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型伟（1918～2012.07.17），男，浙江新昌人，中共党员，浙江大学师范学院毕业。著名教育思想家、教育改革家。原上海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上海市教育学会原名誉会长。长期从事中小学教育工作，研究教育理论，著有《为了未来—我的教育观》《吕型伟从教七十年散记》等，主编有《上海普通教育史》《上海教育》丛书、《面向未来的基础学校》丛书、《中华美德五千年》《世界美德五千年》等。吕型伟亲历了中国20世纪前半期的教育，参与了新中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全过程，被称为中国基础教育的“活化石”。

中文名：吕型伟

外文名：LvXingWei

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浙江新昌

出生日期：1918年

逝世日期：2012年7月17日

职业：教育工作者

毕业院校：浙江大学师范学院

主要成就：亚太地区普教专家 获第二届中国“内藤国际育儿奖” 获“宋庆龄樟树奖”、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风云人物 获全国教育科学研究突出贡献奖 上海市教育机关优秀共产党员 上海市离休干部先进个人

代表作品：lvxingwei

拼音：

吕型伟1918年出生在浙江省新昌县羽林街道藕岸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亲早逝，靠母亲一人维持生计。8岁那年，母亲将他送到村旁一所私塾读书。小学毕业时，吕型伟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新昌中学，1935年初中毕业。在“教育救国”的口号影响下，17岁的吕型伟只身跑到东茗乡白岩村偏僻的山沟，在一座破庙里办起了当地有史以来第一所学校。他跑家串户动员学生上学，最终招到81名学生，小的六七岁，大的18岁，语文、算术、常识、音乐、体育等都是他一个人教。1937年，吕型伟考上杭州师范学校公费生，后又考取浙江大学师范学院。他不断地求学，直到1946年毕业后任教于上海省吾中学。

建国后，吕型伟历任上海市东中学校长，上海市教育局处长，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他长期从事中小学教育工作，研究教育理论，著有《为了未来——我的教育观》、《吕型伟从教七十年散记》等；198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亚太地区普教专家”称号；曾获得第二届中国“内藤国际育儿奖”、“宋庆龄樟树奖”、“上海市离休干部先进个人”和“上海市教育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2008年被中国教育电视台等媒体授予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风云人物”称号；2012年荣获全国教育科学研究突出贡献奖。

吕型伟亲历了中国20世纪前半期的教育，参与了新中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全过程，不仅在基础教育国家决策咨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教育思想和理论特色。他敢说前瞻内行的真话，敢做前人未做的改革之事，乐做平易近人的智慧长者。纵观吕型伟的一生，是在各种力量的交织下成长和成熟的一生，其意涵丰富的经历展现了他开放、从容、刚毅和探索型的人格，可以说是教育之魂。

2012年7月17日11时32分，吕型伟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95岁。

2012年7月22日上午10时，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教育家，原上海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上海市教卫机关离休干部吕型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市龙华殡仪馆举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严隽琪，上海市政协主席冯国勤，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希，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定华，上海市政协副主席钱景林，老同志杨堤、罗世谦等送了花圈。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殷一璀、上海副市长沈晓明、全国人大常委龚学平、老同志陈铁迪等前往送别。

上海市龙华殡仪馆悼念厅庄严肃穆，大厅悬挂着巨幅挽联：“长歌当哭，人云不云，常谈不谈，吾侪每读妙言想晚翠；青史可仰，道听弗听，途说弗说，后学誓怀遗教振金声”，概括了吕老一生对教育事业的奉献与坚持。

2000年，吕型伟提议并捐款1万元在新昌中学建“师恩亭”，同年起，又在新昌中学设“吕型伟英才奖”，每年从其离休金中拿出至少1万元奖励当年新昌中学的优秀毕业生。

在全国教育界同行隆重庆祝第28届教师节之际，为了缅怀吕型伟先生为上海基础教育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进一步弘扬吕老先生“一生与教育有缘”的敬业奉献精神，2012年9月9日上午，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杨浦区人民政府在上海市东中学举行吕型伟图书室暨吕型伟教育思想研究室揭牌仪式。

吕型伟先生是在全国教育界有广泛影响，并为上海基础教育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著名教育家。在吕老先生的母校--市东中学，举行吕型伟图书室、吕型伟教育思想研究室揭牌仪式，这标志着上海教育界继承吕老教育思想，进一步弘扬吕老一生奉献教育事业的新的起点；也标志着上海基础教育同行学习吕老教育思想、研究吕老敬奉教育精神、推广吕老倡导教育改革思路的新的启程。

传奇的教育人生

吕型伟常语出惊人，他常说：“人云亦云不云，老生常谈不谈。否则怎么出思想、出人才？”

