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孝骞个人资料简介_张孝骞档案信息内容详情

一、个人简介

张孝骞（1897－1987），男，内科专家、医学教育家、中国消化病学的奠基人。毕生致力于临床医学、医学科学研究和医学教育工作。对人体血容量、胃分泌功能、消化系溃疡、腹腔结核、阿米巴痢疾和溃疡性结肠炎等有较深入的研究。在医学教育方面有他独到的见解，培养了骨干人才。

二、基本资料

中文名：张孝骞

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

出生地：湖南省长沙市

出生日期：1897年12月

逝世日期：1987年8月8日

职业：内科专家、医学教育家

毕业院校：长沙湘雅医学院（现中南大学）

主要成就：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消化病学的奠基人

性别：男

三、个人履历

1897年12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的一个教师家庭。

1913年，6岁入学，先后在私塾，长沙明德学校，益阳信义中学读书，毕业于长沙长郡中学。

1914年9月，考入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今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1921年7月，在湘雅医学院专门学校取得学业成绩和毕业论文两个第一名，被美国康州政府授予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担任内科学助教，兼任湘雅医院住院医师，总住院医师。

1923年首篇研究论文《腹膜内盐水输注》刊发在英文版《中国医学杂志》第37卷3-4期上。12月离开湘雅，到北京协和医院内科进修。以后担任协和医院住院医师，总住院医师。

1926年9月，被选送赴美国约翰霍浦金斯大学医学院进修一年，从事血容量的研究工作，所撰两篇论文在美国临床研究会上宣读，受到医学界的重视。

1927年年初，自美国回国，本想回湘雅工作，终因大革命失败湘雅停办，只得在协和任讲师。1932年晋升为副教授。

1933年两次去美国，与斯坦福大学著名消化系统专家布龙菲尔德教授共同进行胃分泌研究。

1937年6月，湘雅校董院董联席会议议决，因院长王子玕受命为江西国立中正医学院院长，公举张孝骞教务主任代理湘雅医学院院长。

1938年5月，以代理院长身份撰写《私立湘雅医学院概况》。7月，湘雅校董院董联席会议议决迁校。随后，赴广西、昆明、贵阳等地考察，选择迁校地点。8月，迁校委员会议决迁校于贵阳，但五、六级学生，护校及医院全体留湘。8月18-19日，各部仪器、标本及图书及办公要件陆续迁运贵阳。10月11日，员生及图书、仪器、标本及办公要件均安全抵达贵阳。10月24日，在贵阳东山举行民国第25学年度开学典礼。时有教职员工及1-4年级学生共260多人。是月，湘雅与由南京内迁贵阳的外科学家沈克非为院长的中央医院商谈合作，使湘雅医学院获得一良好的临床教学基地。11月，增设湘雅医学院沅陵医院，由皮肤病学家刘泽民教授任院长。

1939年4月，增设湘雅医学院贵阳疗养部。5月，湘雅医学院沅陵医院附设传染病医院一所。是月下旬，增设湘雅医学院耒阳医院。8月16日，湘雅校董会公选代理院长张孝骞教授继任院长。12月9日，赴重庆向教育部接洽湘雅医学院国立事项等公要。陈立夫部长原则上接受湘雅的国立请求。之后，张院长在重庆奔走10余日，吁请前校长颜福庆、前校董胡子靖及其在渝的其他湘藉名人协助湘雅医学院的国立运动。1940年6月11日，民国政府行政院第469次会议通过湘雅医学院的国立案。8月13日，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发（高字第26404）训令，湘雅医学院由私立改为国立。但湘雅医院与护校仍维持私立体制。随后，院长为国立湘雅医学院择定了“公勇勤慎，诚爱谦廉”的院训。

1941年3月22日，签发《敬告湘雅毕业同学书（密）》。此书旨在让贤院长之职。4月7日，呈教育部批准，起程返湘，为学院由私立改国立后，所有在湘的有关事业如长沙的湘雅医院，湘雅医学院的沅陵医院，以及湘雅高级护士职业学校等均须继续进行，并谋扩大。同时，学院6年级的学生也派往各地实习。院长此行旨在考察上述事业的近况。院长出行期间，学院院长暂由教务主任白施恩代理。至次年1月20日，院长公毕返筑。6月1日，国立湘雅医学院院歌及院歌歌词说明同时出版。1942年3月，签发《因赴美考察医学教育致本院师生员工书》。4月27-28日，出席民国政府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在重庆召开的专门会议，两天会议由陈立夫亲自主持。同年，签发《致本院留院毕业同学书》。

