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济安（1916—1965），评论家。原名夏澍元。江苏吴县人。弟弟夏志清是中央研究院院士。1934年进金陵大学、中央大学学习，1937年转学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今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毕业后相继在光华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香港新亚书院任教。1950年由香港去台湾，任台湾大学外语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夏济安少年时期先后在苏州中学、江湾立达学园(即现在的上海市松江二中)、上海中学求学。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今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毕业，曾任教西南联大、北京大学外语系和香港新亚书院。1950年来台后任教于台湾大学外文系，为早期小说作家白先勇、欧阳子、王文兴、陈若曦、叶维廉等人的启蒙老师，1956年与吴鲁芹、刘守宜等创办《文学杂志》并兼任主编，在杂志上主张“朴素的、清醒的、理智的”文学，与其弟夏志清对当代文学的贡献十分深远。1959年赴美，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加州柏克莱大学作研究，主要工作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1965年2月23日因脑溢血病逝美国奥克兰，1975年夏志清曾出版其遗著《夏济安日记》，载录的是夏先生在1945年1月到9月全部的日记。夏济安的中文著作还有《夏济安选集》、《现代英文选评注》等；英文著作有《Gate of Darkness》，这是一本1949年以前左派文人的评论集。夏志清是其亲弟。

中文名：夏济安

别名：夏澍元

国籍：中国

出生地：江苏吴县

出生日期：1916

逝世日期：1965

职业：教授

毕业院校：上海光华大学

1956年创办《文学杂志》。《文学杂志》于1956年9月由台大外文系主任夏济安教授及吴鲁芹和刘守宜创办。其初衷正如创刊号《致读者》所言：“我们的希望是要继承数千年来中国文学伟大的传统，从而发扬光大，我们虽然身处动乱的时代，我们希望我们的文章并不‘动乱’。我们不想逃避现实。我们的信念是，一个认真的作家，一定是反映他的时代，表达人的时代精神的人。我们并非不讲求文字的美丽。不过我们觉得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说老实话。“从该刊随后四年中出版的内容来看，它在鼓励写实文学的同时，更倾向于十九世纪西方批判现实主义，它介绍了西方现代文学潮流，发表了大量台湾作家创作或翻译的现代主义作品。

1959年7月，夏济安离台赴美，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柏克莱加州大学任教，并从事研究工作。后因脑溢血而英年早逝于病逝美国。《文学杂志》不久便停刊。《文学杂志》提倡写实路线，对文学摆脱政治化、庸俗化的道路起了引导作用；同时，它对中西文学理论和作品的评价，也推动了台湾文学素质的提高，提升了纯文学的地位。《文学杂志》能广纳各种风格的作品，投稿者众多，这无疑对活跃文坛，推介人才起了重要作用。作品有《夏济安选集》、《夏济安日记》、《黑暗的闸门》，译作有《名家散文选读》、《莫斯科的寒夜》。夏济安对英美文学有着精湛研究，尤其是国际公认的研究中国新文学的专家。其中英文著译甚多。所选注的《现代英文选评注》至今畅销海峡两岸。

“武侠小说这门东西，大有可为，因为从来没有人好好写过。”在金庸写武侠小说之前，夏济安先生就有这样的意愿了，“将来要是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一定想法子写武侠小说。”后来，夏济安读罢《射雕英雄传》，心凉了，“真命天子已经出现，我只好到扶余国去了。”

吴鲁芹言：

“济安之‘趣’与一般耍贫嘴说俏皮话就自以为是风趣，别人也以其人有风趣视之，实在是大异其趣的。他首先口齿就不伶俐，要想在说俏皮话或者刻薄话上争胜，本钱就不够，而且也不屑为之的。我们不是学究冬烘，但有时也忧虑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把尖刻冷傲之语，看作是幽默与风趣，曾经是我们引以为忧的世风。济安之‘趣’，是从他为人之‘真’产生的。大约当今之世，真面目，真性情，愈来愈少了。不带几分假，就很够有趣，何况他妙语如珠之外，在动作上和办事务的风格上，又常会奇峰突起，出人意料？”

金庸在《天龙八部》后记中言:

“陈先生(指陈世骧)告诉我，夏济安先生也喜欢我的武侠小说。有一次他在书铺中见到一张圣诞卡，上面绘着四个人，夏先生觉得神情相貌很像《天龙八部》中所写的‘四大恶人’，就买了下来，写上我的名字，写了几句赞赏的话，想寄给我。但是我们从未见过面，他托陈先生转寄。陈先生随手放在杂物之中，后来就找不到了。夏济安先生曾在文章中几次提到我的武侠小说，颇有溢美之辞。我和他的缘分更浅，始终没能见到他一面，连这张圣诞卡片也没收到。我阅读《夏济安日记》等作品的时候，常常惋惜，这样一位至性至情的才士，终究是缘悭一面。”

白先勇在《蓦然回首》言：

“那一刻，我的心在跳，好像在等待法官判刑似的。如果夏先生当时宣判我的文章‘死刑’，恐怕我的写作生涯要多许多波折，因为那时我对夏先生十分敬仰，而且自己又毫无信心，他的话，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人，一褒一贬，天壤之别。夏先生却抬起头对我笑道：‘你的文字很老辣，这篇小说，我们要用，登到《文学杂志》上去。’那便是《金大奶奶》，我第一篇正式发表的小说。”

刘绍铭言：

“他的去世标记我生命上的一个转悷点；我这样敬爱他，我至少得试写一部小说奉献在他的灵前。他知道我写成了一部像样的小说，一定比知道我被聘哈佛大学当教授更为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