1918年，吕型伟出生于浙江省新昌县大明市镇藕岸村，父亲早早去世，靠母亲一人维持生计。但这位乡下母亲却非常有眼光、有见识，她咬紧牙关也要供孩子读书。

8岁，吕型伟入小学；13岁，考取了浙江省新昌中学。他从小就喜欢阅读，读中学时，校长见他喜欢读书，干脆就把学校图书馆交其管理。于是，他几乎是在图书馆里度过了自己的中学生涯。

“那时，我们不想考高中，我们想到苏联去，1935年看到邹韬奋写的《萍踪寄语》，我一看，世界上还有那么一个好地方，三个人说好了，找个工作筹点钱，从新昌步行到苏联去。于是我去办了一个小学，那时我17岁。”

17岁的吕型伟才初中毕业，就只身一人来到白岩村的山沟里，经过挨家挨户地上门宣传，居然招到了81个学生，借了一座破庙作校舍，办起了白岩小学。学生最小6岁，最大的18岁，比吕型伟这个当老师的还大。吕型伟说：“是我办的，我就当上了校长，但是这个校长是没人可以领导的，就是我一个人，校长我当，教师也是我当，烧饭也自己烧，打铃也自己打，就是这样一个大校长。”

一年以后，吕型伟终于明白走路去苏联的想法是幼稚的，而且感觉自己这个娃娃校长当得也不太像样，于是有了进一步求学的念头，但教育救国的思想却深深地扎下了根。

“我的经历中唯一与众不同的一点，就是先当校长，后当教师。”1946年吕型伟大学毕业，来到了上海，他在地下党开办的省吾中学教书，并加入了共产党。

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吕型伟奉命与教育家段立佩一起去接管国民党势力很强的市东中学。当时，全市有26所公立学校，其中市东中学的政治情况最复杂。校长姜梦麟是国民党上海市三青团的头面人物，每天坐着黑色汽车威风凛凛地出入学校，保镖带着手枪跟在后面。

后来，姜梦麟投降，但国民党不少骨干分子依然隐藏在师生中伺机作乱。6月30日，段立佩、吕型伟正式上任，接管大会开得很顺利，那天吕型伟穿了一套西装，坐在底下的师生都很诧异，为什么共产党派来的校长没穿军装呢？谁曾想眼前这位校长可是从浙江大学师范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年仅30岁的吕型伟早在14年前就当上了校长，只不过那时是自封的，现在可是陈毅市长任命的。

当进步力量逐渐控制了局面之后，就开始公开建团、建党，要求进步的学生越来越多，上海的中学中最难攻克的国民党堡垒被完全攻克，获得了新生。

上世纪50年代是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吕型伟没日没夜地搞教改，抓质量，亲自上课示范。当时因为学校容量有限，为了让更多的劳动人民子女上学，吕型伟费尽心思，创造了一种“三班两教室”的办学模式，就是用30个教室招收45个班级的学生。每个学生一周有两天全天上课，另有4天是半天上课半天活动，这样既能用足校舍，又能保证教育质量。结果这一做法迅速在全市推广，全市在不增加校舍的情况下，多招收了近1/3的学生。吕型伟在市东中学当了7年校长，使这所学校成为上海教育改革的一面旗帜。

吕型伟回忆说：“我的学生统计起来大概上万吧，有两点：第一，我还没发现在‘文革’中上窜下跳的学生，第二，到现在为止，我还没发现成为腐败分子的。我培养的学生基本能做到堂堂正正做人、实实在在做事。”

当校长出了名的吕型伟1956年起被调到上海市教育局，做市教研室主任、普教处处长，一直到副局长。有人替吕型伟打抱不平，这么有才干的他为什么官没有做得更大些？有人说他生不逢时，因为“文革”结束时吕型伟已60岁了，也有人说他个性太强，得罪了不少人。吕型伟自己却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把手都在抓政治运动，我倒是有机会一直在搞教育改革，这反而好，我首先是个教育工作者，而不是官员。他深入基层培养教师，手把手地辅导他们，像于漪、高润华、袁榕、倪谷音等这些全国著名的教师、校长，都是吕型伟发现并一手培养起来的。

吕型伟常说：“我这个人喜欢动，在位的时候也喜欢往下跑，办公室不太坐的，走到哪里讲到哪里，在大大小小会议上讲话，人家也喜欢我讲，讲真话、实话，不讲官话、套话，讲的都是业务上的事，所以我觉得我是个业务干部，不是政治干部。”

吕型伟喜欢说话，忍不住就要表态，他说话有人爱听，也有人不太爱听，因为他常语出惊人。他常说：“人云亦云不云，老生常谈不谈。否则怎么出思想、出人才？”

