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城（1904-1983），国民党中将，著名爱国将领，江苏文史馆馆员。又名陈精诚、陈金黻，全椒县界首街人。陈于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12月考入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民国十八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三旅五团一营营长。民国二十年，任开封行营讨逆军第二军团独立第三十三旅六九九团上校团长。民国二十八年，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第十六期第四总队少将总队长，后提升为胡宗南部师长。民国三十三年日军发动“湘桂战争”，南进广西，侵贵州危及陪都重庆。陈金城师被空运贵州防堵，与日军激战于独山。日军退出贵州后，陈晋升为军长。民国三十七年，陈在国民党第二绥靖区服务，先任整编四十五师师长，后任九十六军中将军长。1946年（中华民国三十五年）6月3日中午，蒋介石夫妇由北平飞抵济南。在空军第九战区司令部设行辕，召见山东国民党军政首脑王耀武、丁治磐（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李仙洲（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夏楚中、何思源、庞镜塘、臧元骏（三青团山东省支团部主任）、裴鸣宇、贺执圭（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参谋长）、李弥（第八军军长）、霍守义（第十二军军长）、陈金城（第九十六军军长）。民国三十八年3月27日，九十六军被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击溃，陈被俘。1959年，中央颁布特赦令，陈金城获释，任江苏文史馆馆员，住南京，提供大量文史资料。1983年1月病逝。

中文名：陈金城

别名：陈精诚

国籍：中国

出生地：安徽省全椒县界首镇

出生日期：1904年3月5日

逝世日期：1983年1月6日

职业：第九十六军军长

毕业院校：黄埔军校

军衔：国民党中将

陈金城，字都，后改字精诚。1904年3月5日（清光绪三十年正月十九）出生于安徽省全椒县界首镇。陈家世代经商，家境较为富裕，陈金城自幼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921年在县立中学毕业后，继考入与全椒相邻的南京蚕桑学校学习。就学期间，陈金城目睹了列强欺凌中国，以及北洋政府无能的种种窘境，使他深刻认识到救国的必要性。在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后，他认为只有使用枪秆子推翻现有腐败政府，重建一个民主国家才是救国之道。

1924年在蚕桑学校毕业返家后的陈金城听闻他的中学同学们纷纷应考黄埔军校第一期，便将自己也想投考黄埔军校的想法告诉了长辈。结果他的父母表示反对，反到是他的姨夫盛竹虚极表支持。正巧盛竹虚的学生杨虎正在广东担任北伐讨贼军第2军第1师师长，陈金城便带着姨夫的介绍信，只身一人前往广东求学。

陈金城抵达广东后得知黄埔军校第一期已招生完毕，无奈间只得在杨虎的第1师师部当一名差遣。几天后广州公安局局长吴铁城举办警卫军讲武堂，求学心切的陈金城便立即辞去差遣，以备取生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了讲武堂。1924年10月，警卫军讲武堂奉命并入黄埔军校，这对陈金城来说无疑是一件值得振奋的事，长久以来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在经过并校程序之后，陈金城以优异的考核成绩被编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工兵科学习。由于当时军校缺乏工兵教练器材，学员很难掌握到工兵技术，陈金城便申请调往步兵科，被编为第2队学员。

陈金城在黄埔军校就学期间勤奋刻苦，成绩始终名列前茅，被第2队队长郜子举任命为学习小组长。之后又在区队长惠东升的介绍下，加入了青年军人联合会。青年军人联合会是由共产党员组织的团体，而由国民党员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则与青军会形成鲜明的反差，由于两会政见不同，双方时常发生争执，最终导致了枪击事件的发生。1926年3月，校长蒋中正下令解散青军会，共产党为了国共合作的顺利，便被迫接受了这一命令。

由于陈金城并非共产党员，在两会争执期间，他也没有参与进去。加上他擅于交际，在军校一、二、三期学员中的人脉十分广泛，后来成为军队中重要高级将领的胡宗南（一期）、王耀武（三期）等人都和他成为了好友。而陈金城亦在一期学长胡宗南、冷欣等人的影响下脱离青军会，转而加入了孙学会。所以当青军会被迫解散时，已经是连长的陈金城并未受到丝毫影响，他也暗自庆幸自己的及时转会。

1925年1月，正在军校学习的陈金城被编入学生军，由校长蒋中正率领参加东征讨伐陈炯明。在淡水、棉湖等几次战斗中，陈金城一边学习军校课程，一边参加攻城战斗，使他能够在实战中迅速成长起来。东征军历时两个月，终于平息了陈炯明的叛乱。而正进驻潮汕的学生军奉命就地组建分校，陈金城便在潮汕分校完成了学业，并被分派至军校教导第1团第1营担任见习排长。由于广东政局动荡，继陈炯明叛乱之后，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又在广州发动叛乱。陈金城在尚未领到毕业证书的情况下便于1925年6月随军开赴广州平息杨、刘叛乱。在战斗中，陈金城每逢作战必身先士卒，以身作则，此举深得营长惠东升的赏识，遂被真除见习实任少尉排长。

