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其毅，著名有机化学家、教育家。原籍贵州省贵阳市，1911年11月24日出生于天津市。北京大学化学学院教授，有机化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后任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员，在中央研究院庄长恭教授领导下进行生物碱工作。抗日战争期间，任华中军医大学教授，在艰苦条件下完成一简便测定不饱和脂肪酸的方法和云南抗疟植物的研究。1946年后，任北京大学化学系和农化系教授，兼任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长期担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有机化学教研室主任。曾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中文名：邢其毅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天津市

出生日期：1911年11月24日

逝世日期：2002年11月4日

职业：有机化学家，教育家

毕业院校：辅仁大学化学系

主要成就：我国多肽化学研究方向的开创者

原籍：贵州省贵阳市

他早年在美国完成了联苯立体化学博士论文，后在德国完成了芦竹碱合成与结构测定方面的工作，该化合物后在有机合成上得到广泛应用。回国后，曾从事不饱和脂肪酸测定方法、防已生物碱、迈克尔反应、普林斯反应等研究。提出了合成氯霉素的新方法，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还参加领导了牛胰岛素全合成工作，此成果与其他有关单位共获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多年从事多肽合成及人参肽、花果头香等天然产物和立体化学的研究。长期从事化学教育工作，多年主讲“有机化学”，教学水平甚高，效果好，受到同事的敬佩和学生的爱戴，曾任中国化学会理事，兼任中国化学会化学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多年。50年代编写的《有机化学》和以后的《基础有机化学》是在中国影响甚广的大学有机化学教科书，得到国内同行的广泛赞扬。其中《基础有机化学》获1988年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2002年11月4日病逝于北京。

1911年11月24日　出生于天津市（原籍贵州省贵阳市）。

1933年　毕业于辅仁大学化学系。

1933－1936年　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研究院学习，获哲学博士学位。

1936－1937年　在德国慕尼黑大学维兰德实验室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

1937－1941年　在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

1944－1946年　在新四军华中军医大学任教。

1946－1949年　在北京大学农化系和化学系任教授，兼任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1950－1952年　在北京大学化学系任教授，并兼任北京辅仁大学化学系主任。

1952－2002年　在北京大学化学系任教授，并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1952年　被聘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

1962年　被聘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和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1978年　当选为中国化学会第二十届至二十二届理事会理事，并兼任化学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和青年化学奖评审委员会委员。

1980年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82年　被聘为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1984年　被聘为北京市人民政府第二届专业组顾问。

1986年　当选为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会理事。

2002年11月4日　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于北京。

邢其毅——我国多肽化学研究方向的开创者

邢其毅，有机化学家和教育家。他的研究工作涉及有机化学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在生物碱、多肽、抗生素合成以及中药有效成分和花果头香等天然产物化学方面均取得了开创性研究成果。他是胰岛素合成项目的学术负责人之一，他所设计的氯霉素的新合成法，60年代就被国外用于工业生产。他特别注重基础教育，亲自讲授普通有机化学课程近20年，为我国有机化学教材建设和课程设置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的《有机化学》一书是我国第一本自行编著的有机化学教科书，是许多高校沿用多年的主要教材。

邢其毅，原籍贵州贵阳，1911年生于天津。父亲邢端是清末翰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是国家中央文史馆馆员。邢其毅自幼读私塾，并一直喜欢研读史书，这使他在文学和史学方面都有较深的功底。

1933年，邢其毅毕业于辅仁大学化学系，后去美国留学，就读于伊利诺伊大学研究院，在有机化学家R．亚当斯（Adams）教授指导下从事联苯立体化学研究，1936年获博士学位。为了扩大视野和博览众家之长，同年夏天他又去德国慕尼黑大学，顺从当时著名有机化学家H．维兰德（Wieland）进行蟾蜍毒素的研究。他在博士后研究工作中完成了芦竹碱的结构与合成，这项成果后来成为一个重要的吲哚甲基化方法。

