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植芳（1915－2008 ）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七月派”重要作家，比较文学学科奠基人之一。曾赴日本东京大学学习，早年主要从事文艺创作和翻译。曾任《时事新报》、文艺周刊《青光》主编。建国后，历任震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复旦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一届副会长，上海比较文学研究会第一届会长。专于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著有《近代中国经济社会》、《贾植芳小说选》、《外来思潮和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译有《俄国文研究》等。2008年4月24日晚6点45分病逝于上海第一人民医院，享年92岁。

中文名：贾植芳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山西襄汾

出生日期：公元1915年

逝世日期：公元2008年4月24日

职业：作家、翻译家

主要成就：比较文学学科奠基人之一

代表作品：《近代中国经济社会》《贾植芳文集》《俄国文研究》

贾植芳1916年9月29日出生于山西襄汾。1929年7月考入太原的私立成成中学，两年后开始尝试写作，以笔名“冷魂”在《太原晚报》上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一个兵的日记》。1932年9月，考入北平教会学校崇实中学，并继续写作，两年后在北平《京报》文艺周刊《飞鸿》、天津《大公报·小公园》、上海《申报·自由谈》等报刊上发表小说、杂文等。1936年1月，贾植芳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被北平警察局以“共产党嫌疑犯”逮捕，3月由伯父花钱保释出狱，5月被安排资助到日本留学，入东京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日文，9月考进日本大学经济科，不久转社会科，同年参加留学生文学刊物《文海》的创刊编务工作。1937年，在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上发表小说《人的悲哀——自一个记忆》，6月收到该刊及编者胡风的信，由此开始相互通信。1937年，日本侵华的“七七事变”爆发，贾植芳9月回国，12月进入南京的“中央政治学校留日学生特别训练班”，半年后毕业派往山西南部中条山战区抗战前线，任陆军第三军第七师政治部上尉日文干事。1938年7月，在《七月》杂志上发表追悼亡妻的独幕剧《家——呈婵娥君之亡灵》，8月担任“七月社”西北战地特派员和特约撰稿人。

1939年11月，到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军事机关报《扫荡报》任编辑。1940年3月，调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山西新闻检查处，任中校副主任，此年3月又被调往陕西新闻检查处，因又受怀疑而辞职，专事写作。1942年10月，考入国军独立工兵第三团，任少校日文翻译，11月与任敏结婚。1944年4月，贾植芳与夫人任敏

1955年5月15日，贾植芳被召到上海高等教育局交待与胡风的关系，他仍坚持肯定两人是共过患难的朋友，并为胡风辩护，随即被宣布拘捕审查，关入上海公安局第三看守所单人监房，其家被抄，两日后其妻任敏被关押到上海南市监狱；同日，胡风夫妇被逮捕并抄家。6月初，贾植芳被开除中国作家协会会籍。同年9月，其妻任敏获释，1959年春被下放到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州半牧区当小学教师，12月又被关入当地公安局看守所，到1963年3月出狱，被遣送到青海回族自治州劳改农场农牧机械厂劳动。

1966年3月30日，贾植芳被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十二年，4月9日被提前一年多释放，但被押回复旦大学，在校印刷厂接受“监督劳动”，每月领取生活费30元；6月“文革”爆发后，被作为“反革命分子”遭受批斗、凌辱和殴打；9月其妻获准首次探亲，相聚十余天。1974年7月，贾植芳从校印刷厂转到校区宿舍建筑工地“劳动改造”，次年1月生活费提高到每月领取65.5元。

