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长虹（1898年3月~1954年），本名高仰愈，长虹是他的笔名，中国现代作家，祖籍山西盂县。1914年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后来由于政治观念和校方冲突而退学自修。1924年至1929年间，他先后在太原、北京、上海等地发起并组织了“狂飙运动”，并作为鲁迅倡导组织的“莽原社”的重要成员，鼎力协助鲁迅编撰《莽原》月刊。1930年至1937年间，为了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远涉重洋到日、德、法、瑞士等国学习经济学。1938年回国，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41年11月，徒步赴延安参加了革命工作。1946 年，高长虹去往哈尔滨，加入东北文协。1954年因脑溢血逝世于沈阳。高长虹在长达20余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发表作品上千篇，出版著作17本，约130余万字，他是杂文创作最多产、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

中文名：高仰愈

别名：高长虹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山西盂县

出生日期：1898年

逝世日期：1954年

职业：作家

毕业院校：山西省立第一中学

代表作品：《心的探险》《光与热》《给——》《走到出版界》等

1898年3月出生于山西盂县西沟村。

1905年，8岁的长虹入小学堂读书。在读盂县第一高小时，由于他成绩优秀，县知事专门奖赏过他一枚银牌。他不光功课好，思想也进步，当听说武昌起义成功后，自作主张剪掉了头上的辫子。

1914年，考入太原的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各门功课俱佳，尤其国文与英语突出。课余，他热衷于参加各项活动，并有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到了二年级时，他拒不参加学校组织的为阎锡山投靠袁世凯搞的“提灯会”，得罪了校方。于是，他逃离了学校，先是去北京靠亲戚的帮助在一家图书馆读书并旁听一些大学的课。

1918年，回到盂县家里，埋头自学了五年。他选定文学创作为方向，博览群书，练习写作，为后来驰骋文坛打下了坚实基础。

1924年9月，创办《狂飙》月刊，从此文名远播，引起鲁迅（时在北京）的注意。

1924年12月10日，高长虹初次晤见鲁迅，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1925年3月，《狂飙》停刊，鲁迅决定与高长虹、韦素园等青年联手合办新文学刊物《莽原》。大家起初合作不错，高长虹作为主力，出力最多，在刊物上发表不少有分量的文字。

1930年，高长虹感到情场文坛皆失意，决定放弃文学，改学经济，便东渡日本，开始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1930年，在日本学习行为心理学、语言学。

1931年，又去德国学习马列理论。

1933年，在法国研究经济学。

1937年，抗战爆发后，满怀爱国热情的高长虹结束了求学生涯，于1938年回国参加抗战。

1941年，他不顾阎锡山等人的收买，决定前往延安。延安起初很欢迎他，特意派周扬作陪，请他到鲁艺做了一次报告。据说，在鲁艺的历史上，除了高长虹，只有丁玲和欧阳山有此殊荣。

1941年到1942年，高长虹的文艺创作激情第二次狂飙般爆发出来。他开始大量写作，频频给延安《解放日报》投稿，由于他的文字不是政治宣传，很少被报刊采用，可他仍然笔耕不辍。写作之余，看到对延安不满的地方，他就忍不住向延安提意见，引起一些上层人物的不快。康生曾怀疑高长虹是青年党（其实高长虹早在法国时就加入法国共产党，但从未加入中国共产党），想找机会加以批判，只是在博古的保护下才没有得手。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高长虹收到毛泽东、凯丰署名的座谈会请柬，他却以自己是学经济的为由，拒绝与会。那以后，高长虹明显地被延安冷落。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进攻延安，延安干部开始大批转移，毛泽东于此时分别找文艺界著名人士谈话。和高长虹谈话时，不知双方说了什么，毛泽东“勃然大怒”，会谈不欢而散。

1925年8月，高长虹忽然撰文声称，他对鲁迅感到“瘟臭”，甚至想为之“呕吐”。不久，高长虹又在广告上称鲁迅为“思想界的先驱者”，鲁迅为之愤怒，撰文予以驳斥。当时，鲁迅还以为高长虹只是想过河拆桥，等到1926年11月，高长虹发表两首爱情诗《给——》，鲁迅才明白高长虹攻讦自己的真正原因。

