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公权（1897年11月29日－1981年11月4日），原名笃平，自号迹园，笔名君衡，江西泰和人。1920年，自清华毕业，后赴美留学，就读于密苏里大学新闻专业和康奈尔大学哲学系。1926年取得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南开大学、东北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抗战爆发后，迁成都，任教于四川大学、成都燕京大学、光华大学，抗战胜利后继续在光华大学及四川大学任教。1948年，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底赴美出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1968年循例退休。1981年11月4日，逝世于美国西雅图寓所。

中文名：萧公权

外文名：Hsiao Kung—chuan

别名：原名笃平，自号迹园，笔名君衡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江西省泰和县

出生日期：1897年11月29日

逝世日期：1981年11月4日

职业：中国现代政治学家

毕业院校：密苏里大学、康奈尔大学

代表作品：《中国政治思想史》

萧公权，字恭甫，号迹园，江西省泰和人。

幼年就读于私塾。1915年入上海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中学学习。1918年考入清华学校高等科。五四运动中曾参与创办《民钟日报》。

1920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密苏里大学、康奈尔大学，主修政治哲学，1926年获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1926年回国后至1948年，历任或兼任南方、国民、南开、东北、燕京、清华、北京、四川、光华、华西等大学教授，讲授中外政治思想史等课程。他是“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1948年秋赴台，任台湾大学教授。1949年9月离台赴美，任华盛顿大学远东和苏联研究所客座教授，1968年退休，1981年辞世。

萧公权先生才为世出，生于忧患，学于域外，执鞭中土，终老异乡，乃近百年来文化变局中立定脚根，深入西方学术领城，然后心平气和地在中西新旧各种学问之间，加以折衷调和、锤铸涵融，自成一家之言的中国人文学者，在中国政治学与宪政研究领域留下巨大的足迹与影响。

萧公权毕生从事政治学研究，尤其是政治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为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其全部著作由汪荣祖教授编为9卷本《萧公权全集》。

萧公权一生任教於国内外大学，裁成弟子甚多，在人文学术研究上也获得了世界学坛一致的推崇。他的一生可以很明确地划分为两个时期：

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到民国十五年（1926）是萧公权的学生时代。在这二十四年中，他从家乡私塾旧式教育开始，直到青年会中学、清华学校、美国密苏里大学，以至康乃尔大学哲学系完成博士学位。

在萧公权学思历程中，清华人文教育对他影响深远。这一段时间在中西新旧学问之间的涵咏培育，奠定了他毕生治学的扎实基础，也是他教育事业的内在能源。

从1926到1968是萧公权的教学时代。在这四十二年之中，先后或同时任教于国内十二所大学：国民、南方、南开、东北、燕京、清华、北京、四川、光华、华西、政治、台湾等大学，以及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

萧公权先生的著述有：博士论文《政治多元论》，经恺德林教授(GeorgeE．G．Catlin)介绍，由伦敦著名出版社出版，并列为“国际心理学哲学及科学方法丛书”之一；《宪政与民主》为其自1932年移讲清华大学起，1948年去国前为止，撰写了一系列分别发表于国内的著名报章与杂志上的政论文字，凡二十二篇；《中国政治思想史》，被教育部审定为“部定大学用书”；《中国乡村》（英文），获美国学术团体协会“人文学术奖”；《问学谏往录》，回忆录；《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英文）。其著述经其弟子汪荣祖先生辑成《萧公权全集》，计九册。

《中国政治思想史》是萧先生的代表作，传播广泛，常被用作大学的教材和主要参考书。

全书从先秦年间讲述到民国初年，按政治思想的历史背景，共分三部分：1）封建天下之政治思想，2）专制天下之政治思想，3）近代国家之政治思想。

萧先生游走于于中西文化之间，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进行了全面深入独到的研究，对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既见异同，又论优劣，条分缕析，脉络清楚，既是思想史作品，又是政治分析论述，全书娓娓道来，颇见功力，已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学界的经典，是在学术领域梳理和批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系统性奠基著作。

纵观中国政治，萧公权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指出，秦汉至清末，以君道为中心，“专制政体理论之精确完备，世未有逾中国者。”（见萧著下册，第九四七页）按萧公权的看法，这二千余年，中国政治体制和政治思想“多因袭而少创造”。

对于部分国人津津乐道的中国固有“民本”思想，萧先生以他所受的严谨的学术训练，指出了它与民主的区别。公权先生说："孟子民贵之说，与近代之民权有别，未可混同。简言之，民权思想必含民享、民有、民治之三观念。故人民不只为政治之目的，国家之主体，必须具有自动参预国政之权利。以此衡量，则孟子贵民，不过由民享以达于民有，民治之原则与制度皆为其所未闻。"（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表面上看，民主只是比民本多一"民治"而已，似乎民本与民主很接近。其实，细较之下，两者完全不同。从政治的角度而言，"民治"的权利居于核心地位。所谓"民治"，就是由民众自己管理自己的公共事物。

