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达泉个人资料简介_宋达泉档案信息内容详情

一、个人简介

宋达泉，著名土壤学家，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现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前期从事土壤及自然资源调查和研究工作。早期在浙江、福建、云南等地进行土壤调查和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主持了东北地区土壤资源及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的系统调查和研究工作，为开发利用国土资源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基本资料

中文名：宋达泉

国籍：中国

出生地：辽宁省沈阳市

出生日期：1912年10月20日

逝世日期：1988年8月27日

职业：土壤学家

毕业院校：浙江大学农学院

代表作品：《中国东北土壤》，《中国东北地区自然资源图集》

其孙子：宋静

三、生平

一代鸿儒不平凡的人生轨迹

宋达泉（1912—1988），浙江省绍兴人，1912年10月20日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中共党员。193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农学院。1934－1936年任浙江省建设厅化学肥料管理处技士。1936－1940年任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室技士、技师。1943－1945年任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室技正。1945－1946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进修和考察。1946－1949年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技正，兼任中央大学农业化学系土壤学教授。1950－1952年任东北人民政府农林部土壤调查团团长。1953－1988年历任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东北分所筹备处副主任，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兼土壤研究室主任。1950－1988年先后当选为中国土壤学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长，及以后历届理事会领导成员。1956年参加中苏黑龙江流域自然资源考察，任考察队自然资源组中方组长。1988年8月27日在辽宁省沈阳市因病逝世，终年76岁。

毕生致力于土壤学与资源环境科学事业

1949年，一声爆竹，新中国诞生，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其时，中国政府在发展农业方面的一项重大战略性决策，是在黑龙江省三江平原建立大规模的机械化国营农场群，当务之急是要摸清其土壤的资源状况。宋达泉及其同仁率先于1950年率团开展三江平原综合调查，摸清其家底。1955年及时发表研究论文《国营友谊农场土壤分类及其理化性质》（《土壤专报》，第30号，科学出版社）。所获资料为国家大规模开发三江平原提供了最宝贵的科学依据。其时，在国家查清三江平原土地资源状况的前提下，王震将军曾率领10万退役军人第一次进驻这片沉睡荒原，屯兵农垦。其后不久则又持续地进驻了14万退役官兵、5万名大专院校毕业生、20万支边青年以及54万城市青年，兴起了史无先例的农垦热潮，相应地其范围尚扩及到了整个松嫩平原。在这里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昔日的北大荒——三江平原与松嫩平原，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早已建设成为中国最大的商品粮生产基地，被誉为“中国的米袋子”。不仅如此，晚近上述地区则又已建设成为中国最大的绿色食品基地，被誉为“中国的绿色摇篮”。因此，又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北大荒－米袋子－绿色（食品）摇篮”模式正呈现于世人面前。饮水思源，难忘掘井人啊！上述成就的取得，是与宋达泉及其同仁当年的科考成就分不开的，他曾为此而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20世纪50年代中期，宋达泉承接黑龙江流域自然资源综合考察任务后，则多年奔波于黑龙江右岸地区，开展土壤调查，成果丰硕，主持了共计3集与洋洋百万字以上的《黑龙江流域综合学术报告汇编》（科学出版社，1959，1961），由此而于1962年荣获周恩来总理接见。

20世纪60年代初，宋达泉组织同仁，特别是中青年科技工作者集体撰著《中国东北土壤》。该书是反映中国东北地区土壤资源的第一部专著。该书尽管在“文革”期间屡遭劫难，惟最终于1980年付梓（科学出版社）。此外，他尚主持撰著了《中国东北地区自然资源图集》一书，以及《中国森林土壤》（草稿）。上述成果均曾获辽宁省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开展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时，上述的《中国东北土壤》是东北四省区最受欢迎的一本参考书，并被广泛引用。

20世纪50年代末，宋达泉倡议和促成了第一次全国土壤普查。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他任全国技术顾问组副组长和东北区顾问组组长，经常深入基层，指导普查工作。1963年他参加了全国农林工作会议及农林科技长远规划的制定。他率领科技人员到辽宁省西部半干旱地区蹲点，开展水土保持综合技术试验，因地制宜地发展了当地的生产。“文革”期间，他曾惨遭迫害，一经甄别则又无怨无悔地、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新的工作之中。