1943年10月中旬，离贵阳赴湖南耒阳，并便道视察长沙的湘雅医院。勘查湘北第三次会战后受敌破坏的长沙校、院之地，看到瓦砾遍地而谋划本院战后复兴的计划事业。后因事急飞昆明，于11月27日返筑。

1944年冬，日寇进逼贵阳边境，校舍为国民党军队占用，形势异常紧张。12月，号召师生师生将学校迁往重庆，自己留守在贵阳。

1945年2月上旬，押运学院最后一批物资由贵阳迁往重庆。3月上旬，无偿借得兵工署重庆杨公桥三栋仓库作临时办学点，高年级的临床教学在高滩岩的重庆中央医院进行。9月30日，在重庆出席教育善后会议。10月中旬，向教育部部长朱家骅面呈《国立湘雅医学院请求将临床医学生提前迁湘缘由的报告》并获准。

1946年2月，请求教育部长朱家骅解决湘雅迁校经费。5月中旬到6月底，在重庆的湘雅师生先后迁回长沙。1946年抗日胜利，湘雅迁回长沙。7月，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考察。

1948年4月，辞去湘雅医学院院长职务。9月，应聘为协和医学院教授，主持协和医院内科诊务。11月，北平解放，长期主编《中华内科杂志》，参加中华医学会的学术活动，任该会常务理事和第一任内科主任委员。并为协和医学院的发展从四方招聘人才，充实师资队伍。

1951年春，人民政府接管协和医学院，仍在该院继续任职，具体负责内科方面的教学、医疗和科研工作。

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之一。

1962年此后长期任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即原协和医学院）副校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和“特务”帽子，打入“牛棚”。1972年经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搬进红霞公寓。

1974年经邓小平同志过问，卫生部为之解决用车问题。

1978年从是年起，一直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并补推选为全国政协党委。

1980年夏，再次去美国、加拿大考察访问。

1982年9月23日，中国医学科学院为之举行从事医学教育工作60年庆祝会。邓颖超、陈慕华、康克清、王首道等各界人士200余人出席，陈云等同志写信祝贺。

1985年12月8日，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员。

1987年8月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四、生平概况

张孝骞，字慎斋，1897年12月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市一个清寒的教育家庭。1905年在私塾学习《四书》、《五经》，熟悉了古汉文。1911～1914年，他先后在长沙明德中学、益阳信义中学、长沙长郡中学读书。在校期间，他特别重视数理化和外语的学习，希望以后能考上工业学校，实现工业救国的理想。由于受辛亥革命民主思想和家庭教育的影响，他从小养成待人诚恳、实事求是、严以律己、勤俭节约的作风。毕业时成绩名列第一。长郡中学校长是长沙湘雅医学院的校董，劝张孝骞报考湘雅医学院。这时他认识到中国虽“穷”，需要发展工业改变贫困面貌，但“病”同样危害至深，因此，决心行医治病。1914年12月，张孝骞以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进入湘雅医学院第一班学习。1921年毕业时，取得学业成绩和毕业论文两个第一名，获得金牌及美国康涅狄格州政府授予的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工作，张孝骞选择了范围最广的内科专业。1924年1月，到北京协和医学院（今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深造。一年以后，他正式留协和医学院工作，任住院医师、总住院医师。

1926年9月，张孝骞被选送到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跟随导师哈罗普襄教授做血容量测定的研究。他的学术论文《测定循环血容量的一氧化碳方法》和《糖尿病酸中毒时的血容量》，1927年在美国临床研究学会年会上宣读以后，受到了医学界的重视。1928年两文在美国的《临床研究》杂志上发表，并为教科书所采用。30岁的张孝骞开始在医学界崭露头角。

1927年7月，张孝骞回国后，进一步研究甲状腺功能亢进和甲状腺功能低下病人的血容量变化以及肾脏病人（主要是肾病综合征病人）的血容量变化，并于美国的《临床研究》发表论文<甲状腺功能亢进时的血容量）。

1930年，张孝骞在协和医学院组建消化专业组。他一方面从事临床工作，另一方面从事胃液分泌的研究，1933年于美国的《临床研究》上发表论文《发热和传染病时胃液的分泌》。1932年晋升为副教授。