《给——》里有这样四句：“夜是阴冷黑暗，他嫉妒那太阳，太阳丢开他走了，从此再未相见。”韦素园告诉当时远在厦门的鲁迅，这里的太阳是高长虹自喻，黑夜代表鲁迅，月亮就是许广平。鲁迅恍然大悟，认为高长虹当初“川流不息的到这里来的原因，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原来，高长虹谩骂鲁迅的真正原因不是想过河拆桥，也不是因为《莽原》的内部纠纷，而是因为认为鲁迅对他横刀夺爱。早在1925年5月，许广平曾给高长虹去信，欲购买其诗集，两人从此开始通信。以后的几个月里，双方通信七、八次，或许彼此表示过倾慕之情。或许许广平仅仅称赞过欣赏高长虹的文才，高长虹却以为许广平已经爱上他。1925年7月，高长虹在鲁迅家里见到许广平，凭着诗人的敏感，他知道许广平已经钟意于鲁迅，因此决定停止与许广平通信。

当时的许广平与高长虹都是27岁的青年，双方对文艺的爱好也大致相同，或许有成为恋人的可能。但许广平早在1923年就成为鲁迅学生，对鲁迅了解更深，从她1925年3月给鲁迅的第一封信中，可以看到她对鲁迅的感情。高长虹与许广平的通信时间，仅比许广平与鲁迅的通信时间晚两个月，但他与许广平的交流却比鲁迅少了两年。此外，虽然高长虹更加年轻，他的识见及才气都远远不及鲁迅。

有趣的是，在1921年，高长虹曾在太原文庙博物馆工作，结识过一位才气超过许广平的女子，即馆长之女石评梅，石评梅后来却爱上另一位姓高的男子——高君宇。

回头再说高长虹。由于身为诗人，偏爱浪漫幻想，他自认为许广平不可能喜欢比她大17岁的鲁迅，除非受了鲁迅欺骗。所以，他对鲁迅因妒生恨，终于忍不住跳出来大骂。这种行为反倒使许广平对他的好感几乎荡然无存。1925年10月，许广平与鲁迅正式确定关系。再往后，他们在上海正式同居，高长虹再不可能得到许广平的爱情。

1948年，高长虹被贬到东北，住在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北局宣传部后院。1946年10月19日，东北成立文协，高长虹是成员之一。草明曾经去看过他，认为他的生活虽疏于自理，神经还算正常。可据舒群回忆，高长虹早在延安时神经就不对劲，到1946年时更加不正常。

1946年11月，东北局迁到当年刚刚解放的沈阳，高长虹也跟着来到沈阳。1949年，高长虹终于住进东北旅社楼上的精神病房，虽然他那时可能还没有疯。有一次，他跑出来找舒群诉苦，舒群给他100元钱，还请他喝酒。喝酒时，高长虹忍不住哭了，51岁的男人，哭起来一定令人心酸。可是，在整个中国，除舒群等几人，又有谁能听到高长虹的哭泣？又有谁在意他的哭泣？

1953年，东北诗人侯唯动在东北旅社看到高长虹被服务员训斥，生气地喝退服务员。他来到高长虹面前，望见他披肩的银发和乞丐般落魄的样子，不由掉下眼泪。然后，侯唯动去找保卫科的人，他们说高长虹是个喜欢大叫的疯子，侯唯动当即劝他们善待高长虹。接下来，侯唯动去高长虹的房间看他，并问他为何喜欢大叫。高长虹解释说，他在无聊时用德语朗诵歌德，用英语朗诵拜伦，别人听不懂，就以为他在说疯话。由此可知，高长虹虽然苦闷至极，但到那时也还没有疯，只是苦楚无处申诉而言。

1956年，师陀在长春作协的饭厅里又见过高长虹一次，未及交谈，高长虹已匆匆离开。那以后，再也没有过高长虹的消息。估计他不久就死去了，也许临死前发过疯，虽然他本该是正常人。

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发表作品上千篇，出版著作17本，包括诗集5部、散文诗集1部、散文集1部、杂文集1部、小说集5部、合集4部，约130余万字，他是杂文创作最多产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1989年，由盂县政协收集编纂编辑、著名诗人艾青题写书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高长虹文集》，分上、中、下三卷面世，为研究高长虹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借鉴。

