抗战前线写下的史诗般的作品，是“一·二八”事变珍贵的实录。诗人在构思时“有意摆脱所有形式的羁绊”（《〈梦家存诗〉自序》），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标志陈梦家新的创作阶段的开始。

2月下旬，陈梦家从淞沪前线返回上海。3月，应闻一多先生之邀到青岛大学任闻先生的助教，并在闻先生的指导下，开始研究甲骨文。4月，陈梦家修改他在淞沪前线所写的诗，结集为《陈梦家作诗在前线》。

他在青岛写下的诗，如《海》、《小诗》，已完全脱开格律化的窠臼，另辟蹊径。他后来谈到其创作前期的格律化新诗时说：“有人认为这就是我的好处，是错了”。“这把锁压坏了我好多的灵性，但从这些不自由中，我只挣得一些个造字造句的小巧”。（《〈梦家存诗〉自序》）在创作实践上，前期新月诗人大多初期作品形式自由，后来慢慢走上格律化的路，后期新月诗人如陈梦家、方纬德则大半是初期作品格律谨严，后来迈向形式自由的路，这个文学现象表明新月诗派形成和解体的过程。年青一代新月诗人纷纷感受到脱离社会现实尝试形式上的实验是条绝路，各自努力探索新诗发展的新途径。

1932年夏天，闻一多与陈梦家相继离开青岛去北平。临行前师生登上泰山，敞襟临风，饱览祖国山川的秀色，这在陈梦家的心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9月，闻一多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陈梦家也由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教授刘廷芳推荐，到该院学习。后为院长赵紫宸所望重，并与其爱女赵萝蕤女士缔结良姻，成为终生的知友与伴侣。

1932年10月，日寇的侵略魔爪已伸向关内，整个华北处于危急之中。是月22日，陈梦家应邀在北平青年会南厅发表题为《秋天谈诗》的讲演。在讲演时陈梦家大声呼吁：“让我们个人的感情渐渐溶化为整个民族的感情，我们的声音化作这大群人哀泣的声音，不只是哀泣，还有那种在哀泣中一声复兴的愿望。”

1933年初，日寇的铁蹄终于践踏在热河的土地上，陈梦家义愤填膺，决心自行出榆关到前线为保卫祖国效力。1月13日，方纬德、瞿冰森等同学在北平东城灯市口燕京校友会召开欢送会。次日凌晨，陈梦家离北平经古北口奔赴塞外。途中目睹奇丽峻伟的塞北风光，爱国的赤子之情油然而生。他根据那时的观感所作的《古北口道中》、《承德道中》等诗篇，诗风雄阔奔放，别是一番气象。

《往日》、《泰山与塞外的浩歌》

1933年3月初，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热河不战而失，整个华北处于危急之中。陈梦家满腔的报国热忱付诸东流，他悲愤地从前线返回北平。是年9月，他到安徽芜湖任广益中学的国文教员，住在狮子山青阳庐。在芜湖陈梦家创作了两部气势磅礴、构筑宏伟的抒情长诗《往日》与《泰山与塞外的浩歌》，达到了他诗歌创作的顶峰。《往日》是用长诗形式回顾自己经历的作品，分《鸿蒙》、《昧爽》、《陆离》三章，风格奇幻瑰丽，多姿多彩，是一部浪漫主义的力作，显示了诗人过人的才气。八百行的长诗《泰山与塞外的洽歌》更是新诗苑中的一朵奇葩。火焰般迸喷的爱国主义激情如崩云裂岸的浩荡大江奔泻于一气呵成的湍急的诗行间，令人目不暇接。

此诗苍凉悲壮，论者以为兼有“李白诗中的涵养”和“岑参边塞诗的气魄”。它是作者回顾当年在山东登临泰山与出塞抗敌时的观感而作。它与同时所作的《西山野火》、《黄河谣》等爱国主义诗篇不愧为我国新诗史上的佳作！