“文革”后，宋达泉重焕青春活力，于1980年率队开展云南省腾冲地区考察，野外历时40天，行程一万里，观察剖面，采集样品，含辛茹苦，及时而圆满地完成了该区的土壤调查与遥感制图任务。该项成果于1985年获中国科学院一等奖。1985年他与诸多年青同仁主编了洋洋165万字的《辽宁国土资源》（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一书。该书为辽宁省国民经济的建设与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提供了详尽的第一手资料和决策性的意见，受到了很高评价，并于1988年获辽宁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大约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国际上，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已将海岸带的开发利用列为热点地区。海岸带是中国的一类特殊国土，蕴藏着丰富的资源。1987年宋达泉承接了全国海涂资源调查任务，主持召开了全国沿海滩涂资源考察与综合利用学术讨论和科研规划会议，集思广益，上书中央，获得首肯，迅即开展了温州试点研究。其时，他已年过花甲，仍沿着长达296公里的海岸线，长途跋涉，不辞辛苦，完成了任务，积累了经验，培训了队伍，该项成果于1987年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1980年，由国家科委和国家海洋局等15个部、委、局和沿海10个省、市、自治区统一组织，开展实施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宋达泉担任该项大型系统工程项目的技术指导小组副组长和土壤植被技术指导小组组长，他主持制定了《土壤调查简明规程》，并且亲临各沿海省市考察，深入实地指导。通过海岸带和海涂资源调查，他与同仁巴逢辰、胡思敏等主编完成了《中国海岸带土壤》（科学出版社，1995年）、《温州试点区的土壤类型及土地资源（报告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辽宁省海岸带和海涂资源及开发利用》（科学出版社，1986年）《应用航卫片编制海岸带及海涂资源图》（科学出版社，1987年）等众多专著。上述研究曾获1987年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多个奖项。

四、土壤地理学研究

土壤分类系统

中国第一个土壤分类系统的倡导者和制定者

在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缺乏完整的土壤分类，仅有的与不完整的土壤分类系统，完全受制于美国学派，西方色彩浓厚，全国土壤被划分为显域土、隐域土、泛域土等三个土纲，其下设置了不少土系，全盘西化，毫无中国特色可言。建国后，即20世纪50年代初，宋达泉及其同仁率先提出了新的土壤分类系统，几经修改与完善，在1954年制定的土壤分类系统中，重新确定了若干土类和亚类，充分结合中国实际，汲取农民经验，生产性鲜明，因地制宜，词简义明，通俗易懂，赋予与构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因而深受欢迎，广为应用。在该系统中所确定的棕色太加林土、白浆土、黑土、棕色荒漠土、褐土、黑垆土、龟裂土、黄棕壤、草甸土、砖红壤性红壤、山地草甸土与山地棕褐土等等，均为其后兴起的以土壤诊断层和诊断特性为基础的，以定量为特点的土壤系统分类，作出了基础性研究。直至1995年，由中国科学院南土壤研究所土壤系统分类课题组与中国土壤系统分类课题研究协作组撰著的《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修订方案）》（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一书，自然地继承着宋达泉及其同仁等最初所研究的与赋有上述中国特色的土壤分类系统。

五、独立地划分

中国第一个将水稻土独立地划分为土类的倡导者和制定者

中国地域辽阔，土壤类型众多，其许多特点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和不可企及的。特别是作为古老的农业国，其人为土尤具特色，其中占有世界四分之一面积的水稻土，又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宋达泉等中国学者则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通过对水稻土的大量研究，特别是通过其剖面层次形态及水耕熟化过程的研究，认为这是一种全新的土壤类型，因而决然地将水稻土作为一个独立的土类而被划分出来，指明了此类土壤的形成过程，与以往一贯认为的它是由于土壤处于灰化过程条件下而形成的，具有着本质的区别，其原始创新性是勿庸置疑的，亦早为国际同行所公认。在宋达泉主持的土壤分类研究中，他与同仁一道，进而在新拟的上述最新的土壤分类系统中最高分类系统单元“土纲”中，列出了“人为土”土纲，又反映了上述的原始创新获得了良好的继承。宋氏关于水稻土所作的创新研究成果，尚可参见上世纪30年代与朱莲青、马溶之、侯光炯等合作撰写发表的论文。

