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烈文，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教育家；湖南湘潭人；1922年进商务印书馆任编辑；1926年出版第一部小说集，同年留学日本，开始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第二年转赴法国，在巴黎大学研究院获文学硕士学位；1932年归国后任《申报·自由谈》主编，发表了鲁迅、茅盾等许多左翼作家抨击时弊的杂文作品；1935年与鲁迅等组织译文社；1936年主编《中流》杂志，为促进文艺界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起过积极作用；1939年在福建永安任改进出版社社长时，曾编过不少配合抗战的丛书和杂志；抗战胜利后到台湾大学任外文系教授直至去世。妻子许粤华也是翻译家。

姓名：黎烈文

别名：笔名李维克、林取、六曾、亦曾等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湖南省湘潭县

出生日期：1904年5月31日

逝世日期：1972年10月31日

职业：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台湾大学教授

毕业院校：巴黎大学

代表作品：《西洋文学史》《法国文学巡礼》《舟中》译著《红与黑》等

黎烈文，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教育家；湖南湘潭人，笔名李维克、林取、六曾、亦曾、朱露明等。

黎烈文出生于湘潭县城一个没落的封建仕宦家庭。15岁初中毕业后去上海，考取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书记员，从事誉抄、整理和校对文稿的工作。1921年夏，任厦门大学校长秘书。翌年，回到商务印书馆，任古籍部助理编辑。他写了10多篇短篇小说,后集为《舟中》一书出版。1926年留学日本。1927年回国，后又去法国留学。1928年入巴黎大学研究院，专修法国文学和比较文学。

1932年春,与妻子严冰之学成回国。由巴黎老师的推荐，任法国哈瓦斯通讯社上海分社的法文编辑，同年12月,应《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之聘,任该报副刊《自由谈》主编。

他锐意创新,大胆改革,将鸳鸯蝴蝶派所编的单纯追求“猎奇”、“消遣”的趣味性和颓废倾向的文学副刊，改革成为新文学的副刊，积极宣传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抨击腐败的时政，他渴望改革后的新《自由谈》能为中国的“进步与近代化”事业有所贡献，广收外稿。郁达夫、林语堂、赵家璧等相继加入了作者队伍。他的政治立场和献身事业的精神，得到鲁迅、茅盾等进步作家的支持。

鲁迅在《自由谈》上发表了不少杂文，《伪自由书》的绝大部分文章是经他之手先行在副刊上发表出来的。他和鲁迅成了忘年的莫逆之交；《自由谈》对时局的大胆干预,引起国民党上海市特别党部的忌恨。

1934年5月，他被迫辞去《自由谈》主编职务，在鲁迅和茅盾的帮助下，他参加了《译文》的编辑工作。1936年，他创办了以发表杂文、散文为主的半月刊《中流》，继续全力以赴地投入编辑和翻译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回到湖南湘潭；后应福建省教育厅长郑贞文之邀去福建任省教育厅中等学校国文科视导员；次年，福建省政府在战时省会永安创办改进出版社，任社长兼编辑部主任，并任省政府参议。他主持出版社先后创办了综合性的《改进》半月刊、《现代文艺》、《现代青年》和《现代儿童》月刊,以及《战时民众》、《战时木刻画报》等；还出版了“改进文库”、“现代文艺丛刊”、“世界名著译丛”等丛书。一时之间，福建成了抗日时期文化工作搞得十分出色的地区之一。

1946年春,应台湾省省长陈仪之邀,他赴台任《民生报》副社长兼总主笔。因在办报方向与宣传方针上与当局发生分歧,于同年夏秋之间辞职,改任台湾省训练租高级班国文讲师。1947年,任台湾大学文学院西洋文学系教授,执教20余年。

1972年10月31日在台湾病逝，终年68岁。

舟中（小说集）1926，泰东

崇高的母性（散文集）1937，文生

胜利的曙光（报告文学集）1940，烽火社

艺文谈片（散文评论集）1969，传记文学

新编五代史评话标点，1925，商务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宋人评话标点，1925，商务