1934年1月，陈梦家的诗集《铁马集》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同月，陈梦家赴北平为燕京大学研究院研究生，专攻古文字学。这时他的主要精力已移向学术研究，但课余常在津、沪《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及《文艺月刊》、《新诗》月刊等报刊上发表诗作。他后期的诗作，诗风老成，技巧纯熟，但已失却了前一阶段的激情，表现一种“想在百袖衣上捉虱子，晒太阳”（《小庙春景》）的闲适自如的意趣。1935年8月，陈梦家从他历年所作的100馀首诗中精选出23首，结集为《梦家存诗》，以作为其“七年写诗的结账”。他在诗集的《自序》中总结了自己创作道路的成败得失，倾诉了自己心目中的审美理想。然而，诗人不久即放下了他的诗笔，使我们无以领略他心中所盘旋的诗美的极致了。

陈梦家在艺术上的成就，一直为文学史家们所称道。陈梦家自称最欢喜抒情诗，他的主要艺术成就确在抒情诗上。在创作中，他首先着力的是塑造特具个性的抒情形象。综观陈梦家的诗作，可以体味到一个飘逸的虔诚的青年诗人的总体形象。

每个作家都在他的创作中实践他的美学追求，诗歌这种精致的文学形式尤为集中地体现了作家的审美理想。穆木天说陈梦家的诗“好如一片秋空，具有着静闲的优然的美”（《〈梦家诗集〉及〈铁马集〉》），确实道出了它的审美特征。阅陈梦家的诗，处处感受到一种纯练而质朴的美。陈梦家的诗意境和风格虽淡如轻烟，“却不陷于一看兴尽的境地”（希隽：《论〈梦家诗集〉》），给人无穷的回味。他的诗具有丰富的哲学意味与深沉的内蕴。

陈梦家的诗歌创作，无论在艺术思想还是表现手法上都受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甚深。他尤为推崇布莱克那种“在简易的外表后面隐藏着深刻的人生见解”的诗风（见阿尼克斯特：《英国文学史纲》）。对于布莱克诗中所弥漫的那种略带神秘感的哲理情趣，陈梦家也深得其中三味。英国诗人霍思曼好在结尾处出奇制胜、造成余味无穷的艺术效果的所谓“戏剧的拂拭”的技巧，以及布莱克用重叠复遝的诗句表现情感的手法，都被陈梦家巧妙地运用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显示了他的艺术造诣。

陈梦家在20世纪30年代的诗名很大，曾与闻一多、徐志摩、朱湘一起被目为新月诗派的四大诗人。

1936年在伦敦出版的第一部英语版的中国新诗选本——《中国现代诗选》中曾选入他的诗。陈梦家评论徐志摩在新诗史上的历史贡献时说：在这小小十年中，志摩先生尽了他的力在创造新诗的风格，并介绍西洋的诗歌……不光是诗的形式，就在内容上他主张融合一切，让诗代表时代或民族不可错误的声音，也成为一个人灵魂真实的歌唱。（《（诗刊）叙语》）

陈梦家对新诗的贡献也是在这些方面。但正如臧克家所评价陈梦家的：“他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年轻，高才，缺乏的是实生活，是人生艰苦的磨炼。”（《我的诗生活》）因而他的歌喉始终没有融人大时代的群众的合唱中。

1936年9月，陈梦家获硕士学位，留燕京大学中文系任助教，从此全力专注于中国古文字学、古史学的研究。在闻一多先生的指导下，不少后期新月诗人如孙毓棠、俞大纲、孙洵侯都由诗人成为学者，走上同一条路，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或兴趣的转移，而是出自深沉的爱国主义精神，诚如闻一多先生所自述的：要当“杀蠢的芸香”，“因为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给臧克家先生》）。这也是陈梦家所孜孜以求的。

考古学家陈梦家

1937年7月，抗战爆发，陈梦家由闻一多先生推荐，到长沙清华大学教授国文。是年秋，赴昆明西南联大任教。

1944年秋，经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和清华大学金岳霖教授介绍，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讲授中国古文字学。1947年夏，曾历游英、法、瑞典、丹麦、荷兰等国。他在国外以极大的爱国热情与惊人的毅力，备尝艰辛，致力于收集流散于欧美的我国铜器资料。1947年秋，他拒绝别人劝他留住美国的要求，毅然启程回归祖国，继续在清华大学任教。1952年，转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并兼任考古所学术委员会委员、《考古学报》编委、《考古通讯》副主编。