精神与爱的女神（诗集）1925，永华印刷局印行闪光（长诗）1925，永华印刷局印行

心的探险（散文、诗合集，后改编为《从荒岛到莽原》）1926，北新

光与热（散文集）1927，开明

给——（诗集）1927，光华

献给自然的女儿（诗）1927，现代

实生活（小说集）1928，泰东

曙（中篇小说）1928，泰东

给时代的先驱（诗、论文合集）1928，光华

春天的人们（小说）1928，光华

青白（小说集）1928，北京狂飙出版部

走到出版界（随笔集）1928，泰东

游离（小说、散文合集）1928，泰东

草书纪年（寓言、童话等合集）1929，上海狂飙出版部

神仙世界（中篇小说）1929，上海狂飙出版部

延安集（诗集）1946年，张家口文协分会“和平野营”印行

高长虹文集（上中下册）1989，社科

高长虹这个李敖式的狂人、怪人，曾经辉煌过，也有过不可一世的疯狂。他倾慕德国伟大诗人歌德，也想在中国开展一场“狂飙突进运动”，因而把“狂飙”作为他的运动的标帜。他的第一部诗集《精神与爱的女神》出版，因喜爱而写信给他的女士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就有三人，包括许广平和石评梅。鲁迅曾经对高长虹十分器重，同乡许钦文要出版小说集，鲁迅自己不作序，而是让给高长虹作；那本小说集本是鲁迅编的，广告中却说是“由长虹与鲁迅从最初至1925年止的作品严加选择”而成，把高长虹的名字放在前边。高是20世纪从山西走向全国的第一个新文学作家，他所创立的狂飙社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二大文学社团，共有成员六七十人，相当于创造社、太阳社、未名社、沉钟社等五六个社团的总和。在狂飙社时期，高长虹本人写作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近千篇，结集成书十七八本，有的立即被翻译成好几种外语。

把高长虹的这些作品跟同时代的一些名家的作品相比较，你会感到，它们是并不怎么逊色的，可是为什么它们不大为人所知呢?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作品发表之后未能得到及时的评介，而这又跟高长虹本人的骄傲自大有关；二是他跟鲁迅的冲突，到40年代后期被极“左”思潮拉到“敌我斗争”的高度，从而被彻底封杀。

文艺作品价值的认定，不是一个数学算式问题，也不存在必然性，而是既靠作品本身，也靠许多相关的因素。有许多作品是靠“炒作”才为人所知，足可说明“功夫在诗外”。就高长虹说，他的性格决定了他只能生活在一个小圈子里。这人有一点才气，却也难掩狂妄之态。鲁迅在《随感录三十八》中把“自大”分为“个人的自大”和“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两类，说“‘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这种人“大抵有几分天才，……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嫉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即是说，这种人几乎无不跟“国民”相敌对，国民不仅不拥护、不理解，还常常讨厌、憎恶，视鬼神而远之。高长虹正是这样一个“个人的自大”者。除了狂飙朋友，其他人对他难免采取一种不理不睬甚至嫉恨、蔑视的态度。他的作品发表，有人首先猜测是在骂谁，谁还顾及作评呢?作品发表之后的社会反响，对一部作品价值的认定起重要作用，某种程度上起决定作用。高长虹的作品由于不能得到文学界普遍的首肯，它的价值便大打折扣。好作品流传不开，不能成为名作品，久而久之，就湮没在文学的大海里了。

还要看到，高长虹是个兴趣不断转移的人，今天搞这个，明天又搞那个。从事文学活动不多日子，他就急于研究行为主义，接着又想研究经济学，又想编字典。到国外，先研究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到德国后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他自己对他在文学上的地位，从不考虑，出书，首先着眼于钱，着眼于“稻粱谋”。在离开文学队伍之后，他自己从未想到把以前的书重新出版，别的人更不会想到这一点。这样，再好的瑰宝都只能尘封在旧书烂纸之间。