大宋宣和遗事宋人评话标点，商务

京本通俗小说标点，1937，商务

河童（中、短篇小说集）日本芥川龙之介著，1928，商务

医学的胜利（剧本）法国洛曼著，1933，商务

妬误（剧本）法国本那特著，1933，商务

红萝卜须（长篇小说）法国赖纳著，1934，生活

企鹅岛（长篇小说）法国法朗士著，1935，商务

笔尔和哲安（长篇小说）法国莫泊桑著，1936，商务；后改名《两兄弟》，1944，文生

冰岛渔夫（长篇小说）法国罗逖著，1936，生活

法国短篇小说集1936，商务

邂逅草（小说、戏曲合集）法国纪德等著，1937，生活

乡下医生（长篇小说）法国巴尔扎克著，1938，商务

第三帝国的兵士（长篇小说）匈牙利霍尔发斯著，1941，改进

亚尔维的秘密（剧本集）法国倍尔纳著，1945，改进

最高勋章（短篇小说集）苏联梭尔齐瓦等著，1945，改进

伟大的命运（长篇小说）苏联克洛勒著，1945，改进

伊尔的美神（梅里美选集）1948，文生

黎烈文评传（人物传记，康咏秋）1985，湖南人民

黎烈文先生留学日本时，他去东京“游就馆”参观，看到所谓“日中战争胜利纪念品”等侵华罪证，俨然作为日本侵略者的光环荣耀陈列其间，一种“耻辱”、一种“雪仇”等复杂情绪，交织地充斥胸膛。

一次在课堂上，讲授法语的矮胖的日本教授解释课文中的一个“pou(蝨)”字时，侮慢嘲弄地对他说：“哈哈，‘蝨’怕是你贵国的特产罢！”许多日本学生骤然回头望着他，轰然大笑。他顿时愤然站起来反驳道：“你先生何据而言之呢？”“自然，自然，这还用说吗？贵国的书上不是有着这样的诗句吗？”这位教授转身在黑板上写下“蝨斯愆庆”四个字。他又好笑又好气地嘲讽道：“哈哈，原来你先生的汉文还欠通呢！《诗经》上的那个字不是‘蝨’，而是‘螽’！‘螽’俗称纺织娘，‘蝨’才是你所说的虱子！”这位教授羞红着脸发急了，便横蛮不讲理地叫道：“那不管蝨也好，螽也好，都是你们支那的东西。南京虫(按：指臭虫)不也是贵国的特产吗？”班上的日本学生又哄堂大笑。他知道自己势单力薄，对于这班大和民族主义分子是无可理喻的，只得愤然退出课堂，以示抗议。

从那以后，他觉得日本房东老太太的殷勤，也不是真心实意，只不过是想多得几个钱而已。原本与房东一道用餐，便借了一个口实，叫他们送到房中一个人吃。他仇恨帝国主义分子，发誓“要流血，要复仇”。他敬佩朝鲜人民那种一息尚存就图谋恢复祖国的伟大抱负，坚信只要他们心不冷，血长流，光复祖国的愿望就一定会实现。他认为一个贫弱国家最可怕的是国民灵魂的灭亡，那才是国家民族的“最大悲哀”，那才是“真正的亡国奴！”那才是真正的亡国灭种。

留学法国，在赴法邮轮上他看到一个穿蓝布短衫的华人，伏在二等舱前甲板上的栏杆观看海景，法国仆役便像抓青蛙似的将其提起摔到三等舱的舷梯下。

就餐时，法国管事将白种人安排一处，日本人例外，可以与白种人在一起，安南人安排靠近白种人的地方，因安南为法国殖民地，是其嫡系，而中国人则只能与黑人一样，安排到偏远的地方。在巴黎，贫弱国家的移民每年都得去市政警察厅，排着长蛇似的队伍，花上一天、两天时间，换上一张新“身份证书”，其实就是花几十个法朗买一张“人头税帖”。而英美、包括日本侨民，却无须如此。

他愤愤地说道：“从前在国内听过许多人说法国人讲平等、博爱……这不过是法国人的口头禅，正和日本人讲‘中日亲善’一样！”当旅法途经西贡时，他看到碧绿无际，椰树成行，疏篱茅舍点缀其间的湄公河两岸风光，便联想到祖国的大好河山也同样面临着越南的命运。不禁感慨系之：“如此山河，拱手让人，吾为安南哭，吾尤为我中华哭也！”当海轮徐徐离开西贡，他深深地祝福道：“别矣，安南！愿尔努力，祝你复兴！”当看到新加坡街市华文招牌满眼皆是，大小铺店多为华人经营，他顿感无比自豪，万分惊叹我中华祖先“开辟蒿莱”的创业精神。

