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友梅，字思鹤，又字雪明，广东香山县石岐镇兴宁里人（今中山石岐区兴宁里人）。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开基创业的一代宗师、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者与奠基者；为中国音乐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中文名：萧友梅

国籍：中国

出生地：广东香山县石岐镇

出生日期：1884年1月7日

逝世日期：1940年12月31日

职业：音乐理论家，作曲家

毕业院校：东京帝国大学

主要成就：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者

萧友梅是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奠基人和开拓者、音乐理论家、作曲家；字思鹤，又名雪明；1884年1月7日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市），1940年12月31日卒于上海；萧友梅是中国第一所正规的专业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今上海音乐学院）的创始人之一。

萧友梅的父亲萧煜增，原是前清的秀才，后以塾师为生。萧友梅5岁时（1889），随父亲移居澳门，如倾向新学的儒生陈子褒所设的学校——“灌跟草堂”学习。萧友梅在那里不仅打下了就学的根底，还在外语方面获得了良好的培养。

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也是广东香山人士，而且孙、萧两家是彼此熟识的世家。萧友梅从小就与孙中山相识，后来又都是同盟会的革命同志；1889年萧友梅入广州的著名新式学堂——“时敏学堂”。

1901年毕业，作为该校的第一届毕业生随其校长邓家仁留学日本，萧友梅先在东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学习，后转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育系，1904年，他开始在东京音乐学校学习音乐。1905年，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等人在那里成立了同盟会。1906年，经孙中山介绍，萧友梅加入了同盟会。

1909年回国，1910年取得了“文科举人”的名位，1912年中华民国正式成立，萧友梅被任命为总统秘书。同年，孙中山被迫下野，萧友梅旋即回广东，在胡汉民主持的广东省都督府任教育司学校科长。

1912年11月，萧友梅作为公派生赴德国入莱比锡音乐学院学习教育学，1915年夏，修毕了音乐学院的课程，1916年以论文《十七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研究》获得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在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和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任教并担任领导。

1927年与蔡元培等人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所专业音乐学院——上海国立音乐院，任教务主任，1929年改建为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由他主持校政。他致力于音乐教育事业，为创立和发展中国近代专业音乐教育作出重要贡献——他是我国较早上掌握西洋近代作曲理论，进行专业音乐创作的作曲家。

其妹夫为中国近代著名法学家、教育家、政治家王世杰。

1899年入广州时敏学堂，两年后由学堂堂长率领自费留学日本；先入东京高师附中，同时在东京音乐学校学声乐、钢琴；1906年获广东省官费留学名额后，入东京帝国文科大学哲学系攻读教育学，并继续东京音乐学校的学业。同年经孙中山先生介绍入同盟会。

1909年在帝国文科大学毕业后回国，参加清政府为留日学生举行的毕业“殿试”，中“文科”举人，翌年被清政府委派为学部视事。

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民国首届临时政府大总统时，被委任为总统府秘书员。同年秋再次获官费赴德留学，同时就读于莱比锡大学和莱比锡音乐院，并于1916年秋以第一篇系统研究我国民族乐队历史的专论——《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获莱比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萧友梅同时在莱比锡国立大学攻读哲学与教育学；之后，他又转到柏林大学选修哲学、教育学、伦理学、儿童心理学、音乐、美学等课程；写有《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古今中西音阶概说》等文章。同时，他又在施特恩音乐学院研究作曲配器、指挥及古谱读法。

萧友梅回国后，先任教育部编审员兼北京高师附属实验小学主任。次年受北大聘，任该校讲师及所属音乐研究会导师，并与赵元任等发起成立乐友社。决心实现自己的理想，毅然选择了开创音乐教育事业的艰苦道路。旧时，音乐这个专业不被重视，在高等学校里不过是附庸，有的与美术合在一起称为图音系，有的与体育合在一起称为音体系，有的更是大杂烩称为图工操唱。