“文革”结束以后，中国教育迎来拨乱反正的“春天”，百废待兴。1978年冬，吕型伟以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的身份到法国访问，以后接连去了日本、美国考察。国外先进的教育教学理论和技术拓宽了吕型伟的眼界和思路，他把课堂教学称为传播知识的第一渠道，将课堂教学以外的信息渠道称为第二渠道，提出二者应该并重，于1983年发表一篇题为《改革第一渠道，发展第二渠道，建立两个渠道并重的教学体系》的文章。

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轩然大波。从上海市到教育部，不少教育界的领导公开表示反对。吕型伟又写了一篇《再论两个渠道》，寄到教育部主管的理论杂志《教育研究》。主编拿到文章，不敢做主，请示刊物主办单位中央教科所的所长。所长看了后说：“老吕是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我也是副会长，我没有资格审查他的文章。”主编只得又将文章送给分管刊物的教育部副部长，副部长觉得文章没有错，但不便表态。绕了一大圈，最后主编狠狠心：发！文章一发表，立即引来一番争论。

当时，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学生念的是一样的教材，考的是一样的题，叫做“一纲一本”，下面无权改动。吕型伟觉得，中国各地发展极不平衡，用同样的课程和教材来教，又用同样的考题来选拔，显然不科学。当时他担任全国教育部课程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在一次讨论全国课程教材的会上，他正式提出了“多纲多本”的主张，当场就有人反对。他坚持自己的观点，据理力争。最后达成妥协：搞“一纲多本”，即教育部制定统一大纲，在大纲指导下可以编多种教材。

但新的问题又来了，教材可以自己编，但高考还是全国命题。如此，新教材怎么编？编了谁敢用？吕型伟为上海教育作出的另一大贡献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想方设法争取到了上海高考自主考试权。到2002年，上海获得高考独立命题权17年之后，北京也加入了高考自主命题的行列。至2006年高考，全国共有16个省市试行自主命题，占居全国省份的半壁江山，“全国一张卷”的局面被彻底打破。吕型伟敢为人先、敢于探索的精神，在中国教育界有口皆碑，正是其开放且包容的胸怀，刚毅且敢于承担责任的勇气，有力地促进了上海乃至全国教育的发展，可以说上海的教育史铭刻着吕型伟浓厚的个人印记。

前沿的思想高地

现在是地球变暖了，人心变冷了。德育是未来教育的最大难题，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担心，是个国际性的问题。

虽然这位人称当代基础教育“活化石”的老人，早在20年前就离休了，但吕型伟仍一直活跃在中国基础教育的阵地上，更重要的是他始终在思考着中国基础教育何去何从的问题。

吕老对教育的研究是从研究蚂蚁开始的。

他从小就喜欢研究蚂蚁，后来从事教育工作，就开始观察和研究人的特性了。蚂蚁当然不能与人相提并论，但蚂蚁很聪明，它同人类一样，是一种组织严密的社会化动物。作为教育工作者，研究对象就是自称为万物之灵但又未脱动物共性的人。人类一贯妄自尊大，不愿意把自己同小动物混为一谈，但往往被自己营造的光环所迷惑，使教育步入歧途。比如当前的独生子女现象，家长们认为他们的孩子个个都是天才，长大都能当总统。但如果我们能还人类特别是儿童一个本来面目，我们也许会更客观、更理智地认识儿童，从而使教育工作更符合客观规律，更有实效。

他说，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使教育正面临重大而深刻的复苏。一种崭新的教育将在世界诞生，从而取代产生于工业时代一直沿用至今的教育模式。这种新教育模式将建立在两个全新的基础之上，其一是信息技术，其二是脑科学。一个是教育的物质基础与外部条件；一个是人类对自身的发现，可以说是内部条件。两者结合，将使教育产生一个飞跃，最终使人的潜能得到极大开发。

他认为，人们只知道有金矿、银矿，却不知道还有一个深不可测的、比金银更宝贵的“脑矿”。21世纪教育的最高目标就是使“脑矿”得到最有效、最充分的开发。人脑有140亿个神经元、9000万个辅助细胞，能储存1000万亿信息单位，相当于5亿册图书。显然，这个矿目前远未得到开发。人除了大脑，还有一双被科学家称为“第二大脑”的手。就是这两个器官，使人类与其他动物拉开了差距，值得好好研究。

当谈到未来教育发展问题的时候，吕老最担心的总是德育问题。

他有这样一段话让人印象深刻：“现在是地球变暖了，人心变冷了。德育是未来教育的最大难题，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担心，因为这是个国际性的问题。如今人类可以享受科技带来的成果，可以让飞天不再是梦想，可以克隆自己的生命，但是有一个问题无法解决，那就是德育。目前人类的道德不是在进步，而是在滑坡。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总是想我们的教育成果到哪里去了？”

