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玉(1906—1986) 又名李兴唐。山西崞县（今原平）人。192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北平市委职工部部长，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中共唐山市委书记，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山东领导抗日武装斗争。黎玉长期担任山东党的主要领导，为开创山东的抗日新局面做出了重大贡献。解放战争中，为保卫和建设山东解放区，粉碎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作了大量工作，使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工商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市委秘书长，第1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第8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农机部副部长。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三、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86年5月30日在北京逝世。

中文名：黎玉

别名：李兴唐

国籍：中国

民族：汉

出生地：山西崞县(今原平)

出生日期：1906年5月12日

逝世日期：1986年5月30日

信仰：共产主义

黎玉1906年5月12日生于山西省崞县陈赵野庄（今山西省原平市大牛店镇东野庄），原名李兴唐。儿时在家乡读私塾后读小学，考入崞县中学后，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黎玉在崞中组织领导学生上街游行，下乡宣传，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活动。在学校，他和同学们组织成立了“读书会”、“协进社”，办墙报、搞专栏宣传进步思想；在校办刊物《撼阴报》上撰写进步文章，同时还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刊，这使黎玉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1926年7月，中共崞县中学地下党支部建立。黎玉于这年9月经刘保粹、冯汉瑛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春，黎玉、李毓珍等按照上级指示以个人身份同时加入国民党。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又被推举为国民党崞县党部常委和学生会主席，同年7月黎玉任崞县中学党支部书记。1928年3月，黎玉组织中学党支部进行校内外活动，引起地方当局的密切注意，被“国民党崞县清党委员会”将地下党员黎玉等7人开除出国民党党籍并逮捕关押在太原第一监狱。1929年4月黎玉被保释回家，同年，黎玉考入北平大学法政学院。在北平大学法政学院黎玉几经周折，终于被中共法政学院党支部接受了组织关系。黎玉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继续投身于革命事业。

1930年10月至1931年初，黎玉任中共北平市委市政工作委员会书记、职工部长。其后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中共河北省石家庄中心县委书记，直中特委书记。1933年春任中共唐山市委书记，负责重建被破坏的唐山党组织。1934年初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开滦五矿总同盟3万余人反帝大罢工。后任中共河北省委直中、直南巡视员，直南特委书记，冀鲁豫边特委书记。

1936年被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往山东，恢复和重建屡遭敌人严重破坏的中共山东省委，任省委书记。抗日战争前夕，在山东省委被叛徒出卖，遭到破坏后，黎玉转入山东济南，靠拉黄包车做掩护从事党的地下领导工作，成为恢复和重建山东地下的党的元勋。

抗日战争爆发后，黎玉领导山东省委发动山东各地的抗日武装起义，并亲自领导了徂徕山起义，兼任起义部队政委。1938年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八路军山东纵队政委。

1939年夏，齐鲁大地已有三支主力武装部队，总兵力达七万人。一是由原地方起义武装为基础，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张经武任纵队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辖八个支队，活跃在鲁中、鲁南及胶东地区，兵力4万余人；二是由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第一二九师津浦支队为基础，组成的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肖华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开创了冀鲁边平原根据地，控制了15个县的地域，兵力2万多人；三是第一一五师师部及第六八五团。由代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率领，与地方武装合编后为苏鲁豫抗日支队，兵力8000人左右。

1940年，任山东战时工作执行委员会主任，参与领导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领导山东纵队与进入山东的八路军115师部队并肩战斗，进行反“扫荡”、反蚕食和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

中央军委针对山东人多枪多，发展潜力比较大的特点，要求山东把发展武装力量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争取在1940年内，将八路军正规部队和骨干游击队发展到15万人枪，地方武装达100万以上，以便及时向华中推进。为达到这个目标，黎玉和徐向前、朱瑞、罗荣桓、张经武等一起做了一系列的工作。第一，抓部队质量的提高。第一一五师是从山西进入山东的，大部分干部是经过长征的红军战士，在罗荣桓的率领下，军政素质、管理教育、战斗作风等方面都继承了红军的光荣传统，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但由于新成份大量涌入，条件艰苦、战斗频繁，也使部队面临如何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问题。

