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国恩（1899-1978）字泽承。江西临川湖南乡洪塘游家村人。著名楚辞研究专家、文学史家、北京大学一级教授。毕生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对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对《楚辞》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享誉中外著名的文学史家、楚辞学专家。

中文名：游国恩

别名：字泽承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江西临川

出生日期：1899年

逝世日期：1978年6月23日

职业：著名文学史家、楚辞学专家

毕业院校：北京大学

主要成就：现代楚辞学的集大成者

代表作品：《楚辞概论》等

1899出生。

6岁读《四书》、《五经》和其他诗文。

1919年毕业于临川中学（即今之抚州一中）。

1920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预科。后升入本科，并开始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192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大学，旋即回到故乡，先后任教于江西省立第四中学、临川中学、江西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江西省立第一中学。

1929年受闻一多之聘到武汉大学任讲师，讲授中国文学史，闻一多说“泽承最先启发我读《楚辞》”。

1931年到山东大学（前身为青岛大学）任讲师、教授。后任华中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由于时局的变化，随校辗转到桂林、大理等地。在教学之余，还考察研究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地理和风俗民情，撰写了10余篇论文。

1932年起，历任山东大学（前青岛大学）、华中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教授。

1946年，随西南联大迁回北京。此后，他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

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1949年7月，应邀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国第一届文协委员。

1951年加入爱国民主党派“九三学社”。历任政协中国委员会第三、四、五届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1952年院系调整后，兼任北大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研室主任、中文系副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等职。

1955年被评为一级教授，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兼文学史教研究室主任。

1955-1956年，完成了20年前开始编撰的《楚辞注疏长篇》的修订工作。

1957-1959年，主持编写《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和《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成为国内高校文科师生的必备参考书，得到海内外的一致好评。

1961-1963年，受中宣部和高教部委托，领衔主编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文学史大纲》（1册）和《中国文学史》（全4册），后者多次再版，在中国高校延用20多年。

1962年发表了《楚辞讲录》。

1963年赴日本讲学，作《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和《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等学术报告。

1966年赴越南讲学。“文化大革命”时期，不顾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心情抑郁和不公正待遇，仍参加《新华字典》的修订，并将读书笔记整理成《居学偶记》。

1977年，重新整理修订《楚辞注疏长篇》。

1978年，抱病主持修订《中国文学史》和对《离骚》的正文作校勘工作，直至逝世前一天。

1963年随中国学术团赴日本讲学。

1966年又受中国科学院委托去越南讲学。

1978年6月23日逝世，享年79岁。

《楚辞概论》商务印书馆1934

《先秦文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读骚论微初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屈原》胜利出版公司1946，三联书店1953

《楚辞论文集》上海古籍文学出版1957

《陆游诗选》（宋）陆游著，游国恩、李易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中国文学史大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离骚纂义》中华书局1980

《天问纂义》（游国恩编，金开诚补辑）中华书局1982

《游国恩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

《游国恩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

《中国文学史纲要》

《文章义例》

《修辞举例》（讲稿）

游国恩对楚辞研究的贡献

游国恩先生作为楚辞研究专家的成名作，是1926年北新书局出版的《楚辞概论》。1928年该书被商务印书馆收入《万有文库》及《国学小丛书》，使之有更广泛的流传。《楚辞概论》全书约15万字，较之时下动辄数十万言的很多著作而言，确是一本“小书”，而且就其内容而言，对于当代研习楚辞的学人来说，大多可以说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但把它们罡于20世纪20年代的具体学术环境中，这些都是游先生和他的同辈学者在东西方学术文化撞击过程中所创造的现代学术的第一批成果。

游先生有关楚辞研究的论文，生前有两次结集，一次为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读骚论微初集》，一次为1955年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后改为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楚辞论文集》。

《楚辞注疏长编》是游先生凝聚毕生心血而在生前未能见其成果出版的一项楚辞学研究的基础工程。从1959年开始，金开诚先生一直协助游先生进行这项工作，同时中文系有五位中青年教师和中华书局聘请的孔凡礼、李淡虹先生也先后参加了资料搜集和核对。到1965年，材料搜集工作已基本完成，而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使之再次被搁置了十年之久。1976年10月以后，游在先生的主持下，由金开诚先生及他的两个学生董洪利、高路明对资料重加校核和编排。1978年6月，《楚辞注疏长编》第一编《离骚纂义》及第二编《天问纂义》即将完成，游先生不幸在医院遽尔逝世。《离骚纂义》及第二编《天问纂义》定稿是在先生逝世后，由金开诚先生参照过去的油印本及游先生作过的指示完成的，分别于1980年、198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从先生研究计划开始的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楚辞注疏长编》第一、二编的出版，经历了半个世纪，付出了三代学人的心血。游先生在《楚辞讲疏长编序》中提出整理《楚辞》的五个要点，但按计划还有校勘、音韵的专书，所以已出版的《离骚纂义》、《天问纂义》侧重在通训而兼及明例、考事，也就是通常所谈的融会训诂、考据、义理于一体。