高长虹彻底被从文学队伍清除出去的，是在他“参加革命”以后。高长虹在延安的沉没，另有原因。且说文学界和学术界的人们，对高长虹“参加革命”不久就“息影文坛”这一现象不明就里，误以为高长虹跟鲁迅发生冲突被中央定性，所以到全国解放以后，高开始被说成“攻击鲁迅的坏人”、“反对鲁迅的急先锋”而遭到鞭笞。鲁迅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如泰山压顶，高长虹当年歇斯底里地谩骂鲁迅，自然不能得到人们的宽容和理解。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的儿子还因此被打成右派。在如此情况下，他只有扮演反派角色，他的那些书、那些作品怎么能够出版呢?进入新时期，许多原来被尘封的作家，如沈从文、周作人、张爱玲、林语堂等，都已得到实际上的“平反”，红了起来，作品印了一版又一版，“全集”、“文集”出了一种又一种，而高长虹仍然处在沉寂之中，他的真价值仍不能得到文学界的公认，则是以上两个原因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由于在延安沉没的原因至今仍是一个谜，他跟鲁迅的冲突也没有得到澄清，人们依然认为他是反对鲁迅的，不原谅他。高长虹跟鲁迅的冲突，在一些人看来，属于“人品问题”，因此，即使这一冤假错案得到彻底平反，可以想象，他那“个人的自大”等等依然会使他作为“国民之敌”，成为孤家寡人。中国文化是容不得“个人的自大”的人为广大群众所喜欢的。这是高长虹的悲剧，也是中国文化的悲剧。

高长虹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青年时代他像一朵孤云，到处飘泊。他曾经创办了一份个人刊物，名字就叫《长虹周刊》，他走到哪里，刊物办在哪里，共办了二十多期，这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也是个奇迹。他本人因文学而成名，但后来他改而研究行为主义和编字典，在日本时发生“九一八事变”，他去了德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后在欧洲流浪，一度参加法国共产党。他生活非常刻苦，常常“靠山药蛋充饥，盖报纸过夜”。在法国写了长篇小说《中国》，抒发他的爱国之情，同时用四种文字，在四个国家的报纸上连载。“七七事变”爆发，他毅然回国，先到重庆，1941年秋天，徒步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抗战时期，是高长虹写作的第二个高潮，写诗歌、杂文、评论近百篇，而且出版了《延安集》这样一本有重大意义的诗集。

抗战胜利以后，高长虹于1946年11月，从延安辗转到达东北解放区哈尔滨，想开发金矿，支援全国解放战争。1948年11月沈阳解放，东北局迁到沈阳，高长虹跟着到了沈阳，住到太原街东北大旅社二楼一间小房子里。这以后高长虹的最终去向便成为一个谜，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和猜测，有说是死在抚顺精神病院的，有说在“反右”期间还见到过。为了澄清一些人对高长虹的误解，也为了寻找高长虹的确切下落，高长虹的孙女高淑萍，先后找了研究高长虹的专家、学者，又多次奔波于盂县、阳泉、太原、北京、沈阳等地。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山西作协、沈阳公安局、中央档案馆、民政部等有关方面的大力协助下，关于高长虹的下落终于有了答案。当年在沈阳东北大旅社招待科负责照料和管理高长虹的当职员工崔远清、阎振琦、李庆祥三位老同志，热情接待了高淑萍，并经他们共同回忆，写了一份详尽而生动的材料，现择录如下：

“高长虹中等身材，年龄60多岁（实际只有50多岁），留一头几乎齐肩的花白头发，梳理得十分整齐。身穿布料中山装、布鞋，步履稳健，给人的印象既是八路军老干部，又像一位学者。他每天都上街散步，从来不愿和旅社服务人员沟通言谈。高长虹生活很俭朴，享受着供给制县团级干部待遇，吃中灶。当年，餐厅的供给制饭票分四种颜色：小灶为红餐券、中灶为绿餐券、大灶为黄餐券，还有一个白票为大锅饭。高长虹的餐券每次都是发给二楼的服务员小李。高长虹的衣服都是发的，每月还有津贴费，但他从来不领取，只存放在阎振琦那里。他经常写条子让服务员送给招待科，大多是要一些文具用品，如纸条上用毛笔写着：‘毛笔一支，稿纸一本’等，阎振琦就及时给他买来。”

“记得1954年春季的一天早上，二楼服务员向招待所报告，高长虹房间没开门，人们都以为他在睡觉。到了上午九点许，阎振琦见门还未开，赶忙跳到二楼外雨搭上，登高往内眺望，才大吃一惊地发现老人趴在床边地板上。阎设法打开房门，才得知老人已经死亡。于是老阎立即给东北局组织打电话，行政科侯科长让阎去做当面汇报，随后组织部派来两名医生一名护士，经检查确认高长虹夜里系突发性脑溢血死亡。旅社招待科根据组织部指示，操办了丧葬事宜。”

高长虹一生到处奔波，寻找生命，寻找自由，最后死在我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开始的日子里。虽然他没有能够投身在建设的热潮中，但看到国家正向上发展，他的孤寂的心也会感到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