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起孟（1911—2010.3.2），安徽省休宁县人，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的卓越领导人；第七届、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七届、八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孙起孟是老一辈民主党派领导人，为民建的创建和发展做出过卓越的贡献。

中文名：孙起孟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安徽省休宁县

出生日期：1911年

逝世日期：2010年3月2日

职业：教育家、社会活动家

毕业院校：江苏省苏州市东吴大学

信仰：共产主义

家乡：安徽省休宁县

孙起孟（1911—2010.3.2），安徽省休宁县商山乡人；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的卓越领导人，第七届、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七届、八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孙起孟是老一辈民主党派领导人之一，为民建的创建和发展做出过卓越的贡献；历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第三届理事会总干事、副理事长，第四届理监事会理事，第五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第六、七届理事长，第八、九届名誉理事长。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教育家、社会活动家。

人物生平

1927年～1930年在苏州东吴大学文科学习。

1930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现苏州大学）政治学系。

1930年～1934年在苏州女子师范学校、苏州中学任教。

1934年～1935年任贵州省立师范学校校长、贵州省政府教育厅秘书。

1935年上半年转入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期间，领导进步学生发动驱逐思想保守、反动的校长陈淑。

风潮失败后被国民党政府江苏教育厅开除教职，离开苏州；

1935年～1938年任上海《申报》周刊编辑、广州《星粤日报》社副总编辑。

1938年后，任中华职业教育社云南办事处主任、中华职业教育社总书记。

1938年起，先后任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四川、云南办事处主任。

1945年，参与发起组织民建，任常务理事。

1946年后，任中华职业教育社副总干事，比乐中学校长，香港持恒函授学校校长。

1948年，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代表民主建国会赴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任筹备委员会副秘书长，并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2002年2月27日，担任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人民政府高级顾问。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兼人事局局长，中央人事部副部长，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第六办公厅副主任，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华职业教育社总干事、副理事长、理事长。全国工商联第三、四届副主任委员，第五届副主席，第六届顾问。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孙起孟同志因病于2010年3月2日12时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晚年的孙起孟同志尽管久病在床，但仍然思维清晰；在与病魔作斗争的同时，他始终关心国家大事，或看电视，或听身边的工作人员读报纸上的重大新闻了解祖国的沧桑变化。

具有悠久历史的江苏省新苏师范学校，其前身是苏州女子师范学校。1991年4月，孙起孟来新苏师范视察，重新回到了他自己生活征途的第一站，看到这所学校在当年的旧址上已经发生了巨变，感慨系之。他深情地说：“你们这所学校是我在三十年代工作、学习过几年的一所学校。在与当时同学共同学习和共同生活中，我获得了对我一生有益的启迪和长进，所以我一直对你们怀着深挚的感情。”

孙起孟中学时就读于离家不远的苏州东吴大学第一附属中学。虽然附中是美国基督教会办的一所学校，但这所学校有着一批富有爱国主义情感和强烈反帝意识、始终坚持中华民族节操的优秀教师。听孙起孟回忆说，在这批优秀教师中，有一位姜尚愚先生曾经给他留下了终身难忘的美好回忆。姜先生常年穿一件竹布长衫，总是那么整洁挺括。他学的专业是数学，不知为什么没有教数学，而是教国文。姜先生上国文课，能非常熟练、非常巧妙地把语文教学和思想教育结合在一起，使学生在听他讲解教材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爱我中华的思想感情，同时也逐渐懂得了反对帝国主义的道理。姜先生遇事认真，一丝不苟。他上课总是在铃响之前就到教室，不论严寒酷暑，不论刮风下雨，几年如一日，从不迟到。他批改全班同学的作业，规定哪天发，准在这天发到同学的手里，而且对每个人的每篇作业看得都非常细致。他的笔致是那么挺秀工整，正如他的形象。孙老说：“我受教于姜老师在半个多世纪之前，但至今不敢怠惰，处理事情也还比较注意时效；追溯根由，这是姜老师给我的终生受用的教益。”

中学毕业后，孙起孟升入东吴大学，侧重于学哲学。当时“毕业即失业”是社会的痼疾顽症。他学的专业更增加了就业的困难。毕业前夕，正在他到处求业之际，知道东吴大学一位教授不想再在她已经应聘的苏女师兼课，孙起孟也顾不得苏女师开设的那些学科自己教得了教不了，就托这位教授举荐自己先去带课，那时他还不到20岁。1930年大学毕业后，孙起孟才正式受聘继续在苏女师执教。