1933年12月，张孝骞再次去美国，与斯坦福大学著名消化系专家布仑菲尔德教授共同进行胃分泌研究，并再次考察了美国的医学界。1934年7月回协和后，担任内科消化专业组的领导，一方面从事繁重的门诊和教学工作，另一方面仍然进行胃肠疾病的研究工作，为进一步搞好临床医学和医学教育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毅然放弃在协和医学院优厚舒适的条件，停止了进行多年的、卓有成效的科研工作，全家轻装南下。回到长沙不久，接任了湘雅医学院院长职务。

1938年夏，战火逼近长沙，张孝赛为了保存这所已具规模、历史悠久的医学院，不顾美国雅礼会的反对，力排众议，率领全院师生，携带必要的仪器设备、图书，长途跋涉，迁到贵阳继续办学。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以身作则，带头减薪一半，同大家同甘共苦，在山沟里支撑着这所流亡大学。

1941年，张孝骞拒绝教育部长陈立夫要他担任澳缅铁路卫生处副处长的任命，说：“现在湘雅就是我的命根子，现在把我调走，等于葬送湘雅医学院。”1944年日本侵略军深入黔桂线，湘雅医学院又被迫迁到重庆。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1946年8月，医学院回迁湖南的工作刚刚就绪，张孝骞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再次去美国考察医学教育和讲学，并为湘雅医学院聘请教师和收集学校所缺失的医学书刊。1948年4月，他辞去院长职务并于当年9月，绕道上海、天津，回到了北京协和医学院，任内科学教授和内科主任，积极投入复校与开诊工作。他从美国请回张学德等内科专家，并把内科分成消化、心肾、传染、血液、呼吸等专业组，促成了内科学分支学科的专业化，开始了全面的科研工作。

1955年张孝骞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1962年9月，他被任命为协和医学院副校长。1978年以后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他还长期主编《中华内科杂志》。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特务”，他的家被抄3次，他本人也备受侮辱和折磨。运动开始一年多的时间内，他被罚到门诊看病，以后被罚去打扫厕所、修马路。造反派经常审问他，询问有关高级干部保健的内容。他总是回答说：医生有义务将医疗资料保密，患者也有权要求医务人员不将这些材料泄露给第三者。这惹怒了造反派，1968年他被关进“牛棚”达9个月。他从未在一份“安案”材料上签字。在逆境中他仍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直至耄耋之年，尤其当他知道自己患了肺癌之后，仍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12月18日张孝骞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张孝骞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有关消化、代谢、血液等方面的医学论文，影响较大的有50多篇。

1987年8月8日，张孝骞因肺癌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90岁。

北京协和医院的挽联，概括了张孝骞的一生。

“协和”泰斗，“湘雅”轩辕，鞠躬尽瘁，作丝为茧，待患似母，兢兢解疑难。“戒慎恐惧”座右铭，严谨诚爱为奉献，公德堪无量，丰碑柱人间。

战乱西迁，浩劫逢难，含辛茹苦，吐哺犹鹃，视学如子，谆谆无厌倦。惨淡实践出真知，血汗经验胜宏篇。桃李满天下，千秋有风范。

五、消化病学

在1920年代末，张孝骞首次证明血浆蛋白低时，血容量也下降，即低蛋白血症不是血液稀释、血容量增加，反而是由于血液胶体渗透压降低，血容量减少，这纠正了过去错误的认识。这是他在研究糖尿病酸中毒患者的血容量降低、以及甲状腺功能亢进、肾病营养不良性水肿等病人的血容量变化以后作出的新发现。在30年代初，他为中国创建了第一个消化专业组，并对胃的分泌功能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他第一个在临床上使用组胺法化验胃液分泌，并提出发热对胃分泌功能有抑制作用的新论点，从病理生理上阐述了发热病人不愿进食的机制之一。这些论文，有的至今仍被国际上引用。

他对阿米巴痢疾、溃疡性结肠炎、结核性腹膜炎、消化性溃疡等作了大量研究。其中以胃、十二指肠溃疡的系统观察和腹腔淋巴结核的诊断尤为突出。他还研究了胃溃疡与胃癌的关系，发现良性胃溃疡恶变者属少数，在5%以下。

