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璇琮
傅璇琮个人资料：傅璇琮，（1933年-2016年），浙江宁波人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奠定学术基础。后因全国院系调整，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年毕业留校任助教。因在政治运动遭受错误批判，被调至中华书局接受改造，并由此走上学术道路。历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编审，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秘书长、副组长，清华大学……
资料更新时间：2019-12-19 00:14:36
傅璇琮，（1933年-2016年），浙江宁波人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奠定学术基础。后因全国院系调整，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年毕业留校任助教。因在政治运动遭受错误批判，被调至中华书局接受改造，并由此走上学术道路。历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编审，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秘书长、副组长，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央文史馆馆员。2008年3月起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
中文名：傅璇琮
国籍：中国
出生地：浙江宁波
出生日期：1933年
逝世日期：2016年1月23日
毕业院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傅璇琮先生对母校清华大学感情深厚，自80年代以来，长期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与已故著名学者、清华校友王瑶等一起支持清华中文系的复建和发展工作。
2008年3月20日，傅璇琮正式调入清华大学工作，任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并担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为相关学术工作的开展进行了一系列的规划。他重返母校工作，必将为重振清华人文学科的辉煌做出贡献。
2016年1月23日15时14分，傅璇琮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傅璇琮先生先后出版了一系列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导夫先路的著作，以及在古籍整理领域的重要成果，扶持和培养了一大批古代文学研究的生力军，长期从事唐宋文学研究及古典文献整理工作，在海内外学术界有着广泛和崇高的学术声誉。曾参加《二十四史》的点校和编辑，担任《唐才子传校笺》、《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以及《全宋诗》、《续修四库全书》、《续修四库提要》等大型古籍整理类总集与丛书的主编，主要著作有《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与文学》、《唐诗论学丛稿》、《李德裕年谱》、《唐人选唐诗新编》，合著有《河岳英灵集研究》等。
《杨万里范成大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年）
《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78年；又台湾丽文文化公司1993年重印）
《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
《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中华书局，1982年；又日本东方书店1987年重印）
《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又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重印）
《宋人绝句选》（齐鲁书社，1987年）
《〈河岳英灵集〉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
《李德裕文集校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李德裕年谱》（齐鲁书社，1984年初版；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修订本）
《唐代诗学丛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
《濡沫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辽海出版社，1998年）
《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傅璇琮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
《唐才子传校笺》（中华书局，第1册，1987年；第2册，1989年；第3册，1990年；第4册，1990年；第5册，1995年。2002年全套重印）
《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中国文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
《中国诗学大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
《续修四库全书》（1995年）
《中国藏书通史》（傅璇琮、谢灼华主编，宁波出版社，2001年）
《唐代文学研究》第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唐代文学研究》第2～9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2002年）
《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1～2001（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2002年）
《中国古籍研究》第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中国古典诗歌基础文库》（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
《中国古代小说珍秘本文库》（三秦出版社，1998年）
谈“儒林外史”（《读书》1956年04期）
我国古代的短篇小说集——“誓世通言”（《读书》1956年09期）
李商隐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文学评论》1982年03期）
唐代科举制度下的文人生活——“唐代科举与文学”研究之一（《枣庄学院学报》1984年01期）
闻一多与唐诗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02期）
谈古典文学研究的结构问题（《文学评论》1987年05期）
唐人选唐诗与《河岳英灵集》（与李珍华合撰，《中国韵文学刊》1988年Z1期）
盛唐诗风和殷璠诗论（《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03期）
摩尼教及其东渐（《瞭望》1988年32期）
一种文化史的批评——兼谈陈寅恪的古典文学研究（《中国文化》1989年01期）
唐代诗画艺术的交融（《文史哲》1989年04期）
陈寅恪思想的几点探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02期）
陈寅恪文化心态与学术品位的考察（《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03期）
于平实中创新——记台湾学者罗联添先生的治学成就（《中国典籍与文化》1992年01期）
漫谈宋代文化史研究的材料建设（《中国典籍与文化》1992年02期）
略谈陈三立——陈寅恪思想的家世渊源试测（《中国文化研究》1993年01期）
关于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的思考（《文学评论》1992年03期）