为了谋生，从没有经过师范专业培训的孙起孟初登教坛，对教育事业还不可能有什么深刻的认识。但当他任教之后，就以前辈教师为楷模，全身心地投入到为中华振兴培养人才的教育事业中。他回忆步入教师生涯的情况时说：记得我到苏女师最早教的学科如中国文化史、文字学、西洋文化史等，都是我在大学里从来没有学过的。然而，我没有知难而退（何况无路可退），把全部心思精力投入到备课中去，有时是没日没夜地苦读原著，查考资料，虽说是“现学现卖”，毕竟是尽我最大的可能备好课的。

孙起孟说：我在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教的时间最长的是国文，我在大学里学的主科是哲学(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我没有学过教育科学，更谈不到有什么教学经验。但是我有一颗炽热的心，一颗把学生教好的心。我也曾寻思过，我当教师的条件可以说是很差，为什么得到学生们那么大的信任和支持呢？想来想去，我想出了一条，这就是：全心全意地扑在为学生服务的工作上。回想当时的心情，几乎很少考虑这考虑那，想的全是学生需要什么，我便努力去做什么。朱光熙同志（北京师范大学离休干部）是孙起孟当年的学生。她在向我们介绍半个多世纪前接受孙老师教育的突出感受时说：“孙起孟是教书育人的好老师。在女师三年，孙老师在课上课下潜移默化地使我们懂得了做什么样的人，怎么做人。他无论课上教学、课下辅导，都严谨不苟。讲课干净利落，既无说教也无废话，提问恰当，学生只感到课时太短，从无厌倦之感。尤为难得的是我们的各种课余活动，孙老师总是积极参与，态度认真，既严肃又和蔼，既是老师，又像兄长，半个世纪过去了，学生们仍念念不忘。”

当年的学生、曾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罗琼和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的吴全衡向我们介绍说，孙老师除课堂教学外，还要求学生在课外多读书报杂志。罗琼、吴全衡在1985年第一个教师节写信给孙起孟说：“每当我们回忆征途，您五十多年前的教诲，仍然萦回在我们的脑际，是您把我们从死读书、读死书的圈子引向救国救民、追求革命真理的光明道路。”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中华民族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抉择的关键时刻。当时34岁的孙起孟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与黄炎培、章乃器、施复亮、胡厥文等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和与其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在重庆发起组织民主建国会这一政治组织。1948年9月以后，孙起孟受民建中央委托，与章乃器、施复亮代表民建，由香港赴东北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工作。

随着国共北平和谈的破裂和南京、上海的相继解放，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迅速提上日程。1949年6月11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预备会在香山毛泽东住所举行，大体议定了新政协筹备会参加单位、人数和人选，新政协大会参加单位和人数等。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预备会通过议事日程，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后，当晚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开幕。出席会议的有23个单位134人。孙起孟出席了在北平召开新政协筹备会，并出任了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副秘书长。

“从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起，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工作人员。我亲身经历了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前那些激动人心的日子。进入1949年的9月，召开人民政协的锣鼓敲打得越来越紧密了。9月21日，举世瞩目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开幕词是由毛泽东同志作的。这是一篇震撼人心的讲话!我记得，当他讲到‘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时，全场掌声经久不息。雷鸣般的掌声表露了中国人民对埋葬旧世界，重建新世界的无比高昂情绪。我看见邻座有几位年时较高的代表一面流着热泪，一面使劲地拍掌，我自己也是这样。”

“9月30日夜，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地闭幕了，时间已近晚上9点，全体代表到北京饭店举行了近800人的盛大宴会以示庆祝。这是一个大场面，毛主席坐在第一餐厅里，喜气洋洋。代表们纷纷下位向毛主席敬酒，先是工人、农民、青年代表和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们向毛主席敬酒;全体青年代表们全部起立敬酒;一杯又一杯，毛主席也就有敬必饮。在宴会进行中间，毛主席叫我去找致公党主席陈尤金，说是有事要和他谈。后来听说，是关于人事安排的问题。新政协筹备会的第一个重大任务就是人事安排，对此一般都由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出面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领导人物直接商谈，充分交换意见。特别是恩来同志更是经常地、广泛地同各方面人士接触。这件事做得本来已相当妥善，可是听到陈尤金的一点反映，毛泽东同志还是在百忙中挤出时间与他促膝谈心，解决问题。这种赤诚协商的精神和作风确实为后人树立了值得学习再学习的楷模。”

“在这个晚宴上人人都多喝了些酒，因为人人都有吃喜酒之感。我也情不自禁地喝了过量的酒，回到勤政殿办公室已经醉得有点不大清醒了。鉴于齐燕铭经常熬夜，但那晚实在有点支持不下去的样子。估计开国大典的各项工作已经准备就绪，不会有什么大事了，我才建议他去睡个整觉，由我来值班。当我料理好一些事情之后，已是1凌晨。倦意加醉意，几乎驱使我进入梦乡。