50年代中，张孝骞进行胃运动功能的研究。这是当时国际上很少有人涉足研究的领域。

60年代初，张孝骞主持制定了胃肠炎病的国家重点科研规划。

60年代中，张孝骞根据国际国内医学发展的需要，在协和内科筹建遗传专业组。70年代末，亲自参加并主持了中国消化学会的成立并任名誉主任委员。

六、精湛医术

张孝骞作为一个杰出的临床医学家，从1921年7月开始看病，到1986年7月看最后一个病人为止，在整整65年的临床工作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在临床诊断中显示出极为高超的技术，拯救了无数的重危病人。他特别善于正确诊断疑难病人，纠正误诊，使很多病人“起死回生”。有的病例在世界上只发现过几例。他自己对待病员的态度，历来是亲切和蔼，工作极端耐心和仔细。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高级干部；无论是熟悉的同事，还是素不相识的人，他都一视同仁。他认为只有全心全意为病员服务的医德，才是医务人员精研医术的强大动力。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所以，他才能做到他一贯主张的“勤于实践，反复验证”。

他重视书本知识，把很多业余时间都用于在图书馆看书刊，跟踪医学的发展前沿，同时他更强调临床实践。他告诫他的学生，临床的基点要放在观察每一个具体的病人上。书本只是间接经验，其中不少仍需实践检验，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是临床工作的重要原则。

他的座右铭是“戒、慎、恐、惧”。他一再教导他的学生要谦虚谨慎，实事求是，不主观，也不气馁，随时发现错误，承认错误，修正错误，变错误为正确，变认识的片面为接近全面。也正因如此，他能从病人的实际出发，全面、历史地了解病人的症状和体征，从而发现过去遗漏的某些重要的症状和体征，得出正确的诊断。

“每一个病例都是一个研究课题”，这是张孝骞的一句名言。他严细成风，善于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每一个病例，精琢细磨，反复推敲，博览群书，精深钻研，然后才提出诊断意见。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下面仅介绍3例。

60年代中期，一位女病人来协和医院就诊。她有一个奇怪的症状：得了感冒就发生休克，在这之前，她曾到别的医院求诊，经麝香草酚浊度试验，结果是高度不正常，因而被诊断为肝炎。张孝骞检查后，怀疑不是肝炎，但一时下不了结论。后来了解到她30年前临产大出血，正是张孝骞为她输血救的命。张孝骞把30年前的这段历史与这次的症状联系起来，马上就诊断为希恩氏综合征。30年前临产大出血，引起脑垂体坏死导致脑垂体功能减退，造成甲状腺、肾上腺等内分泌不足和反应激应的缺陷，故病人受到紧急感染时就会发生休克。她的麝香草酚浊度试验所表现的不正常，正是甲状腺功能减退、血脂质增加的结果，于是，张孝骞给了她替代治疗——服用甲状腺片和肾上腺皮质激素，病情很快好转。

1977年10月，张孝骞确诊了一例间叶瘤合并抗维生素D的低血磷软骨病。这种病在世界上极为罕见，这一例报道是第8例，这是个男性患者，多次发生病理性骨折，站立困难，被诊断为腰肌劳损、风湿性关节炎，服用大量维生素D和钙剂均无效，长期医治不愈。张孝骞仔细研究临床记录，又检查发现病人右侧腹股沟有一个小肿物，立即想到这肿物可能分泌某种激素物质导致钙磷代谢异常。手术切除后病理诊断为间叶瘤，瘤细胞在电子显微镜下显示分泌颗粒。术后患者钙磷代谢恢复正常，症状很快消失，一年后随诊无复发。

一病人因痰中带血下肢水肿入院，化验结果发现是尿中有红细胞，主管医生诊断为肺－肾出血综合征。张孝骞参加会诊，初步检查后也同意这个诊断，并且拟订了治疗方案。事后他反复思考，决定做进一步检查，发现患者腿部静脉有点异常，根据线索追踪发现病人患的是游走性（移行性）血栓静脉炎。静脉炎造成肺、肾等多种脏器损害，给人以假象。后来按新的诊断进行治疗，病情很快好转。

七、结合哲学

张孝骞之所以能纠正误诊，除了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医学知识以外，从认识论上来说，无一不是从病人的实际出发，全面、历史地了解病人的症状和体征，从而发现了过去遗漏的某些重要的症状和体征，得出了正确的诊断。在书本知识和临床实践的关系上，他十分重视书本知识，自己把很多业余时间花在图书馆查看书刊，跟踪医学的发展；更强调临床实践，并经常与忽视临床实践的倾向作斗争。他认为临床工作的基点要放在观察每一个具体病人上。书本知识只是间接经验，其中不少仍需要实践检验；有的甚至不可靠。

