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捷（1923～1971），原名赵文节，曾用名巫之禄，现代诗人。江苏丹徒人。历任新华通讯社西北总社采访部主任、新疆分社社长，中国作协第二届理事、兰州分会副主席。闻捷的创作主要以诗歌为主，主要作品有：《祖国！光辉的十月》（195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生活的赞歌》（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河西走廊行》（1959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以及诗集《天山牧歌》、《生活的赞歌》，长诗《复仇的火焰》。

中文名：闻捷

别名：原名赵文节，曾用名巫之禄

国籍：中国

出生地：江苏丹徒

出生日期：1923年（癸亥年）

逝世日期：1971年（辛亥年）

职业：现代诗人

主要成就：1952年任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

代表作品：《祖国！光辉的十月》、《生活的赞歌》、《天山牧歌》、《复仇的火焰》等

闻捷1923年6月12日出生在江苏省丹徒县一个铁路职工的家庭。少年时代曾在煤厂当学徒。1938年初到武汉参加抗日救亡演剧活动。1938年入党。1940年到延安，先后在陕北文工团﹑陕北公学工作﹑学习﹐并写作反映陕甘宁边区军民斗争生活的诗﹑散文﹑小说﹑剧本等。解放战争时期﹐作为记者参加解放西北的战斗﹐并随军到了新疆﹐任新华社西北总分社采访部主任。1952年任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稍后﹐专门从事诗歌创作。闻捷在解放前就开始文学创作﹐但以主要精力写诗并引起广泛注意﹐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1952年起﹐闻捷在新疆工作期间﹐就开始进行诗的写作。1955年在《人民文学》上陆续发表了《吐鲁番情歌》﹑《博斯腾湖滨》﹑《水兵的心》﹑《果子沟山谣》﹑《撒在十字路口的传单》等组诗和叙事诗《哈萨克牧民夜送“千里驹”》。这些作品﹐除一部分写东南沿海水兵生活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外﹐大部分表现新疆兄弟民族新的生活。后来﹐它们与作者其它表现新疆风貌的诗作一起结集为《天山牧歌》(1955)。

《天山牧歌》的抒情诗大都有简单的“情节”﹐作者把生活事件和画面提炼得单纯﹑和谐﹐并用优美的笔调描绘了聚居在天山脚下﹑和硕草原﹑吐鲁番盆地和博斯腾湖畔的哈萨克﹑维吾尔﹑蒙古等民族的生活情景﹐抒发对于新生活的浓烈情思。这些抒情诗﹐深入到兄弟民族青年男女的内心世界﹐揭示他们因生活剧变而在思想感情中萌发的新的因素﹕对祖国的忠诚﹐创造新生活的热望﹐以及纯真的爱情。在《天山牧歌》中﹐爱情诗占有很大份量。建国初期的诗歌创作中﹐把爱情表现得如此真挚﹑强烈的﹐并不多见。这些爱情诗的受到注意﹐还因为它们揭示了爱情与劳动﹐与创造新生活的紧密联系。它们歌唱的是解放了的劳动人民的爱情﹐以劳动为最高选择标准的爱情。《苹果树下》﹑《夜莺飞去了》﹑《葡萄成熟了》﹑《舞会结束以后》﹑《赛马》等﹐都体现了这一特色。1958年前后﹐闻捷生活在甘肃河西走廊一带﹐参加当地群众改山治水的劳动。他与诗人李季一起﹐运用“报头诗”等多种形式﹐配合当时的生产运动和中心工作。这个时期的诗﹐取材比较开阔﹐也写出一些表现劳动者新的精神面貌的好作品。但是﹐由于对现实的感受不够深入﹐艺术上精心酝酿和锤炼也嫌不足﹐不少诗作停留在对生活现象表面化的记述上。

从1959年起﹐闻捷开始发表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按计划﹐长诗共三部。第一部《动荡的年代》和第二部《叛乱的草原》分别出版于1959年和1962年。第三部因十年动乱的冲击而未能完成。长诗以解放初期粉碎新疆东部巴里坤草原的叛乱为题材。写人民解放军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团结受蒙蔽群众﹐军事进剿结合政治争取﹐孤立了哈萨克民族中的反动派﹐取得了平叛的胜利。长诗力图从较广阔的历史背景来表现这场复杂斗争﹐几条情节线索的并行与交错﹐社会各个阶层的众多人物的刻画﹐使长诗具有宏伟的史诗的性质。一些主要人物都各有特色。在第一部中﹐性格鲜明并具有一定深度的是青年牧民巴哈尔形像。长诗刻画了这一人物的性格的复杂性﹐并表现他最后走向觉悟的过程。另外﹐巴里坤草原的风光﹐哈萨克民族的生活习俗﹐在长诗中有出色的描绘。由于这部长诗涉及的事件繁复﹐描写的人物众多﹐因而有些章节偏于情节叙述。1971年1月，被“四人帮”迫害致死。