山东纵队是黎玉领导的山东地下党自力更生，土生士长发展起来的，部队扩充快与干部培养训练跟不上的矛盾比较突出，在政治工作、党的建设、组织纪律等方面都有不尽人意之处。为促进山东两支主力部队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采取了干部和战斗骨干互相交流的办法。第一一五师2000多名战斗骨干调到山东纵队；黎玉领导的山东纵队为保证第一一五师完成繁重的作战任务，一次就拨给他们3万多人枪。两支部队互相交流，并注重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达到了迅速提高质量、增进了解，共同战斗的目的。到1940年上半年，山东纵队由2.5万人猛增到5.1万人，第一一五师1940年初为5.8万人，到9月份就发展到7万多人。

黎玉对山东纵队实施整编整训，将所属部队正式编为五个旅，四个支队，可谓迈开了正规化的步伐。千万百计改善八路军的物资供给。老八路刚到山东时，由于政权建设是个薄弱的环节，7万大军的物资供给极匮贾乏。后来，由于黎玉任的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实际上行使山东省政府的职权）主任委员，工作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筹粮、筹款、做军衣做军鞋支援八路军，供给比过去改善了。据不完全统计，山东军民从1938年下半年到1940年上半年，共进行大小战斗2000多次，毙伤俘日军松井山村中将以下近2万名，伪军2.5万余名，破坏公路1．2万公里，铁路500公里，击落敌机3架，击毁敌舰一艘、汽艇7只，击毁汽车86辆、火车头36个、列车车厢162节。这些胜利显示了山东军民的顽强战斗意志，使日寇的“新扫荡”屡遭惨败。

1941年9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军委决定，山东分局由朱瑞、罗荣桓、黎玉、陈光四人组成，朱瑞为书记。将山东纵队及一一五师两军政委员会合组为一个军政委员会，罗荣桓任书记。山东纵队归一一五师首长指挥。黎玉就是在抗战的艰苦环境中与徐向前、罗荣桓等共同开辟和巩固了山东抗日根据地。

1943年起任山东军区副政委、山东战时行政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副书记。

1944年至1945年，协助罗荣桓领导山东军民对日伪军进行局部反攻和全面反攻，解放了除济南、青岛等少数大城市以外的山东广大地区。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做出了新四军北移山东的战略决策，并在1945年12月将山东分局改组为中共中央华东局，由饶漱石任书记，黎玉任副书记。饶漱石到山东不久，即在1946年1月去北平参加军调部工作，后又赴东北，直到1947年1月才返回山东。在饶漱石离开山东期间，作为中共中央华东局主管土改工作的副书记和山东省政府主席，黎玉按照《五四指示》的精神，主持制定了《中共华东中央局关于彻底实现土地改革的指示》（简称“九一指示”）和《山东省政府实行土地改革的布告》、《山东省土地改革暂行条例》，领导了山东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黎玉领导的山东土改运动却成了饶漱石批判他的突破口。

1947年1月，饶漱石回到山东，开始主持华东局工作。为了达到在山东称王称霸的目的，饶漱石和康生勾结在一起，将矛头指向了以黎玉为代表的山东地方干部。

1946年底，根据解放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毛泽东产生了将《五四指示》中“区别对待”的政策，改变为“平分土地”的想法。当时在延安的康生，获悉了毛泽东的这个想法，为了批判黎玉及山东地方干部，饶漱石和康生决定将黎玉主持制定的《九一指示》作为突破口。