他认为，十几年来，我们的德育工作效果不明显，主要原因是德育工作者观念保守，对道德内涵的理解太狭隘，而且充满功利主义思想，忽视了有深厚积淀的人文精神基础；方法简单，形式主义与浮躁现象充斥，满足于短期效益。

他风趣地打着比方：你们见过农村田地里用的薄膜吧！外面天寒地冻，里面温暖如春，薄膜为农作物创造了适宜的生长环境。德育工作也是一样，要给孩子创造适宜的好环境，要营造人才成长的小气候。可以从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学校、一个社区入手，营造一个优良的小环境，就像大棚一样，让“小气候起大作用”。

近年来，吕老一直在思考创新的问题。他说，在改革与发展的大潮中形式主义与浮躁的现象相当严重，我称之为浮肿病与多动症，口号不断翻新、模式层出不穷，仔细去检查一下，除了向你展现那一点形象工程以外，大都是文字游戏，其实一切照旧。我也曾说过这一场教育改革如果最终失败的话，原因大概就出自上面讲的两种病。病因是多样的，有的是为了出名，有的是出于无知，好像田径运动员，不知道世界纪录是多少，却自吹自己破了世界纪录，岂不要让行家笑话？

基于这样的忧思，他向时任上海市教科院副院长顾泠沅建议，希望参与教育部重点课题“面向未来的基础教育学校研究”课题组的同志要学习一点教育史，主要是教育思想史，特别是有代表性的人物及其代表作。

他常常感慨地说：“我虽然也努力学习教育理论，也努力在第一线实践，并力图有所创新，但现在回过头看，真正创新的、超越前人的几乎没有，我只是不停地学习、实践、探索，在传统派与现代派之间摇摆，如此而已。我深感进入信息时代与脑科学时代，教育肯定会有重大突破，从理论到实践都会有所突破，可我已没有机会了，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这一代，希望你们第一要学习，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第二要实践，要自己去办学；第三要多调查，多到处看看；第四要关心社会的变革与其他科学的发展，“教育思想常常出在教育以外”。

无尽的生命延续

他的思想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后辈晚生，他的生命在更多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们身上延续。

一个教育工作者最大的生命价值是什么？就是他的思想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后辈晚生，就是他的生命在更多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们身上延续。吕老就是这样一位令人高山仰止，却又永远让人去学习和追随的教育家。

在吕老晚年，他将自己横跨5个“五年计划”的教育部重点课题“面向未来的基础教育学校”交到了顾泠沅手中。顾泠沅感受到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不敢懈怠地继续前行。

说起吕老对他的影响，这位上海教育功臣动容了。他说，首先是堂堂正正做人，实实在在做事。吕老强调人的自主创造精神，认为不能在物欲和规范之间，泯灭了人的创造与个性。我曾经问过吕老这样一句话，“你有过仇人吗？”他说：“没有。”我知道，他在“文革”中也有过委屈，但他付之一笑。吕老为人为学的指标，可谓“和而不同，为而不争，宠辱不惊”。

其二，把教育事业和做学问联系在一起。当前的教师队伍，吕老的评价是“三有三少”：“有专业，少文化；有学科，少功底；有责任，少魅力”。在中国教育发展的节骨眼上，吕老都有自己的说法，疾风所至，锐不可当。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开发潜能，发展个性，教育社会化”的主张。针对教育界的形式主义与表面文章，吕老形象地指出三点，“浮夸、浮躁、浮肿”。对一些所谓素质教育的做法，吕老讥之为“多动症”，提出“基础教育必须返璞归真”的主张。他的文章不长，但都是干货。面对新世纪的中国教育，他指出其三个方面的症结，“应试至上；道德危机；人才出不了”。在教育部会议上语惊四座，“发展是硬道理，但硬道理也得讲道理不是？”吕老不赞成教改上搞“一刀切”，他认为，“学校教改应该是多样化的、原创的、立足自身的”。不规定预定的路线图，提倡“摸着石头过河”，不赞成盲目跟风。

其三，读书与云游。吕老做学问和我们不一样。两个特点：一读书，二云游。看很多书，野书和闲书，广读博览。80岁以后，仍然把读书看作人生的第一乐趣。吕老读书，并不拘泥于教育，从经济到文艺，广泛涉猎，寻找教育灵感。他说：“校长要具有教育思想，工夫在教育学之外。”前些时间，吕老还在研读两本书，《不确定性的科学》和《教育学的迷茫》，还在思索，如何从教育制度的视角去分析中国人为什么缺乏创造力。

