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之个人资料简介_朱维之档案信息内容详情

一、个人简介

朱维之（1905—1999）浙江苍南人。中共党员、民盟成员。1930年赴日本中央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学习、进修，回国后在福建协和大学、上海沪江大学任教，曾任沪江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1952年调任南开大学教授，先后担任南开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中文系主任等职，并当选为天津外国文学学会会长、天津比较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顾问、中国外国文学学会顾问。朱先生是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他一生从教六十余年，桃李满园，著作等身，在中国教育界、学术界享有崇高声誉。

二、基本资料

姓名：朱维之

国籍：中国

出生地：浙江苍南

出生日期：1905

逝世日期：1999

职业：教授学者

毕业院校：日本中央大学和早稻田大学

三、学者生涯

朱维之，1905年3月出生于浙江温州苍南县仙居乡朱家岛村的一个基督徒家庭。中学毕业后到南京金陵神学院深造。大革命时代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军北伐。早年以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跃登文坛，1927年开始在上海报刊杂志上发表小说、戏剧作品及文学评论。他于1939年出版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略》是一部文艺思潮为中心线索的文学史，他破除了以朝代或世纪为纲要的旧体例，系统的梳理、描述了三千多年来中国文坛变迁、思潮更迭、作家辈出的历史进程，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新中国成立前曾多次再版，新中国成立后在港台地区曾多次重印，1991年上海书店将该书编入《民国丛书》影印发行。

朱维之精通英语、日语、俄语等多国语言。1928年即翻译出版爱尔兰著名作家叶芝的诗剧《心所向往的国土》，此后，多有译作问世。1957年翻译、出版英国著名诗人弥尔顿的长诗《复乐园》,1981年出版《斗士参孙》,1984年出版《失乐园》，1993年出版《弥尔顿抒情诗选》。朱先生数十年呕心沥血，翻译、研究弥尔顿的诗歌作品，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国内无人能够匹比。其中煌煌巨著《失乐园》凡十二卷，一万多行，是国内最早一部、也是迄今唯一的一部全译本。

朱维之是中国希伯来基督教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早在1941年出版的《基督教与文学》一书中,朱维之便指出，从原始时代以来，艺术和宗教一向不可分离，我们若研究文学艺术，不能不涉及宗教，研究宗教也必须到文学艺术里去探求。宗教本身便是艺术，基督教是最美、最艺术的宗教，《圣经》是最优美、灿烂的文学杰作。《基督教与文学》全面论述了《圣经》的文学特质及其对欧美文学的深远影响，出版后引起学术界、宗教界广泛关注，多次再版，1991年同样被上海书店列为《民国丛书》影印发行。1951年朱维之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文艺宗教论集》出版，此书广征博引，纵横捭阖，论述了宗教，包括基督教、佛教、印度教对中外文学及著名作家创作的影响。上述两部著作在中国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方面，无疑具有重要的开拓性意义。

20世纪70年代末，冰雪消融，春江水暖，朱维之敏锐地觉察到政治气候与学术气候的变化，率先在《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二期上发表了《希伯来文学简介——向〈旧约全书〉文学探险》一文，强烈表达了探索研究希伯来—基督教文学的学术勇气与学术期望。此后，朱先生带领南开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的青年教师与研究生，陆续编写、出版了《圣经文学故事选》（1983）、《希伯来文化》（1988）、《圣经文学十二讲》（1989）、《圣经奇文妙语选》（1992）、《古犹太文化史》（1997）、《古希伯来文学史》（2001）等系列著作，使南开大学中文系迅速成为国内研究希伯来—基督教文学与文化的一方重镇。这些著作不仅从文学与文化的角度对《圣经》进行新的解读与阐释，同时厘

正了希伯来文学、希伯来文化的发展历史，论述了希伯来—基督教文化对西方文学与文化的深远影响。作为一名多年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学工作的学者，朱维之十分重视教材建设。他认为，编写教材一要有科学性，二要有实用性，所谓科学性，就是要对纷繁复杂的文学思潮、文学现象、作家作品作实事求是的评价，既要重视西方文学，也要关注东方文学，两者不可偏废，东西方文学的碰撞、交流、融合是世界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所谓实用性，就是内容、体例要适合教师、学生使用，把最精粹的知识交给学生。多年来，朱维之先后主编了《外国文学史·欧美卷》、《外国文学史·亚非卷》、《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中外比较文学》等多部优秀教材，受到高校师生和广大读者的好评。

四、人物轶事

朱维之，1905年3月出生于苍南县仙居乡朱家岛村的一个基督徒家庭，秀丽的江南水乡的风光在童年的朱维之眼中是一幅用不磨灭的图画，是一部“读不完的大书”。当时的农村没有玩具，但是在大自然中他依然找到乐趣，朱维之从小就对大自然有深刻的感悟力，万事万事都在他的幼小的心灵中引起好奇心。在晚年的时候，他经常回忆起故乡的竹林、池塘边的棕搁树，还有河中的小鱼：“但当大风袭来时，竹林总是最先发出萧萧的喧声，不平静的调子，奏出我幼小心灵的帐悯情绪。池塘边的棕搁树坚毅地独立着，大蒲扇似的叶子显得很高洁，在秋天高爽的日子，倒映池水中，小鱼在池水的倒影中间游玩，是另一种境界。”　