建国后陈梦家先生以极大的爱国热情投身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古文字学、年代学和古史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在国内外赢得很大的声望。他业余与诗人郭小川、艾青等时相过从，并写过文艺短评与咏物写景的小诗，很受读者欢迎。

1957年，陈梦家先生被错划成右派，但政治上的打击并未使他治学的毅力稍减。就在那些最严峻的日子里，陈梦家仍在工作室里埋头工作。他用了十年时间，将故宫的九百张铜器拓片与夏商周“三代”的著录一一核对。然而，这位为新诗发展与学术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的诗人与学者，竟于1966年9月3日在林彪、“四人帮”的政治迫害下含冤逝世，年仅55岁。

1978年12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京举行了陈梦家先生追悼会，对他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榨出自己的血甘心酿别人的酒”（《自己的歌》），陈梦家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人民将永远不会忘怀这位赤诚的诗人与学者。

陈梦家在中央大学学的是法律，最后得了一张律师执照。但是他没有当过一天律师，而是从16岁便开始写诗，1931年出版了第一册诗《梦家诗集》，并立即出了名。那时他还不到20岁。

1944年秋，他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和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金岳霖介绍，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古文字学。选读他这门课的美国学生寥寥无几，只四五人，但正像他初到纽约答一家小报的记者问时说的，他到美国来主要是要编一部全美所藏中国铜器图录。在美国3年中，他就是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从第二年开始他遍访美国藏有青铜器的人家、博物馆、古董商，然后回到芝加哥大学的办公室整理所收集到的资料，打出清样。多数私人收藏家都是富贵之家。否则谁买得起一件、两件，乃至数件精美绝伦、价值昂贵的中国青铜器呢？梦家是无所顾忌的，只要是有器之家，他是必然要叩门的。他和所有藏家、古董商、博物馆几乎都有通信关系，并留有信件的存底。他胜利地完成了他尽全力想要完成的工作。

在美国的3年中，除编写庞大的流美铜器图录外，他还用英文撰写并发表了《中国铜器的艺术风格》、《周代的伟大》等文章，并和芝加哥艺术馆的凯莱合编了《白金汉所藏中国铜器图录》。

回到清华的第一年，他为学校购买了许多祖国文物，并成立了“文物陈列室”。1952年院系调整，他由清华转到科学院考古所工作。1956年他用《殷墟卜辞综述》的稿费在钱粮胡同买了一所房子。从此他一个人占有了一间很大的寝室兼书房，在里面摆下了两张画桌。这一大一小两画桌拼在一起成了他的书桌，上面堆满了各种需要不时翻阅的图籍、稿本、文具和一盏台灯。梦家勤奋治学有着很好的物质条件。他身体好，不知疲倦，每天能工作差不多十小时到十二小时。他肩上曾长过一个脂肪瘤，有几个拔掉了龋齿留下的空隙没有填补上。但是他终于把瘤子割除了，牙也修配好。在这两件事办完后，我笑对他说：“现在你是个完人了”。

陈梦家喜欢朋友，对朋友从不苛求。他爱戴老人，如徐森玉、容庚、于思泊、商承祚诸先生；也亲近青年，对他们无所不谈。他很喜欢去看望朋友，海阔天空地畅谈一切。他喜欢游山玩水，虽然这样的闲暇和机会不多。他在家里因忙于工作，没有什么体力劳动，但需要劳动的时候，他不怕脏，不怕累，而且兴高采烈。他不大喜欢活动量较小的、单独的休息方法，不喜欢种花，不喜欢照相（他有一个可以拍摄文物和书籍的照相机），不喜欢听音乐。但是他喜欢看戏（各种形式的），喜欢写这方面的评论文章和泛论文艺的小文，如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的《论人情》等，据说这些文章很受读者欢迎。不过他新诗作得很少。他写过《甘地》一诗，写过几首咏景物的小诗，曾在《诗刊》上发表。他喜欢和郭小川、艾青等同志交朋友。