对于刚涉足有机化学乐园的年轻的邢其毅来说，在著名的维兰德实验室中工作应当是十分理想和鸿图无量的时候，日本侵略军把罪恶的铁蹄踏进了中华大地，祖国面临灭亡的危险，这使邢其毅断然做出决定，放弃眼前优越的研究工作条件立即回国，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回国后，邢其毅在上海中央研究院化学所任研究员，不久华北沦陷，上海也危在旦夕，中央研究院被迫南迁昆明。邢其毅负责转运书籍等贵重物品，绕道香港、越南，历时半年之久，才将全部资料物品运抵昆明。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为了支援抗战，寻找抗疟药物，邢其毅跑到云南边境河口地区收集金鸡纳树皮，开展有效成分的分析研究工作。在大后方期间，邢其毅目睹当时国民政府的腐败和消极抗战的情景，感到非常失望，于是他决定去寻找新的救国道路。1944年，他冒着生命危险，从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来到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前线皖北解放区天长县，参加新四军的工作。他被分配到苏北华中军医大学，一面训练基本药学人才，一面为军队制药。在这期间，他把夫人钱存柔和孩子也都接到新四军中一起做抗日救亡工作。

抗战胜利后，邢其毅受聘于北京大学，于1946年回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农化系和化学系任教授，同时兼任前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1949年是中国大地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年！邢其毅和千千万万北京市民一起欢欣鼓舞地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当听到毛主席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邢其毅激动得流下了热泪，他感到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一个富强昌盛的中国就要到来了！作为一个爱国科学家，他认为是自己大展宏图的时候了。

1950到1952年，邢其毅还兼任辅仁大学化学系主任，为战后学校的整建做出了重要贡献。1953年，邢其毅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担任过北京市抗美援朝委员会委员，还是北京市第五届政治协商会议常委，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第二届专业组顾问，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药物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化学会理事，化学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青年化学奖评审委员会委员等。曾任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第六、七届委员，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民盟中央科学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邢先生是一位学术造诣颇深、洞察力敏锐的有机化学家。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指出，蛋白质和多肽化学必将是未来科学发展的一个新的前沿课题。1951年，他首先提出进行蝎毒素中多肽成分的研究，并同时开展氨基酸端基标记和接肽方法的研究。1958年，中国几位有机化学家和生物化学家提出了人工合成具有生物活性的蛋白质分子——胰岛素的重大课题，在国家科委直接领导下，由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共同组成研究队伍，邢先生是该项研究的学术领导者之一。经过数年的努力，终于在1965年向世界宣布，第一个人工合成的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合成成功！

邢先生在数十年的科学研究生涯中，一向重视开发利用我国丰富的天然资源，他主持的重大基金项目，对于发掘天然药物宝库、开发先导药物与新药筛选以及推动中药现代化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有机反应机理、分子结构测定方法和立体化学等基础研究领域，邢先生也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

邢先生既是造诣深厚的有机化学家，也是享有盛誉的教育家。他数十年潜心教学研究，对我国高等化学教育中教学与科研的关系、理论和实验的关系、中学教育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以及公民全面素质教育等问题，都提出过许多看法和建议。同时，他身体力行，几十年耕耘于课堂和实验室。他编著的《有机化学》和《有机化学简明教程》是教育部最早指定的全国高校通用教材。他主持撰写的《基础有机化学》是一部综合反映现代有机化学的教科书，对于高校的有机化学教学具有广泛影响。这些著作滋育了几代化学家的成长。

著名化学家和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邢其毅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02年11月4日20时2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邢其毅先生一生忠诚爱国，追求真理，光明磊落，是楷模学界的一代宗师。

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

邢其毅是一位造诣很深、洞察力敏锐的有机化学家，他早在50年代初就断言：在未来年代里蛋白质和多肽化学必将成为有机化学研究的前沿阵地。1951年他就提出并进行蝎毒素中多肽成分的研究，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项研究未能正常开展，事后证明，这个计划比国外同行早15年。

多肽合成研究中，氨基酸的端基标记是一个重要问题，邢其毅是我国进行接肽方法和标记氨基酸研究的第一人。他提出用硝基苯甲酸酐与氨基酸发生德肯－威斯特（Dakin－West）反应使氨基酸末端生成一个带色的氨基酮化合物，这是一个识别氨基酸羧端的好方法。