本文作者：蔡登山

黎烈文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的作家、翻译家，曾在《申报》主编“自由谈”，针砭时弊，鞭挞黑暗，得到鲁迅、巴金等著名作家的大力支持。

早在抗战初期，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就聘请了郁达夫、黎烈文等著名作家到福建工作；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后，陈仪任台湾省主席，黎烈文也抵达台北，受陈仪委托，与李万居共同主持《新生报》社的工作。李万居是他留法时的同学，任社长，黎烈文任副社长，兼总主笔。只是这任期只有半年之久，他就“挂冠求去”了。其原因据其弟弟黎烈师给友人的信中说：“那时任台湾省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夏涛声，总是盯着他这位‘上海鼎鼎有名的左翼作家’，找岔子、挑毛病。”本来陈仪是邀他赴台湾全权主持《新生报》的言论，不料虽挂了个副社长兼总主笔的头衔，言论却全不由他作主，他处处受到当局的掣肘，头衔形同虚设，因此在1946年的夏末，他就辞去《新生报》的一切事务了。

辞去《新生报》的工作后，他为了“四口之家”的生活，只得去台湾省训练团高级班任国文讲师，靠教几节课糊口度日。他在给好友巴金的信中说：“我也穷得厉害。”再则说：“这半年来在台北所受的痛苦，特别是精神方面的，这次都和朱洗痛快地说了。”他还说：“我一时既不能离开台北，只好到训练团去教点课……”他又说：“训练团也混蛋，（信）既不转给我，也不退还邮局，一直搁在那边。”

1947年7月，黎烈文应台湾大学文学院院长钱歌川的邀请，任文学院西洋文学系教授，从此开始了他在台湾25年的执教生涯。

曾经是台大黎烈文的学生的颜元叔教授说：“从大陆来到台湾，那时我是十八岁，脑子里没有带来几位作家，‘黎烈文’是极少数的人名之一……当时，在大陆，差不多的中学生大概都读过黎烈文的《冰岛渔夫》。因此，进台大外文系时，第一位以文名吸引了我的注意力的，便是黎烈文教授。黎先生当时教的是法文（一）与法文（二）；法文分组授课，也有法籍的神父在教；我和几位要好的同学，毫不考虑地选了黎先生的法文：他对我们来说，是中国文坛上的一个里程碑。”

在繁忙的执教之余（他先后还在台湾师范学院、政法大学、东海大学和淡江文理学院兼有课程），黎烈文还潜心于他的研究、著译工作，他比较集中于法国文学方面的译著，据初步统计，他的译著有三十余种。黎烈文是“五四”以来我国研究法国文学的名家，无论是法国文学作品的译介水平，还是译著的数量，至今在我国的翻译界还是无人出其右的。1940年初，他翻译的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乡下医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卷首有“吁嗟伤心人，唯有幽与静”两句题词，后来他觉得译得不妥当，但是书已经出版上市了，他十分悔恨、自责。于是他自己印了一个更正的小纸条，把改进出版社营业所代售的几十本，请人一一贴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尽尽人事！覆贴一本是一本！”问他售出去了的、或外地区的怎么办？他摊着双手，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很明显，因为这个题词翻译欠妥，他那翻译家的良心正受着谴责。那种做法在他来说，似乎是能够多覆贴一本，他的不安就能减少一分，这正是一个严肃翻译家的态度。

为黎烈文出版《红与黑》的文坛社老板穆中南就说：“烈文先生对于译著的忠实，可以从他的原稿中看出。《红与黑》除了后四章，在每章文之首都有几句话，或诗，或名句，或格言，这些东西很难译，不完全是法文，有时是拉丁文或其它国文字，黎先生都一一的把它译出，画龙点睛，启人省思。如在上卷题丹东的‘真实，无情的真实。’真实与无情相联如何的令人醒目。又下卷题圣·柏甫的‘她不美丽，她没有擦上一点胭脂。’美丽还要擦一点胭脂，看世界是如何的丑陋。除此之外共有七十一个类似短句，有的确是莫名其妙！但黎先生都用心的把它们译出。又在每章末都有译者注释，这都是一般人所不愿为的。而黎先生这种忠实的态度，实在令人钦佩。文中偶尔更动一二字，都是煞费苦心的。”

