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溪萍，山东莱阳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山东南海特委组织部部长、西海专署专员、中共胶东区委秘书长。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常委书记兼副校长、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部长。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主张高等师范院校要积极为普通教育事业服务。

中文名：常溪萍

国籍：中国

出生地：山东莱阳

出生日期：1917年

逝世日期：1968年

职业：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部长

常溪萍(1917—1968)原名昌德兰。山东莱阳莱西东王屋庄人。1933年考入平度市第一中学。1937年9月在家乡参加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2月任先锋队区队部负责人。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任黄县县委组织部长。1941年1月以后，历任胶东区委秘书长、南海专员公署专员、西海专员公署专员。1947年8月土改复查运动开始，他说服父亲献出土地，带动了全村土改顺利进行，被胶东《大众报》报道，被西海群众赞为“模范专员”。1949年3月任胶东区党委秘书长。

1954年6月，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此后10年间，他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坚持教育改革，把以大夏、光华两所私立大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华东师大建设成为学科齐全、教学科研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新型大学，“党风、校风、学风”名扬上海，教育质量名列前茅。

1964年11月至1965年6月，任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党委副书记。他坚持原则，使工作队的工作健康发展，得到中央肯定。“文化大革命”中因此受到残酷迫害。1968年5月含冤去世。1978年4月26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上海市委为其平反昭雪。

“九·一八”事变后，常溪萍与同学张咨明、李文斋等组织“救国图存宣传队”，进行“抵制日货”、收复东三省的宣传活动。1933年考入平度中学。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后，在校刊《文锋》上发表抗日救国文章，并组织学生罢课游行。1937年9月，与从北平回家的同学张咨明、李文斋共同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2月，出席莱阳县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代表会议。会后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区队部负责人。1938年3月16日，带领40余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参加小沽河抗日阻击战。之后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随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九大队到黄县参加整编，任第三军政治部宣传干事。1938年8月，任黄县县委组织部长，发展党组织，开辟抗日根据地。1941年1月任中共胶东区委秘书长。

1942年春任南海专员公署专员，9月任西海专员公署专员。时值日伪军对大泽山根据地轮番“扫荡”。面对日伪军的“铁臂合围”，亲率地委、专署机关干部和警卫班战士，采取“声东击西”战术，屡次粉碎敌人“扫荡”。同时，为解决敌人“三光”政策造成的经济困难，发动干部战士开展“大生产运动”和“每天节约二两粮活动”，帮助群众度过春荒。1947年8月，土改复查运动开始后，亲自回村召开群众大会，消除干部群众顾虑，以“军工属带头接受土改”的道理说服父亲，献出了土地，带动全村土改顺利进行。为此，胶东《大众报》发表《革命先革自己》的报道。此后，被西海群众赞为“模范专员”。

1947年9月，国民党反动军队进攻大泽山区，西海军分区主力与各县独立营在前线作战，由常溪萍带领机关干部就地坚持斗争，采取地雷战、游击战等灵活战术，胜利完成保卫解放区任务，受到地委表扬。1949年3月任胶东区党委秘书长。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常溪萍历任中共山东省黄县县委组织部长，西海专署专员等职。他用高超的领导艺术，机智勇敢的战略战术，刚毅果断地指挥军民游击战，智歼敌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重大胜利，为民族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他在任西海专署专员长达8年期间，时时刻刻把人民疾苦放在首位，为人民排忧解难，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爱戴。西海专区8县军民称赞他是“模范专员”。

1954年6月，他被调任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他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型师范大学，熬尽了心血，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常溪萍同志是战争烽火中垂炼出来的八路军老战士。他从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入大城市，一直牢记毛泽东关于“两个务必”的教导，保持着艰苦奋斗，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的革命精神。他在华东师范大学任党委书记期间，从未利用职权谋私利。人民群众普遍反映：“常溪萍同志是名副其实的人民公仆”。常溪萍同志认为，学校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学生，他要求党政干部和教职工都要好好为学生服务，为国家培养“又红又专”的优秀人才。因此，他经常深入图书馆、食堂、教室、运动场、学生宿舍，有时还住在学生宿舍内，了解情况，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如发现电灯不明亮，有的学生缺衣少被，等等，他都会请有关部门，马上解决。他还亲自抓室内整洁，环境卫生，美化校园。他要求校系领导干部，都要关心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思想政治工作要深入到业务领域中去。他自己不仅经常参加教研室活动，走入教室听课，还亲自登上讲台给学生讲课。他任党委书记期间，给学生讲过《中共党史》、《实践论》、《书法》等课程。我印象最深的是《实践论》课。他的讲课方法是启发式、讨论式，师生互动。学生可以自由提问题，他结合社会实际和历史经验进行讲授。

