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1994）我国著名中国哲学史研究专家、民俗学家和民间文艺学家。字元胎，1897年12月1日出生在广东东莞市的一个书香家庭。他出生之时，正是其祖父去世之日，因而名为念祖，后来才改成了肇祖。父亲容作恭，是广雅书院学生，清朝的拔贡，故家中藏书较多，为肇祖兄弟数人初入学门提供了较好的条件。他曾上过几年小学，其父去世后，随母到过广州小学念书，辛亥革命后，回家自修。

中文名：容肇祖

国籍：中国

出生地：广东东莞市

出生日期：1897年

逝世日期：1994年

职业：哲学史研究专家,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

1913年春，容肇祖考入了东莞中学。1917年秋，容肇祖因家庭困难，选择投考了不收学膳费的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的英文专业，入校以后，先后在学校所办的《杂志》上，发表了一些短文、诗歌和笔记。以后，又翻译了莫泊桑的小说《余妻之基》等，在《小说月报》上发表。1919年夏，“五四"运动的进步思想传到广州后，容肇祖同其他爱国青年一样深受鼓舞。他积极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宣传队，到佛山、九江、大同等村镇，宣传爱国思想和抵制日货。通过一系列的社会活动，他开始意识到了“祖国的贫困，人民的灾难"，思想上受到很大的震动，1921年秋，容肇祖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到杭州、上海、南通、北京等地参观后，回到了母校东莞中学任教。半年之后，他和容庚（其兄）支持东莞中学校长开始实施“男女同受教育"，校长被撤换后，兄弟二人同情校长，辞去中学教席，共同北上求学。

1922年秋，容肇祖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年冬天，北大创办《歌谣》周刊。起初，容肇祖还是一个热心的读者，每星期买一份《歌谣》周刊。就这样，他从一个歌谣的欣赏者，渐渐变成了一个歌谣的搜集者。1923年5月，容肇祖从张竞生教授等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组织了风俗调查会，在顾颉刚等先生的带领下，对发出的一些风俗调查表进行调查。此后，他又陆续为北大的《歌谣》周刊、《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国学季刊》等刊物写过一些文章。1924年1月，容肇祖与顾颉刚、孙伏园、容庚等民俗学爱好者一道，于春天对北京妙峰山的进香活动作了一次调查。容肇祖写了《妙峰山进香者的心理》一文，刊登在《京报副刊》的《妙峰山专号》上。1925年秋，刘半农从法国留学归来后，容肇祖又从刘半农先生学习语言学。

1926年秋，容肇祖从北大毕业后，厦门大学开办国学研究院，容肇祖担任厦大国文系讲师、研究院编辑，并跟从当时也来厦门大学任教的鲁迅、张星烺、顾颉刚等先生，出有《厦大国学研究院周刊》。兴办风俗调查会，同时利用授课之余，曾到福州采集风俗文艺和作品。1927年春，厦大国学研究院停办，容肇祖回广州，到中山大学担任了预科国文教员兼哲学系中国哲学史讲师，并与先后来该校任教的顾颉刚、钟敬文等人，于是年冬天发起成立了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同时创办了“民间文艺"（后改为《民俗》周刊）等刊物。1928年，容肇祖在继续授课和进行古代哲学史研究的同时，将其主要精力转向了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同年四月，中山大学顾颉刚等举办的民俗学传习班上，讲授了：“北大歌谣研究会及风俗调查会的经过"，此后，又与杨成志等人赴滇作西南民族的调查。暑假将毕，调查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工作尚未成行，容肇祖即回中山大学，由杨成志一人独去。容肇祖回广州后，撰写和发表了《敦煌本明妃传残卷跋》、《占卡的源流》、《德庆龙母传说的演变》等九篇论文。同年10月，容肇祖继钟敬文之后，担任了《民俗》周刊的主编。至此，每当他看到民间文艺研究这棵幼苗已开始在中国文艺界显露，心中就升腾起一般冲动的力量。他曾暗暗告诫自己：“一定要尽力把《民俗》周刊办好，让民间文艺唱得更响些，更有力些。更为大众所重视”（见容肇祖《忆歌谣》和《民俗》）。