1970年3月7日，上海作协全部进入五七干校劳动。此时的戴厚英正因为和丈夫长期两地分居、感情不和而离了婚。青梅竹马的情感破裂使戴厚英非常痛苦，而经审查被解放了的闻捷虽然还在住牛棚，但由于他人高马大体力好做了连队下属的生产队长，他的上司恰恰是戴厚英。两人一个养猪一个种菜，一起负责每天生产劳动的安排。在往返于干校和田间的长堤上，两个人谈文学谈诗歌谈生活谈未来，谈得十分投机，渐渐地彼此之间发生了感情。10月1日的下午，戴厚英敲开了闻捷的房门，戴厚英在当时的随笔中这样记录自己的感受，闻捷像大海一样把她完全包括在自己的胸怀里，她闭着眼睛在海面上悠悠荡荡承受着海水的浸润和爱抚，此时的世界没有了那些惊涛骇浪，只剩下了他们两人。很快，一纸结婚申请交到了工宣队的手里，两人公开了恋情。他们希望早日结婚，互相有个照应。一个多月过去了，结婚申请杳无音信，一种不祥的气氛开始弥漫在两人的周围。文化大革命”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复杂，戴厚英的锋芒毕露，又得罪了不少人，炮打张春桥的事没有让戴厚英吃够苦头，那么在她和闻捷的恋情上总要有人做些文章。月底连队休假四天，正当戴厚英和闻捷商量着要用这四天假筹备婚事的时候，连队领导突然宣布要闻捷留下值班，两人马上意识到这是人为的阻挠，那天两人在大堤上久久徘徊。事情的发展对他们愈来愈不利，每次放假闻捷都会被留下值班，而戴厚英却即将被调往吉林。闻捷终于按捺不住和领导吵了起来，一个住牛棚的文艺黑线人物和造反派领导吵架，这可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形势马上急转直下，12月30日下午，五七干校召开了关于闻捷的批判会。批判会上闻捷不但没有反省自己的罪过，反而更加坚决地说他爱戴厚英，他不能离开戴厚英，他对戴厚英的恋情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无异是在为他的批判会火上浇油，闻捷被说成是对抗运动，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反扑，有人甚至说闻捷是从狗洞里爬出来的叛徒。戴厚英默默地听着这一切，散会后她冲到他们定情的大堤上放声大哭。第二天一早整个干校里广播了“叛徒闻捷不思悔改、坚持文艺黑线并且向无产阶级进攻、向革命造反派进攻、腐蚀造反派”的大字报。轮番的检查使两人的精神近乎崩溃，为了让戴厚英好过一些，闻捷提出暂时停止恋爱，但保留两人关系。而戴厚英的性格宁折不弯，她对闻捷的回答是要断就坚决地断。

1971年春节前夕，五七干校的人全部拉练回上海，闻捷也不例外。1月的上海是寒冷的，就好像此时戴厚英和闻捷的心情。当戴厚英站在闻捷面前还给他的家门钥匙的时候，这位身高一米九的东北大汉跪倒在地，失声痛哭。戴厚英也跪在了闻捷的面前，哭着对闻捷说她不值得他去爱，

她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女人。闻捷彻底地绝望了。戴厚英在市党代会上最后一次见到了闻捷。这场会议一直开到晚上才结束，闻捷看也不看同在一会场的戴厚英，转身就走，而戴厚英出于对闻捷的关心，远远地尾随着他从成都路跟到了南京路。当戴厚英跟随闻捷走到距离闻捷家还有100米的时候，她停住了脚步，她知道她不能再见闻捷，长痛不如短痛。戴厚英强忍着对闻捷的思念转身走了回去，而就在这晚闻捷在家里自杀。诗人倒下了，为了他心中浪漫的爱情。闻捷死后第二天，上海作协马上召开了关于闻捷的批判会。戴厚英一身黑衣出现，非常引人注目。那次会议时间不长但是调子很高，人们挥着拳头痛骂闻捷死不悔改，打在死者的身上痛在戴厚英的心里。戴厚英七天七夜没有合过一眼，她在后悔那个夜里她没有跟随闻捷回到家里。斯人已逝，而活着的人则陷入了深深的自责。戴厚英在她的书中写道，闻捷死后她像突然从船上被掀翻到波涛汹涌的海里，看不见岸也看不见船和桥，甚至连一块让她喘气的石头也摸不着。