在多年的多肽化学研究中，邢其毅和他的助手们还成功地合成了九种多肽的新试剂，并因此获得了国家教委1988年科技进步二等奖。

蛋白质合成是一个神秘诱人的领域，50年代前后，世界上许多著名的有机化学家都在注视着这个问题。1955年，英国的弗雷德里克·桑格用生物降解和标记方法确定了第一个活性蛋白质——牛胰岛素分子的氨基酸连接顺序（一级结构）。1958年，中国的几位有机化学家和生物化学家在北京讨论了胰岛素人工合成的可能性问题，邢其毅就是其中之一。他们认为胰岛素人工合成中最关键的问题之一，是对含半胱氨酸片断的接肽方法和端基保护问题。随后，邢其毅等就开展了含半胱氨酸小肽的合成研究。1959年，在国家科委的组织领导下，由北京大学化学系、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和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等共同组成一个统一的研究队伍，开始胰岛素合成研究，邢其毅是这个研究集体的学术领导者之一。经过数年的共同努力，人类第一个用人工合成方法得到的活性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终于在1965年降生在中国大地上。结果公布之后，立即引起世界科学界的极大关注，它标志着中国科学家在蛋白质和多肽合成化学领域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它为我们这个伟大的科学文明古国又赢得了新的荣誉。为此，1982年国家特发给邢其毅等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以表彰他们在合成胰岛素工作中的贡献。（本段图片说明：1982年“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会后邢其毅教授与北大参加人工合成牛胰素的同仁们合影留念。前排右起：陆德培、邢其毅、施溥涛，后排右起：季爱雪、李崇熙、叶蕴华、汤卡罗。）

设计氯霉素的新合成法

氯霉素是人类能够进行大规模化学合成的唯一的抗生素，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被列为重点科研项目。但是当时它的合成方法较繁，工艺复杂，原料难得。为了发展我国的抗生素工业，1956年，邢其毅和戴乾圜等在研究普林斯（Prins）反应的立体化学过程中，设计了一条新的、从容易得到的工业原料苯乙烯开始合成氯霉素的方法。这个新合成法不但在理论上很好地解决了氯霉素的立体化学问题，而且适合进行大规模生产，整个合成只有五步反应，中间生成物全都是液体，这为生产过程中的管道化输送和连续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遗憾的是，这个新合成法当时由于各种原因未能首先在我国实现工业化。在事隔11年后的1968年，意大利的卡洛·埃巴公司采用了与此完全相同的方法建成一个年产400吨的氯霉素生产工厂。但是，氯霉素的新合成法，是中国科学家创立的，为此，该项研究成果获得1978年的全国科技大会奖。

天然产物和中药成分的研究

邢其毅对于我国特有的天然产物丰富资源的研究、开发和利用，始终怀有极大的热情。他回国后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关于云南河口地区金鸡纳树皮的成分分析研究的报告，那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完全没有正常从事研究工作的条件，但他凭着一心抗日救国的热情，不畏艰难，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千方百计地开展研究工作。邢其毅对这一段经历始终铭记不忘，并经常对学生们讲起这段历史，激励青年学子们要热爱祖国、热爱科学，并要有始终不懈地为之奋斗的精神。

在这期间，邢其毅还进行了从蓖麻油中分离不饱和脂肪酸的研究工作，并提出了一个测定不饱和脂肪酸的简便易行的方法，后来这个方法得到了普遍使用。

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时，在庄长恭领导下开展防己生物碱的研究，从中分离出了一种新的生物碱，命名为防己诺林碱，并做完了它的全部结构测定研究，这是我国在生物碱研究方面较早和较完整的一项研究成果。

天然香料的开发和利用是当今世界“回归大自然”大潮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国际市场上人们对天然香料的需求越来越大。以往天然香料都是通过精馏方法提取其液体成分。邢其毅注意到我国各种新鲜花果香气成分的研究还是一块“处女地”，于是他和他的同事们自己设计了一个提取装置，到花果产地当场收集它们的“香气”，1978年他们首次完成了白兰花头香成分的全分析。对西藏扎布耶盐湖杜氏藻的香气成分进行了研究，取得了有意义的结果。这些研究成果在国内开创了花果头香成分研究的先例。随后，他们又对玫瑰、荔枝等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花果头香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其中有的成果已被有关企业生产部门所采用。

中药是我国的一大财富。对于中药有效成分的研究，邢其毅一直倾注了极大的精力，他甚至在去西藏开会时，还不忘记收集有关藏药的许多资料。他还特别注意到我国的大部分草药都是使用水煎剂，因此他多次提出开展中药水溶性成分的研究。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研究课题，但是为了开发祖国的中药宝库，他决定要闯这个难关。他选择我国人参作为研究对象，经过几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令人喜悦的成果，分离出了几种水溶性小肽成分，并研究了它们的化学结构和生理活性，为此他得到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有机反应与合成药物的研究