那就是用几乎他的全部收入购买明代家具。这些家具已如他所愿，全部归了国家。

他的兴趣很广，但是他的主攻方向仍毫无疑问是古史、古文字和古籍的研究。1964年，家里有了电视机。他几乎天天晚上看电视。看到晚上9点半、10点、10点半，我睡觉去了，他才开始工作。有时醒过来，午夜已过，还能从门缝里看到一条蛋黄色的灯光，还能听到滴答——滴答——他搁笔的声音。不知什么时候房间才完全黑了。但是他还是每天早起按时上班，傍晚按时下班。他在所里、家里各有一套比较完备的常用书，在两处都能有效地工作。在30年的时间里，他在占有详尽资料的前提下，写了许多文章，着了许多书，编了各种图录，还留下了一本完成、未发表的大约二百万字的遗稿和未整理完毕的其他资料。考古所的同志们常常想念他，并为了整理他的遗稿作了不少工作。梦家该可以瞑目了吧。

1951年，共产党开始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要求全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学校停课搞“运动”。教授们必须在群众大会上逐个进行“自我检讨”，有的人还得多次检讨，才能“过关”。除了检讨自己，还“揭发批判”别人。“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又开始了“忠诚老实运动”，每个人都必须详细“交代”自己历史上作过的事情。被认为“态度恶劣”的人，还被“隔离反省”。

“忠诚老实运动”之后，就开始了所谓“院系调整”，大学重组。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都停办。清华大学的文科系取消。陈梦家在清华大学受到猛烈“批判”后，离开学校，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

陈梦家夫妇的朋友巫宁坤教授，也曾经在芝加哥大学留学，曾住在他们家中。他在1990年代发表的一篇文章《燕园末日》中说，有一天燕京大学校园（即现在的北京大学校园——笔者注）里的大喇叭广播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梦家听到，说：“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1984》是英国作家GeorgeOrwell写于1949年的小说，预言了未来的极权社会的情景。但是陈梦家并没有公开批评过共产党及其推行的制度。

1957年，在考古研究所，陈梦家被划成“右派分子”。是史学界著名五大右派[黄现璠、向达、雷海宗、王重民、陈梦家（按年龄大小排列）]之一。他的罪名之一是“反对文字改革”。其实他只是说过“文字改革应该慎重”。虽然考古和政治斗争相距甚远，考古界也对他进行了大量“批判”。他的妻子赵萝蕤受到过度刺激，导致精神分裂。那一年有上百万知识分子被划成“右派分子”，其中有一大批曾经留学欧美的各种专家。上面写到的巫宁坤教授也被划成“右派分子”，并且被送到中国东北地区自然条件十分艰苦的“北大荒”“劳动改造”。

划成“右派分子”后，对陈梦家的惩罚是“降级使用”。比起那些被送到“北大荒”的人们来说，他受到的处罚不算最重。他仍然在考古研究所，曾经一度“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作踩水车等等。

文革开始，1966年8月，陈梦家在考古所被“批判”斗争“。他的家被抄。他们夫妇的住房被别人占用。

1966年8月24日傍晚，陈梦家在被“斗争”后，离开考古所，来到住在附近的一位朋友家中。他告诉朋友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这时，考古所的一些人跟踪到来，在他的朋友家中，强按他跪在地上，大声叱骂他。然后，这些人把他从朋友家又押回考古研究所。当天晚上，不准陈梦家回家。

1966年8月24日，是北京红卫兵暴力行动进入了最严重的阶段的日子。红卫兵满城到处抄家打人烧毁文物没收财产。考古研究所位于北京市中心，离王府井大街很近，穿过马路就是中国美术馆。那一天，在考古研究所旁边的东厂胡同，至少有六个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拷打从下午延续到深夜。除了用棍棒皮鞭打，还用沸水浇烫被绑在葡萄架子上挨打的两位老年妇女。“像杀猪一样”，邻居说。被折磨的人们的凄厉的惨叫在夜空中回旋。邻居们不忍聆听，只好用枕头捂上耳朵。天明时分，火葬场的大卡车开来，运走了尸体。