《才调集》考（《唐代文学研究》第五辑——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成立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暨第六届年会论文集，1992年）
唐人选唐诗考述四则（《中国韵文学刊》1994年01期）
文化意识与理性精神（《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04期）
陆游与王炎的汉中交游（《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05期）
李德裕及《会昌一品集》研索（《唐代文学研究》第七辑——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八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6年）
文学编年史的设想（《江海学刊》1997年03期）
唐初三十年的文学流程（《文学遗产》1998年05期）
唐玄肃两朝翰林学士考论（《文学遗产》2000年04期）
李白任翰林学士辨（《文学评论》2000年05期）
关于中国藏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浙江学刊》2001年01期）
古籍编目的新进展（《人民政协报》2001年2月6日）
唐永贞年间翰林学士考论（《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03期）
论中国藏书史的内涵（《阴山学刊》2001年03期）
新世纪中国诗歌研究三题（《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03期）
陆游南郑从军诗失传探秘──兼论南宋抗金大将王炎的悲剧命运（《文学遗产》2001年04期）
横空出世清逸自如——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中的李白（《光明日报》2001年9月28日）
从白居易研究中的一个误点谈起（《文学评论》2002年02期）
《宋诗纪事补正》疏失举正（《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年04期）
《宋诗纪事补正》掇误（《中华读书报》2003年8月13日）
独具标格的唐代试策考（《光明日报》2003年10月16日）
杜甫与严武关系考辨（《文史哲》2004年01期）
唐翰林侍讲侍读学士考论（《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05期）
寻根索源:《蒙求》流传与作者新考（《寻根》2004年06期）
探索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思路——在“传统文学与现代性”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11期）
《步辇图》题跋为李德裕作考述（《中国书画》2004年11期）
唐代文学研究：社会—文化—文学（《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02期）
齐燕铭与古籍整理纪略（《出版史料》2006年03期）
谈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意识——由《佛教唐音辨思录》所想起的（《文学评论》1989年06期）
读《日本汉诗选评》（《瞭望》1989年19期）
读《汪辟疆文集》所想到的（《瞭望》1989年47期）
读《千家诗全译》（《瞭望》1990年33期）
理性的思索和情感的倾注──读朱东润先生史传文学随想（《文学遗产》1997年05期）
陈尚君教授与唐代文学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01期）
中晚唐政治文化的一个缩影——写在《李德裕文集校笺》出版前（《河北学刊》1998年02期）
楼中日月长──推荐《湘绮楼日记》（《中国图书评论》1999年01期）
带读者到南宋遗民诗人中去（《中国图书商报》2000年7月25日）
采辑详备 允称佳构──读《中华大典·文学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中国图书评论》2001年09期）
古籍善本编目的又一进展──《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序（《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02期）
淡泊名利做人，扎实求真治学——《唐代诗文丛考》序（《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02期）
博通、集成、创新、致用——评熊笃《诗词曲艺术通论》（《中国图书评论》2002年07期）
堪与马可波罗游记比美的佳作——谈古朝鲜人崔溥《漂海录》（《中国图书评论》2003年03期）
中国韵文学构建的突破性进展——评蒋长栋教授的《中国韵文学概论》（《中国文学研究》2003年04期）
重视对五代文化的研究——《五代艺文考》序（《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4期）
谈线装版简体字点校本《资治通鉴》的出版（《中国图书评论》2004年01期）
沟通古今说韵文——评《中国韵文学概论》（《湖南日报》2004年1月9日）
《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选辑（《文学遗产》2004年02期）
走进中华——《学林漫录》忆旧及其他（《出版史料》2005年02期）
开创了中国古籍全国性书目的先河（《中国图书评论》2005年07期）
顾志兴《浙江藏书史》序（《出版史料》2006年04期）
面向新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中国古代文学通论》（与蒋寅合撰，《求是》2006年15期）
谈谈《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05期）
《<浮生六记>新增补——一种新的“敦煌学”》（《人民日报》2010年5月18日）
《〈海国记〉的发现——文学史、史料学上的重大成果》（《光明日报》2010年10月25日第12版）
《杜甫评传》序（《读书》1982年07期）
《唐代科举与文学》自序（《文学评论》1985年03期）
《唐才子传校注》序（《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01期）
《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序（《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04期）
谈对黄庭坚诗的研究——《黄庭坚研究论文集》序（《许昌学院学报》1990年01期）
《全唐诗人名考》序（《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02期）
《魏晋南北朝赋史》序（《文史哲》1991年04期）
“日新之谓盛德”——序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03期）
陶敏《全唐诗人名考证》序（《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01期）
《宁波市志》序三篇（《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5年03期）
应当重视古典文学的史料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总序（《文学遗产》1997年02期）
细心出精品──《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序（《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04期）
传统研究与当代意识——陈良运《〈周易〉与中国文学》序（《文史哲》1999年04期）
《全唐诗大辞典》序（《文史哲》2000年05期）
开拓文学史研究之新境——《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序（《学术研究》2000年07期）
一心为学，静观自得——《李德裕年谱》新版题记及补记（《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02期）
《唐代铨选与文学》序（《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03期）
《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史》序（《江淮论坛》2001年06期）