饶漱石和康生一到山东，就说《九一指示》是错的，说山东党是“富农党”，山东土改搞的是“富农路线”。黎玉不同意饶漱石的看法，当面质问饶漱石，说：“过去白区工作中，王明就是以‘富农路线’整人；苏区土改中反对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人，也是以反‘富农路线’为口号的。你们说山东搞得是‘富农路线’，那么，你说的这个‘富农路线’究竟是什么？”但在饶漱石的主持下，华东局还是在1946年2月21日发出了《关于目前贯彻土地改革、土地复查并突击春耕的指示》（亦称《二二一指示》）。《二二一指示》正式把山东土改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夸大为“富农路线”倾向，并要求纠正。接着，在五、六、七三个月，华东局又连续发出了一系列反对“富农路线”的指示。在1946年7月7日华东局发出《关于山东土改复查新指示》（亦称《七七指示》）后，山东土改的“左”倾错误发展到高峰。《七七指示》全盘否定了根据《五四指示》精神制定的《九一指示》，认为《九一指示》“采取了与中央完全相反的方针路线来作为土改的指导原则”，存在着3点原则上的错误：方针上的非阶级路线，执行方法上的非群众路线，领导上的自满自足放松土改，造成山东土改在新区大部流于形式，不能形成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七七指示》还宣布停止执行山东省政府的土地法令，重新作了13条规定。

在山东土改问题上打开突破口后，饶漱石、康生就将矛头指向了黎玉。6月下旬，中共中央华东局在饶漱石的主持下，在诸城县寿塔寺召开扩大会议，开始对黎玉以在土改中推行“富农路线”的罪名进行错误的批判。在会后发出的《七七指示》中，饶漱石说：“黎玉同志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富农路线的表现：“就是地主多留地、留好地、富农自耕地未动，干部与军工烈属普遍多分土地，多得果实。”实际上，《九一指示》是完全按照中央《五四指示》的精神制定的。所以说，黎玉在山东进行的土地改革绝不能被说成是“富农路线”。

寿塔寺扩大会议后，华东局在饶漱石的主持下，又连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对黎玉进行批判。饶漱石、康生又先后给黎玉扣上了“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富农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等帽子，全盘否定山东工作的巨大成绩，否定黎玉等对山东党、山东省政权建设、军队建设的重要贡献。

面对饶漱石的无端指责，林浩等许多被“搬了石头”的山东地方干部要求黎玉坚决顶住，甚至要求黎玉到中央把官司打清楚，而不要和稀泥。但黎玉只是在华东局负责人的小组会议上进行过申辩，在公开场合，反而违心地作了检查，默默地接受了不公正的批判。

黎玉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后来回忆说：“首先，是战争大局的要求。当时，正值粉碎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关系到全国战局胜败的关键时刻，必须全力以赴共同对敌，不允许我们内部有任何摩擦产生；第二，我当时担任华东局副书记、山东省主席、新四军副政委，山东野战军政委（以后是华东军区副政委）并兼管财政、粮秣、支前等多项工作，我只能从一切服从战争，服从领导班子的稳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第三，我长期在山东工作，山东的同志对我更为熟悉和信任，我的言行会直接影响下级的情绪；第四，饶漱石对我的批判并非是同志式的、善意的，他们根本不讲道理。我也曾几次试图在华东局小组会上通过说明、解释、交流思想来达到互相了解、团结共事的目的。但是都被拒绝了。在那种特定环境下，如果我公开和他们斗争，势必会引起从上至下的内部斗争，甚至导致山东和华中两个地区间干部的对立。毫无疑问，这将会对战争极为不利，必定会带来更加严重的损失，后果不堪设想。古人有“相忍为国”的道理，我为了避免内部分裂，确保战争的胜利，也只有牺牲个人以维护党的最大利益。”

就这样，在“一切为了胜利”的大局下，黎玉以蒙受不白之冤为代价，以牺牲自己和一大批老部下的政治生命为代价，保证了党的团结和革命事业的发展。

大鲁南会议后，黎玉除分管的支援前线工作外，其他的事情都被迫停止了。但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大局下，黎玉积极工作，没有怨言，尽一切所能组织山东民众支援前线，表现了一个老党员、老干部的坚强党性。历史证明了黎玉为山东解放战争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据《山东党史资料》1985年第2期《山东人民支援解放战争的调查报告》一文的记载，解放战争期间，山东解放区共发动4次参军运动，参军人数达58.9万多人；从济南战役战役开始到宁、沪、杭战役结束，山东解放区共出动民工173万多人，牲口5万多头，大车2.5万多辆，小车41万多辆，挑子14万多副，共运送粮食8亿多斤，被服36万多件，其他物资5300多万斤。