1978年9月，贾植芳被宣布摘掉“反革命”帽子，回中文系资料室工作，并允许与亲友自由通信；12月，其妻任敏调回上海，1980年8月被青海化隆法院复查后判决“无罪”，同年12月，贾植芳被上海中级人民法院复查后判决“无罪”。1981年1月，贾植芳被通知恢复教授职称，随后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委，次月正式恢复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组的教学工作，6月和7月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的《赵树理专集》和《巴金专集》第一册相继出版，12月被恢复中国作家协会会籍。1983年，兼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出版《贾植芳小说选》。1984年7月，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第四次大会当选为理事，9月主编《巴金写作生涯》出版。1985年，主编《文学研究会资料》（三卷本）和《巴金作品评论集》先后出版。1987年8月，在复旦大学退休，仍被聘为研究生导师。1989年，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两卷）出版。1990年2月，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出版。1995年4月，出席上海通俗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并被选为会长。1999年9月，散文作品集《花与鸟》列入“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出版。2000年3月，与妻子任敏合著的《解冻时节》出版。贾植芳的著作还有《劫后文存——贾植芳序跋集》（1991）、《暮年杂笔》（1997）、《雕虫杂技》（1998），《历史的背面——贾植芳自选集》（1998）、《写给学生》（2000）、《狱里狱外——一个“胡风分子”的人生档案》（2001）、《贾植芳致胡风书札》（2001）、四卷本《贾植芳文集》（2001年）等。

2008年4月25日，贾植芳在上海病逝，享年92岁。

贾植芳曾经说过：“我觉得既然生而为人，又是个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毕生的责任和追求，就是把‘人’这个字写得端正些。”他自己也委实“写”得够端正的，以至于一生似乎“像《西游记》里的唐僧取经一样，命中注定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知名学者钱谷融说：“我和贾植芳在1950年就认识了，他是我的朋友，是我最欣赏的朋友之一。在我看来，他是一个真率、风趣的人，这样的人不多了。”他的学生、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则说：“贾老师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三言两语实在无法说清。

由于天生傲骨，贾植芳一生曾经四进监狱，加上改造时间，前后达25年之久。

第一次进监狱是因为参加了1935年那场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当时的审判是“危害民国、就地正法”。贾植芳后来回忆说，那是他第一次“很气派”地坐小汽车、旁边还有“保镖”前呼后拥；在监狱里他也一直是个“刺头”，狱监给他吃跟刑事犯一样的伙食，他竟然怒砸饭碗，大叫“我没犯罪，不吃这个，我要吃好饭”，硬是让看守所所长给他换了伙食。这件事情后来甚至传到了“蒋委员长”耳朵里，引起了“蒋委员长”的“关心”，他的伯父吓得赶紧用1000银元、50两鸦片烟的代价把他保了出来，还花钱为他买了一张大学法科经济系文凭，送他赴日本留学。

在日本期间的贾植芳，与郁达夫、郭沫若、李春潮、覃子豪等人交往，思想依然激进。到日本还不到一个月，就有警察登门“拜访”说：“您以后在日本的生活就由我来照料，请多多关照！”后来日本警察甚至由对他暗中监视变为了明目张胆的搜房。在日本呆不下去之后，贾植芳就回国参加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留日同学训练班，后来在徐州搞策反时，终于被抓进了日伪的牢房。1947年，他又因为给进步学生刊物写文章，被国民党政府以“煽动学潮”的罪名关押了一年多。

当贾植芳第三次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外面已经换了天空，“人民已经翻身做了主人”，贾植芳拒绝了仕途的诱惑，选择了回复旦大学教书，担任中文系主任、专职教授，被誉为“革命作家”，那个时候，他没有想到，自己还会第四次走进监狱。

第四次进监狱，是因为胡风。

贾植芳最早是在日本通过书信与胡风结交的。他在神田的内山书屋，看见了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工人与学习丛刊》，贾植芳就将小说《人的悲哀》投给了丛刊，不久，他收到了30日元的稿费和主编胡风的来信，从此跟胡风有了书信往来。回国后，贾植芳辗转各地，跟胡风始终缘悭一面，但书信从未断过。直到1939年，贾植芳到重庆一家报馆谋事时，胡风跑遍了重庆大大小小的报馆，终于找上门来，并带来了贾植芳在抗战前线时所写文章的稿费，两人从此建立了友谊。

在重庆期间，贾植芳写了一系列短篇小说和杂文，矛头大多指向国民党政府。1947年，贾植芳被国民党政府关押时，在狱中就有特务以“提供胡风地址”为释放条件引诱贾植芳屈服，但贾植芳坚持说他根本不认识胡风。贾植芳

贾植芳晚年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当年的“胡风分子”都是些理想主义者，他们正直、真诚、善良，为了理想而活，“我是胡风的朋友，我觉得非常光荣。”