50年代初，高等院校的科学研究条件还非常困难，尤其是原料药品和试剂十分缺乏。邢其毅一如既往，仍然采取就地取材的办法，根据当时所能得到的原料和条件，确定研究课题。他找来了几瓶丙烯腈，立即开展麦克尔反应的研究。他先后合成了一系列硫代四氢噻唑环系、含β－5，5二取代乙内酰胺的衍生物和多螺环化合物，其中有些具有生理活性和药理作用。七年以后发现，日本化学家发表了一些完全相同的研究工作。

苯骈七元杂环化合物，是近20年来人们在合成新药过程中涉及最多的一个新领域。因为这类化合物很多都具有良好的药理性质，其中有些已经被用作镇痛、安神等药物。邢其毅及其助手们近年合成了一系列不同结构类型的稠合七元杂环化合物，发现了一些新的杂环体系，并对这些新的杂环的构象和立体选择性反应等进行了许多深入的研究工作。

邢其毅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有机化学家，而且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享有盛誉的有机化学教育家。他常讲，他这一生的主要精力在于教书。这一方面说明他对教育事业、培养人才十分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毕生从事的教育事业所取得的成绩而感到自豪。

邢其毅治学严谨，诲人不倦，一丝不苟。他在教学上奉行的格言是“劳则思，逸则罔”。他自己就是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耕耘在课堂上。他知识渊博，同时又有精湛的讲课艺术，他讲课最主要的一个特点是给学生以启迪。在课堂上，他旁征博引，谈古论今，挥洒自如地给学生许多丰富知识的同时，在不知不觉之间又给学生们留下了许多耐人深思的问题。这些问题能像磁铁一样把学生“吸住”，使你随着他的思绪去思考和探究。邢其毅认为教学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就是看能否使学生受到所讲课程的“感化”，从而引起他自己的深入钻研和追寻。这种“感化”不但使大批学生立志为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而献身，而且也使学生学会了如何去献身、奋斗的方法和本领。

邢其毅十分重视教材建设。他编写的《有机化学》一书被教育部定为全国高校通用教材，这是我国第一本自己编写的大型有机化学教科书，它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70年代，他又将该书改写，增加了近20年来有机化学的新成就，重新写成《基础有机化学》出版，这既是一本高等学校的教科书，又是一本可供所有有机化学工作者使用的大型参考书。这本书在1988年被国家教委评为优秀教材。

在几十年的教学过程中，邢其毅还根据不同时期和不同教学环节的需要，编写和翻译出版了多种参考教材，如《有机化学简明教程》《共振论的回顾和展望》《有机化学词典》《有机化学的电子理论》和《有机化学基本原理》等。他还担任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化学卷有机化学部分的主编。

邢其毅非常强调实验课和基本实验技能的训练。他担任北京大学有机教研室主任几十年，一直重视各类实验课程的设置和实验室的建设，特别是对基础有机化学实验室，从实验设备、实验内容的选择到实验室管理制度的建立他都付出了很多的劳动和心血。他经常带领前来交流的国内外客人参观这些实验室，借以促进实验室的建设和强调实验对于理论研究和理论教学的重要性。他曾专门著文批驳一些轻视实验、颠倒实践和理论关系的错误观点，并通过分子轨道对称守恒规则的发现过程深刻指出任何科学发现和新理论的创立，都是在大量科学实验基础上完成的。

邢其毅还十分关心中学教育和对在职自学青年的指导和帮助。他给《中学文库》写书；给中学刊物写文章；给中学教师做报告传授教学经验；给自学青年写信解答他们提出来的各种问题，有时还要给他们寄去必要的书籍和资料，指导他们学习。至于登门求教的人更是经常不断。所以说，邢其毅的学生不仅仅是在课堂上直接听过他讲课的几千名，还有许多通过不同形式受业于他的各类学生，而且这些人后来也不断地从多方面得到邢其毅的指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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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滂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邢其毅教授从苏北回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化学系任有机化学教授。我则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从海外归来，在燕京大学化学系得到一个教授有机化学的职位。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部在1952年提出对全国高等院校进行调整，仿照前苏联把工程学科和文理法学科分别组成工科院校和综合性大学。北京的3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合并组成了今天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3校的化学系合而成为北京大学化学系。我与邢其毅教授有幸相识并成为北京大学化学系有机化学教研室的同事，已经有半个世纪了。