那天夜里，陈梦家被关在考古所里，他一定也听到了被打死的人死前的哀号。那时候，人被剥夺的已经远远不止是他所热爱的诗歌和学术，也远远不止是人的体面和尊严。那时的人被打被侮辱被剥夺生命，而且受到的对待其实比猪不如。在乡下，猪养大了，请会杀猪的人来，通常一刀就杀死了，猪死以后，才用沸水浇烫以利除毛。但是在1966年红卫兵的八月杀戮中被害的人，不是被子弹或者大刀一下子杀死的，是被红卫兵用铜头皮带和棍棒以及各种折磨虐杀的，杀害的过程长达数小时甚至数日，于是这种杀害也更为残酷更为痛苦。邻居们用“杀猪一样”来形容东厂胡同1966年8月24日晚上的杀害，只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修辞方式来形容这种前所未有的野蛮和残忍。

陈梦家在8月24日夜里写下遗书，服大量安眠药片自杀。由于安眠药量不足以致死，他没有死。1966年8月24日是阴历七月初九，是有“新月”的时候。不知道那一夜他是否看到了新月，也不知道他对月思考了什么。他20岁的时候作诗说“新月张开一片风帆”，这是一个美丽的隐喻：新月形如风帆，送他走向理想。但是那时新月伴他走向死亡。

十天以后，陈梦家又一次自杀。陈梦家自缢，死于1966年9月3日，年仅55岁。

在陈梦家的两次自杀之间，北京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打死；有数万人被没收财产并被驱逐出北京；大批人在各个工作单位建立的“劳改队”中受侮辱折磨；大批人在受到残酷“斗争”和侮辱后自杀。火葬场的焚尸炉日夜不熄，尸体依然堆积。所有被打死和自杀的人，当局一律不准留下骨灰。

在陈梦家死后两天，1966年9月5日，当时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据说这份《简报》写道，到8月底止，北京全市共打死上千人。这份《简报》的正文至今仍然被作为“国家机密”保存，普通人和学者都无法知道其中还有什么内容。但是仅仅这个标题和死亡数字，就告诉我们，文革的所谓“累累”“战果”，是无数和平居民的生命。文革的残忍和恐怖，超过了《1984年》作者的预见。

1978年12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京举行了陈梦家先生追悼会，对他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陈梦家，是一个敏感的诗人，一个温和的学者。在1950年代初，他遭到思想方面的攻击并失去选择工作的自由。1957年，他被划成了“右派分子”，一个属于“敌人”范畴的人。到了文革，他遭到的不但有尖利的精神折磨，还有残酷的身体摧残。他已经遭受了两次劫难，这第三次，也是最凶恶的一次，彻底毁灭了他。这是一个人的毁灭，也是一批像他一样的人的群体——文明中一个虽然很小却很重要的群体的毁灭。

他在语言文字学领域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他对甲骨文、殷周铜器铭文、汉简和古代文献的综合研究方面。他对甲骨文的研究一开始比较注重文字的分析和寻求卜辞中的礼俗。后从青铜器断代研究中得到启示，从断代入手全面研究卜辞。他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的代表作为《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该书是甲骨学史上少见的较早的大型综合性研究著作。全书70多万字，共分20章。从语言文字学角度看，其中的“文字”“文法”两章最为重要。在“文字”一章中，他概述了以前诸甲骨学家对甲骨文的考释方法，同时他还对汉字的起源及构造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并密切联系汉语特点开查汉字的构造。在“文法”一章中，他提出卜辞是研究中国语法史的最早材料，可以从中开始寻求汉语语法发展的规律。该书对研究古代史地、语言文字和考古学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他在铜器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是《西周铜器断代》（分6期连载于1955年～1956年的《考古学报》上）。其中详细记述了不同时代的各类铜器98件。每件都记录了全篇铭文的释文，并加以详尽的诠释，有的甚至史逐字逐句地讨论。所以其中包括许多考释文字、词语，探求语法规则及语义的资料。这对研究上古汉语及汉语史很有参考价值。