六、独立土壤类型

中国第一个全面论证东北黑土是一个独立土壤类型的学者。

在中国东北地区滨北铁路及滨长铁路线的两侧，其东界延伸到小兴安岭和长白山等山区的部分山间谷地及三江平原与穆棱－兴凯平原的边缘，其南界在吉林省怀德县南部，西界则直接与松辽平原的草原与盐渍化草甸草原相接壤，分布着一种土层深厚而又极其肥沃的土壤，仅黑、吉两省的面积即达1000万公顷以上，耕垦系数很高，鉴于其土体色泽深暗，而被当地农民称之为黑土。于20世纪30-40年代之际，曾有一些国内外学者前往考察，对其命名是相当混乱的，计有退化黑钙土、变质黑钙土、湿草原土以及淋溶黑土等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宋达泉及其同仁在对其地成土条件、成土过程及一系列理化性质进行深入研究后，决定采纳为农民长期沿用的“黑土”一词，作为此类土壤的名称，通俗易懂，同时赋予了全新的与深邃的科学涵义，为国内外所公认，并列为世界著名三大黑土带的分布地区之一，并被编入了教科书。他于早年撰写的论文《中国东北的黑土》刊于生物学通报（1955）及东北日报等报刊。

七、土壤学理论

中国第一个采纳与应用苏联发生土壤学理论及其分类方法的倡导者。

在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建立之初，鉴于政治上的一边倒，与美国的两级土壤分类制存在着严重缺陷，兴起了学习苏联威廉斯土壤学的热潮。本来擅长于土壤地理研究而又正处东北工作的宋达泉，具备了与苏联学者开展学术交流的天赐良机，兼之在当时左倾风格的强烈影响下，特别是他本人也对发生土壤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而在国家全然提倡与他个人学术敏感的驱使下，十分自然地成了当时推崇苏联发生土壤学的首席学者。并结合实际工作，与中外学者一道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其间，地质大循环与生物小循环、五大成土因素说及连续命名法等发生土壤学的理论核心，经他而广为传播，并为确立和完善中国自己的和赋有上述中国特色的土壤分类系统而提供了滋养，甚至是夯实了基础。是他第一个应用发生土壤学理论编制了东北地区的百万分之一比例尺的土壤图，在发生土壤学学说的影响下，尚解决了众多的生产实践问题，比如在成功的苏打盐土种稻改良研究中，所归纳的水利与生物土壤的生态改良，就是一个良好的例子。总之，宋达泉及时倡导和应用发生土壤学是与时俱进的，是一种进步，具有原创性。

1957年夏天，作为中国水利部顾问的苏联专家П.С.巴宁，前往吉林省西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王府地区考察土壤，他曾错误地将一处红色风化壳露头的古土壤命名为棕壤。事隔几天，宋达泉与莫斯科大学著名土壤地理学家Ю.А.李维洛夫斯基教授前往观察上述的同一个土壤剖面，当Ю.А.李氏问及П.С.巴宁所定的土壤名称是棕壤时，他连声说：“定错了，纯属胡说，还是请宋达泉教授命名吧。”宋达泉指出，棕壤分布于湿润地带，此处已属半湿润半干旱的气候的交汇地带，不可能出现棕壤，理应属于黑土类范畴，惟因剖面颜色呈红棕，故称黑土又不典型，暂且定名为“黑土型土壤”是了。Ю.А.李氏听后则连连点头称是，表明宋达泉是深谙于苏联发生土壤学说的。

发现并命名苏打盐渍土、潮滩盐土

中国第一个发现并命名苏打盐渍土、潮滩盐土的学者。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宋达泉及其同仁在开展三江平原友谊农场的土壤调查研究时，首先发现了剖面形态迥异与理化性质独特的土壤，例如地表生长耐盐植被，B层呈柱状或棱柱结构，通透性不良，酸碱度很高等等不良性状；地下水属弱矿化苏打型，土体富含对作物、树木及牧草危害最烈的苏打（Na2CO3及NaHCO3），并在前述相应的论文中作了详细的论述，在召开黑龙江流域自然条件学术会议时，国内外学者公认此类土壤的最先发现者是宋达泉。在1983年召开的中国土壤学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宋达泉首先提出了关于滨海盐土形成的新的学术见解。他明确指出，滨海盐土是一个独立的土类，而其中广为分布的海涂土壤－潮滩盐土则是其一个亚类，不应当像以往那样笼统地将潮滩盐土称之为“成土母质”或“滨海幼年沉积物”。他在阐明此类潮滩盐土的分布与形成过程的基础上，则指出了具有着综合发展农、林、牧、副、渔的巨大生产潜力，是未来经济开发的活跃地带。实践证明，当今中国海岸带地区的大农业生产正处于迅猛发展之中，宋达泉是有远见的。