贾植芳说，他这辈子最得意的是他跟妻子任敏的结合，“我们那个时候，就直接同居了！”当时，知识分子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礼，任敏常在《七月》上读到贾植芳的文章，倾慕他的才华，相识之后，这个商贾人家的女儿，就自己跑到黄河边上的民房与他住在了一起。上世纪80年代末，夫妇俩都是70开外的老公婆了，一次同到中山大学开会，招待所的服务员提出要看结婚证明，否则就不能开同一个房间，后来还是中山大学的吴宏聪教授“打圆场”说：“你们对老先生这么不礼貌。”啼笑皆非之余，贾植芳才突然想到，他和任敏之间，确实没有任何义务和法律的约束力，婚姻关系松散到连一纸婚书都无法出具。但任敏却结结实实跟着他颠沛流离了大半生，这中间，还包括5年独自流放青海、11年音讯隔绝、12年南北分居和大大小小的牢狱之灾。

经历了半世飘零，总算过了十多年安稳、幸福的生活之后，1997年，任敏突然患病，医院诊断为脑中风。在任敏生病的5年里，昂贵的医药费几乎将贾植芳拖得山穷水尽，但这位老人没有吐露过一句怨言，而是一声不响地整理起了自己的旧稿、日记、书信、回忆录以及各类散文，每天伏案，著述不已。出版社汇来的稿酬，看也不看就交给学生说，赶快，送到医院里去。

2008年的春天，贾植芳追随任敏而去。“真正的知识分子往往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担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贾植芳的一生，也许就是对学者朱学勤这句话的最好注脚。

一生坎坷，几度牢狱，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贾植芳的文化建树。他将自己定位是“大时代里的小角色”。然而，这个清醒而自谦的“小角色”，却赢得了文化界的尊敬。他无儿无女，晚年却有儿女绕膝般的幸福；无钱无势，家里却总高朋满座。

贾植芳身材瘦小，性情豪放，自称“江湖中人”，晚年更对一切求学问事者敞开家门，“三教九流”，有求必应。他在复旦大学第九宿舍的家，有一张大圆桌，有好多年，每逢周五，便是几代学生加上各种闻名登门者的聚餐日。不必正襟危坐，也不分上下大小，在随兴闲聊中，常有专业研究的火花，更有为人为学之道的潜移默化。

“没有贾先生，我不会走上今天的道路。这是一种整体的影响，学术研究只是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他待人处世的态度，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理解，他的坚持……”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教授说。

20世纪90年代因重新编纂《中国文学史》而广受关注的章培恒教授说：“当年，在贾植芳先生等人影响下，我才走上一条独立思考的学术道路。”

“在上帝给我铺设的坑坑洼洼的生活道路上，我总算活得还像一个人……生平最大的收获，就是把‘人’这个字写得比较端正。”贾植芳自我总结的这句话，四下传播，成了常被人引用的名言。贾植芳的确做到了将“人”字写得大气而端正，直到最后一息，去得平静无憾。有人评价说，这位老人见解深刻，达观生死，像近年来陆续辞世的不少“文化老人”一样。在许多人看淡文化的时代，实在需要这样的文化典范，一些把“人”字写得端端正正的人……所谓学术人格，是指能够立足于学术本位，敢于坚持真理，不为现实得失所扰，不为名利所羁绊，乃至不惜为之献身的殉道精神。贾植芳的一生彰显了学术人格的意义。

《人的证据》、《人生赋》、《近代中国经济社会》等，译有《契诃夫手记》、《契诃夫戏剧艺术》、《俄国文学研究》

代表性论文：《人文视野下的“大文学”观讨论》

检点一生，出入于黑黑白白之间，周旋于人人鬼鬼之中，但心所向往、所追求的理想之光，从未熄止。所以合则留、不合则去，虽漂泊四方，心却一念系之，问心无愧。回顾起来，我有时觉得奇怪。我的一生像《西游记》里的唐僧取经一样，命中注定要经过九九八十一难。