同年复奉教育部长蔡元培命创建北京女子高师音乐体育科；分科后任音乐科主任，为我国大专院校第一个音乐系科的设置立下了头功。

1922年北大将所属音乐研究会改组为附设音乐传习所后，又同时应聘为这所我国第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高等音乐教育机构的教务主任，并在该所成立了我国第一支基本由国人组成的附设小型管弦乐队，亲任指挥，这个乐队前身是清末民初海关税务局的管弦乐队，连指挥萧友梅一共17人，这个乐队虽小，但从1922年底到1927年将近5年时间，共开过40余次音乐会，演奏了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等作曲家的作品，为北京群众介绍了西方音乐艺术——这也是第一个由中国乐师演奏，由中国人指挥的乐队，在当时很受欢迎。

由于萧友梅多年的奔走推进，北京的一些大专学校先后设立了音乐系（科），音乐教育事业初具规模并引起世人注意。1922年全国实行新学制时，以前可上可不上的“乐歌”随意课改名为“音乐”课，并且规定为小学的必修课。

经过萧友梅的多年努力，北京逐渐成为全国的音乐中心，但是他梦寐以求的是要建立一所符合国际标准的音乐学院，为此，他多年向教育部提出计划，但都毫无结果。奉系军阀张作霖接管北京政权后，其教育总长刘哲1927年6月以“有伤社会风化”、“浪费国家钱财”为由，下令停办北京国立院校的所有音乐系科。萧友梅苦心经营了5年的北大附设音乐传习所也被迫解散。这时北伐军已经攻占了长江流域，蔡元培就职于南京政府，萧友梅也南下去寻求发展。

1927年10月1日，蔡元培就任南京政府大学院（后改为教育部）院长，经他力争，政府终于通过了萧友梅创办国立音乐院的计划。萧友梅作为“音乐院筹备员”提出了一个按招生人数分年递加经费的5年计划，每年招生50名，需经常费每月3000元。至于所需的60000元开办费及校舍建筑费，财政部仅许以“于战争结束后即筹划拨给”的空头支票。头一个月的经常费还是萧友梅在孙中山大总统府时的同事杨铨为之力争来的。萧友梅10月24日收到此款，遵从杨铨“赶快筹备”的嘱咐，就用这3000元权充开办费，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专业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

音乐院租用陶尔斐斯路（今南昌路）56号为校舍，1927年10月26日登报招生,11月1日起报名。由于正常开学日期已过，投考者不多，好在招生广告上写明由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担任校长，学生才逐渐增多。经过考试，共录取了23名学生。萧友梅被聘为国立音乐院教授兼教务主任。后蔡元培因公务繁忙，任命萧友梅为代院长。次年又聘任萧为院长，但他三次回函谦辞未就。

音乐院创办以后，因经费短缺而常不能按时交纳房租，院址不得不频繁迁移。1928年2月迁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两座洋房，8月又迁至毕勋路（今汾阳路）。由于学生增多，学院每月经常费加至5000元，但是财政仍然十分紧张。1929年6月，学生因宿杂费问题和校方发生冲突而罢课，并激发了学潮。萧友梅因此事向教育部提出辞职，国立音乐院宣告停办。萧友梅积劳咯血去莫干山养病。

适逢南京政府修正“大学组织法”，规定仅传授一种专门技术的学校都改为专科学校，萧友梅为此于1929年7月致函同盟会挚友，时任立法院长的胡汉民说明国内外的情况，希望仍单独设立音乐院，7月26日南京政府公布了“专科学校组织法”，萧的意见未被采纳。8月19日教育部长蒋梦麟聘请萧友梅担任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长。原音乐院的学生需凭音专的通知重新注册；冼星海、熊乐枕、蒋凤之、陈振铎等12名学潮中为首的学生仅收到一张“学分成绩单”，被取消了入学资格，后来成为大音乐家的冼星海是萧友梅曾经帮助过的学生，他和其他几位同学被当局开除令萧友梅非常痛心。