八、桃李芬芳

在土壤科学的研究工作中，宋达泉历来重视青年科技人员的培养，并常常对自己的学生说：“科学无止境，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钻研”。1946－1948年，他在南京工作时，言传身教，曾培养10余名青年土壤工作者，使之迅速成长为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批骨干力量。到东北后，他注意到大规模资源与区域规划任务十分繁重，急需培养后备人才，他利用自己在土壤地理学及其野外调查方面的深厚学养，同时结合国外经验，加以总结，传授给土壤调查团成员，组织撰写与出版了《土壤调查手册》（科学出版社，1955年），该书曾是当时中青年土壤工作者得力的工具书。概言之，自上世纪50年代起，经由宋达泉指导过的上百名科技工作者，大都成为东北地区土壤科学研究方面的专家与骨干。诚如程伯容先生所说：“大部分土壤学家，已经向相邻学科渗透了，他们已经成为污染生态专家、农业生态专家、生物地球化学和生态学、景观生态学专家了，原先的土壤学不是被淘汰，而是扩大了。”

“土壤学是一门面对农业生产的学科，光有书本上的知识，而没有对农业生产过程的认识是不行的。要重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培养野外工作能力，在实践中增长才干。”这是宋达泉对自己先后招收的10名研究生，其中包括2名博士研究生提出的要求，并以他自己的行动为学生们树立了榜样。在他75岁高龄时，尚亲自带领2名博士生深入农村调研，赴庐山进行岩石与土壤发生学关系的考察。经他培养的学生中，在由他传道、授业与解惑的莘莘学子中，既有原学科的许多项目（课题）负责人，也有新学科的众多领衔者，也不乏两院院士那样的佼佼者。

长年的野外工作，导致宋达泉积劳成疾，不幸于1980年被确诊患有帕金森氏综合症和脑动脉硬化症。医生告诫他，一定要注意休息，以防病情恶化。但他念念不忘科研工作，在海涂调查中，他不顾病魔缠身，步履蹒跚，仍坚持走完了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调查的全过程。1988年8月，他抱病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海岸带国际学术讨论会。此时，他的行动已十分困难，为了不拖累他人，他不坐轮椅，也不去餐厅用餐，仅靠随身携带的蛋糕和饼干充饥。他以顽强的毅力，始终与会，宣读论文，展示成果。他对同仁说：“我的时间不多了，对国家的贡献微薄，尚远未达到党和人民的要求。”返回沈阳后，宋达泉显得疲惫不堪，行走艰难，就在上述疾病严重困扰的情况下，他还在筹备有关会议和修改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调查的总结报告。

1988年8月27日17时，噩耗传出，宋达泉教授因突发脑溢血病经抢救无效谢世，魂归道山。他走得如此匆匆，竟像往常每次赴野外从事土壤调查一样，没有留下一句告别之言，在他的案头，尚摆放着正在修改的总结报告中《自然条件篇》的手稿，字迹苍劲而老练。

宋达泉教授55年如一日，献身于中国土壤科学的研究事业，走完了伴有坎坷和跌宕而又十分充实的人生道路。在辽阔的祖国大地上，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到处都留下了他的深深的脚印。有诗为证：

土壤学界一能人，驰骋神州洗风尘；

原始创新知多少？弥天花雨落纷纷。

九、简历

1912年10月20日，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

193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农学院。

1934年—1936年，任浙江省建设厅化学肥料管理处技士。

1936年—1940年，任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室技士、技师。

1940年—1943年，任福建省地质土壤调查所技正。

1943年—1945年，任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室技正。

1945年—1946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进修和考察。

1946年—1949年，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技正，兼任中央大学农业化学系土壤学教授。

1950年—1952年，任东北农林部土壤调查团团长。

1953年—1988年，历任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东北分所筹备处副主任，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兼土壤研究室主任。