1929年，是容肇祖在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史上最活跃的一年。他除继续《民俗》的主编以外，还积极参加民俗学会的各项工作。同年8月，出版了《迷信与传记》一书。由于他工作努力，成绩显著，因此被学人们推选为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主席。他曾拟出了具体的活动计划，并向校方请求拨出资金编辑出版民俗学丛书。《民俗物品展览室》物品的搜集，这些物品曾在西湖博览会展出。正是在容肇祖和其它民俗学爱好者的共同努力下，才使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工作出现了兴盛局面，并成为当时全国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研究的大本营。

1930年秋，容肇祖离开中山大学，受聘到岭南大学任国文副教授。在这以后的二年里，他除登台授课以外，继续从事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先后发表了《祝英台故事集序》、《田章故事考补》、《山海经研究的进展》、《冢志跋》、《冯梦龙生平及其著作》等十多篇文章。1932年秋，岭南大学因经费出现困难，容肇祖重新回到了中山大学，初在国文系，因反对读经的复古课程，改在历史系任教。1933年1月，容肇祖受国学研究所主任朱希祖之推，再次担任了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主席，并积极从事《民俗》周刊的复刊准备工作（1930年4月《民俗》周刊因故停刊）。同年3月，《民俗》周刊复刊，容肇祖继续出任编辑，并为复刊号写了《卷头语》、《民俗学参考书报介绍》等文，然而，好景不长，中山大学停聘，后回岭南大学国文系任教，周刊复刊后，只出了十三期，又于6月被迫停刊，在此以后，他虽然也写了一点研究民俗学租民间文艺学的文章，但其重点转向了古代文学史和哲学史的研究。

1934年，容肇祖受聘到北京辅仁大学，兼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从1934年秋到1937年夏，容肇祖在从事活动的同时，又积极推行学术研究，先后修改出版了《中国文学史大纲》（朴社1935年出版）、《魏晋的自然主义》(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韩非子考证》（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李卓吾评传》（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等多种学术论文专著。此外，还发表了《月令的来源考》（1935年）、《何心隐及其思想》、《吕留良及其思想》、《辅仁学德》等二十余篇论文。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容肇祖和北大的爱国师生们一起，离开北方，辗转南下。他先在南岳逗留了数月，然后又到云南昆明，入西南联合大学任教。从1937年底到1940年夏，他除了在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授课外，还逐渐关心起国内的政治思想斗争来。他一方面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抗日救国活动，一方面也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的政策，表示了自己的愤懑。1940年暑假，他修改完成了《明代思想史》（开明书店1941年出版）。

1940年秋，容肇祖送其妻赴香港就医，随入岭南大学国文系任教（广州沦陷后，岭南大学迁往香港）。1942年1月日寇侵占香港后，他即率家眷返回大陆，并几经周折，来到非沦陷区乐昌县坪石镇，第三次入中山大学执教，过着十分贫困的生活，1944年冬，日寇自湖南窜犯坪石后，容肇祖两次被日本兵拉作挑夫，但他都冒死而脱逃。以后，他便陷入了避寇逃难的奔波之中。

抗日战争胜利后，容肇祖随中山大学迁回广州。在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活动的同时，又积极参加了进步师生组织的“反迫害、争自由"的斗争，并带头在“人权保障大同盟"上签名以后，又写诗并汇款到香港《华商报》（中共主办）编辑部，对该报不怕威胁，如实报道国内群众斗争情况的举动，表示声援和支持。容肇祖的这些进步活动，引起了反动当局的不满，1943年秋，容肇祖在秘密得知当局对他加以迫害的消息后，不得不匆匆离开广州，取道香港然后北上。