其四，豁达乐观的胸怀。在吕老90岁高龄时，医生不允许他出来，但他还是喜欢去学校。关于他的长寿，吕老有段诙谐的说法：“为什么长寿？第一，是要睡过棺材；第二，是开过颅。”当年在安徽搞土改，没地方睡觉，吕老是在一口棺材里睡过觉的。睡过了，就不怕了。前几年，吕老曾经做过一次脑外科手术，脑袋上凿了一个筷子眼大的小洞，手术很成功。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吕老认为，教育是一个“不确定系统”，提出“摸着石头过河”。然后说，“摸着石头过河，那么，石头在哪里呢？”他用风趣幽默的话语提出了最关键的问题。回答别人提问的时候，吕老用这样的三句话来概括自己的一生：“我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我做过不少蠢事，一些错事；我还在探索。”吕老说的探索，不是空话，他研究教育史，注意到了教育史上的“钟摆现象”，找出了几组核心的矛盾，给出自己的结论——“在四对矛盾之中，寻找中间地带”。

顾泠沅的感悟代表了很多教育工作者的心声。吕老的为人为学，意境深远，理论恢宏。继往不守成，创新有所本，一个有生命的思想在延续，生生不息。

上世纪50年代首先提出创办工读学校。

1978年，在上海重建青少年科技指导站。

1979年，针对中等教育结构单一的弊病，提出应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并在上海办起七八十所职校。

上世纪80年代，在上海南汇等郊区县开展农村教育改革探索，提出“农（业）科（学）教（育）统筹，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结合”的观点，被中央接受。

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健身体育，反对单纯的竞技体育。

1984年，为了配合课程改革，为上海争取了高考自主权。

1984年，建议把“三个面向”作为教育的指导思想推向全国。

从1985年始，探索面向21世纪的教育模式，逐步在全国18个省市建立了教育试点示范学校，开展实验近20年。

1991年，提出了弘扬传统美德的口号。

“活化石”吕型伟

人称当代基础教育“活化石”的著名教育家吕型伟，虽然早就离休了，但他仍一直活跃在中国基础教育的阵地上，更重要的是他始终在思考着中国基础教育的何去何从。春暖花开的季节里，在上海一座普通居民楼的一套三居室——吕老的家中，这位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诙谐可爱的教育大家向记者侃侃而谈他对当前教育问题的认识与思考。

信息技术和脑科学最前沿

◆我是从观察蚂蚁到研究人

◆未来的教育模式将建立在信息技术和脑科学基础上

◆21世纪教育的目标就是使“脑矿”得到充分开发

问：听说您从小就喜欢观察和研究蚂蚁，后来又喜欢研究猴子，请问研究动物和研究人有什么联系吗？您长期研究的主要成果是什么？

答：我从小喜欢研究蚂蚁，后来从事教育工作，就开始观察和研究人的特性了。蚂蚁当然不能与人相提并论，但蚂蚁很聪明，它同人类一样，是一种组织严密的社会化动物。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的研究对象就是自称为万物之灵但又未脱动物共性的人。人类一贯妄自尊大，不愿意把自己同小动物混为一谈，但往往被自己营造的光环所迷惑，使教育步入歧途。比如当前的独生子女现象，家长们认为他们的孩子个个都是天才，长大都能当总统。但如果我们能还人类特别是儿童——正在从猴子变成人的过程——这样一个本来面目，我们也许会更客观、更理智地认识儿童，从而使教育工作更符合客观规律，更有实效。

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使教育正面临重大而深刻的复苏。我认为一种崭新的教育将在世界诞生，从而取代产生于工业时代一直沿用至今的教育模式。这种新教育模式将建立在两个全新的基础之上，其一是信息技术，其二是脑科学。一个是教育的物质基础与外部条件；一个是人类对自身的发现，可以说是内部条件。前者使教育的手段更加先进，后者使教育更自觉、更符合规律。两者结合，将使教育产生一个飞跃，最终使人的潜能得到极大开发。

我曾说，人们只知道有金矿、银矿，却不知道还有一个深不可测的、比金银更宝贵的“脑矿”。21世纪教育的最高目标就是使“脑矿”得到最有效、最充分的开发。人脑有140亿个神经元，9000万个辅助细胞，能储存1000万亿信息单位，相当于5亿册图书。显然，这个矿目前远未得到开发。人除了大脑，还有一双其他动物没有的被科学家称为第二大脑的手。就是这两个器官，使人类与其他动物拉开了差距，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未来教育中德育是最大难题

◆人文精神是培养优良道德的沃土

◆“和”是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内容

◆当教师的不要放弃每一个孩子

问：德育始终是教育工作者高度重视的问题，您如何看待当前的德育工作？

答：现在是地球变暖了，人心变冷了。德育是未来教育的最大难题，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担心，因为这是个国际性的问题。如今人类可以享受科技带来的成果，可以让飞天不再是梦想，可以克隆自己的生命，但是有一个问题无法解决，那就是德育。目前人类的道德不是在进步，而是在滑坡。令人毛骨悚然的“9·11”恐怖事件，我一闭上眼睛就想起两座大楼上冒出的黑烟。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总是想我们的教育成果到哪里去了？