萧友梅任校长以后，按照自己的理想尽力推进中国的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经过数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使国立音专成为具有相当规模与国际水准的中国最高音乐学府。

萧友梅不仅是一位杰出的音乐教育家，更是一位爱国者。他始终关注民族命运的安危。1928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曾创作过乐曲《国难歌》和《国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五天，萧友梅主持的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就成立了抗日救国会，萧友梅率师生为抗日义勇军募捐了一千多元，汇寄给黑龙江马占山军，他还为义勇军创作了一首歌曲《从军歌》，传唱一时。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音专在江湾建成的新校舍遭到了敌机的轰炸。萧友梅组织人员在1937年10月迁到马斯南路（今思南路）坚持办学。一年后，又将学校一分为三。到1939年9月，音专再迁公共租界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的一幢残破的楼房中。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危险的环境中，萧友梅的音专一直没有停止教学，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萧友梅早年患有肺结核病，因长期积劳，身体健康每况愈下。但他仍然每天办公，主持校务并为学生讲课。1937年11月，萧友梅在音专创办的《音乐月刊》发刊词中写道：“在此非常时期，必须注意利用音乐唤起民众意识与加强民众爱国心。”1940年汪精卫成立汉奸政府，敌伪利用留日与同盟会的老关系威逼利诱，妄图拉萧友梅下水。此时的萧友梅，虽然贫病并加，且处于险恶的环境中，但他毫无所动，显示了高贵的民族气节。

1940年12月31日，因结核菌侵入肾脏，萧友梅在上海体仁医院病逝，享年56岁。

萧友梅在留德期间所作《D大调弦乐四重奏》是我国第一部弦乐四重奏。所作以中小学校学生为对象的《今乐初集》（1922）和《新歌初集》（1923），是我国最早出版的两本教材歌曲和个人作品专集；收入前者的《问》，为其最有影响的代表作，曾在当时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广为传唱，1924年为纪念“五四运动”5周年而作的《五四纪念爱国歌》，则是我国最早讴歌这场伟大运动的曲作。而作于1930年的《秋思》则是我国第一首大提琴独奏曲。作为一校之长，萧友梅主持校政也颇具远见卓识和为后人仿效的创举。学校成立之初，他即根据国情，于传授西方作曲理论及表演艺术的各学科组之外，增设传授我国民族乐器演奏技术的国乐组，并亲自主讲有关我国古代音乐史的“旧乐沿革”。从1930年起，又与黄自等先后发起成立乐艺社和音乐艺文社，组织力量编辑出版校刊《音》和《乐艺》、《音乐杂志》、《音乐月刊》、《林钟》等定期或不定期刊物。学校工作之余，萧友梅还从事著述和创作，编撰小提琴、和声学、普通乐学等教科书。

萧友梅先生对中国音乐文化事业做出的卓绝贡献将永远为后人铭记。

萧友梅先生在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他曾担任孙中山临时总统府秘书；同年10月，再次出国，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及莱比锡音乐学院攻读，获哲学博士学位；1920年归国后任北京教育部编审员，并兼任高等师范学校附设实验小学主任，9月与杨仲等创设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体专修科；在回到北京后，他就谒见了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当时蔡元培已经在北大组织了一个音乐研究会，还发行了一本《音乐杂志》，萧友梅读到该刊物后，便陆续为其撰写文章，并接受蔡元培的邀聘出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和音乐研习会导师；

1922年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成立后，他担任教务主任。

1923年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成立，兼任系主任。

1926年北洋政府摧残艺术教育，晋令取消各校音乐系，萧友梅被迫南下。在蔡元培支持下于1927年11月在上海建立了“国立音乐院”，这便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所高等音乐学府，萧友梅初任教务主任，次年任院长。1929年该院改名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他任校长，直至1940年12月31日病逝于上海。

萧友梅是我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者，他毕生主要精力投献于教育事业，同时在音乐创作上也有显着贡献，共写有歌曲一百余首及其它体裁作品。