他对汉简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于《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1964年）和《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两本书中。此外他还有专着：《老子今释》（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海外中国铜器图录考释第一集》（北京图书馆、商务印书馆，1946年）、《尚书通论》（商务印书馆，1957年）、《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科学出版社，1962年）；论文：《释底渔》（《考古社社刊》1936年第4期）、《释“国”“文”》（《国文月刊》1941年第11期）、《关于上古音系的讨论》（《清华学报》1941年第13卷第2期）、《殷代铜器》（《考古学报》1954年第7期）、《慎重一点“改革”汉字》（《文汇报》1957年5月17日）、《蔡器三记》（《考古》1963年第3期）等等，以及一些已经整理出版和一些将要整理出版的遗作，如《西周铜器断代》的后半部等。

陈梦家少年才子，新月派诗坛俊彦，青年时期钻研古史和古文字学，成为学术界推崇的古文字学、考古学和历史学家，惜未及老年而凋丧。他留下了激情四射的诗作，古文字界堪称独到的著述，还有满堂稀世奇珍的明清家具。其一生起伏跌宕，可称名士也。

陈梦家1911年生于南京，16岁考入中央大学，即开始写诗。从20岁到23岁，陈梦家先后发表了《梦家诗集》、《铁马集》、《梦家诗选》等诗集。专家评论陈梦家诗作的特点是空灵而非刻画，如他18岁时写的《一朵野花》（节录）：

“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

不想到这小生命，向着太阳发笑，

上帝给他的聪明他自己知道，

他的欢喜，他的诗，在风前轻摇。”

陈梦家20岁时，编选了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林徽因、卞之琳和他自己在内的18人的80首诗，是为《新月诗选》。40多年后，陈梦家的夫人赵萝蕤谈到《新月诗选》时说：陈梦家作为编者，为诗选写了几千字的序言，“他用还是相当稚嫩而近乎华丽的辞藻阐述了新月派有关诗歌的观点。这部不到三百页的集子选载了十八位诗人的作品，几乎没有例外都是篇幅不多的描写爱情和景物的抒情诗，内容、风格都表现了极大程度的一致……”赵萝蕤中肯地评价：“梦家是新月诗人中的一名健将和代表人物，他师事徐志摩和闻一多两位先生，但他没有徐志摩那样精深的西方文学造诣，也绝没有闻先生对祖国、对人民的强烈政治责任感。”

2007年夏，再次与陈梦熊院士在冠英园长谈。陈老讲，三哥梦家从小就有傲气，认为二哥梦士不如他，爱发牢骚，父亲因此反而不看重他。陈梦熊上小学时，三哥在南京中央大学法学院读书，已是知名诗人。陈老说：“我在小学时成绩平平，上初中时还有些懵懂，好几次被抓到校长办公室‘吃大菜’（单独训斥）。上了高中好多了，那时三哥在北平，我写给他的信，他都要批改，划出错别字和赘述的语句，给我寄回来，我服气！

“三姐和三姐夫曾留学法国，他们常与学界名人雅集，探讨学问，态度蔼然清雅。三哥和我耳濡目染，对以后的为人、为学之道影响很大。虽然三哥和我年纪相差六岁，感觉上差了十几岁。三哥有天生的艺术感，他把对人生，对自然界的感悟，细密巧妙地表现在诗歌上。家里堆满了三哥新出的诗集。他常与方玮德、卢寿楠等人谈诗论道，如潇潇细雨，淅沥绵长。”

闻一多虽然认为他的这名弟子“过于名士派”，但也毫不掩饰他的欣赏：“一个有天分的人而肯用功夫，陈梦家要算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诗人陈梦家发长齐肩，不同凡俗，仙仙然有出尘之致。写诗为学，陈梦家都出类拔萃。同事评论他，“学问和口才都颇出众”。