闻捷与戴厚英的爱情悲剧和闻捷之死是戴厚英心目中的一座坟。戴厚英和闻捷整整相爱了100天，100天撕心裂肺的日子使戴厚英有了脱胎换骨的感觉。痛定思痛，戴厚英通过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开始反省自己曾经对别人的所作所为。“文革”后她开始用笔去记录自己的反思和感悟，她先后写出了《诗人之死》、《人啊人》、《脑裂》等一批反映人道主义精神的著作，在整个80年代她成为了“文革”后兴起的伤痕文学的代言人。戴厚英通过她的反思、她的忏悔换回了在“文革”中被她批斗的一些人的谅解，尤其是当年因为自己的人道主义文学观点而被戴厚英无情批判的授业恩师钱谷融先生。他对戴厚英说：那时你们太年轻。

从当年批判自己老师的人道主义思想到后来写出人道主义精神巨著，戴厚英说一个大写的“人”字被推到了她的面前，而她与闻捷之间的情爱故事更是促进她反省人生、反思人性的重要推动力。然而就在一个走向成熟的作家正在记录着她对人和世界新的认识的时候，戴厚英却意外地倒在了入室行凶的歹徒的刀下。戴厚英在闻捷去世25年后随他而去了，留下了她人性复苏的记录，留下了人的自尊，也留下了一段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

50年代后期，随着政治斗争愈演愈烈，闻捷的诗歌也变得更为耸动。一九五九年后诗人所发表的作品内容如何，由其标题已可见一斑，如《我们遍插红旗》、《复仇的火焰》、《动荡的年代》、《叛乱的草原》等。因为这些诗作，闻捷被誉为“大跃进运动的战鼓”。与此同时，闻捷因为个性使然，逐步卷入权力斗争。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闻捷因为与上海文化沙皇张春桥素有嫌隙，沦为第一批被整肃的对象。一九六八年，闻捷被下放“牛棚”，接受隔离审查。其时他的妻子已跳楼自杀，三个女儿有两个“志愿”到东北落户，诗人待排的手稿《万里长江行》被查抄并永远丢失。而最可怕的命运还没有来。

一九六八年三月，时为作协上海分会革委会第四把手的戴厚英，被指派为闻捷调查组组长，而闻捷正因反党反国家的罪名遭受隔离审查。然而，随着调查工作的继续，戴越来越同情这位待罪的诗人。戴比闻捷小十五岁，年轻时候就读过闻捷的爱国诗篇；她无法理解为何这样的诗人也会沦为叛徒。就在此时，闻捷的妻子自杀、三个女儿被赶出家门，而戴奉命告诉闻捷此事。一九六八年是中国现代史最荒谬的时刻之一，闻捷与戴厚英的遭遇其实无足为奇。他们两人竟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狂热的坠入情网。一九七○年，戴与闻同被下放干校。二人地位相当，相互了解更形深入。同年十月，二人已公然在“五七战士”眼皮底下用餐散步，谈情说爱了。

闻捷与戴厚英完全低估了党政机器的胁迫力。两人按规定申请结婚、等待批准，却被粗暴驳回；与此同时，戴厚英得知已被重新分配到东北吉林，接受再教育。面对与日俱增的谣言、奚落及压力，闻、戴上诉，却注定劳而无功。张春桥甚至公开发话，称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工宣队亦强行拆散这对恋人。闻捷终于意识到这段感情的无望无助，于是与戴厚英断绝关系，走上了戴曾警告他不要走的路。一九七一年一月十日，闻捷吞吸煤气自了余生，恰值他与戴厚英相爱一百天。

闻捷善于抓住富于地方色彩和生活情趣的画面，来展示人物的性格。生动的叙述、热烈的抒情、鲜明的形象和细腻的心理描写，构成了他清新高雅、含蓄幽默的艺术风格。《天山牧歌》因表现了边疆少数民族青年人的美好爱情和愉快的劳动生活，而广为人们称道，闻捷的诗也因此被誉为“劳动和爱情的赞歌”。在《天山牧歌》中最受好评的是两组爱情诗，《吐鲁番情歌》和《果子沟山谣》。闻捷借助少数民族的生活景象，把爱情写得真挚，在闻捷的爱情诗中优秀的诗篇还很多，如《河边》、《追求》等等。这在当时确实并不多见。闻捷这样热烈的爱情诗与在此之前对于爱情作模糊而胆怯描写的爱情诗，是很有些不同了，但是，它们与五十年代的时代精神是一致的。诗人力扬当时说闻捷的爱情诗歌唱的是解放了的劳动人民的爱情，是和劳动紧紧结合着的爱情，是服从劳动的爱情，是以劳动为最高选择标准的爱情，是有着崇高道德原则的爱情。这就是说，闻捷的爱情诗表现了爱情生活中的新的生活内容和时代气息，把爱情与创造新生活的劳动联系起来。在艺术表现上，这些诗大都有简单的人物和情节，通过对生活画面的描述来抒情。闻捷所注意的是那些蕴蓄着浓烈情感因素的生活现象，诗的情节很单纯，这都使他的诗感情充沛。当然闻捷的诗也不单是爱情诗，也有其他不少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