1946年秋，容肇祖受聘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并出版了《先秦法家》一书（成都交通书局）。在北平，他目睹耳闻国民党官员们的种种腐败劣迹，进而加深了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认识。1947年至1948年，北平市人民掀起了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爱国运动，容肇祖和进步的师生们一道，也积极参加了这些活动。他们联合起来，保卫祖国的文化古都，呼吁傅作义将军起义，为迎接北平和平解放，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工作。

全国解放后，容肇祖继续在北京大学任教。1952年调到北京市文教委员会文物组，从事文物古迹的考查、整管和鉴定工作。并着手写《元京畿都漕运使王德常去思碑发现记》等重要论文。以后，又在顾颉刚先生的领导下，和其它同志共同标点了《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后者为容肇祖单独完成的）等古籍。

1956年7月起，他一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之后，哲学研究所归入其中）工作，并曾先后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顾问，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等职。他除指导研究生从事宋、元、明哲学史研究外，还出版了《李贽年谱》（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何心隐集整理本》（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王安石老子注辑本》（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吴延翰标点本》等学术著作，撰写和发表了《刘基的哲学思想及其社会政治观点》等研究文章。

十年浩劫期间，容肇祖被迫放下了手中的研究工作，先后被下放到河南息县和明港等地劳动。以后虽于1973年调回北京，但他几十年所积累的资料和写下的文稿（其中包括《中国目录学大纲》、《李赞传》、《明清哲学史稿》等专著初稿），已在浩劫中荡然无存。这对一个学者来说，无疑是难以补偿的损失。粉碎“四人帮"后，容肇祖重新回到自己的研究岗位，并在年逾八旬，身体不便的情况下，坚持学术活动，积极著书立说，继续为祖国的文化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作为一个著名的民俗学家（兼民间文艺学家），容肇祖对我国现代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和发展，都做出过积极的贡献。早在1924年，他就同顾颉刚等人一道，对北京妙峰山的进香活动作了研究的调查。这是我国现代民俗学史上颇有影响的一次学术活动，其研究成果在《京报副刊》上发表后，引起了当时社会上不少对民间文艺、民间文俗、民间歌谣等爱好者的极大重视和兴趣，为推动我国早期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研究，从书本走向实际，从单一探索走向综合研究，迈出了积极的一步。到了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容肇祖又两次出任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主席。他一方面积极从事学术组织刊物编辑，另一方面又身体力行，写了大量研究文章，为我国现代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勃兴和发展，做了许多扎实而有益的工作。此外，在神话和传说的研究上，容肇祖也是颇有成绩的。他的《二郎神考》、《天后》等文，是我国较早出现的替某一位“神"作系统考究的论文之一。这些文章的撰写和发表，为研究我国现代早期的神话研究领域，起到了较为积极的作用。又如在传说学的探索上，他先后写过《传说的分析》、《德庆龙母传说的演变》、《与魏应麟论临水奶》等一批有影响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容肇祖从民俗、历史、哲学等不同的角度着手，对传说的演化与发展、传说与历史的关系、传说中的构想成分及其产生的原因等问题作了深入的探索，为人们了解传说的起源、特点及分类等，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研究成果。

解放以来，容肇祖学术研究的重点，虽然是在古代哲学思想史上，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曾是一位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界的老兵，并热情关注着这两个学科的发展。1962年，他在百忙之中，抽空为《民间文学》写了《亿〈歌谣〉与〈民俗〉》等文。1979年11月，容肇祖已满八十二岁，但仍然十分关心我国的民俗学建设，并利用出席中国民间文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机会，与顾颉刚、钟敬文等七教授联名发出了《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为建立我国新时期的民俗学学科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1994年2月3日，容肇祖病逝于北京，享年97岁。容肇祖一生为人光明磊落，刚正不阿。他淡泊名利，心胸豁达。从教66年来，潜心教育，埋头治学，多次身处逆境却仍鼓励他们自强不息，体现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坚毅卓绝的品质。他清正高洁的品格为无数后学树立了崇高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