我曾说，一个人学习不好是次品；体育不好是废品；品德不好是危险品。哪个轻、哪个重，应该很清楚。

十几年来，我们的德育工作效果不明显，我看主要原因是德育工作者观念保守，对道德内涵的理解太狭隘，而且充满功利主义思想，忽视了有深厚积淀的人文精神基础；方法简单，形式主义与浮躁现象充斥，满足于短期效益。

你们见过农村田地里用的薄膜吧！外面天寒地冻，里面温暖如春，农作物获得的是丰产，因为薄膜为农作物创造了适宜的生长环境。德育工作也是一样，要给孩子们创造一个适宜的好环境，这个环境就是人文环境。而人文精神是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有民族特色、国家特色，甚至有地方特色。我认为可以把人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心理素质、人生态度、道德修养和爱国情怀、精神世界等都包括进去。它的内涵是综合的，很实在、很具体，是一种巨大的、无所不在、潜移默化的力量。人文精神是培养优良道德的沃土，离开人文精神，孤立地抓德育，就如同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要营造人才成长的小气候。可以从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学校、一个社区入手，营造一个优良的小环境。就像大棚一样，让“小气候起大作用”。

目前重视培养民族精神是非常好的。从中国历史上看，近百年来，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与三座大山的压迫等客观环境，我们在民族精神的教育中，强调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与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十分必要。但是如果就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形成的民族精神而言，从更悠久的文化传统来说，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是一个“和”字。中国历史上强大的时候比如汉、唐、明等时代都强调与邻为善，与邻为伴，都是讲“和”的。比如郑和下西洋、张骞通西域送去的是文化，是瓷器，是丝绸，而不是战争，不是要侵略别人。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伟大之处，民族精神的伟大之处。当前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所以“和”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为什么不把这个重要内容挖掘出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呢？

对教师而言，搞教育就意味着不能放弃每一个孩子。我至今记得1955年的一天，我当时任校长，有个年轻人到办公室找我。我一看，原来是5年前的一个学生，我心里就格登一下：一定是他出事了！因为这个学生在校时非常调皮，老师们都拿他没办法，不只一次地建议开除他。后来我一忍再忍，这样一直到他毕业，也没开除他。但他毕业后，我一直担心他会干什么坏事。没想到他突然来了。我冷冷地说：“是你啊，什么事？”他说：“校长，我知道自己当时在学校实在是很坏，现在我要到一个边远的地方工作了，走之前，一定要来看看您，就是想告诉您，您的学生现在已经改好了，您就放心吧！”我听后眼泪都出来了，很感意外，同时也很感动。原来这个学生后来上了同济大学，已经毕业，要响应号召去支援边疆。这件事对我教育很大。从此，我树立了一个信念：人是可以教育好的，学校不能轻易处分一个孩子。处分容易，给他一个机会难。我们的教育应该有力量把不好的学生教育过来，要有耐心，要宽容，要允许孩子犯错误。

农村教育最需关注

◆我一直有农村教育的情结

◆我希望尽可能快地发展农村教育

◆硬道理也要讲道理，这个道理就是科学的发展观

问：当前农村教育已成为基础教育的重中之重，您是一位一直生活和工作在大城市的教育工作者，如何看待当前的农村教育问题？

答：中国基础教育的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这就是我这个生活在上海的老人，却经常把目光聚焦于广大中西部和农村教育的原因所在。离休后，我几乎跑遍了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市，动力也来自于希望看到中国农村教育的曙光。

我曾在云南的原始森林地区，看到一群孩子就在一棵大树下上课，树上挂了一块黑板就算是教室，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有个棚子也好啊！不要说西部，就是苏北、浙南，也有很困难的地区。我是从农村出来的，一直有农村教育情结。中国太大了，要解决所有的问题总得有个过程。我希望尽可能快点，尽可能公平些。也许是我年龄大了，我有点急，总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能看到农村教育有大的变化。

五六年前，我自己跑到上海南汇，看到一所希望小学的牌子。到里面一看，我震惊了，原来是所打工子弟学校，租了一间非常破旧的民房当教室，挂着一面国旗。就是在上海这样的城市也还有如此简陋的学校，我看了真地掉下眼泪。后来我就给中央写了内参，呼吁要关心民工子女的入学问题。