邢其毅教授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这是一所德国教会建立和资助的综合性大学，有着多年历史。其后去美国的伊利诺（Illinois）大学，师从R．Adams教授研读并取得博士学位；接着又去德国的慕尼黑（Munich）大学，在H．Wieland教授指导下从事博士后研究，于1937年回国，受聘为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就在同年7月，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件，引发了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抗战期间，出于爱国热忱，邢先生偕夫人参加苏北新四军，从事战地教学和研究工作。

1952年院系调整后，邢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有机化学教研室主任。他对有机化学的教学、研究以及国际上的发展态势都有广泛、深入的了解。在教学上，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他独立承担了基础有机化学的教学和指导工作以及教研室的事务和规划工作，受到同学和教师的普遍爱戴。与此同时，他还受教育部的委托，编著了国内首部百万字的大学有机化学教材。他为了繁重的教学和工作付出了很大代价，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常因劳累过度而不时发作胃溃疡病，最终施行了切除手术。

1953年，教育部为开展基础研究，分配来若干位研究生。当时教研室的3位教授各配备4名。由此可见高等教育在解放后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1959年初，邢其毅教授迎来了一项研究任务。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和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提出全合成胰岛素这个令人耳目一新的项目，并邀请北京大学有机化学教研室参加协作。邢先生接受了这一任务，先后和几位青年教师远赴上海，与两所通力合作。当时美国和德国已各有一个研究组从事这一课题，形成了强烈的竞争势头。结果是美、德、中3组分别在1963、1964和1965年报导了合成的完成。这里要指出的是，美、德两家的合成是通过监测生理活性证实的，而我国的合成则是以得到胰岛素晶体完成的。这是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是建国以来一项出色的基础研究成果，曾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和香港求是基金的奖励。

邢其毅教授在北京大学工作50多年，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他培养的新一代学者遍布国内外。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为纪念北京大学100周年校庆，给在北京大学工作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出版个人论文集。在《邢其毅论文集》中收录了60多篇中英文论述，从中可以窥见邢其毅教授在教学、科研以及化学教育各个方面的贡献。在这里，我要补充两个遗缺：其一是他非常关注有机化学和化合物的命名，当我被中国化学会派任为有机化学命名评审小组成员时，他一再嘱托在开会时要通知他参加，在会上他经常积极地提供可贵的意见；另一个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他翻译了J．W．Baker所著的《有机化学电子理论》以飨读者，这是一册首次介绍英国物理有机化学Ingold学派学术成果的专著。另外，在期刊上也常能见到邢先生有关国际有机化学学术进展的评述。

邢其毅教授生于1911年，比我年长6岁。虽然年纪相差不大，但他是我的前辈。我们共事了半个世纪，他的为人宽厚、勤于所学、献身于师道的精神，是我的榜样，使我学到了不少东西，至今怀念难忘。极大的不幸是邢其毅教授因病在2002年11月4日离开了我们，我将永远怀念他。

痛悼邢其毅先生（作者：郭保章）

邢其毅教授永远离我们而去了，我国失去了一位卓越的有机化学家，一位受人尊敬的人民教师。他的逝世引起了我们无尽的思念。

钱思亮先生教我们有机化学课时，用的是英文原版教材。解放后改用中文化学名词，大家一时还不习惯。恰在这时，出版了邢先生用中文名词写的《有机化学》，帮了我很大忙。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可以说是邢先生的未及门弟子。这期间，邢先生还主动为我修改文章。我投到某杂志的稿件发表出来后，不仅原文的语句错误一扫而空，而且还补充进了一大段文字，文章获得了好评。经打听，原来是经过邢其毅先生的大手笔，为之增色不少。从那时起，我们之间便有了文字的交往。

最近十多年，我跟先生的友情逐渐升温。我搞中国现代化学史研究，邢先生的化学史知识又是异常的丰富，他本身的经历简直可以浓缩成一部生动的化学史。邢其毅先生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是R．Adams为中国培养的7位有机化学博士之一。随后他又到德国读博士后，凡是到过慕尼黑维兰德实验室做访问学者的，进修的，读博士的，都能跟先生挂起钩来。先生回国后先到中科院化学所，后来又到北京大学，故而先生对教育系统和中科院系统的化学家们都是耳熟能详。我写化学史遇有疑难问题请教先生，先生常能一语中的。可以说，先生是我的化学史顾问和不可多得的良师。