1950年—1988年，先后当选为中国土壤学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长，及以后历届理事会领导成员。

1956年，参加中苏黑龙江流域自然资源考察，任考察队自然条件组中方组长。

1988年8月27日，病逝于辽宁省沈阳市。

宋达泉，原籍浙江绍兴，1912年10月20日出生在辽宁省沈阳市。他的父亲是清朝末期的穷秀才，仕途不通，创办实业又遭破产。宋达泉出生次年即随其母迁回绍兴，清苦度日。宋达泉天资聪颖，5岁上小学，成绩优良。1925年入浙江省立第五中学（绍兴），后考入省立第一中学理科，重点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

十、立志土壤学科

1930年，宋达泉中学毕业后考入浙江大学农学院。在求学期间，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不断高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宋达泉深受爱国运动影响，曾参加赴南京请愿，要求政府出兵抗日。他常和农民接触，了解他们的疾苦，看到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科学技术落后，生产水平低下，农民生活困苦，因此选定随刘和教授学土壤学，以此为基础研究中国之农业问题。在刘和指导下，他同沈梓培、莫祖明一起去杭县进行土壤调查，分析大量土壤标本，刻苦钻研，并与同学互相讨论，完成了《杭县土壤研究》论文。

1934年夏大学毕业后，宋达泉到浙江省建设厅化学肥料管理处任技士。两个月后，与余皓一起赴北平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学习，并同梭颇（J.Thorp）、周昌芸、马溶之去大同、包头、萨拉齐一带进行土壤调查，又在北平附近作土壤详测。这一时期，他学习了美国和德国的土壤调查制图和土壤分析方法，学习了苏联的土壤分类和发生学理论。回杭州后，他继续进行杭县土壤调查，经一年多的工作，发表了《土壤机械分析的理论与实际》一文，又与马寿徵、余皓合著《杭县土壤调查报告》一书，约15万字。由于工作勤奋，学习努力，他在土壤科学研究方面有了初步基础，升为技士，负责化验室工作。

1936年秋，经竺可桢介绍，宋达泉到南京地质调查所土壤室工作。两度受派调查浙江省土壤，主要研究水稻土、棉区和茶区土壤，曾渡海至舟山群岛等地，第一次进行了中国海岸带及海涂土壤调查。一同工作的有侯光炯、朱莲青、黄秉维、刘海蓬等。1937年夏，日军进攻上海，南京政府机关陆续内迁。宋达泉不顾敌机轰炸，与几个同事将仪器和标本装箱西运。同年，与朱莲青、熊毅，张楚宝等一起，在湖南耒阳、彬县一带工作，并赴莽山调查林区土壤。

1938年宋达泉到地质所昆明办事处。为了开发大后方土壤资源，夏季去滇南建水调查羊街坝荒地土壤，冬季参加滇西边地考察团，调查保山、腾冲、芒市、猛邱、盈江一带的荒地土壤，研究了该区主要土类和点苍山、高黎贡山、鸡足山的土壤垂直分布，并发现呈贡鸡爪山的磷矿。在少数民族地区，语言不通，风俗习惯不同，野外工作困难很大，宋达泉与同事们知难而进，经常出没于人迹罕至的高山峡谷。

1940年，为发展福建省的经济建设，宋达泉等3人受命筹建福建省地质土壤调查所，周昌芸任所长，宋达泉任技正、土壤课课长。在福建永安工作3年，经常深入山区，徒步行程7500余公里。当时山区交通不便，疟疾流行。宋达泉不畏艰难困苦，一年四季坚持野外调查，有时找不到住所，还要日夜兼程。途中吃不到饭，则以随身携带的番薯充饥；疟疾发作，就吞服一小包奎宁粉。如此，3年中采用路线调查为主的方法，进行土壤调查，完成了1：50万全省土壤图；并对福建省的土地利用和红壤生成发育过程及土壤肥力、增产措施进行了综合研究；发现了福建漳浦的铝土矿。