关于个性和共性的关系，张孝骞认为疾病和其他事物一样，有着矛盾的共同性（一般规律）和矛盾的特殊性，共同性就寓于特殊性之中，疾病的特殊性也蕴藏着与共同性的联系。同一种传染病，由于环境、机体的抵抗力、病原体的毒性、剂量等等，具体条件不同，不同病人的具体情况却各有差异，从而形成矛盾的特殊性。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是诊断治疗工作的重要原则。

无论是在医疗工作中还是教学工作中，张孝骞都强调医疗、教学和科研三者的密切联系。在三者之间，他主张医疗居首位，医疗是教学和科研的基础；而且临床工作还为医学和各门生物学科的进步提供线索和深入研究的方向；临床学家在这个基础上，对疾病提出新的认识，推动整个医学发展。许多疾病好像大自然设计的实验模型，有待科学家的探索，临床学家就是先行者。如仔细的临床工作和微生物学研究，有助于军团病病原体的发现。又如长期以来人们只认为伪膜性肠炎是葡萄球菌感染，临床工作者通过深入研究，又认识到难辨梭状芽孢菌的致病性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新治疗方法。又如维生素B1的发现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是从20年代对恶性贫血的食肝治疗开始的，经过好几个阶段的临床结合基础研究，终于获得成功。因此，临床工作者应以临床医师和科研工作者的双重身份来做好工作，把每一个具体病例都当成一个研究课题，从个别病人疾病的特殊性出发，发现疾病的共同性、普遍性，从而推动医学事业的发展。

关于诊断和治疗的关系问题。他认为诊断以治疗为目的，反过来，治疗又可以检验诊断，推动诊断，但是正确的诊断不是一次完成的。每一个具体病例的诊断，都是由浅人深，由片面到全面，随着疾病的发展与转化和继续不断的观察，诊断可以被证实、补充、否定或改变。这里面有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

张孝骞把临床医生的正确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概括为：“勤于实践，反复验证”。

关于现代化检验的方法和临床实践的关系，他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临床医学中现代化检验方法日益增多，这反映了医学迅速发展。

张孝骞认为，设备、仪器的增多，只是为医生增加了对病人观察的手段；现代化的设备，只有与医生对病人的直接观察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检查手段的选择必须建立在医生对病人的直接了解的基础上。

医德的范围，业务上涉及医疗、预防和公共卫生；服务面包括：病员的家属、亲友和社会集体，其中最直接的是病员本身。要求所有医务工作者，包括医生、护士和医院一切成员，都以己饥己忧的胸怀，和蔼可亲、热情周到的态度，对待每一个病员。他自己对待病员一视同仁。把“戒、慎、恐、惧”四个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认为：“在病人面前，我永远是一个小学生”。医生要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小心翼翼地诊断，避免误诊和差错。万一发生疏漏失误，应及时纠正，共图善后，不容有任何门户之见，无谓之争，更不能加以掩盖。

此外，他认为医方有为病人保密的义务。有关患者的家庭、工作、经济、思想、行为等资料，属于个人的隐私，不能在任何场合，向任何人公开，医院要为此订立病历管理制度，并忠实遵守。

在抗日战争时期极度困难的条件下，他在贵阳的山沟里办流亡大学，艰难地支撑着湘雅医学院，培养出一批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更是满怀激情地投入医学教育工作，曾两次（1959年，1979年）为恢复中国唯一的一所八年制的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奔走呼号。在教学工作中，他不但注意育才，而且注重育德。他对学生言传身教，以其渊博的知识优良的学风，高尚的情操，博得了学生的尊敬和爱戴。

80年代中，他曾多次著文表述他的主张，如见于《改进医学教育、加速人才培养》（1980年8月20日《人民日报》），《基础、临床、社会实践》（1987年第9期《医学与哲学》），《对于医学教育改革的建议》（1985年在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对母校的祝贺和期望》（祝贺湖南医学院建校70周年的书面发言），和《恢复医学生教育》（《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史》，1987年）等文中。

在宏观布局方面：他认为医学教育应该有层次性，既要照顾到现实的多数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长远的发展。

1957年他就提出了中国在发展普及医学教育的同时，应选择一些有条件的医学院，办成年限较长、学生人数较少、基础课程较好、教学质量较高的医学教育中心，为国家培养一部分质量较高的医学生，作为医学教育师资和医学科研人才，根据当时的情况，他认为协和医学院具备这方面的条件。主张尽快恢复协和医学院，并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同时，他还认为，随着中国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应有更多的医学院会具备条件成为这样的医学教育中心，协和可以成为开路先锋，摸索经验。进入80年代以后，天津医学院、北京医科大学等也开始试办七年制的医学系。

他认为德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