1925年8月26日，教导第1团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1师，陈金城调任第1师师部担任中尉参谋。这对一个尚未在军校正式毕业便已是军队中一名中尉军官的陈金城而言，实在有点不可思议。一个星期之后，即9月6日，延迟毕业的军校第二期学员终于拿到了期盼已久的毕业证书，并召开了毕业典礼。陈金城终于得愿以偿，在黄埔军校毕业了。在军校毕业的同时，他又得到了上尉参谋委任状。这对从1925年4月完成学业到9月正式毕业的黄埔军校二期学员来说，仅在五个月内已官至上尉实属少见。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当时的国民革命军对军官需求之迫切亦可见一般。

1925年10月，陈金城随部参加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在进攻惠州城的战斗中，曾经是陈金城上级的惠东升（时任第4团第3营营长）在火线上紧急接任第2师第4团团长（原团长刘尧宸在攻城时殉职）。惠东升到任后，请调第1师师部上尉参谋陈金城担任第4团辎重队少校党代表。而陈金城宁愿平级调任队职也不愿担任政工工作，遂被惠东升委任为第4团第2营上尉连长。第二次东征结束后，第4团开赴广州整训。1926年2月26日，第2师师长王懋功因涉嫌“图谋不轨”的罪名被免职（实为军队内部互斗），继任师长刘峙到任后重新调整人事。其中第4团团长惠东升调任第6团团长，而陈金城也同时被调任为第6团第2营第4连上尉连长。

北伐鄂鲁改编赣军

1926年7月9日，国民政府遵照孙中山先生遗志，在广州誓师北伐。陈金城所在的第2师被编为总预备队，沿粤汉铁路线随第1军主力跟进，讨伐直系军阀吴佩孚。8月30日，第2师继第4军独立团之后进抵湖北武昌，参与到进攻武昌的战斗中。由于武昌易守难攻，城外地形又平坦开阔，这给攻城部队造成了惨重的损失。

为了尽快攻占武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决定在各路援军抵达之后于9月3日拂晓总攻击，并首先要各部队组织敢死队率先攻城。时任第6团连长的陈金城和其他各部的连、排长们都争先恐后的报名，最后他和第1、第4、第7连的三名连长一起被团部选定为敢死队队长。随着总攻命令的下达，第6团敢死队官兵开始了对武胜门的攻击。敢死队奋勇登城，与守城敌军激烈拼杀，然而因后援不继，大部牺牲在城头。作为敢死队长的陈金城在胸部中弹的情况下，两次登上城头指挥官兵作战，终因伤势过重被救护队救了下来。北伐军在第一次总攻失败后又接连发起几次进攻，终于在10月10日攻占武昌，俘虏守城总指挥刘玉春。陈金城则因伤势较重，被送往南昌医院治疗。师部考虑到陈金城伤势较重，需要长时间的修养，同时也考虑到他在进攻时的英勇表现，便于12月提升他为第5团少校团附，让他可以在后方安心的接受治疗。

1927年6月9日，完全康复的陈金城被调任第31军政治部中校科长。第31军是向国民政府投诚的五省联军白宝山、张中立部改编而来。该部虽加入革命行列，但官兵大都为赣人，思想守旧，投诚又是限于形势所迫，军心极度不稳，军长郑绍虔又是五省联军的投诚将领。有鉴于此，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调东路军先遣司令、出身于赣军的李明扬担任31军副军长，以赣人带赣军，希望加快改造这支赣军的步伐。而作为黄埔二期毕业的佼佼者陈金城亦于此时调派到31军，担任政治部中校科长，从旁协助李氏。

当陈金城带着一批政工人员到任后，在副军长李明扬的支持下，积极开展基层工作，改造士兵生活状况，灌输革命思想，迅速与基层士兵打成一片，部分带有进步思想的军官也逐渐地开始靠拢过来。同年8月，就在31军奉命进入浙西地区作战时，陈金城得到密报，说军长郑绍虔正秘密联络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商讨反水事宜，他立即将这一严重情况报告给副军长李明扬，随即又由李明扬上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在经过一番秘密安排之后，31军于9月22日被友军突然包围。军长郑绍虔被逮捕扣押，部队则在经过整顿、裁汰老弱之后被缩编为独立第3师，由副军长李明扬担任师长。

陈金城在协助李明扬整顿好部队之后，于1927年12月调往第1军任独立团中校团附。1928年4月随军入鲁继续北伐，曾在临城于安国军第2方面军团作战。1928年7月25日，第1军根据编遣会议中的整编方案，将主力整编为第9师，陈金城在这次整编中改任第9师第26旅第51团第2营中校营长。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陈金城随部由浦口出击，直取武汉。不久由于桂系内部分裂，第9师兵不血刃的占领了武汉。蒋冯战争爆发后，第51团奉命侧袭冯玉祥西北军于老河口，继又在武胜关大破敌军。这一战役，陈金城和第51团团附刘戡都表现的极为出色。战后刘戡升任第51团团长，所遗团附一职则由陈金城递升。