1945年，宋达泉通过农林部公费赴美实习考试。在美国先到田纳西州学习应用航空照片测绘土壤详图方法，秋季到康奈尔大学研习土壤化学、土壤物理和森林土壤学。第二年春，参加在俄亥俄州召开的美国土壤学年会，继而去美国农部土壤局学习土壤胶体研究方法，去威斯康星州水土保持学校学习6周，再到米苏里大学师从马歇尔教授学习土壤矿物学，并与美国土壤学家梭颇等人一起考察了美国中西部各州土壤。学习时间虽然不长，但涉及领域很宽，宋达泉受益匪浅，但同时也感到，美国的土壤科学研究，在许多方面不脱离土壤化学观点，也有唯心史观的影响。1946年7月宋达泉回国，仍在南京地质所土壤室工作，并兼任中央大学农化系土壤学教授。教课时，他博采众长，重点介绍中国和苏联的土壤科学。1948年，宋达泉看到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不愿随其撤退，留守地质所，参加巡逻，保卫图书和设备，迎接南京的解放。

十一、开创新的事业

祖国东北地区经济建设对土壤科学工作者的需求，在宋达泉心里引起强烈的共鸣。1950年，他欣然接受东北人民政府农林部邀请，乘车北上，去开创新的事业。6月初到达沈阳，开始筹建东北土壤调查团，并任团长。他组织东北各省农业试验场和农学院的土壤专家，分组开展东北地区荒地调查，历时3年，基本摸清了东北地区的土壤类型、性质，提出了开发规划。每到冬季，宋达泉又南下海南岛、雷州半岛，从事橡胶宜林地的考察规划。为了解决农业生产中提出的一些实际问题，他曾带领科技人员深入黑龙江省集贤县国营友谊农场，应用土壤发生学的观点，研究土壤形成过程，确定黑土、白浆土的土壤分类系统，对各类土壤及相应亚类的理化性质进行系统研究；他与曾昭顺、陈恩凤、程伯容等在黑龙江省嫩江九三农场、吉林省郭前旗和辽宁省章古台等地建立了定位研究试验站，分别对黑土、盐土、砂土进行系统研究和改良试验，用以指导农业生产，产生了巨大的效益。

宋达泉迷恋上东北地区丰富的土地资源，决心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东北大地。1954年他参加筹建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东北分所（后组建为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任筹备处副主任、研究员、副所长兼土壤室主任。他曾当选为中国土壤学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长，以及历届理事会领导成员。1956年他参加了中苏黑龙江流域自然资源综合考察，任考察队自然条件组中方组长，长年累月跋涉在黑龙江两岸，进行野外调查，取得了丰硕成果，并主持完成了《黑龙江流域自然资源综合考察报告论文集》。为此，1962年他和其他专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根据本世纪50年代以来在中国东北及内蒙古东北地区从事大规模的系统的调查研究，宋达泉组织有关专家撰写出阐述中国东北地区土壤问题的第一部专著《中国东北土壤》和《中国东北地区自然资源图集》，全书81万字，附有1：300万土壤图（1977年获辽宁省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1980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他在中国创建了森林土壤的学科和研究方向，主持编写了《中国森林土壤》草稿。

为使土壤资源更好地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宋达泉积极倡议并促成第一次全国土壤普查，并在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中担任全国技术顾问组副组长和东北地区顾问组组长，经常深入基层指导普查工作。1963年，他参加了全国农林工作会议及农林科技长远规划的制定。他率领科技人员到辽宁西部半干旱地区蹲点，开展水土保持综合技术试验，建立样板田，指导自然条件改造和农业生产。

文化大革命中，宋达泉受到严重迫害，被关押两年之久，多次遭到毒打，手指致残。但一旦获得从事科研工作权利，他把个人恩怨抛诸脑后，立即投入土壤科学事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了祖国科学事业的春天。宋达泉焕发出青春的活力。1980年春他带领林业土壤研究所的部分科技人员，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组织的云南省腾冲地区考察，历时40余天，野外行程5000多公里。他坚持和中青年科技人员一起采土、制图，不知疲倦地工作。一次在考察归途中，汽车在海拔2000多米的盘山路上发生故障。宋达泉把大家召集起来，讲这里的自然条件和环境演变，还以40年前他同侯光炯从缅甸骑马到这里考察，曾被少数民族土司扣押的故事，鼓励大家克服困难，圆满完成土壤调查和遥感制图任务。这次腾冲考察，1985年获得中国科学院一等奖。这一年，宋达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了适应辽宁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需要，宋达泉主编了《辽宁国土资源》一书，编绘了《辽宁国土资源地图集》。详尽地论述了该省的自然地理状况、各类自然资源、环境质量与评价、国民经济结构与布局、智力及劳动力资源的现状及开发等方面情况，为该省国民经济建设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全书165万字，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获1988年辽宁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十二、踏遍万顷海涂