萧先生并不局限于学院高墙内研究政治思想，他也积极投入现实的政治论争，并用自己坚实的学养用平易的语言为民主自由背书：萧公权通过有说服力的分析，不赞成当年国府所划定的中国政治发展须经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而主张立即实施宪政。

萧公权特别清楚地论述了：宪政本身就是训政的过程。不能在宪政之外求训政：“我再确切的声明，我对于张（佛泉）胡（适）两先生随时可以开始宪政的意见是同情的。我认为除实行宪政外，别无其他训练宪政能力的方法。我们不能再蹈袭前人“训政论”的错误。然而我们也不要轻视了我国人民的弱点。我们虽不可于实行宪政之外求训政，却必须于实行宪政之中努力“养成民治气质”，知识阶级应时时注意提高自己“参加政治的资格，以为一般后进民众的先趋和榜样”。（《宪政的条件》）“什么是民主？我们简单的答覆是：人民有说话的机会，有听到一切言论和消息的机会，有用和平方式自由选举生活途径的机会，有用和平方式选举政府和政策的机会，——而且这些机会，不待将来，此时此地，便可得着，便可利用——这就是脚踏实地的起码民主。假使这种起码的民主尚且办不到，却明唱玄虚的高调，暗用武断的方法，那决不是民主，而是民主的蟊贼。”（《说民主》）

从早年起，萧公权就对政治多元论下有很大功夫，并也卓有建树。他指出该理论把有关个人自由（individualfreedom）的宪法保障这一古老的观念置于更广泛、积极而坚实的基础之上，这是一元论者应该吸收的重要政治理念。虽然萧讨论的政治多元论后后来的政治学者达尔（RobertA.Dahl）不同。但在笔者看来，萧氏的更古典的略带张力的政治多元论述，更具有理论力量。

萧写作《政治多元论》固然与当时美国学术与政治热点相关，当时政治多元论恰好是美国政治理论界的重要话题，同时对于这位生于清末民初，曾热心阅读《民报》，并亲身参与五四运动的沉思型青年，用政治多元论来对比观照中国的现实政治，显然是富于挑战性的课题。

这种政治多元性对于缓解在美国宪法基地上的政治一元论，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契机，对萧公权本人思想中的某种黑格尔色彩，是一种平衡。

萧公权先生既是二十世纪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同时又是一位稳健的“老派”人物，他不赞成“打倒孔家店”，主张把孔子的思想与专制帝王所利用的“孔教”区别对待；他认为传统蒙学虽有戕害人性的一面，却也未始不是一种基本功的有效训练；他认为“新文化”对旧式家庭的攻击过于偏颇，因为“新家庭不尽是天堂，旧家庭也不纯是地狱”。当代台湾学者林谷芳尝言：“知识分子的一个角色就是拉车与刹车。社会太保守，你要把它往前拉。太冒进，就要帮它刹车。”萧先生在那个急遽变化的时代所承担的，主要是一个刹车者的角色。

从外部观察，萧公权的学术世界，呈现以下几个特征：一、中西文化的折衷；二、旧学与新知的贯通；三、情感与理智的交融。这三大特征与萧氏所处的历史背景有密切关系。而萧氏思想的内部特征，则有三个突出的方面：对道德优先性的肯定、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的取向，以及对民族文化生命的关怀。这三个方面都与近代中国人文学术的发展息息相关，而萧氏的历史地位，也由此益为彰显。

从学术立场来看，萧氏毕生关切的问题，正是中国历史的变与常，他正是站在这一个基本关切点之上，来从事对中西文化的折衷与融会。在这种旧学与新知的融会，以及中西文化的折衷之中，萧氏在近代中国人文学术史上，树立了一个“治道征前史，多方论折中。人如秋水淡，诗与夕阳红”的典范与人格，永为后世所缅怀追念。

萧公权的学术生涯虽然是研究、传播和发展在西方成长起来的政治思想，但他也赋有很深的国学修养，这不仅表现在他呕心沥血的著作《中国政治思想史》等有关中国政治源流的开创性研究，同时也表现在他的中国格律诗的造诣中。他写了大量诗作，常与吴宓唱和。仅在在成都的几年，他就写了九百多首诗。

抗战年间在成都的燕京大学，有所谓“四大名旦”：陈寅恪，萧公权，吴宓，李方桂。这几位教授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吟诗作赋，酬唱应和，是为一时佳话。这种人文景观，几成绝响，很难复现于后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