围剿红军荣立“战功”

1930年初，江苏省政府鉴于省内警察多为旧军队退伍军官，素质良莠不齐。为了改良警官素质，省主席叶楚伧、民政厅长缪斌决定在镇江成立江苏省警官学校，以培养合格的警务人员。警官学校在筹备时极度缺乏具备军事素质的教官，于是便商请军委会从军队内派遣一批军官来校帮助。陈金城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于同年3月间奉命调任警官学校中校队长，负责该校的体育及武术教育。几个月后，陈金城觉得这种生活并不适合于他，便萌发了返回部队的想法。恰巧在这个时候，陈金城的军校一期学长、时任独立第15旅旅长唐云山向他发来一封邀请函，问他是否有意前往该旅就任中校参谋主任。这一来函，顿使陈金城喜出望外，当即写了辞职报告，赶赴武汉就职。

独立第15旅原为新编第1师缩编而来。由于原师长曹万顺带兵无方，导致部队发生哗变，大部叛逃。其残部在被第4军包围缴械后，军委会便将这所剩的2000多人交给了第1师第1旅第2团团长唐云山整顿，并给了独立第15旅的番号。1930年2月，该旅开赴江西吉水围剿红军，但是遭到红军朱德部突然袭击，旅部被歼，所属三个团亦损失大半。旅长唐云山为了能够尽快恢复起这个旅的战斗力，便大发邀请函给他的学弟，陈金城便是其中之一。他在1930年9月到任后极力辅佐旅长唐云山，同是也使他与唐云山的友谊更深了一步。

1930年12月，独立第15旅发生了一件大事，该旅驻大冶的第2团第1、第2两个营的士兵与部分排长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划下发动武装起义，他们打死营长、逮捕连长和当地的县长乡绅等人，接应红军入城。事情发生后，参谋主任陈金城建议唐云山立即调动第1团和第2团第3营，统由第1团团长罗奇指挥，并打着独立第16旅的旗号反攻大冶。而红军方面更是误以为进攻部队有六团之多，便放弃了大冶。这次兵变，由于陈金城处置得当，被唐云山提拔为第3团上校团长。

1931年初，军事委员会开始统一各独立旅的番号与编制。独立第15旅在经过点验后于4月10日改称独立第33旅，陈金城的第3团改称第699团。独立第33旅成立后仍然驻在湖北两年有余。1932年12月，独立第33旅曾奉命由第26师师长郭汝栋指挥，参加对红军湘鄂赣边区的军事围剿，其中第699团在驻防大冶文祖镇时击退红军湘鄂赣边区独立支队的进攻。1933年3月又抽调所属一个营附大冶民团配合第26师在宁武打了一个胜仗，受到了郭汝栋的嘉奖。

陈金城所部在宁武取得小胜的同时，友军却在江西围剿红军时屡屡受挫，随着王牌精锐第11师在草苔岗的覆没，军委会对江西红军的第四次围剿以失败告终。为准备第五次围剿，军委会由河南、湖北地区抽调了大量部队开赴江西，其中独立第33旅奉命进驻樟树、新淦，继又移驻吉水、枫坪。1933年11月14日独立第33旅升格为师，并被授予第93师的番号。其中第699团改称第558团，陈金城仍旧担任上校团长。

自独立第33旅进入江西以来，便奉命在新淦、吉水地区构筑大量的碉堡工事，至1934年9月第五次围剿开始后，93师又在大桥、藤田地区构筑了230余座碉堡。这些碉堡平均两公里便有一座。其中设有圩寨三个，连碉五座、排碉一百八十座，石碉占总数约百分之三十八，火力配备极为严密。红军在团村作战失利后，为挽救颓势，以其主力西进，预备在永丰实施反攻，陈金城所在的93师防区便成为了红军反攻的首要目标。12月，红军以第1军团第1师为主攻，第2师、警卫师等部助攻，开始了对93师的进攻。

战斗打响后，陈金城所在的93师面对红军的猛烈进攻接连败退，部队逐渐收缩至瑶田、荇田一线。至1935年1月4日，93师对外联络被切断。这时，红军由于缺乏重武器，其攻势已经逐步减缓下来。陈金城见状，干脆命令部队全部进入碉堡，利用优势火力据守不出，这下子反给红军以大量杀伤，最终迫使红军撤往大湖坪地区，并放弃了在永丰的反攻计划。根据《红一方面军史》记载，担负主攻任务的第1师第3团的九个连队，“有13名连级干部阵亡”。军官伤亡如此重大，士兵的伤亡更是可见一斑了。