1932年底，陈梦家到北平，经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刘延芳介绍，在该学院听课一段时间。1934年，他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读古文字学，师从著名古文字学家容庚和唐兰。此时的陈梦家一副俊美、儒雅的书生模样。不久，陈梦家与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的女儿赵萝蕤结婚。陈、赵两家是世交，双方的父亲都有一笔好字，做得好诗，又是研究神学的同道，与司徒雷登均为好友。赵萝蕤聪颖俊秀，少年时在苏州景海师范学校读书时，跟音乐教员陈冕珠学钢琴，而陈冕珠正是陈梦家的四姐。婚礼在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办公室举行，凡此种种，一时传为美谈。史学大家钱穆回忆，赵萝蕤周围“追逐有人，而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

此时，陈梦家结识了小他三岁的同好王世襄。王世襄1934年考入燕京大学，家境宽裕。王家在大学附近的成府路刚秉庙东，有一个20余亩地的园子。王世襄在这里种葫芦，制养蝈蝈的瓠瓶，还养鹰、养鸽子和狗，雅聚各类玩家。陈梦家夫妇也搬到这个园子住过。他们雇一个工友做饭，白天各自上学，晚上集于乡野的园子，十分畅快。陈梦家喜爱红日衔山，鸡鸣野径的山村古风，可抵天白扰攘的尘梦。

陈梦家和王世襄都收藏明清家具，两人乐此不疲，倾囊以求。建国前后，两人在北京常有来往。2008年，94岁的王世襄回忆，当年他到陈家，陈梦家赶紧把新买的家具或漆器拿给他看。王世襄说：“你买的这个太便宜了，归我了。”王世襄买到新奇的物什，陈梦家也缠着他要。“文革”前，王世襄见陈梦家放在家里的明清家具都用绳儿仔细地拦着，笑道：“好，你这儿比博物馆还博物馆。”

可叹的是，陈梦家在1966年死于人祸，而王世襄几遭灭顶之灾，几度沉浮，至今笑谈往事，头脑清晰。对明式家具的收藏与研究，成为晚年王世襄的重大文物研究成果而享誉海内外。2007年国庆，驻足上海博物馆从赵萝蕤弟弟手中购得的陈梦家明清家具前，不由感叹人生聚散不常，物为主人人为仆。

1936年6月，住在北平佟府的陈梦家发表“梦甲室商代地理小记”系列第一篇《隼夷考》。文中说：“《后汉书·东夷传》有九夷之名，而无‘隼夷’；‘隼夷’之名不见于经典，余最近始于甲骨上发现之。”陈梦家从训诂、字形和音律上详加考证。这是陈梦家一改诗人的恣意挥洒，全身心倾注于谨严的古史和古文字学的早期论文。

“七·七事变”不久，梦家和梦熊一起逃离北平。陈梦熊在西南联大上学时，陈梦家在西南联大文学系当讲师。陈院士回忆：“那时的英文和中文课，所有的教授轮流上课，罗常培、朱自清的课都有。三哥教书，我上过他的课，讲得不错。三哥不愿纠缠政治，对我担任学生会干事会副主席的活动直摇头。”

1944年秋，陈梦家由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和清华大学哲学系金岳霖教授推荐，到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讲授古文字学，为期一年；而陈梦家的目标是遍访散落美国显贵之家和坊间的青铜器，编一部全美所藏中国青铜器图录。在美国的三年里，陈梦家走遍博物馆，寻访古董商和有藏品的私宅，把能接触到的藏器一一看过，照相，整理详细资料。此时，陈梦家夫妇风闻闻一多先生遇害的噩耗，不胜悲痛。师生二人都作新诗，又都转而研究古籍，当年闻一多和陈梦家“常常为了一个字的解释，争得面红耳赤。”此后，陈梦家的书房一直悬挂着闻一多的照片。

1946年，陈梦家和芝加哥艺术馆的凯莱合编了《白金汉所藏中国铜器图录》。他的执著与成果得到美国文物界人士的赞赏。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位负责人劝他永久留在美国，要为他谋一份适合他的工作，而陈梦家归国、回到清华大学的心切。他留下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博士的妻子，于1947年秋回国，任教水木清华。回来的第一年，他为学校购买了许多文物，成立起“文物陈列室”。赵萝蕤回忆：“他和所有的藏家、古董商、博物馆几乎都有通信关系，并留有信件的存底。所有这些资料现在都保存在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建国初期，陈梦家夫妇分别在清华和燕京大学任教，生活安谧。据巫宁坤回忆，上世纪50年代初，陈梦家“夫妇俩住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里，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鼻。室内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陈先生亲手搜集的精品，客厅里安放着萝蕤的斯坦威钢琴。”