童年时代在农村参加劳动和锻炼，给了他健康的身体，在他81岁的时候，一直没有生过大病。朱维之说：“农村有清鲜的空气，充足的阳光，还有一个好习惯就是不吃零食。消化系统一直

正常，心肺也正常。粉碎“四人帮”以后，重操旧业，1980年以来，我每年出版一本书，包括翻译的弥尔顿诗作《失乐园》、《复乐园》、《斗士参孙》，主编了《外国文学简编》……还打算继续学习希腊文、希伯来文等古代语文……这都是受益于童年时代劳动和锻炼。”　朱维之7岁（即1912年）上私塾，他记性好，很快就认识许多字，先生就给他读古书《幼学琼林》等，但是朱维之不喜欢死记硬背，当时正值改朝换代，科举废除了，所以先生也就不勉强学生读古书了。两年后，父亲送朱维之到温州的一家教会小学——崇真小学读书，从此，他的一生就与基督教文学结缘。教会小学的师资力量雄厚，特别是历史老师王乐泉，知识渊博，讲课生动，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1917年冬，朱维之从高等小学毕业，在毕业前，他经王乐泉先生介绍到永嘉楠溪上游的一个农村教小学，他到了那里后，许多学生提出要退学，原来，朱维之才12岁，而学生中有的比他还大，这些学生在“小先生”面前觉得不好意思。学生的父母也怀疑朱维之的水平，其中一个家长暗中考他61个难字，所幸朱维之带着一本《中华新编字典》，才没有让他难倒。

1919年，才14岁的朱维之告别了永嘉乡村，进入温州中学（浙江省立第十师范，后改第十中学师范部），在这所名师汇聚的学校里，他认识了令他终生难忘的老师——朱自清，正是他的引导，让朱维之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开始醉心于新文学。朱自清当时才26岁，但是在爱好文艺的朱维之等人眼中，朱自清是值得尊敬的一位，不仅在于他非凡的文学才华，还在于他诲人不倦、性格刚毅的师德。　

在温州中学，朱自清是最年轻的教师，可能没有经验，他在上课时很紧张，在学生面前局促、脸红、流汗，许多学生为他担心，但是他教学认真，并以真诚赢得学生的爱戴。朱维之从朱自清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并终生以之为榜样。对朱自清的授课，朱维之写到：“老师教书或演讲时，声调平平，平得象无风无浪的壮阔江流，但水势深厚，滔滔不绝。他底诗文风格也是这样，如涨满了的潮水，一川溶溶，猗欤盛哉！但绝少波澜起伏，奇峰突冗的奇气。”　

在温州中学，朱维之的求知欲望相当旺盛，他喜爱一些新文化运动的名人如徐志摩、冰心等作品，在中学时代，他就完成了《墨翟的人生哲学》，并在校刊上发表，后来他将此文投稿上海刊物《青年进步》杂志发表，引起主编注意，主编亲自询问作者，得知此文是出自中学生之手，觉得很惊奇。从此朱维之经常给该杂志投稿，《中国最早的文学家屈原》、《诗仙李白》等都是当时完成的，在该杂志创刊十周年出专刊，朱维之写决定他一生道路的文章——《十年来的中国文学》。他还喜欢读一些西方的书籍，他从小在教会读书，是受基督教影响甚深，因此特别喜欢读《圣经》，尤其是《诗篇》、《雅歌》、《约伯记》、《马太福音》等觉得美不胜收。后来他也试着动手翻译一些西方作品，第一篇是美国欧文的散文《航程》，译文显得的很幼雅，居然在校刊中刊出了，极大地鼓舞了他的信心，他在文学的殿堂迈出了第一步。在温州中学，朱维之与苏渊雷、金冥若等同学参加学生爱国运动，组织学生游行罢工，接受了革命的熏陶。　

中学毕业后，朱维之迫于生活贫困，选择了免费的金陵神学院，三年神学生生活，他博览群书，确立了他一生研究的方向，潜心研究希伯来文化和基督教文学，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至今无人能及。　

1927年，北伐军进入南京，热血青年朱维之与同学们非常兴奋，决定投笔从戎，参加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并被委任为第三军宣传科长，跟着北伐军到武汉、开封，后来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屠杀共产党员，朱维之不愿意同流合污，就离职到上海，暂时在《青年进步》杂志所属的青年书局从事编译工作。