游国恩对中国文学史学科建设的贡献

中国文学史作为一个学科，是随着西方教育制度的引进而出现的。中国最早公开出版的中国人自著的《中国文学史》，即林传甲为京师大学堂撰写的“国文讲义”。其后各大学、师范乃至中学都纷纷改“词章”或“文章流别”为“文学史”，并为此编著各种文学史的教材。中国文学史学科由此形成，而《中国文学史》作为一种新型学术著作，也伴随着各类不同的教学需要而纷纷出现。游先生自1931年开始任大学教职以后，即与中国文学史这一学科有了关系，随即先生有了第一部文学史的著作《先秦文学》。该书是先生于1933年在青岛写成的，同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收人《万有文库》中。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对外“一边倒”基本政策的实行，高等学校的教学制度和教学计划也完全仿效苏联的。学制多由四年改为五年，课程设置和名目也有改变。北京大学中文系自1955年起学制改为五年，而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则仿效当时苏联莫斯科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中国文学史的教学有了很大的变化。此前各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课程大都为一学年，每周2至3学时，而现在改为三学年，每周4至6学时不等。其他的高等学校也都按照北大的模式对教学计划作了调动。当时的高等教育部为了适应这一教学改革和进度，曾指定几所大学中文系和文学研究所分段草拟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并为之多次召开会议。游先生作为北大、清华、燕京三校中文系合并后的北大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主任，参加了这一活动的全过程，并承担先秦、两汉部分大纲的编写。

游国恩先生于1956年底写有《对于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几点意见》一文，发表于1957年1月6日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周刊上。文章结合新中国成立后大学中文系教学的实际情况，就中国文学史内容、体例和分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游先生在文章中的认识和这一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在以后的一个很长时间内，实际上在规范着中国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的教学。

游先生在北大讲授中国文学史时，为了便于学生对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随着讲授的进度，向学生配套发放相关的作品选注。这种作品选注，当时称为“文学史参考资料”，由游先生提出作品选目和注释要求，具体工作由吴小如先生负责，再由先生审订。由于这套参考资料人选作品比较丰富而有代表性，注释详细精当，标明出处，并附有作家传记、评论以及有关的后人研究成果，是作品选注的一种新体例；特别由于新中国成立后，高等学校大发展，学生数量迅速增加，学校图书馆藏书无法满足学生的阅读需要，这样的参考资料能保证所有学生有一定作品及相关资料的阅读，对教学很有益处。因此，这套参考资料在20世纪50年代末分别以《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的名目由中华书局出版后，受到了高等学校，特别是新建和边远地区的高等学校中文系师生的欢迎。

1957年《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出版，但由于随之发生的“反右”、“大跃进”、“反右倾”等政治运动，中国文学史教材的编写被搁置了。直到1961年，当时的中宣部、高教部联合召开了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成立了教材编选办公室，开始实行一个大规模的文科教材编著的规划。《中国文学史》被确定为编著的教材之一，并指定游先生和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为主编，游先生为第一主编和编写组召集人，参加者尚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山大学中文系的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也许由于所谓的“三年困难”的教训，其时正处于两个“阶级斗争”高潮之间的平静期，整个环境比较宽松，使这部教材的编写能在总结建国以后高等院校中国文学史教学经验的基础上，以翔实的材料，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勾划出一个比较实事求是的轮廓。更由于尽管这部教材虽出于众手，但整体来说，思想前后贯通，文学风格比较统一，章节安排大体匀称，便于教学，因此，自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四卷本方式出版后，四十年来累计发行200万部以上，是20世纪初高等院校设立中国文学史课程以来发行量最多、影响最大的一部教材。