编辑学者化的新例与新解——序徐宗文《三馀论草》（《中国编辑》2005年01期）
《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序（《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03期）
《唐翰林学士传论》前言（《长江学术》2006年03期）
《先秦文学编年史》序（《长江学术》2007年01期）
《王羲之集校笺》序（《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03期）
普及的层次（《瞭望》1989年04期）
独立不阿的人品沉潜考索的学风──纪念邓广铭先生（《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03期）
国学研究呼唤务实学风和创新思维——从两个实例谈起（《人民政协报》2002年1月1日）
《万历十五年》出版始末（《出版史料》2001年01期）
“古典文学与华夏民族精神”笔谈（《湖南社会科学》2001年04期）
黄庭坚文化现象的历史启示（《光明日报》2002年7月3日）
真务实严格律己——从关于《全宋诗》的订补谈起（《文学遗产》2003年05期）
文津阁《四库全书》的文献价值（《中华读书报》2003年8月13日）
傅璇琮先生是一位以人格魅力和学术建树赢得学界敬佩并享誉海外的著名学者。偶然的机缘和工作的性质，使我认识了这位受人尊敬的学术前辈。
对傅先生的敬慕始于1979年初春。那时，我对先生几乎一无所知，但手捧沉甸甸的墨香尚浓的《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资料汇编》，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此后，《汇编》成为研究黄庭坚过程中对我帮助最大的案头书，伴随我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六五”重大项目《中国文学史》宋代部分书稿的撰写，完成了山东省“七五”重点项目《黄庭坚与宋代文化》书稿的撰写，成为我与傅先生忘年友谊的重要基础。 1999年5月下旬，在浙江新昌召开的《〈李白与天姥〉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傅先生，得以当面聆教。会议期间，先生不仅对我提交的论文《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的构思与创新》鼓励有加，而且把自己手头的《黄庭坚研究论文集》送给了我，鼓励我继续深入开展研究。 2002年，拙著《黄庭坚与宋代文化》付梓，先生不仅精心审读了全部书稿，撰写了三千多字的《序》，而且还以《黄庭坚文化现象的历史启示》为题，撰写书评在《光明日报》刊出。这让我在备受感动的同时，再次深切地感受到了先生真诚扶植后学的热情，感受到了先生对学术研究之时代脉搏和发展态势的准确把握。
我与傅先生直接的接触和深入的交流并不算很多，而更多的是从先生的文章著述中、从学界同好的交流中了解到先生的人品和文品。让我感受最深的是傅先生在学术活动中表现出的“斯文自任”的使命意识、文化建设的国家意识和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 “斯文自任”是古代华夏学人传承千载的优良传统。“斯文”与“学术”密不可分。前人讲“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学术对于文化建设、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作用巨大。正因如此，很多志向高远的学人往往都试图通过“斯文自任”的途径，实现经世济世的报国理想和奉献社会的个人价值。傅璇琮先生可以说是当代学人发扬光大这一优秀传统的典型代表。他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和条件下，都把研究当事业，视学术为生命，把全部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学术活动中，表现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先生认为：“中国学者有责任也有义务发扬光大我们自身的学术传统，向世界展示中国学术的优势，为世界学术做出贡献。”（陈良运《周易与中国文学·序》）他称扬学术大师陈寅恪关于“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的观点（《理性考索所得的愉悦》）；赞誉顾颉刚先生在遭受不公正待遇的特殊背景下欣然接受翻译《尚书》的任务，“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对自己民族文化高尚的责任感和理性的使命感”（《启示》）。先生乐于奉献而不求回报，他“相信庄子的话：‘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坎坷的经历与纯真的追求》），执著于学术事业而又淡泊名利，明确表示“我们许多古典文学的研究者是准备献身于我们所从事的这一项事业的”（《“岂无他好，乐是幽居”》）。这些都反映出先生事业上入世入俗而思想上超世脱俗的不凡境界。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根本，是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建设的最高层次是学术研究，献身于学术研究，就是献身于国家的文化建设，也是具有强烈国家意识和爱国情怀的具体表现。傅先生正是站在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的高度来认识学术发展的意义，并通过扎扎实实的努力工作来推动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的。他在中华书局组织策划和出版了一大批学术品位高、社会影响大的著作；在担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秘书长、副组长职务期间，积极策划和推动古代典籍的整理，并担任《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主任。他与任继愈先生一起担任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的编纂委员会主任，与顾廷龙先生一起主编了1800多册的《续修四库全书》；他策划并组织撰写《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这一收入2000多种典籍的大型图书；他参与主编了72巨册4000多万字的《全宋诗》———所有这些，都是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工程。
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创新更是学术研究的灵魂。傅先生一方面积极呼吁“力求务实创新，切忌急功近利”，大力倡导新学风;一方面躬行实践，努力探索学术创新的路子和规律。先生认为，“就科学的意义上说，研究客体是无所谓重要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研究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突破与创新的程度”（《一种开拓的胸怀》）。先生早在1991年就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典文学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显示出全球的视野和前瞻的眼光。他与蒋寅同志共同承担的200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古代文学通论》，组织了全国近六十所高校及科研单位的120多位专家学者，历时四年，形成了300多万字的成果。而这项成果则“是多角度地宏观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尝试，同时也是一项跨学科的综合性的学术探索”（《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总序》），极具开创性和建设性意义。先生认为，“我们民族的学术发展必将应上古代学人的一句名言：日新之谓盛德”（《从一本书看一种学风》），对学术创新充满了信心。所有这些，对于当前的学风建设，无疑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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