正在有点朦胧之际，忽然听得有人进屋的轻微声响。猛然抬头一看，周恩来同志已经坐在我的面前。这真使我感到十分惶愧不安!恩来同志是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的副主任，在此期间，我直接、间接地知道他总是工作在我们之前，休息在我们之后，不眠之夜对他来说是常事，新政协的任何一件比较重要工作，莫不凝聚着他的心血。想不到在这时候，他还是精神抖擞地亲临总值班室来检查工作、布置工作。

恩来同志不会没发现我的倦态和窘状，但他对我不但没有任何责备，反而耐心细致地指导我怎样把有关开国大典的几个重要工作环节搞清楚，布置好。比如10月1日下午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他叮嘱我务必检查清楚开会通知是否准时送达每个政府委员的手里，因为看来是细节，但这是建国后中央政府的第一次重要会议，初办没有经验，无论如何出不得差错。他还给我讲了开会时与会同志所乘汽车进入天安门的行驶路线，至今我还有幸保存着当时恩来同志画下的路线图，图上有他亲笔写的‘东掖门’、‘西掖门’字样。记不准是他亲自打电话还是让我通知当时负责这方面工作的杨奇清同志(后任中央公安部副部长)，把政府委员的用车事宜安排、检查好。在向我交待了几件事情之后，他又亲自打电话给当时在天安门上负责工作的薛子正同志（后任北京市副市长），逐项查问了天安门上有关举行开国大典的准备工作。至今我印象很深的是，恩来同志在与子正同志通话时提高了嗓门，语气也十分严厉，要他无论如何把有关工作细节一环一环地检查清楚，不得发生任何纰漏。他还要我转告当时负责警卫工作的李广祥同志（后任公安部副部长）一些事情。当他交待检查完事情离开总值班室时，天已经开始发亮，迎来了我们伟大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天！”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50年的发展史，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不过是一瞬而已。斗转星移，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机关的领导大都先后谢世，而亲历了这一重要历史时段的孙起孟对于50年前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筹备工作，并担任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的孙起孟来说，当然留下了不少难忘的记忆……

1954年9月15日，孙起孟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同志主持大会并致开幕词。孙老说:“毛主席的著名论断‘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那个开幕词中讲的。”

大会第一天，选举出了由毛泽东同志等97人组成的主席团；通过了包括制定宪法、制定几个重要法律、通过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等项议程。下午，主席团推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等为主席团常务主席，还决定了包括孙起孟在内的11人为大会副秘书长……

孙老回忆一届人大常委会中中共党员与党外人士的比例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中共党员与党外人士的比例相同，79个常委中，40人是中共党员，39人是党外的。周恩来同志解释拟提名人选的情况并作说明时说，名单取得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同意，在主席团扩大会上提出后在小组会讨论。他还说，除了各代表组讨论外，各民主党派自己开会讨论也是允许的……

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的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当时常委会的领导做了很多创造性的工作。那时人大工作相当活跃，立法、监督和代表视察等工作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给孙老留下印象较深的就是“人大把统战工作作为人大常委会的重要工作之一。在一届人大常委会中，党外各界和民主人士占的比例很高。那时，在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始终保持着一种非常民主和融洽的气氛：代表或常委会委员都能充分发表意见，包括不同的意见和批评意见；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更是特别重视党外的人大代表和常委会委员们的意见，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

提出基本政治制度写入宪法

孙起孟曾经担任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在他77岁至87岁的十年间；如此高龄的孙老仍为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呕心沥血、忘我工作。

孙起孟回忆道：“鉴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已经成为我国政治体制中的基本制度，并在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民建中央领导层考虑向中共中央建议把上述的基本政治制度载入我国宪法。当时我们对于这项宪法修正案的表述并未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我记得，此事由我与在人大常委会分管立法的副委员长王汉斌联系，请他转述民建中央的上述意见。后来汉斌同志告诉我，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宪法修正案的几点补充建议已经采纳了民建中央的这项建议。在此期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崇淮也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就此建议作了发言。”

“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于3月29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其表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我以为这段话虽然着笔不多，但对我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深远的指导、推进意义。‘长期存在和发展’明确规定这一基本政治制度决非权宜之计，将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一大特色坚持执行。它与‘发展是硬道理’一样，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同样可称之为不磨之论。坚持贯彻‘长期存在和发展’，必将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其先进性和优越性大力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