我们之间的谈话，不仅限于学术，还涉及时事和政治，经常交流观点和思想。我怕打扰先生，有一个时期没有给先生打电话，先生就开始想我了，问我是何原因。我们之间的友谊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我向先生提出的问题常是十分敏感或难以回答的。如萨本铁先生何以不随清华南迁而滞留北平？先生说，他的家庭负担重，除了几个儿子外还有一大堆孙子都要他供养。谈到诺贝尔奖，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合成维生素C就是一个能争取诺贝尔奖的科研项目。萨本铁先生合成维生素C的思路跟外国权威科学家是一样的，区别在于一个用的是酸，一个用的是酯。竞争的结果，人家首先合成了。不是我们的能力不行，而是试验条件不行，国力不行。

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是否够得上获诺贝尔奖，也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特别是从4个人当中挑出3个来推荐作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更是敏感话题。对此先生并没有多说，他只是说推荐上去也评不上，因为我们用的是传统方法，没有源头上的创新，真正具有源头创新的梅里菲尔德的固相多肽合成法才够得上获诺贝尔奖。但是不容否认，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仍然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化学领域内最重要的成就。邢先生还补充说：“据我所知，建国以后，在大陆惟一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人是病毒微生物学家汤飞凡（在国际上首先分离并培养砂眼病原体成功），可惜此人在1958年去世”。

邢其毅先生不否认连接A、B两条肽链的二硫键拆合是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关键，但A、B两条肽链的人工合成也是前无古人，需要斩关夺隘的，否则怎能称“人工合成”呢？更何况怎么能保证所合成的肽链在空间弯到指定的位置？故称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结晶”二字必不可少，先生强调说，“要说接肽用的是传统方法，那么二硫键的拆合作用的作法也不是新的，前人已经做过的，只不过我们的反应条件掌握得好，收率比较高而已。因此，我国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的成功，是生物化学家和有机化学家合作的结果。”

邢先生澄清说，“我们跟上海生化所是协作关系而非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据传由上海某生物化学家任组长之说是不确实的。具体协作分工是，上海生化所搞转肽，我们（北大化学系）搞接肽。最初是两个单位，两个系统（中科院和教育部）之间的协作，中间上海有机所加进来，形成3个单位两个系统之间的协作。后来把实验搬到上海有机所去做是我提议的，因为汪猷所长是我留德时的同学，彼此关系较好。”邢先生继续说：“要说领导嘛，有的，那就是党的领导，以聂荣臻同志为首的国家科委的领导。若是没有聂帅的坚强领导，要想完成结晶牛胰岛素全合成这样跨学科、跨单位，历经数年的巨大科学工程是不可想象的。”

至于每位科学家在其中的贡献，先生谈得不多，只是说“上海生化所投入的力量多些，这也是事实。”关于他自己，他很少谈。在我的追问下，他只是说：“我当时是北大化学系有机化学教研室主任，人工合成胰岛素是教研室的一个大的科研项目，参加的年轻教师多是我的学生，实验进行中发生的问题及一些事情，我不能不管。”

令人难以置信，先生并不把胰岛素的合成当成他个人成就的高峰，氯霉素的一种合成新方法[科学通报，10．302（1957）]也不是。先生的得意之作是战时在昆明对云南河口地区金鸡纳树皮中奎宁含量的研究。他说，在条件好的地方做出成绩，应该肯定；但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出色地完成任务，才显出真本事。正可谓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仇方迎写词——调寄《浣溪沙》盛赞先生：

烽火连天动荡时，青春热血赴戎机，也曾孤胆走天池。

药是解民新生曲，书为学子后蒙诗，芬菲成果等身齐。

针对社会上称他为化学家，先生说他是有愧的，解放后真正能让他专心做科研的时间才5年多一点，而站讲台的时间长达15年。从解放后到文革前，北大化学系有机化学大课全是邢先生主讲的，他热爱教师这个职务，并且是一位称职的化学教师，他乐于人们称他为化学教育家。刘若庄（当过邢先生的助教）先生说，他的讲课之所以旁征博引、挥洒自如，且极具启发性，是由于他对教材有透彻的了解，对有机化学知识熟透了！