邓小平讲，发展是硬道理，硬道理也要讲道理，这个道理就是科学的发展观。近年来形式主义与浮躁的现象相当严重，我称之为浮肿病与多动症，口号不断翻新、模式层出不穷，仔细去检查一下，除了形象工程以外，一切照旧。再比如学校盖大楼的问题，可以搞，但不要太豪华。目前提出西部“两基”攻坚，我很赞成，关键是落实，要把钱花到最贫困的地方去，而且不要搞花架子。目前有些地方办教育有个倾向，热衷于把学校办大，把学校兼并起来搞园区，搞宾馆式的校舍，我是保守主义者，对此有点不大赞同。因为中国还是个穷国家。当然，话说回来，与其投资搞别的标志性建筑，相比之下，还是投资办教育好一些。

创新精神的培养最关键

◆人的创造性只能培养，不能靠灌输

◆培养学生的创造性，任何场合都可以

◆鼓励孩子们调皮，奇思妙想与胡思乱想是孪生兄弟

问：听说您从小就很会“玩”，就是现在也很能和孩子们玩到一起，而且您非常重视让孩子们在玩的过程中动脑筋，也就是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对这个问题您是如何思考的？

答：21世纪的教育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充分开发每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培养创造性思维与创新精神、创新能力。人的创造性只能培养，不能靠灌输。就像种子一样，需要一定的环境，包括土壤、气候、科学的灌溉和施肥。教育工作者就要善于创造一种适合培养孩子们创造性的环境。

中国的传统教育热衷于让学生进行原有知识的重复与积累，过多强调对正确答案的掌握，忽视孩子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其实培养学生的创造性，不用仪器和设备，任何场合都可以，因为它无处不在：对天经地义的事情提出怀疑，对已经有结论的东西提出质疑，对没有的东西要发现，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完善，这才叫学无止境。

我特别喜欢孩子，所以我家附近的小孩子经常有事就会找我这个爷爷来帮忙。有一次，邻居家的一个小男孩跑到我家来，告诉我说：“爷爷，我想把兔子放到你家阳台上养。因为我奶奶怕臭不让我养。”我说：“好啊，爷爷不反对。不过爷爷要经常出差的，兔子饿死怎么办？”他想了想说：“我发明一个自动喂兔子的机器吧，把兔子养在一个纸箱里，上面放个板子，要有一个坡度，上面吊个篮子，这样兔子吃完一棵菜，上面就滑下来一棵，兔子就饿不着了。”我说：“这个办法好，但是爷爷出差时间长了，青菜会干掉的，怎么办？”他歪着脑袋想了半天，答不上来，就说回家好好想想，想好了再来找我。我答应他，“只要想出解决的办法，爷爷就替你养着。”结果过了好几天他也没来，后来我碰到他，才知道兔子已经死了。我之所以给孩子提这样的问题，就是希望他能不断动脑筋。我们应该鼓励孩子从小就标新立异、异想天开、别树一帜，甚至胡思乱想。创造需要奇思妙想，但奇思妙想与胡思乱想常常是孪生兄弟呀。所以与其言必创新，不如扎扎实实地营造培养创造精神的环境。

我经常鼓励小孩子“捣乱”，我还会和他们一起“捣乱”，他们“捣”不过我，所以到后来，他们都明白，和我这个爷爷玩要动脑筋的，不然会上爷爷的当。

家庭教育对人影响最深刻

◆如果孩子能对你讲悄悄话了，教育就成功了一大半

◆家庭教育关键是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

◆要引导孩子上网，家长先要学电脑

问：您的四个孩子中有两位是大学教师，一位是小学教师，还有一位是工程师，孙子辈中一个是19岁就从上海交大毕业，还有两个都是在十六七岁就上大学了，而且各方面都很优秀。您对家庭教育怎么看？

答：孩子从小到大，一生中最早接受的，受影响最深的，还是家庭教育。家教如何衡量？对家长来说，如果孩子能够在你面前讲悄悄话了，你的教育就成功了一大半。

我这个人特别有儿童缘，孩子们对我都挺信任的。一次，我参加一所学校的活动，休息的时候有一个五年级的小女孩找到我说：“爷爷，我很苦恼，有一件事没地方说，能不能跟您说说？”我说：“你讲好了，爷爷绝对替你保密。”小女孩讲了：“我很喜欢班上的一个男孩子，我多次向他表示，他一点反应都没有，爷爷，您看怎么办呀？”我当时听了很是好笑，五年级学生懂得什么喜欢不喜欢，完完全全是种朦胧的感觉，所以我不能把它当真。我不能说，你这是早恋，你才五年级，应该好好学习，不应该考虑这事。当然我更不能鼓励她：你应该继续向他表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当时，我回答了她六个字：“别着急，慢慢来。”孩子想了一下说：“爷爷，我懂了，我太急了。”这个事情也许就在“慢慢来”中淡化了。我很高兴孩子对我的信任，这是教育最大的成功。所以信任是教育的关键，如果孩子们对家长不敢讲自己的心里话，教育肯定是无效的。