1922年和1923年先后出版了创作专辑《今乐初集》和《新歌初集》。影响较大的歌曲作品有《问》、《卿云歌》、《南飞之雁语》、《五四纪念爱国歌》、《国耻》等。此外，他还编写了《普通乐学》及许多介绍西洋技术理论的书籍和教材。

同时，萧友梅先生还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现代早期音乐人才，如冼星海、贺绿汀、江定仙、李焕之等。

萧友梅编写的音乐教材：有1924年的“风琴教科书”、1925年“钢琴教科书”、1927年的“小提琴教科书”等，著有“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古今中西音乐概说”和“中国历代音乐概略”等学术论著，还创作了“新霓裳羽衣舞”、“哀悼引”等作品。

萧友梅在音乐创作和音乐学方面也有显著成绩，音乐作品主要有弦乐四重奏《小夜曲》（1916，为中国第一部重奏作品），钢琴曲《哀悼引》、《新霓裳羽衣舞》，大提琴曲《秋思》及《问》、《五四纪念爱国歌》等100多首声乐作品，音乐学著作主要有《和声学》、《普通乐学》、《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古今中西音阶概说》、《中国历代音乐沿革概略》等。

据天津大学网站证实：原创于1935年，为纪念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的建校40周年而谱写的北洋大学校歌，也是由其完成。此校歌由天津大学继承，演唱至今。其中“不从纸上呈空谈,要实地把中华改造”的歌词，振奋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

萧友梅还凭借自己渊博的学识和艺术才华，编撰了一大批音乐教材、论著，并创作有多种体裁的音乐作品。1920年出版了《乐学研究法》，1920-1921年出版了《和声学纲要》，1924一1925年出版了《初级中学乐理教科书》（六册），1925年出版了《钢琴教科书》、《风琴教科书》，1927年出版了《小提琴教科书》，1928年出版了《普通乐学》与讲义《近世音乐史纲》。20年代初，他陆续创作了一些配有钢琴伴奏谱的艺术歌曲，大都被收录在商务印书馆1922年出版的《今乐初集》、1923年出版的《新歌初集》和1924一1925年出版的《歌集》1一3册中，这些都是我国早期艺术歌曲的代表作和最早出版的作曲家的个人专集。他的创作，以反映青年学生的校园生活和对美好的大自然的心灵感受居多，如《中华好》、《南飞之雁语》、《新雪》、《登高》、《星空》、《杨花》等。有的作品则表达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对祖国的深厚感情，如《五四爱国纪念歌》、《国民革命歌》、《国难歌》、《从军歌》，悼念黄兴、蔡锷的《哀悼引》，悼念孙中山的《总理奉安哀辞》等等。他在深研西洋乐理的同时，对中国的传统音乐也很重视，主张“古今中外的音乐都要学习”，“音乐的骨干是一民族的民族性”。他曾谱写了大型合唱曲《春江花月夜》、大提琴曲《新霓裳羽衣舞曲》等，虽不尽完善，却也不难看出音乐家于此所倾注的心力。

二十世纪中国的音乐教育，萧友梅是最有贡献的人之一；1927年10月1日蔡元培就任南京政府大学院（后改为教育部）院长。在他的奔走下，政府通过了萧友梅提出的创立国立音乐学院的计划。萧作为“音乐院筹备员”，制订了极为详尽的办学计划（包括招生人数、筹建校舍、经费使用等）。10月26日国立音乐学院登报招生，院址设在上海陶尔斐斯路56号。专门学习音乐的院校登报招生，这在当时确属新鲜事。人们囿于封建传统观念，不免对此取观望徘徊态度。即使是在当时善领风气之先的上海，情况也是这样，因此报名人数极少。在“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担任院长”的广告感召下，勉强招了二十余人。11月27日正式开学（后即以这一天为校庆日）。萧友梅任教务主任，后来，因蔡元培公务繁忙，12月3日任命萧友梅为国立音乐学院代院长。