游国恩先生1942年暑假应他的好友罗常培先生邀请到昆明任西南联大兼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的。由于当时日本飞机经常来犯，联大教师多住在乡下。游国恩家住在离城二十华里的龙头村。乡间住宅条件差，有时甚至漏雨，所以曾多次搬家。直至1945年7月才搬进城去住。住在乡间时，进城上课都须步行（后期有一半路可乘马车），因此游国恩的课都集中在一两天内上完，授课期间在城里学校的教师宿舍住一两天。由于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薪水入不敷出，游国恩当时还兼了两个差，一是在留美预备班讲课，一是在云南大学附中教国文，教学任务极为沉重。不仅如此，向来不过问家务的游国恩还要负责买米和买柴炭。大概城里的“公米”要便宜点，记得有一阵他每逢发了薪水，就从城里买两袋来，请肩夫挑回乡间家中。有一次他随着肩夫走到大西门，肩夫竟故意在乱哄哄的人群中快步行走，走得不知去向。游国恩丢了米，就买了两根甘蔗扛回家。妻子问他：“米在哪里”？他笑着说：“让挑夫挑走了，”但他随即又说：“他比我更需要。”关于这段艰苦的生活，游国恩曾写过一首题为《昆明大西门外口号》的诗，可作为当时情况的写照：“先生墨者懦，一生得枯槁。栖栖牛马走，仆仆沮洳道。持此衰病躯，犯死换温饱。摇摇战风霜，城上有劲草。”

游国恩在西南联大四年（1942年至1946夏季复员），一直讲授中国文学史概要，并先后开设了唐宋文、近代诗、韩愈文、黄山谷诗、文言习作等课程。当时的讲义都是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写成的。此外，还要指导学生写毕业论文。又，从1944年至1948年，每年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举行毕业生考试，均有请游国恩担任考试委员的。除教学任务外，游国恩还在校内外作过多次学术演讲。如1942年来校不久就在昆明广播电台作题为《论讽刺》的演讲，（刊载于《国文月刊》第21期）同年12月，在昆明中法大学作《论写作旧诗》的演讲，（载于《国文月刊》第23期）1943年在西南联大文史讲座作题为《楚辞中的女性问题》的演讲（附录于1946年出版的《屈原》一书，改题为《楚辞女性中心说》），1944年在云南大学文学史会作《文学与谐隐》的演讲（发表于1944年4月12日昆明《扫荡报》）等。

虽然时间已经是十分紧张，但游国恩还写了《槁庵随笔》十五则（连载于《国文月刊》1944年第36、38、40期）、专书《屈原》（1946年，胜利出版社）以及其他一些论文。《屈原》一书是1945年应潘公展之请写的。据说原来曾向梁守岱先生约稿，因梁先生太忙，才转荐游国恩承担。潘、梁二位与游国恩均不相识，他们荐请游国恩的原因，正如编印组在《作者小传》中所言，游先生“精研楚辞”，有多本著作问世，“极为士林所推崇”。《屈原》是一本约十万字的屈原传记，其中“对于屈子姓名、里贯、家世及学术思想篇章文艺诸问题之考证论定，不独发前人所未发，亦可补游先生以前著述所未及”。这本书是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写成的，但游国恩不愿利用自己的旧著“偷工减料，潦草塞责”。同时，他在书中再次说明：抗日战争前夕他在青岛山东大学教学时讲授楚辞，“是有意在做宣传工作，宣传‘三户亡秦’的民族主义”。

《屈原》一书中还指出屈原的死决非出于怯懦或消极的避祸，而是旨在“唤起国人”，“以拯救垂亡的宗国”，“确有重于泰山”。并指出“我国历史上无数的忠义之士，……（他们的出色表现）就是屈原这种宝贵的政治道德所养成的”。从此又可看出，游国恩的学术研究与他对国家民族的强烈使命感是相结合的。

游国恩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在山东大学任教时就着手编纂的《楚辞长编》，当时已编就《离骚》、《天问》二卷，有油印本发给学生参考。其他各卷，也已征材略具。由于时局动荡，来到大后方后又因图书缺乏等原因，编纂工作被迫搁置下来。1943年初，他在友人推荐下，曾一度考虑将已成卷的《离骚》、《天问》先去付印；为此曾与中文系罗庸教授相商，并请他写一序言。后因这两卷的原稿也已丢失，所存油印稿有脱错，手头无书，不能一一校正，且考虑到有的资料须补充，有些新的研究成果也无暇补入等原因而终于未拿出去发表。但罗先生仍将他写的序——《楚辞纂义叙》发表了出来。（见1944年《国文月刊》第31、32期合刊）序言称：“泽承此编，承近世学风之变，兼前人累世之长”；并举出其在诸多方面超过前人的地方。序言还指出，此书含有“八善”、“二长”；“虽旧说之渊海，实新义的甾会”。并说“此书一出，行见群爝息光，一星独耀”。序言不仅高度评价了游国恩在楚辞学史上的地位，而且说明《离骚》、《天问》二卷后来出版时虽经他遍寻了一切可能得到的材料，并对有的按语作了订正，但它的成书在当时也已经成熟了。