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陈梦家调到科学院考古所。1956年，陈梦家搬到东城区钱粮胡同。他是个兴趣盎然、朝气和忧郁并存的人。在家忙工作的时候多，有时干些日常的力气活，他兴高采烈。他个性分明，不喜种花，不喜照相，不爱听音乐，却喜爱各种戏曲，喜欢写戏曲评论和泛论文艺的文章。

陈梦家个性豪爽，水岸林下是他的得意之处。他喜欢朋友，交友甚多，经常访友。素雅的茶具，几人高谈阔论，舒缓心绪，得半日之清闲。他看似文弱，身体却很好，每天伏案工作10到12个小时，不知疲倦。

像陈梦家这样有诗人气质的学问家，心怀坦荡率真，他从多年文字学研究的角度，对实行汉字简体化、拉丁化提出自己的看法，建议广开言路，结果招致“章罗联盟反对文字改革急先锋”的弥天大祸，困为右派。

陈梦家忍受巨大痛苦和压力，将心志寄托于学术研究。1960年，他被派往兰州，协助甘肃省博物馆整理武威汉墓出土的简册，由此开始汉简研究，1962年著成《武威汉简》一书，又重新继续西周青铜器断代的研究，赶写器铭考释，并计划一年内完成《西周青铜器断代》和《历代度量衡研究》两本专著。

日以继夜的学术耕耘被“文革”一夜间摧毁，一位极具才华的学者被无休止的轮番批斗击倒了。他选择了自尽。40多年后，陈梦熊院士谈起最后见到三哥的片断，仍是岁月淘不尽的泪光：“大约是1966年的8月25日上午，我接到电话通知，立即赶去隆福医院。他已在病床上奄奄一息，不省人事，医生正在抢救。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会面，也是无言的诀别。几天以后，我在地质部也成了批斗对象。他经抢救多活了几天，终于在9月3日离开了这个世界，终年55岁。”

梦家与梦熊出身教育之家，长于博雅超逸的文化圈，他们成为学者后，坎坷和磨难又何其相似：“三反、五反”运动，陈梦家因给清华购买文物而遭难，陈梦熊因负责野外调查的装备购置而遭劫；陈梦家在“反右”中落难，陈梦熊虽未被划为右派，也伤痕累累；“文革”陈梦家命断黄泉，陈梦熊九死一生，终于熬过严冬，迈上学术生涯的巅峰。兄弟两人的曲折遭际折射的是一代学人的命运。

1930年，19岁的陈梦家写过这样的《葬歌》（节录）：“我贪图的是永静的国度，/在那里人再也没有嫉妒；/我坦然将末一口气倾吐，/静悄悄睡进荒野的泥土。”

2006年7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华书局和北京国际字研究会联合举行“纪念陈梦家先生学术座谈会”，纪念这位诗人和科学家诞辰95周年和逝世40周年。

陈梦家，这个名字依然闪烁着青铜一样的光泽。

陈梦家不仅在文学创作，学术研究上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他本人还是一个明代家具收藏家。前不久去世的王世襄先生在明式家具收藏方面是一代翘楚。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陈梦家先生之家具收藏比起王先生也并不逊色。王世襄先生在收藏之余有两部著作《明代家具研究》《明代家具珍赏》，奠定了他在这个领域里面的地位。但是我们尝试翻一下这两本书，会发现里面除了王先生的收藏之外，收录最多的就是陈先生的家具收藏，不过因陈先生早逝，这些收藏标注为陈梦家夫人（即赵萝蕤）所藏。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一张元代黄花梨圆后背交椅，这是现存最早的一张交椅，洵为宝贵。陈氏夫妇所藏现大多收藏于上海博物馆。与王世襄先生所藏家具共同受人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