由于他的事业心与责任心极强，淡泊名利，不谋仕途，学校从一开始就建立了严格的管理制度，保证了人才的质量。后来成为著名音乐家的丁善德就是在1928年以自学的一点琵琶知识从昆山前来报考的，萧友梅慧眼识英才，将其招入学校悉心培养，日后果成大器。

1928年冼星海由北平来上海考入国立音乐学院，因家贫无以维系，萧为他安排了文字抄写工作以半工半读。冼星海还会吹单簧管，萧友梅带他去报考工部局乐队，因水平不够而未被录取。其实，早在1926年萧友梅任国立北平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主任时，就曾为当时在该校就读的贫苦学生冼星海安排抄谱或做图书管理员，得些收入来补助生活。

1929年，南京政府修正大学组织法，规定仅传授一种专门技术的学校都应改为专科学校，并公布了“专科学校组织法”。国立音乐学院也于此时更改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萧友梅任校长。他将当时在上海甚至全国各地能够找得到的著名中外音乐家，或高薪聘请或苦言相劝，网罗在自己的麾下。就连国文、英文等共同课，他也是请水平最高的人来教。如易韦斋、龙榆生（时为暨南大学国文系主任）曾任这所学校国文课的教师。

1929年，世界著名钢琴家、俄罗斯的查哈罗夫旅居上海。为请其任教于国立音专，萧多次登门拜访，并将月薪提至400元（普通教授为200元）。实践证明，查哈罗夫从那时起直至1942年病逝于上海，对中国钢琴教学水平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1930年秋，萧友梅聘请留美回国的著名音乐家黄自任教务主任。此后，二人携手为中国刚刚起步的专业音乐教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萧友梅还致力于编写音乐教材：有1924年的“风琴教科书”、1925年“钢琴教科书”、1927年的“小提琴教科书”等，著有“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古今中西音乐概说”和“中国历代音乐概略”等学术论著，还创作了“新霓裳羽衣舞”、“哀悼引”等作品。

萧友梅先生艰苦创业、勤俭办学从严治校、事必躬亲，为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不朽的光辉业绩。

1982年11月27日上海音乐学院举办建院55周年校庆活动，为萧友梅的铜像落成举行了隆重仪式，以纪念他创办中国第一所高等音乐院校的不朽功绩。

“五四”以前，中国传统的音乐教育只限在文人的自娱性音乐方面，例如弹古琴他们只是作为修身养性的一种手段。从事表演的活动，是由社会底层的“戏子”们担任的，至于京剧的“票友”是后来的事。这些活动与“国民音乐教育”并不是一回事。萧友梅1901年赴日本留学，在东京音乐学校学习钢琴与声乐，并在帝国大学学习教育。1913年又到德国莱比音乐学院和莱比大学学习，取得博士学位后于1920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体育专科、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和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任教，并担任领导工作。在蔡元培的支持下，1927年在上海创办了国立音乐院，这是中国第一所专业音乐院，为音乐教育事业与培养专业音乐人才奠定了基础。

萧友梅纪念碑

经中共中央统战部、北京市委统战部、海淀区委统战部批准并与属地民政部门协调，同意北京大学、上海音乐学院、中山市人民政府、北京音乐家协会、中央音乐学院联合为萧友梅在北京西郊碧云寺下祖坟地上，立一自然纪念碑并栽种八棵翠柏，以纪念北大音乐传习所成立85周年、上海音乐学院成立80周年。

在纪念碑揭幕仪式上，萧友梅先生的后人、学生的后人都纷纷赶到现场。贺绿汀、丁善德、喻宜萱等老一辈音乐家的子女也赶到现场，高度评价了萧友梅先生对中国现代音乐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等专业音乐学校的院领导也出席了纪念碑的揭幕仪式。

据悉，在纪念碑揭幕的同时，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分别编撰的《萧友梅编年纪事稿》、《萧友梅全集》（第二卷）也举行了首发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