1934年10月红军被迫撤开始长征，93师随即又加入到追击红军的行列之中。陈金城的558团进入贵州后，担负川黔公路至遵义西城的守备任务。当558团完成了掩护59师撤离遵义的任务后，便奉命暂由59师师长韩汉英指挥开赴贵阳，暂时脱离了93师序列。红军在攻占遵义后，其主力有进攻贵阳的企图，先头部队已抵达花溪。此时军委会委员长蒋中正正在贵阳城内，而守城部队寥寥无几，如若红军发起进攻，贵阳势必不保，委员长蒋中正的生命安全亦受到严重威胁。陈金城团的到来，无疑给城内守军稍稍添加了点守城信心。陈金城抵达贵阳后便奉命立即开赴花溪以北阻挡红军的进攻。形势危急，陈金城自然知道他这次任务的重要性，但以他一团之力要阻挡红军主力的进攻，势难抵挡。就在陈金城指挥所部在花溪以北高地构筑防御工事的时候，红军突然撤走了。原来进攻贵阳的红军只是一些小部队，他们的行动目的是为了让红军主力摆脱追击所制造出的一个假象。这虽然是一个假象，但是着实让贵阳城内的军政要员恐慌了一阵，同时也让与红军阵地最为接近的陈金城捏了一把冷汗。

陈金城率部返回贵阳后，《贵阳日报》以“我陈团在花溪北端阻击敌人前进，敌大部已向东窜”为题，将陈团“英勇作战”的内容刊登上了头版。“陈金城救了委员长，救了贵阳全城百姓”的说法不胫而走，一时间使他成了贵州的风云人物。与陈金城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他所在部队的同僚们，由于93师在遵义的惨败，师长唐云山、参谋长胡素皆被撤职查办，副师长邓春华被记过。

唐云山走后，由谁来当师长，顿时成了焦点。副师长邓春华被记过，显然无法接任师长，而另两名团长同样因为遵义之败而没有机会升职。很显然，刚刚“荣立战功”的陈金城无可厚非的成为了角着继任师长的最佳人选。但角着的结果是由参谋本部的高级参谋甘丽初来当师长，这个结果让陈金城很是失望。值得安慰的是甘丽初到任之后，93师便奉命扩编为两旅四团制，陈金城当上了第279旅少将旅长。5月9日，军委会又授予陈金城为陆军步兵上校。红军进入四川后，93师奉命留驻贵州，担负起修筑川黔公路的任务。此时陈金城可能没有想到，这条川黔公路对日后抗日战争中的运输补给起到了重要作用。在1944年日军攻入贵州时，增援部队也是经由这条公路，才能迅速的抵达贵阳，构起防御工事，并最终迫使日军撤出贵州。

1936年6月，在广东的陈济棠发动兵变（即六一事变），但不久即因为众叛亲离而告失败。国民政府为了整顿粤军，派遣大量部队进驻广东，其中第93师入驻东莞。陈金城旅则分驻厚街、河田地区。当地住民由于长期受到陈济棠的统治，对中央军的进驻并不十分欢迎。有鉴于此，陈金城和师长甘丽初等人为了改善军民关系，便积极推动地方的公益事业，比如修筑街道、清洁街巷、兴建公园等等，果然使军民关系大为改观。

陈金城自从担任独立第15旅参谋主任开始，始终跟随部队南征北战。此次部队入粤，并无战斗任务，使他可以利用闲暇之余，走览广东沿海地区的大多数名胜古迹，这对已戎马十余年的陈金城来说，着实是一段生活舒适安逸的日子。但是好景不长，一年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陈金城由此走上了抗战救国的道路。

华东抗战戍守西北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挑起“泸沟桥事变”，遭到守军第29军的英勇反击。同年8月13日，中日军队又在上海爆发了淞沪会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此时率部驻防虎门、宝安的陈金城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数此请命北上参战。同年12月首都南京吃紧，在经过三个月等待的陈金城终于接到了北上参战的命令。但是随着南京的沦陷，部队失去增援目标，便暂时在浙西地区驻扎了下来。

1938年3月徐州会战开始后，93师奉命连夜车运徐州，预备增强汤恩伯军团的攻击力量。当陈金城旅抵达徐州时，日军已经开始由台儿庄败退，陈旅遂于4月14日在汤恩伯的指挥下，投入到追击日军的作战中，并协同友军将日军包围在税郭地区。但是日军此时已经得到增援，93师与友军各部久攻不下。同时由东向西进攻的日军绕过临沂守军直取向城，汤军团有腹背受敌的危险。最终汤恩伯下令撤围，部队退入连防山据守。

随着日军兵力的加强，国军数处防线皆被突破，战局逐渐发生逆转，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被迫下令放弃徐州。93师在撤入连防山时已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其后在阻击向城日军时又部队再度受创。当陈金城接到撤退命令时，他的部队已经陷入日军的包围态势之中。所幸陈金城在这个时候仍能沉着指挥，率领己部突破日军重重截击，在保留建制的情况下将部队带了出来。而另一路与93师同时突围的第6师最后则只剩下一团不到的兵力了。

93师突围之后，因损失过重，师长甘丽初将部队被暂时所编为三个团，暂由副师长兼第277旅旅长邓春华统一指挥，陈金城则奉命带领279旅旅部人员到陕西接收新兵。对于这一命令，陈金城颇多怨言，因为他的279旅建制尚全，而277旅则几乎只剩下一个空壳了，凭什么要将他的部队交给邓春华去指挥呢？此外再加上角逐师长失败的事情，他对甘丽初的成见逐渐加深了。就在陈金城招兵整训的时候，收到了学长兼好友胡宗南的来信，信中询问陈金城是否有意到46师去当副师长。陈金城在权利利弊之后，认为继续待在93师只能受到甘丽初的压迫，变答应了胡宗南同意就任第46师副师长。