小时在家乡读小学，有一阵子的课本是《语文教科书》第一课课文是：“大狗跳，小狗叫，大狗跳一跳，小狗叫三叫，汪、汪、汪！”我老子虽然每七天赶一集都给我买一本新的《语文教科书》，但我把它拴在裤带上，买一次，丢一次，又买一次。虽然只是跟着嚎叫，却觉得这些话说得很好玩，引出兴趣来了，但字还是不识。老师让我背课文，我背得倒很流利：“大狗跳，小狗叫，大狗跳一跳。小狗叫三叫，汪汪汪汪汪……”明明是叫三叫，我却一股劲儿地叫下去，不是老师拍桌子，我还会“汪汪”下去，叫得特别积极卖力。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每每批斗我时，我就往往想到我那份“‘汪汪汪汪……”的积极性。

（1955年，贾先生卷入胡风冤案，被捕入狱）

在一次审训中，审讯员一上来就问：“你在家里说了些什么话？”我说：“我是教书的，是吃开口饭的，说的那些教学内容，学生们都有笔记。”他说：“不是指你教书时说的，是日常吹牛时说的。”’我说；“我喜欢说话聊天，说过就忘了。”他笑着说：“你忘了，我们替你记好了！”说着，他拿出厚厚的三本日记本，逐条念了几段，包括年、月、日、时和谈话内容。我那时还年轻，他念过几段后，我都会马上对号入座地查找到打小报告的人的姓名，对于他们所记的我的谈话内容，有的是我说的，有的是他们添油加醋写上的。原来，在我周围有不少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大小“知识分子”！

又一次提审时，审训员问我：“贾植芳，你怎么认识某某人的？”我说：“你说的这个人我不认识。”他似笑非笑地说；“你真会狡辩！你不认识他，他怎么认识你，还给你送书？”说着，他拿出一本书来，上款写着“贾植芳先生教正”，下款写着“某某敬赠”。我说：“这是我们学术文化界的一种习惯和风气，认识不认识的同行人总互相赠送著作。”我这么一解释。他就恼火了，拍着桌子大声申斥说：“你还在继续狡辩！这本书定价两元多。他不认识你，平白无故地把两元钱的东西送给你，这谁会相信？我们是干什么的？告诉你，骗不了人的！他这么一发脾气’，我只好自认晦气，心里只好说，这些同志是农民，上帝原谅他们吧！而因这类问题受审就有好几次！

－——摘自贾植芳先生《狱里狱外》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指贾植芳先生）经过十多年的监禁和劳改生活的苦日子，反倒没有了过去的文弱的书生气，变得比过去更壮实了，他不像学校里那些被揪出来的“有问题”的人（当时称为“牛鬼”——作者注）那样的神情沮丧，畏首畏尾。他走起路来挺着胸脯，迈着坚定的步子，像个正常人。他没有罪，问心无愧，所以虽然长期身处逆境，但能处之泰然，仍然保持着开朗乐观的性格，面向恐怖阴暗的现实，无所畏惧。

——摘自任敏（贾植芳先生之妻）的《流放手记之一—山西》

又一位大师转身离去了。2008年4月24日傍晚，文化学者、著名的“七月”派作家、翻译家贾植芳，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因病溘然去世，走完了自己传奇般的92年人生。

贾植芳走得很平静。他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说法就是，“出入于黑黑白白之间，周旋于人人鬼鬼之中，但心里所向往、所追求的理想之光，从未熄止。所以合则留、不合则去，虽漂泊四方，心却一念系之，问心无愧。”他的朋友胡风，曾经赋诗赞他说：“能生师侠盗，敢死学哀兵。懒测皇天阔，难疑厚土深。欣夸煤发火，耻赞水成冰。大笑嗤奸佞，高声论古今。”

其实，对于生老病死这种事情，贾植芳向来都看得很超脱，他说他常常到火葬场参加告别仪式，“每当这种时候，一种幽默感就会在我心里油然而生：火葬场里旧人换新人，唯独墙上那颗钉子一成不变，今天挂了这张像，我们在底下低头默哀，明天还不知道轮到谁在上面谁在下面。”

2002年11月末，他的妻子任敏病故，在妻子任敏的追悼会上，贾植芳突然跪下，朝着妻子的遗照一声又一声，“你等着吧，我会来看你的！”让周围所有人无不潸然泪下。如今，或许他只是在兑现当年对妻子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