而黎烈文在《〈红与黑〉出版后记》中就曾痛批作家书屋出版的赵瑞蕻的译本，说他“错误与删略之多，不胜枚举。”“译者对法文似甚欠了解，因而望文生义，译文与原著不知差得多远。且《红与黑》法文原书有许多版本，稍为讲究的都分为上下二卷，上卷三十章，下卷四十五章。普通本则多不分卷，而连接成为七十五章。赵君不知依据何种版本，在扉页和目录上都注明为‘上卷’，可是却翻译了三十三章，比一般原书的上卷多出三章；三十三章以下则毫无交代，序文中亦未说明他这本译稿是一部未完的译稿。直到大陆失陷为止，他的《红与黑》还有四十二章不曾与世人相见。”黎烈文又说：“《红与黑》的法文原书，至今已有无数种的版本，我的译稿所依据的乃是比较晚出的《新法兰西评论》（NouvelleRevueFrancaise）的‘七星丛书’（BibliothequedolaPleiade）版。这版本是根据一八一三年巴黎Levavasseur书局所出《红与黑》的初版排印的。书末有极详的附注，指出初版与后来一八五四年经过作者斯汤达尔（又译司汤达，编者注）修改的巴黎MichelLevy书局版的不同的字句。而重要的是：作者斯汤达尔生前曾以《红与黑》一部送给他的意大利友人布西（Bucci），那上面又有著作者许多亲笔的修改和批注，这部书现在还珍藏于意大利CivitaVecchia市布西后裔的家中。我所依据的‘七星丛书’本，曾对照这个宝贵的布西本详加校订，作成许多附注印在卷末，以供参考。我翻译时大都斟酌采用了布西本上的修改。此外我还参照了LawellBair的英译本，桑原武夫与生岛辽一合译的日译本。英译本与日译本虽都偶有错误与不妥之处，但遇到困难的文句，它们对我仍颇有启发的作用……总之，我译此书时，纵不敢说力求完美，但至少已力求忠实……作者斯汤达尔写成此书时，预料五十年后方有识者；今我译成此书，希望比斯汤达尔原著有较好的命运。如此书能对中国心理分析小说的发展，提供实质的贡献，则译者壮岁执笔，皓首垂成的一番努力就不算白费了！”

1969年11月，黎烈文突患脑血栓症，半身瘫痪。1972年10月31日经长期卧床后，与世长辞了。

寂寞身后名，黎烈文的身后显得相当萧条，“很少的几副挽联和有限的几只花圈、花篮也都是那些生前的老友和学生送的。”“他躺在棺木中，蜡黄的面孔似乎没有经过化妆……只有少数要送葬到墓地的人陪着哀伤的台静农先生谈论黎先生的事迹。”“黎先生就这样走了，平日里他埋头写作，不求闻达；死了以后仍然是冷冷静静地走上他最后一段路程。”好友巴金在《怀念烈文》中最后说：“我不能不想起那位在遥远地方死去的亡友。我没有向他的遗体告别，但是他的言行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埋头写作，不求闻达，‘不多取一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这应当是他的遗言吧。”

黎烈文先生青年时期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他是《新青年》、《小说月报》的热心读者；他热爱祖国，具有民主思想，所创办并主编的报刊，对抨击国民党腐败统治、宣传民主主义和爱国思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知名新闻、出版、文化工作者。

黎烈文先生坎坷一生，奋斗一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内忧外患中，他为国家民族作出了巨大贡献：鲁迅最光辉的三个杂文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中的文章，皆经其手刊出而得以面世。

抗战期间，他在我国东南开拓出一片文化绿洲；旅台三十年，虽多次受到政治牵连，为当局传讯、审查，但他始终保持着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良知、节操。为了国家民族的强盛，他兢兢业业地奋斗了一生。

他一世清贫，却“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冻饥声”，至死未能忘怀养育他的祖国和人民。尽管自己经济上常遭拮据，还常常“帮助那些比自己更加不幸的同胞”。有人说他是“自己家无长物，身无余款，却常常慷慨救助那些向他求救告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