1927年，福建协和大学的校长林景润博士到上海招聘教师，朱维之拿着两年前发表的论

文《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应聘，林博士非常赏识，当即录用，在大学里，朱维之讲授中国新文学课程，在福建教书期间，他受学校委派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和中央大学进修，从事日本文学与中国文艺思潮史研究。在福建，他完成了《李卓吾论》、《李卓吾年谱》两部著作。抗战时期，朱维之困守孤岛，在沪江大学任教，在这一时期，他完成了《中国文艺思潮史略》一书，这是国内最早问世的一部完整的文艺思潮史。　1952年，由于大学院系调整，已经是沪江大学中文主任的朱维之被调往天津南开大学任教，在南开，他没有职务，许多人为他感到不平，但是他淡然一笑，不计得失，依旧在大学中兢兢业业地教书育人。　

1958年的大跃进及随之而来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他率先受到冲击，被打成“牛鬼蛇神”。因他讲授的是外国文学课程，被称为是资本主义的“毒草”，而朱维之就是公开“放毒”。对于这荒唐的逻辑，朱维之后来告诉学生崔宝衡，“我把文学当作美女来欣赏，有人要把她当作尸体来解剖，有理说不清。”　

1966年，“文革”到来，朱维之又是第一批被打成“牛鬼蛇神”。在那个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年代，朱维之被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右派、基督教吹鼓手、大汉奸、镇压革命学生的刽子手等一系列吓人的大帽子。他被剃成阴阳头，脸涂墨水、胸挂牌子与许多教授一道被红卫兵押解上街游行，有的教授不甘受辱而自尽，而朱维之逆来顺受，熬过了苦难寒冬天。在文革中，朱维之身心受损还算是其次，他最痛心的是弥尔顿《失乐园》译稿遭到遗失。朱维之是当时国内少有的研究弥尔顿的学者，朱先生是专事弥尔顿作品译介工作的国内少有的学者。从四十年代开始，他就要立志要翻译弥尔顿的弥尔顿三大诗作《失乐园》、《复乐园》、《斗士参孙》。1951年，他完成了《复乐园》的中译本并出版。文革开始后，他翻译的《失乐园》已经接近完成，但是被红卫兵抄家，辛苦翻译的《失乐园》也拿走了，朱维之痛心疾首。在悲愤难言、身陷囹圄中，他没有消磨斗志，而是以弥尔顿作为自励，弥尔顿在王权复辟的黑暗年代，财产被查抄，书籍被烧毁，人身自由被剥夺，双目失眠，但坚持气节，拒不低头屈服，用手中的笔作武器，誓与敌人斗争到底的英雄气概。支持着朱维之的信念，他冒着风险悄悄地翻译了《斗士参孙》。文革结束后，所幸在在归还的物品中还有《失乐园》手译残稿，朱维之欢喜不尽，他经数年努力，对译稿进行重译、补译、修改、润饰，终于在1985年由上海译文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失乐园》中译本，它凝聚了朱先生难以言尽的悲伤与喜悦。在《译本序》中，朱先生对此只作了轻描淡写的叙述：“本译稿经过二十二年，用业余时间断续译成。其间遭遇十年浩劫，译稿丢失、复得、返工等恼人的挫折。”

文革结束，1979年，朱维之重返南开教坛，担任了中文系主任，他不顾年高坚持一

线教学。当时大学中外国文学教育百废待兴，许多教师、本科生苦于没有教材，朱维之下决定编写一套系统的外国文学教材，他于1977年发起倡议，联合京津及华北地区一批专业教师，共同编写外国文学教材。经过多次写作，反复修订，由朱先生主编的《外国文学史·欧美卷》、《外国文学史·亚非卷》和《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相继出版。对这两套教材的编写、出版，朱先生十分认真负责。从拟定大纲、审读初稿，到最后定稿，他都逐字逐句过目、修改，还亲自撰写了有关章节，绝不当挂名主编。这套教材至今还在大学中沿用。　在院校中，朱维之厉行改革，破除了大学中的一些清规戒律，废除了一些无用的形式，为教师创造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让教师能够放开手脚一门心思做学问。提高了行政效率和教工的做积极性，深受教工们欢迎。改革初期，正值拨乱反正，有些教师还习惯于“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生活方式，而身为系主任的朱先生却很少给大家开会、作报告、布置工作。记得有一个周末，一位教师在系办公室遇到了朱先生，竟下意识地问：“朱先生，今天下午我们该干什么?”朱先生十分幽默地引用了《巨人传》中的一句名言作答：“随心所欲，各行其是”。在场者无不哈哈大笑。　

朱维之一生从教六十五年，著述三十余种，近千万字。可谓桃李天下，著作等身。特别是在在希伯来文化和基督教文学领域，精耕细作，用“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类形容，倒是恰如其分。

“文化大革命”后期，“评法批儒”风起，李卓吾被指认为法家，身价陡增。某日，

工宣队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偶然发现了朱先生三十多年前的旧著《李卓吾论》，颇为惊讶。当时，朱先生尚关在“牛棚”中，工宣队的头头便找他谈话，希望他能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肃清流毒，作个评法批儒的发言。不料，朱先生“不识抬举”，竟说自己三十多年前没有认识到李卓吾是个法家，现在也没有认识到李卓吾是个法家。工宣队头头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朱先生也就失去了一次“从宽处理，提前解放”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