1938年8月，陈金城前往西安面见胡宗南时，胡要他留在西安的军校第7分校里兼任第15期第5总队的少将总队长。由于陈金城在军校学习期间便于胡宗南交好，见胡有此要求自便拒绝，于是勉强的答应了下来。两个月后的10月29日，陈金城被晋升为陆军少将。同时7分校第16期学生入校，陈金城又改兼第16期第4总队总队长。就这样，他长期留在军校从事教育工作。一直到1940年4月第16期学生毕业之后，胡宗南仍旧希望他能继续留下来担任第17期的总队长，这下陈金城是说什么都不干了，坚决要求下部队。胡宗南见此状况，便同意了陈金城的要求。同时作为两年来在军校帮他训练学生的补偿，决定仍陈去109师当中将师长。陈金城见胡宗南答应了自己的要求，便也看在交情上答应在处理完7分校17期学生的军训事宜之后再去109师上任。

第109师原为东北军部队，淞沪会战后因损失惨重被并入105师。胡宗南为了发展自己的部队，便将这个番号要了过来，现隶属于第90军序列。重新组建的109师装备齐全，官兵素质优良，又刚从山西战场回来休整，在胡宗南集团中是属于有实力且有战斗经验的精锐部队。对于陈金城来说，到这支部队当师长是满意的。1941年4月，胡宗南为了吞并董钊的16军，以“部队互调建制、增进友军交流”为名，将董钊起家的16军28师与109师互调。和胡宗南同为军校一期的董钊并无野心，于是109师便顺利的调入了第16军。16军此时正布防在合阳至潼关一线担负黄河河防任务，109师经此一调动，便由后方开到了与日军隔黄河相望的前沿阵地了。

1941年10月，日军由河津增兵并攻占晋西之东龙门山。109师于此时奉命由禹门强渡发起反攻，但是由于友军预1师进攻失利，109师在进攻开始后不久后便奉命撤了回来，东龙门山失守。此后陈金城率领部队依托黄河天险严密监视黄河对岸的日军，不赶有丝毫怠慢。期间日军炮兵曾经数次开炮示威，国军炮兵亦不甘示弱还以颜色，于是你来我往，经常把阵地后方的公路炸段，为此陈金城还得不时的调派部队赶紧把被炮弹炸毁的公路修复起来，以保证公路交通的畅通。

1943年8月4日，陈金城被调往36军当副军长。这个军刚在甘肃平定了回民叛乱，陈金城的调任就是为了辅佐军长罗历戎安抚回民。1944年4月，在河南的第9军因作战不利，上阵仅三天便跨了下来。时任第1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胡宗南为了整顿这支队伍，便调陈金城去接任军长。陈金城于6月5日到任后，全力整顿军风纪，并通过胡宗南的关系调来大批装备，将这支新败之师重新武装了起来。同年10月，军委会为了增进在前线作战将领的兵学修养和指挥能力，在重庆陆军大学特设甲级将官班。将官班分三期，陈金城是首期入校受训的将官之一。在经过三个月的受训期后，陈金城于1945年1月返回第9军。

1945年4月，军政部长陈诚为解决军队配备不足、缺额严重的现象，着手整顿各战区部队。其中第1战区奉命裁编三个军，第9军因为在豫中会战的差劲表现而名列其中。陈金城在结束了军部事务之后，于5月10日调到隶属于第3方面军的第29军当军长。但29军又在一个月后被裁编了。陈金城曾致电胡宗南寻求援助，但是胡宗南自己的部队也在整顿之列，又如何顾得上陈金城呢？两个月后，也就是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时候，这位曾在抗日战场上为之奋斗八年的堂堂国军中将，只能挂着军事委员会中将高级参议的虚衔干坐家中，眼睁睁的看着那些意气风发的同僚们开赴沦陷区受降，其苦闷之情不难想象。

重掌实权胶济参战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陈金城通过学弟、亦是好友王耀武的帮助，被调到第4方面军服务，曾协助王耀武在长沙地区接受日军投降。1946年1月，陈金城随部移驻武昌，一个月后又前往济南。3月1日，第4方面军司令长官部奉命改编为第2绥靖区司令部，陈金城于是改任2绥区中将高级参谋。此时，陈金城充当了一名和事老的角色。

原来2绥区司令官王耀武是军校三期生、而副司令官是李仙洲却是军校一期生。在黄埔生中，资历和辈分是很讲究的，作为军校老大哥的李仙洲怎能甘居王耀武之下？当李仙洲勉强到任之后，王耀武也担心李会以老大哥的身份取代他的地位，便在军事上尽量不让李参与。李仙洲当王的副手，本就不是自愿的，到任之后又见王如此对他，当然咽不下这口气，从此便利用副司令官以及一期老大哥的地位，处处给王难堪。所幸的是2绥区的大部分人员都是王耀武所委派，李仙洲自然也弄不出多少风浪。然而司令官与副司令官不和，终非一件好事，同时也会影响到作为正职司令官的威信。王耀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便想到了在军校中人缘极好的陈金城了。