先生不仅课讲得好，而且乐于解答听众的问题，无论课上或课下，校内或校外。先生还非常关心教材建设，甚至是中学化学教材建设，他所编写的《基础有机化学》（上下册）不仅被评为优秀教材，也是他对化学教育做出巨大贡献的丰碑。

先生在当选中国化学会常务理事期间，曾主动提出兼任化学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不是挂名，而是主动出击，积极工作。在这期间，他发表了多篇有关化学教育的文章：

1．中学化学的任务与要求．化学教育，1988，（6）：1－3．

2．致1987级新同学．大学化学，1987，2（4）：1－2．

3．重视实验工作．光明日报“科学家论坛”，1981－1－16．

4．有机化学的任务与学习．化学通报，1987，（4）：66－67．

5．振兴中华，责无旁贷．北京盟讯，1983，（1）：5．

6．化学教育改革中值得注意的动向．化学教育，1989，（4）：5－7．

重视实验工作是其中心思想。为什么邢先生主动请缨要担任化学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而且不知疲倦的在各种报刊上，在不同场合里鼓吹化学实验工作的重要性呢？邢先生自己并没有说明，我猜想与那个时候化学界出现的理论风有关。研究化学总是要靠化学实验而不能仅靠解波函数吧！理论固然重要，但在中学阶段，培养学生化学实验的基本操作能力和观察、分析现象的能力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邢先生正是担心由于某些化学名家的倡导而把化学教育这本经念歪了。现在看来，今天重温先生的教导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近日，一友人问我，何干？答曰：“正在写关于邢其毅先生的追思文章”。他说：“要写出真正的邢其毅。黄万里的‘花丝小语’中的鄄无忌就是以邢其毅为原型的！”黄万里何许人也？他是一位水利专家，因为反对在三门峡上拦黄河水建坝而被错划右派的人。友人的话触动我深思。检索1957年报章，关于党对高校、科研单位的领导问题是1957年上半年，特别是“鸣放”时期知识分子关注的热点。邢其毅认为，应该把制定科学发展的大政方针和对科学工作的实际领导分别对待。根据经济建设的需要，确定科学发展方向，只能由党和国家来做，而科学研究的具体范围和方法途径，要由科学技术人员去做。不管执行具体任务的人是不是党员，他只要遵照既定的方针，在党的领导下工作，根本不存在党能不能领导科学的问题（《划清范围，加强领导》，人民日报，1957年4月25日）。

当时强调的是党要领导一切，邢其毅的这番发言为他招来了大祸。据悉，大字报已经为他准备好了。幸亏5月16日毛泽东起草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中提到，“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指示下达以后，救了傅鹰，也救了邢其毅。邢其毅虽免予右冠，但中右的帽子是少不了的。中右者，内部控制使用之谓也！由此，邢其毅也就当不了北大化学系人工全合成结晶牛胰岛素领导小组组长了，组长就由化学系1955年毕业留校的一位女教师担任。于是就发生了讲师领导教授、学生指挥老师的局面。现在大家认为不可思议，但在1958年却是平常之事。邢其毅正是处于这样的尴尬局面，明知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搞科研不对头，但却无力反对；另一方面，对接肽合成中的科学技术问题他又必须负指导责任。这是一个艰难选择，也是始终埋在先生心中的一块疙瘩。幸亏此事在原北京大学总支书记文重临终前说清楚了。邢先生谅解了。邢先生夫妇还主动去探望了文重，此事终于有了了结。笔者本无意在此陈述这些陈年旧事，但至今还有一些人借口邢其毅先生不是北大化学系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的组长而否定先生的学术领导地位，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唐有祺先生说：“邢先生一生，真人真事”。可谓客观评价。在跟邢先生接触中，我感觉到在他身上洋溢着中国传统文人的气质又闪耀着现代科学家理性的光芒，不慕荣华，甘居清流。他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如从抗战大后方昆明，再度沿着滇越铁路回到上海，再穿过重重封锁线到苏北参加新四军，一片爱国情怀。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放在邢先生身上很适合。还有一事给我印象很深，先生赴九秩寿筵不坐车，坚持跟大家一道爬过街天桥，而且不要人扶。我从这位90岁老人过天桥的过程中，看到他坚毅顽强、奋斗不止的精神。他的形象在我的眼中逐渐高大起来，这就是真正的邢其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