1964年，中国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的基层单位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工作，北京大学是高教战线上的一个试点单位。1964年10月，全国各地200多名高校干部组成社教工作队进驻北京大学。当时，常溪萍同志任社教工作队党委副书记,他带领的上海工作队成员因故迟到20几天,常溪萍同志到北大时，社教工作队主要领导人已经宣布北大是“烂掉”了单位，使整个北大工作陷入半瘫痪状态，极“左”的乌云笼罩着整个北京大学。这时，常溪萍同志苦苦思索：为了寻求正确答案，他进行了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摸清了北大的基本情况。他的结论是：“北大的主流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为此，他把自己的想法，写成了书面报告，诚恳地向工作队党委汇报。而工作队党委主要负责人认为他“右”倾。常溪萍同志用他那政治家的眼光，认定：北大的社教运动关系到全国高校运动的方向，个人被戴上“右”倾的帽子是小事，而维护党的组织原则，保护同志的政治生命事关重大。因此，他决定向上级有关部门汇报，请上级领导部门派人来北大调查。他的看法，不仅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和上海市委领导同志的支持，还得到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1965年3月，邓小平同志果断决定改换北大社教工作队主要领导人，纠正了北大社教工作中“左”的错误，保护了一大批被打击和被伤害的同志，使北大工作从混乱中走向平静。然而，不到一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张春桥及其余党，就策划“砸烂常溪萍”。他们诬陷常溪萍同志是“刽子手”、“反革命黑帮分子”，等。对常溪萍同志进行非人的百般折磨和任意摧残，直至迫害致死。常溪萍同志生前预感到，他们用凶残手段强制他交待问题，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蓄意借刀杀人。因而，在严刑拷打逼供下，他始终坚持党性原则，实事求是，忍辱负重，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

常溪萍同志是老革命、老党员、八路军老战士。早在1932年，他在中学读书时，就对日本帝国主义挑起的侵华战争表示极大愤慨，积极组织“救国图存宣传队”，埋头阅读各种进步书刊，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1935年“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后，他积极组织学生罢课游行，表示誓死抗日救国的决心，触怒了学校当局，被“勒令退学”。因此，他愤然离校回乡，当一名小学教员。从此，他认识到：没有组织领导，单凭个人热情，是不能完成救国救民大业的。于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毅然离开家乡，寻找共产党，并积极组织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和抗日游击队，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建国后，常溪萍同志，先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华东分局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常溪萍同志在高等学府工作的日子里，他深知贯彻和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是党管理好学校的关键。他经常对领导干部说：“我们党要办好学校，一定要依靠知识分子，依靠专家、爱护专家，支持专家的工作。”他自己身体力行，经常登门拜访，找专家学者促膝谈心，听取工作意见，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生命科学家张作人先生，多年从事原生动物研究。有的人认为，这是个“没有用”的领域。常溪萍同志对这门学科虽然不懂，但他深知没有什么学问是没有用的，他了解到张作人先生的心思后，果断成立“原生动物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在张作人先生主持下，研究的“人工骈体棘尾虫核质关系”，成为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获奖项目。华东师大是由几所私立大学合并而成的。常溪萍同志领导全校工作长达10多年之久，把这所高等学府建设成了享誉国内外的社会主义新型师范大学。他几乎把全部心血和精力贡献给了这所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广大师生员工赞扬他是“求实创造，为人师表”的光辉楷模。1965年，中共上海市委把他誉为“焦裕禄式的领导干部”。

常溪萍同志的一生，是为党的事业奋斗的一生。他具有很高的政策水平、党性修养和领导才能。这体现在他的革命实践中，而在1964年的北京大学社教运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