此时作为高参的陈金城正应无实职而终日无所事事（高参本就是挂名职务，领饷不干事），便答应了王的要求。好在陈金城在军校时与李仙洲的关系也处的不错，便一边找李谈心，一边调动周围的同学一起帮忙，希望王、李之间能言归于好，精诚合作。由于李仙洲是失去了蒋中正的信任，以及得罪于汤恩伯，才会被“贬”到2绥区当副司令官，所以李在2绥区时间一长，便渐显孤立之势。他觉得长此以往只会对自己不利，这时见陈金城愿意当说客，也就借着给陈金城面子为由，自己找台阶下了。从此李对2绥区大小事务一概不管，将权利尽数交出。

李仙洲弃权后不久，96军军长廖运泽也以“戎马多年、体力不支”为由递交了辞职报告。王耀武初到济南，正愁身边没有嫡系部队指挥，见廖运泽愿意平白送他一支部队，为什么不要呢？当即批准了廖的报告，并决定由陈金城去接任军长。同时为了培养干部，王耀武还要陈金城兼任2绥区干部训练班的队长。

第96军原为东北军系统的骑兵第2军，长年在皖北地区与日军作战。李仙洲在收编这个军后，委派了由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廖运泽来担任军长。日本政府投降后，这个军率先进入济南受降，着实让廖运泽风光了一阵。当李仙洲退出与王耀武的争斗之后，廖运泽便失去了靠山，继续待在2绥区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于是就有了前面所说的辞职一事。96军所辖三个师派系各不相同，人事极其复杂。其中暂编第12师在抗战期间是拥有国军和伪军双重身份的部队，抗战胜利后山东挺进军总司令李延年为了拉拢这支部队，特地给武装了日械，这个师名义上由96军指挥，实则师长赵保原自行其事；暂编第14师原为李仙洲系统，当李、廖双双退出之后，师长李鸿慈也自觉没趣，同样提出了辞呈。暂编第15师原为骑兵第2军的两个骑兵师缩编而来，属于东北军残余，师长徐长熙固步自封，想维持这个小团体，却又无能为力。

陈金城于1946年3月28日到任后，在王耀武的支持下开始大刀阔斧的整顿96军。首先他将军部人员尽数更换，副军长由他的同乡兼好友陈霖担任；参谋长由他在93师的老部下李友尚担任，参谋处长、副官处长、特务营长、通信营长也全部予以更换。对于所属各师（暂12师由于驻地过远，所以未动），则采取拉拢原军官和安插亲信的方法逐步侵透。到了1946年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前夕，96军已大变其貌。暂12师在6月8日于配属第8军作战时全军覆没，师长赵保原也自杀身亡。陈金城就从2绥区调来曾经和他同为高参的晏子风重建暂12师；暂14师师长李鸿慈已经辞职，于是由和陈亲近的副师长汪安澜递升；暂15师师长徐长熙奉命退役，改派王耀武的亲信胡景瑗接任。其中暂12师师长一度换为2绥靖区参谋长贺执圭，后来在陈金城的要求下，又改派陈的老部下张忠中担任师长。至此，96军正式改换门庭，成为了王耀武、陈金城所掌握的嫡系部队。

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后，第二绥靖区奉命以四个军九万余人的兵力分由济南、潍县、青岛东西对进，准备打通胶济路。陈金城的96军除以暂12师配属54军在胶济路东段作战外，主力于6月23日由济南出击，接连突破山东解放军鲁中军区的益都、博山一线阻击防线。半个月后，即7月5日，陈金城在周村和东进的第8军军长李弥会师，迅速打通了胶济路西段，顺利完成了王耀武所交代的“半月时间完成任务”的指示。96军进占博山后，陈金城以暂14师守备章丘、暂15师守备文祖、埠村。另一路随54军作战的暂12师在6月30日攻占即墨后即奉命留驻此地。

山东解放军鲁中军区在连失数地之后，根据上级制订的“机动作战、待机反击”作战方针于8月24日反击。95军暂15师驻防的文祖、石岭、埠村、贺套庄等地突然遭到解放军第9师的猛烈进攻，师长胡景瑗急忙组织反击力量，但是他的师部因为遭到章丘县武工队的奇袭，而无法与所属部队联系上，结果导致指挥系统失灵，暂15师作战仅两天便遭到了打击，平白损失一千余人。