作为一名土壤学家，宋达泉非常重视尚待开发的国土资源。他十分清楚，海岸带是中国的一种特殊国土，蕴藏着极为丰富的资源；研究和开发沿海国土资源，对发展国民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1978年，宋达泉承担了全国海涂资源调查任务。他亲自到上海，同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研究所所长陈吉余，共同商讨开展中国海涂资源调查事宜。同年12月在浙江省肖山县主持召开了“全国沿海滩涂资源考察与综合利用学术交流和科研规划会议”，集思广益，征求各界人士对开展这项工作的意见。会后，上书中央有关部门，建议加强“全国沿海滩涂资源考察和综合利用研究”。随后，宋达泉与陈吉余商定，将海涂考察与海岸带调查合并进行，并筹备开展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调查温州试点研究，宋达泉任考察队副队长。虽已66岁高龄，他仍带领科技人员，沿着296公里海岸线，历尽艰辛，完成试点任务，为今后全国沿海各省市开展这项工作创造了经验，培训了队伍（这项成果1987年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

于1980年开始进行“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宋达泉担任这项大型系统工程项目的技术指导小组副组长和土壤植被技术指导小组组长。他组织有关人员制定了《土壤调查简明规程》，并且亲临各沿海省市考察，深入实地具体指导。北自辽宁省的鸭绿江口，南至广东省、海南岛沿海，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在1983年召开的中国土壤学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宋达泉提出了有关滨海盐土形成的学术见解，他指出，滨海盐土是一个土类，海涂土壤——潮滩盐土是其亚类，不应笼统地将湖滩盐土称之为“成土母质”或“海滨沉积物”。他在说明这类土壤的广泛分布后，阐述了它的形成和适宜农、林、牧、副、渔业综合发展的巨大潜力。他在领导海岸带和海涂资源调查工作中，主编完成《中国海岸带土壤》专著。

1983年，宋达泉还领导了辽宁省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担任技术指导小组组长，亲自参与组织队伍，制定调查计划，主编了《辽宁省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及开发利用报告》，这项成果1987年获得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在一次参加獐子岛、海洋岛调查中，遇到了7级风浪，船在浪峰浪谷间颠簸，宋达泉坐在甲板上呕吐不止。他不以为苦，反而笑着对大家说，“这就叫作乘风破浪，知难而进”。

宋达泉正是以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向土壤科学研究更深更广的领域，不断地进行探索。

十三、培育满园桃李

“科学无止境，需要数代人不懈地努力钻研”，宋达泉常常这样对自己的学生说。他在土壤科学的研究中，历来重视对青年科技人员的培养。

1946－1948年，因缺乏科研经费，宋达泉只得在南京郊区进行土壤详测和制图工作。他利用这个时机，言传身教，培养10余名青年土壤工作者，使他们得以在新中国成立后，较快地成长为土壤科学研究的骨干力量。到东北后，宋达泉看到，大规模的资源开发和区域规划任务，迫切需要对土壤资源进行本底调查，而土壤科学工作者又严重不足，他就把自己学到的和掌握的土壤调查理论和野外工作方法，结合国外的经验，加以总结，系统地传授给土壤调查团的成员，并组织有关专家编写出《土壤调查手册》（1955年，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从生产实际需要出发，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就是初学土壤调查的人，若能掌握它的基该方法，也可以有条件完成调查制图的任务”（马溶之，土壤调查手册，序言），成为中青年土壤工作者得力的工具书。当年经宋达泉指导的近百名科技工作者，后来大多数成为东北地区土壤科学方面的专家和骨干。

在中国资源环境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孙鸿烈，是宋达泉的第一批研究生之一，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领导职务后，仍不忘恩师的指导，每逢到沈阳检查工作或参加会议，都要探望老师。他的另一位研究生吴燕玉也是中国土壤环境保护方面的知名学者。他指导过的众多学生和助手中，有的已经担任了科技领导职务，不少人成为有关研究领域的骨干力量和学术带头人。

宋达泉以求实、务实的学风，给他的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言传身教，以身作则的治学态度，牢牢地铭刻在学生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