至于我的家教，我很看重的一点就是创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我家里满屋子都是书，床上、写字台上、马桶边，凡是可以坐的地方，都有书可以看。小孩子随手可拿来看看。我对孩子的教育很宽容，从来没有打骂过他们，他们犯错误了，我只是说：“你很能干嘛，居然能做这种事？”他们就再也不敢了。话不在多，在精。唐僧教育徒弟就太啰嗦了，结果适得其反。

当前是信息时代，如何引导孩子上网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家里能上网，孩子干吗跑网吧里呢？我建议要办电脑方面的家长学校，教育家长怎样使用网络，怎样正确指导孩子上网、怎样监控孩子上网。强硬地阻止孩子上网肯定是行不通的。

离休后的生活最惬意

◆“洗脑”让我返老还童了

◆我的生活依然充实

◆和小孩子在一起永远都不会老

问：您的身体看上去非常好，有什么“秘诀”吗？88岁了，还像原来一样以工作为主吗？

答：1996年，我脑子里有了血肿，后来医生在我的头上打了个洞，把淤血抽出来，然后又灌了盐水洗干净，所以我是“洗过脑”了。自打那以后，我头上的秃处长出了黑头发，多年的老年斑也褪掉了，原来的老花眼如今也不花了。我曾经建议医生研究一下原因，因为他们也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情况。

目前我还给两个国家级教育课题当顾问，不是名义上的顾问，“顾”得还是比较多的。除此之外，还经常外出，讲学、参加学术会议、搞调研等。前不久刚从广东、江苏回来，过一段还要去浙江。目前我要到国外、境外，必须市长签字才行，受限制了。因为他们知道我的年龄，怕我万一生病，不放心。所以我就选择去那些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另外我常回我中学的母校——浙江新昌中学，我用我每个月工资的一半在那里设立了奖学金，每年都要去给获奖的学生颁奖。

我一共订了8份报纸还有一些刊物，每天都看，有兴趣的内容就认真看。不过目前好多报纸办得不贴近读者，形式化的内容太多，我一看题目就知道里面写的是啥，所以就只是浏览。

我一生除了看书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如果有，那该算是音乐。前几年，我写了一首儿童歌曲《采脑矿》——“人人头上有个宝，原来取名叫大脑，长个大脑有啥用……”，专为它配了曲子，还请人加了“龙格里格龙”之类的伴奏，自我感觉相当好。后来兴冲冲地送到上海市少年宫小伙伴合唱团请他们试唱，结果小朋友说：“好是蛮好，就是不够新潮。”天晓得，那时候我已经84岁了，怎么可能写出流行歌曲来？

没想到我会活这么长，要不我早就学电脑了。很早以前，我就鼓励老师们和我的孩子们掌握信息技术，可是我自己没学，现在后悔了。

我呀，特别喜欢小孩子，打心眼里喜欢，和孩子在一起不会老的。有时候，我就想找个幼儿园和他们商量商量，每天借我一两个小孩子到家里来玩，我会让他们玩得好、吃得好，晚上我再给他们送回去。

如今，我是儿孙满堂，子女孝顺，家庭和睦，我和与我同岁的老伴相濡以沫，一家人尽享天伦之乐。目前的生活很充实，也很惬意。

1978年，针对凯洛夫教学论中不全面的“双基”观点，提出“加强基础，发展智能，提高素质”。

1979年，针对中等教育结构单一的弊病，提出“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势在必行”，主张“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实行高中阶段合理分流”。

1983年，针对以往仅仅通过课堂教学与课本来传递知识的教学模式，提出了“改革第一渠道，发展第二渠道，创建两个渠道并重的教学体系”，首次提出把信息技术的传递放在与课堂教学并重的地位，并引发了课程结构的重大改革。后来“第二课堂”被普遍使用。

20世纪80年代，针对农村学校严重的流生率和农村发展迟缓问题，在上海的南汇等地开展农村教育改革，提出了农科教统筹，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结合的观点。后在全国广为传播。

20世纪80年代初，率先在上海建立了教育科学研究所，后来全国各地都建立了省市一级的教育研究所。目前仍在呼吁中国要建立教育科学院。

1984年，为了配合课程改革，为上海争取了高考自主权。质疑“一纲一本”，提倡“多纲多本”。

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健身体育，反对单纯的竞技体育。

1984年，建议把“三个面向”作为教育的指导思想推向全国，为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确立了战略方向和指导方针。

1989年，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会议上提出了“教育社会化、社会教育化”的主张。后来，社区教育成为国家教育科学研究的重点课题。

1991年，提出了弘扬传统美德的口号，后主编了《中国传统美德五千年》等书。

为了推进中小学整体改革，从1985年始，逐步在全国18个省市建立了教育试点示范学校，探索面向21世纪的教育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