1953年调中央财经委员会工作。

1954年起任第1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1959年起任农业机械部(后为第8机械工业部)第1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

1978年起任第1机械工业部顾问，农业机械部顾问、党组成员。他是第3、5、6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1986年5月30日病逝于北京。

建国后，黎玉始终背负着这一沉重的历史包袱。直到1986年3月，在逝世前不久，黎玉才收到了中共中央为其在1948年所受错误批判进行平反的通知。

1986年3月13日，中共中央批复山东省委，同意山东省委关于对华东局1948年对黎玉所作错误结论进行平反的报告，撤消华东局扩大会议《关于克服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加强纪律性的决议》中对黎玉、林浩所作的错误结论部分，为黎玉恢复政治名誉。黎玉所受的冤屈终于得到了公正的评判。在有生之年，黎玉再次感受到党的温暖。在得知中央的平反通知时，病重中的黎玉感谢党终于了此一案。

1946年9月21日《目前时局与我们的任务------在山东军区干部会议上的报告》

1981年12月15日《山东党组织的恢复与重建》

1985年8月26日《山东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全国政协召集的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O周年各界人士、港澳同胞座谈会的演讲》

1986年8月25日《山东人民武装起义与山东纵队的建立与发展》

黎玉长期担任山东党的主要领导，在黎玉指导下，山东省委先后建立了鲁西北特委、鲁东工委、鲁北特委、淄博矿区特委、调整了莱芜县委，恢复了胶东特委，使山东党的组织在原有基础上得到迅速发展和壮大。

抗战时他负责山东省战时推行委员会的工作，实际行使省政府职权，为山东抗日民主政权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作为罗荣桓同志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勇挑重担，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为开创山东的抗日新局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解放战争中，为保卫和建设山东解放区，粉碎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作了大量工作，使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工商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由于受到1948年山东土地改革时期不公正批判和处理的影响，黎玉在上海“三反”运动中再次受到不公正待遇，1952年2月29日被公开宣布撤销上海市委秘书长等职务，降为上海市委劳动工资处处长。尽管如此，他坚持共产党员的党性，仍一如既往地做好分担的工作，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1953年，黎玉调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工作，并先后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农业机械部、第八机械工业部第一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等职务，为实现我国机械工业“从修配到制造”的发展作出贡献。　　黎玉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六十年如一日。1986年初在他病危之际，中央领导同志十分关心，专程到医院看望慰问。同年3月，中共中央撤销了华东局1948年对黎玉所作的错误结论，给予平反，为黎玉恢复政治名誉，使黎玉生前感受到党中央的温暖。2012年10月，中共上海市委对黎玉在60年前在上海被撤职一案进行了复查，作出《关于撤销在“三反”运动中给予黎玉同志撤销职务处分决定的批复》，撤销1952年2月29日中共上海市委关于给予黎玉同志撤销职务处分的决定，恢复其政治名誉。　　“从无巧语惊高座，休将高位论英雄”。黎玉的一生是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一生，尽管他多次受到冲击，但他始终相信党、相信人民，为革命和建设事业殚精竭虑、死而后已。历史是公正的，人民不会忘记。

1986年5月30日凌晨，黎玉在北京逝世。黎玉逝世后，新华社发了《黎玉同志生平》一文，高度评价了黎玉的一生。文章在介绍了黎玉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作的贡献后说：“黎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坚持党性，坚持原则，是非分明，刚直不阿；他工作严肃认真，精明干练，吃苦耐劳；他生活俭朴，平易近人，联系群众，团结同志；他严以律己，也严格要求亲属和子女，对不正之风深恶痛绝。”文章认为，黎玉同志的逝世，是党和人民的损失。文章要求大家学习黎玉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学习他学无止境，穷原竟委的学习态度；学习他六十年如一日任劳任怨为党工作的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