为了回敬解放军，陈金城在9月1日以暂14师由章丘出击，和友军111师、193师各一部分两路进攻龙山。经过两天激战，暂14师在友军以及飞机的支援下攻占龙山。是月下旬，为了打通胶济路东段，96军暂14师和73军主力又在山东保1、保2两个师的配合下，向路北渤海解放区的齐东、桓台、寿光发起进攻，企图和第8军、第54军等部重现打通胶济路西段时的辉煌局面。虽然在之后的战斗中，暂14师攻城略地，接连获胜。配属第8军作战的暂12师则攻占灵山，打开了通往胶东解放区首府莱阳的大门。但是当国军于10月10日打通了胶济路全线后，却并没能维持多少时间。10月16日，山东解放军渤海军区部队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四路出击，山东警备第1旅首当其冲，抵抗仅一天便全军覆没。同时攻占灵山的暂12师也遭到山东解放军第5师的猛烈进攻，其第1团全军覆没，团长刘安太被俘，第3团也损失惨重，被迫放弃灵山。王耀武见96军从参加打通胶济路开始后，除暂14师外，其余两个师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为了保住这支他唯一能顺利指挥的部队，于是命令陈金城退守周村、王村、淄川、洪山一线，保护胶济路西段交通，至于东段就交给那些很难指挥的动部队去打了。

到了1947年1月间，王耀武对于96军的现驻地还是不放心，便命令陈金城除留暂12师驻防文祖外，主力开回济南休整。陈金城在带着他的疲惫之师返回济南后，受到了王耀武的热情款待。虽然96军遭到部分损失，但总体来说，在打通胶济路战斗中的表现，尤其是暂14师的表现，还是为他王耀武挣足了面子。而96军在返回济南后，便长期担负起济南外围的齐河、厉城防务，当起了2绥区司令部所在地——济南的拱卫任务了。莱芜战役时，王耀武一度想派遣96军参战，但是考虑再三，还是把这个军留了下来。结果在莱芜参战的46、73两个军先后覆没，军师长大部被俘，连被临时拉上战场去指挥这两个军的副司令官李仙洲也不能幸免。对于这次战斗，陈金城认为王耀武要是下定决心把96军派上战场的话，未必会败。但是他没想过，要是96军和友军一个命运的话，他自己又会如何呢？当然陈金城还是幸运的，至少在1947年这一年中是幸运的。

潍县被俘功德新生

1947年3月，96军奉命整编为第45师，陈金城虽然被降任45师师长，但是所属的三个暂编师在王耀武的争取下都“转正”了。他的三个师被分别整编为211、212、213旅（其中整编第211旅已经归建），并且都装备了部分美械，实力只有比原来的96军更为强劲。

1947年8月，国军开始对山东解放军实施重点进攻。陈金城奉命率领整编第211、212两个旅开赴张店、周村、博山地区，担任掩护修通铁路和抢运煤炭的任务。一个月后，212旅抽调驻防胶县。又一月，211旅在王耀武的亲自指挥下增援整64师。这下子陈金城急了，重点进攻开始后不让上战场作战也就算了，可怎么被架空了呢？难道王耀武不信任自己了？各种想法逐渐涌现在陈金城脑中。不久又传来了整211旅在增援途中全军覆没的消息，这使陈金城痛哭失声，在整45师的三个旅中，只有这个211旅是在他的过问下组建起来的部队，他对这支部队倾注了大量心血，并且将这支部队交给了长期跟随自己的老部下张忠中。结果这个旅就这么没了，就连张忠中也被解放军俘虏了。他怎能不哭？1948年1月，陈金城带着师部和212旅开赴潍县，并着手重建211旅。同时王耀武为了安抚陈金城，除了同意将新组建的211旅装备为美械旅外，还申报国防部请委陈金城为整编第96军军长。这或多或少，都给了陈金城一丝安慰。可陈金城没有想到，就是这个潍县，成了结束他军旅生涯以及改变他今后人生的地方。

整编第96军在建制上辖有整编第2师和整编第45师。由于胶济路东西两段皆被山东解放军切断，整编第2师无法开赴潍县归建，而王耀武又将新组建的211旅强制调回济南，使陈金城能指挥的正规军只剩一个212旅。当解放军攻占周村后，由陈金城负责防守的潍县、安丘、昌乐三个孤立据点便成为了解放军的下一个攻击目标。

为了守住昌潍地区，王耀武于4月1日亲自飞往潍县，于陈金城商讨守城策略，并决定放弃不重要的据点，集中兵力固守潍县。潍县就地理形式来看，是连接胶东、渤海、鲁南的重要枢纽，号称“鲁中堡垒”，是国军在山东的重点设防城市。城分东西两城，俗称“双城”。白浪河纵贯其间，护城外壕宽八米，深五米，城墙高后坚实（西城高出东城五米），城外南北又有南大营、北宫两个据点为屏障，加之城防工事堪与济南相媲美，所以陈金城自诩“固若金汤”，并立下了“城在陈在，城破陈死”的誓言。在兵力部署上，陈金城以212旅主力防守东城，整45师炮兵营、工兵营、特务营和212旅一个营防守西城，第8保安总队主力附师骑兵连守坊子与飞机场，另以四个保安团分守田马、昌乐及其附近地区，总计兵力达四万余人。此外，为了坚定守城主力指挥官汪安澜的信心，陈金城许下了“等战斗结束，升你为整编第45师师长”的诺言。