1944年暑假，云南大理县政府聘请海内文理方面专家“以现代方法重修县志”。西南联大文科受聘的教授有罗常培、郑天挺和游国恩。——游国恩负责文徵、宗教、人物、名胜古迹等方面的修纂，并利用有关资料撰写了《白古通考》、《南诏德化碑校勘记》、《夷族令节考》等五、六篇论文。可惜这些论文已寻找不到。但最近却在他的笔记本里发现有关大理名胜古迹文献考证的文字和与上述文章有关的材料，应是他为修志写的手稿和所搜集的材料。游国恩的《大理名胜古迹文献考》部分已在《白族文化研究》创刊号上发表（民族出版社2002年4月）。吴棠先生在《游国恩大理名胜古迹文献考点校后记》中称：这是一份有关大理和白族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对大理建设民族文化大州、弘扬优秀的白族文化，以及恢复开发新的景点，都具有现实意义”。游国恩的这批手稿，连同此前他在大理喜洲华中大学时撰写和已公开发表的《火把节考》等文，以及有待寻找的多篇佚文，都是抗战时期他对发掘和弘扬中国西南民族古老文化的贡献。

1939年游国恩随当时所在的武昌华中大学迁到大理喜洲后，正是日寇大举侵华，大部分国土沦丧之时。游国恩忧心国事，开始经常写作旧诗以寄怀。到西南联大后，仍诗兴不减，连同在喜洲写的诗总共有一百多首。可惜经过“文化大革命”，找到的已经很少。由于写诗多，不仅校外的人请他作《论写作旧诗》的演讲，连联大新诗社1941年也请他作《论诗的欣赏》的演讲。他也经常与同人赋诗论诗。据浦江清先生1943年2月7日的日记载：“天阴，寒甚。在闻一多家围炉谈诗。游泽承谈散原诗尤有劲。传观诸人近作，佩公(朱自清)晚霞诗，重华黄果树瀑布诗，泽承律诗数章均佳。”浦、朱二先生都有与游国恩唱和的诗。游国恩和朱先生在谈诗论学问方面很投合，朱先生逝世时游国恩写了一首很动感情的挽诗《哭佩弦先生》：“十年漂泊得生还，尘浣征衫鬓欲斑。反胃陈王妨饮食，解颐匡鼎动愚顽。文章新变空余子，忧患平生塞两间。太息唐楼咸故事，与君斟酌陆浑山。（自注：昔与君同寓昆明北门街，衡宇相望。一日，余访君于唐公楼，因论讨及韩公《陆浑山火》，不觉移晷，大畅诗旨而去。）”此诗原载于《中建》杂志1948年北平版1卷4期。原件朱夫人一直珍藏，存于清华大学档案馆。又化学系著名教授黄子卿先生工书法，并喜写作旧诗。在联大时他看到游国恩的诗很佩服，经常带自己的诗作到家中来，与游国恩讨论写诗。游国恩去世时，他赠的挽联写道：“落花依草哭丘迟，卅年旧交，两行热泪。春树暮云怀李白，千篇新著，一代词宗。”

游国恩的父亲从事商业，但收入所得仅足以维持普通水平的家庭生活。祖父是一位秀才，对古文研究很深，为游国恩的启蒙老师，对孙子严加督责，即使在窗体底端传统节日也要令其完成日课。虽然祖父这种硬灌古文的旧式教育枯燥而又痛苦，但游国恩自小就能达到祖父的要求，“村里前辈有一种流传下来的说法，游国恩只有六七岁的时候，跟祖父去参加一些婚礼、葬礼，看到一些写得精彩的对联，回到家以后就能一字不漏地背给祖父听，过目不忘，在乡间颇有名气。”正是由于游国恩在幼年刻苦攻读，全部读完旧式教育的必修课，根底深厚，直到晚年，举凡经、史、子类中的一些重要篇章仍可随口背诵，对其著作大有裨益。

游国恩完成学业除了天资聪慧之外，其母亲起到很大作用。“游国恩的家庭条件并不优越，他在老家读完瑶湖小学、抚州一中后，因为费用的问题，读大学时一度遇到很大困难。”游宝康说，游国恩的母亲当机立断采取了“邀会”的办法，即聚集数名亲朋好友，每人平均分摊一部分学费，第二年就要多还一些，越往后就还的越多，这在当时乡下是一种传统救急方法，只有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才会这样做。到后来游国恩回家的次数较少，印象较深的是，1949年其母亲去世，游国恩曾携家人回来办丧事，那一次留在家里将近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