虽然陈金城兵力众多，但是多为地方武装。这些部队战斗力低，重装备几乎全无，加上正规军与地方武装之间互不信任等原因。当解放军于4月2日以四个纵队发起进攻后，潍县外围据点仅守了半个月便纷纷失守。4月23日，西城又告失守，陈金城被迫将主力部队收缩到东城继续抵抗。

战斗打到这个时候，形势已万分危机，潍县随时又失守的危险。陈金城连电王耀武请求支援，但是他所盼望的东西两路援军皆被解放军阻援部队所阻挡。4月26日，解放军山东野战军第9纵队以两个师的兵力再次发起猛烈进攻，东城守军在经过一天抵抗后，又丢失了三分之一的阵地。于是陈金城召集部属，经过研究讨论，终于下达了突围的命令。27日天明时分，陈金城跟着旅长汪安澜率领的300余人由东门突围，但出城不久即被解放军发现，部队马上就被打散。随后陈金城在卫士的保护下东躲西藏，经过一天的辗转，还真的突了出去。照理既然突围了，便不会有事，但是命运却给陈金城开了一个玩笑。由于在突围时，陈金城连吓带累，已经十分疲劳，在得知已经突围成功后，全身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松懈下来，不久便迷迷糊糊的睡了。等到中午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在俘虏行列之中，于是就这么莫名其妙的结束了他的军旅生涯。同他一起被俘的还有参谋长李友尚、整编第212旅副旅长杨健等人。而那位在突围时声称要“誓死保护军长”的汪安澜却逃了出去。

陈金城被俘后，在思想上仍旧忠于他的校长，并决定以死为党国效忠。他借着解放军对被俘高级军官实行优待政策的机会，公然对被俘的原西北军将领说“你们拥护冯玉祥，我拥护校长！”，还有一次利用酒醉竟然高呼“校长万岁”。这在当时的被俘将领中也是绝无仅有的。他的这些行为，受到了华东解放军官团团长季方的严厉批评，也遭到了其他被俘将官的反对。陈金城见自己势单力孤，便在表面上有所收敛，但是他的根本政治立场仍旧没有改变。为了求得生存，陈金城从此沉没寡言，常常一人独处。这样的情况一直维持到王耀武在济南被俘后才得到改变。

王耀武被俘后，陈金城曾经要求见王。为此华东军区特地将陈金城从解放军官团接到军区，让他和王耀武见了面。陈金城此时的心情是又惊又喜又悲。在经历一场生死浩劫、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两名当年的好友兼战友竟然沦落为阶下囚，其酸甜苦辣恐怕也只有他们自己才能体会的到。当陈金城和王耀武倾诉了一个通宵后（在场的还有整编第12军军长霍守义），他们在第二天又受到了解放军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的接见。在这一天的深刻交谈中，陈金城的思想终于有了改变。曾在淮海战役期间，和霍守义联名写了一份动员国军官兵归属解放军的广播电。并且还表示愿意将自己的大量财产和房产、农场交公。此后他在解放军官团里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观念逐渐趋向进步。

1956年陈金城和几位被俘的山东大员王耀武、庞镜塘等人一起被转移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鉴于他的表现，在进入功德林后还被任命为学习组长。对于这个似职非职的组长，陈金城一开始还犹豫了一番，怕引起旧日同僚们的误会。但是当他看到同在一个屋檐下的邱行湘、宋瑞珂等人也都当了学习组长，便放心的接下了下来。如何才能当好这个组长呢？陈金城就抱住一条，即“不得罪上头‘监狱’，也不得罪下头‘同学’，遇事稀泥，绕着矛盾走”。尤其在开会的时候，陈金城亲自做记录，轮到别人做时总要把记录念给当时人听一二遍认可后再定下来，并像西方法庭那样一读二读三通过的规定，为的就是谨慎不惹麻烦。可以说，他当组长是称职的，监狱管理方说他“实事求是”，被俘的同僚们则说他“如实反映情况”，为此，他还得了一个“好人组长”的称号。

也许就是他的这种性格，使他不管在哪都拥有很好的人缘，以致在各方面都对陈金城的特赦非常有利。在1956年的全国政协扩大会议上，第一批特赦的王耀武和与陈金城交往不深的卫立煌、郑洞国等人都提出要特赦他，而理由竟然是“与胡宗南有较好的关系”。终于，在1960年11月28日的第二批特赦战犯名单中，陈金城的名字赫然纸上。

陈金城获得特赦后，因为家人都在南京，便被分配到南京国营木器厂当工人，一年后被聘任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文化大革命”期间，陈金城不可避免的受到了“造反派”的冲击，但他却奇迹般的“毫发无损”，这在当时不可不说是一个奇迹。“文革”结束后，陈金城恢复了名誉，仍旧当他的文史专馆员。1983年1月6日因病逝世。可以说，陈金城的晚年能与子女团聚，并能安享晚年，他的一生虽然坎坷，但还是比较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