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宗霍照片

马宗霍

马宗霍个人资料:马宗霍(1897—1976),湖南衡阳县人。湖南南路师范学堂毕业。历任暨南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上海中国公学、中央大学等校教授,湖南国立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系主任,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华书局编审。主持廿四史点校工作。毕生以研究文字学为其主攻方……
资料更新时间:2019-12-25 09:34:29

一、个人简介

马宗霍(1897—1976),湖南衡阳县人。湖南南路师范学堂毕业。历任暨南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上海中国公学、中央大学等校教授,湖南国立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系主任,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华书局编审。主持廿四史点校工作。毕生以研究文字学为其主攻方向,潜心《说文解字》二十余年。除《说文解字》方面的著述外,尚有《音韵学通论》、《文字学发凡》、《中国经学史》等。善书法,自成一体。

二、基本资料

中文名:马宗霍

别名:霋岳楼

国籍:中国

出生地:湖南衡阳

出生日期:1897.10.11

逝世日期:1976.9.24

职业:教授,院长,编审

毕业院校:湖南南路师范学堂

主要成就:研究文字学为其主攻方向

代表作品:《中国经学史》、《说文解字》

三、简介

马宗霍(1897年-1976年),原名骥,字承堃。

【“承堃”,有因形近音同而误作“水坤”者,或又以为“承堃”即其本名,皆误。】

自19世纪30年代左右起即以字行,故世罕知其原名者。别署霋岳楼,晚号霋岳老人。

湖南衡阳人。文字训故学家、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书法家、书法评论家。

少受业于王湘绮,卒业于湖南南路师范学堂。19世纪20年代中拜章太炎为师,为其入室弟子。

又从曾熙学书法,与张大千兄弟同为曾(熙)李(瑞清)同门会之发起人兼理事。

自1920年代起,历任暨南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上海中国公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央大学、湖南大学等校教授、院长、教务长等。

1958年后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华书局高级编审,参与国务院古籍整理工作。

著有《书林藻鉴》、《文学概论》、《中国经学史》、《文字学发凡》、《音韵学通论》、《说文解字引经考》、《说文解字引方言考》、《说文解字引群书考》、《说文解字引通人说考》、《淮南旧注参正》、《墨子闲诂参正》、《南史校正》、《论衡校读笺识》等。

四、著作

著有《书林藻鉴》、《文学概论》、《中国经学史》、《文字学发凡》、《音韵学通论》、《说文解字引经考》、《说文解字引方言考》、《说文解字引群书考》、《说文解字引通人说考》、《淮南旧注参正》、《墨子闲诂参正》、《南史校正》、《论衡校读笺识》、《经学通论》等。

五、《中国经学史》

衡阳马宗霍欲以十二篇按时分述经学之历史,盖由汉以降,述经学之源流授受者,昔宋章如之愚山堂考索,清有朱彝尊之经义考,晚世有皮锡瑞之经学历史,然于马宗霍目中,皆未尽善。余通读马氏之经学史,虽甚为详备,可说面面俱到,然脉络似不清晰,枝蔓过多,一读之下,难有条理之概念,且某些观点颇为牵强。

马宗霍与皮鹿门“六经皆孔子作”之观点截然相反,认为“六经先王之陈迹”。且以“伏羲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即易之始也”诸如此类以证其观点,不免牵强,万事皆有肇始,必要寻其源头以证其早已存在,与上帝造万物又有何本质区别?“古之六经”,非今人谈论之六经,故皮氏之说更为切实。

孔子非史家,孔子作六经,乃知礼崩乐坏已非朝夕可复,惟有正人心以待后来者从之。马宗霍曰:“孔子有德无位,盖以六艺为教者也。”亦即此义。

马宗霍曰:“承曾子之学者有子思孟子,则宋学之所祖也;承子夏之学者有荀卿,则汉学之所祖也。博约两派,汉宋于以分门,经学亦遂由是而歧焉。”有宋一代,故从孟轲,且以大义为宗,此说有理。而两汉之经学,果以荀卿为宗乎?

马氏谓“孟子虽醇乎醇,而身没之后,大道遂绌,徒党旋尽;传经之功,宜莫能与荀卿比隆矣”,孟子之功,岂可如此计较?无孟,孔亦不彰。而传经之功,岂荀卿一人之力哉?

似无独立成篇之必要,可与“两汉之经学”合并,实亦不能与两汉经学截然两段。且始皇焚书之令颁于三十四年,三十七年始皇即死于沙丘,焚书之令究竟执行得如何,实在亦是一大疑问。

两汉之经学,“从其文字言,则有古今之殊;从其地域言,则有齐鲁之异;从其受授言,则有师法家法之分;从其流布言,则有官学私学之别”。两汉兴官学,立五经博士,通经为梯荣致显之必由之径,经学以此大昌。乃至官学既衰,而社会之风气已养成,私学遂起,经学得以承传。马氏此篇,所论甚详,脉络亦清晰,微瑕者所举例不免过于繁复,行文不免拖沓。

除开篇叙郑玄一节尚可一读而外,其余真史书之一大抄也,不足观。

“南朝诸帝,大都短祚”,且朝野尚清谈,经学亦不兴;“惟梁武享国最永,而又雅好儒术”,故经学为之一振,然武帝晚耽于禅悦,寻且乱亡,南学亦卒未大昌。北学之昌荣,则在官学,效两汉之崇儒,由经入仕。然马氏所述,以“经传人物志”名之尚确切,就“经学史”而言,不得要领。唯最末一节可观,“南北经学,虽趣尚互殊,而诸儒治经之法,则大抵相同。盖汉人治经,以本经为主,所为传注,皆以解经。至魏晋以来,则多以经注为主,其所申驳,皆以明注,即有自为家者,或集前人之注,少所折衷,或隐前人之注,迹同攘善,其不依旧注者,则又立意与前人为异者也。至南北朝,则所执者更不能出汉魏晋诸家之外,但守一家之注而诠解之,或旁引诸说而证明之,名为经学,实即注学。于是传注之体日微,义疏之体日起矣。”

隋唐经学之兴亦在官学之兴,有隋一代,官学大抵操诸南人或为南学者之手。唐有天下,儒教聿兴。马氏谓“自五经定本出(贞观七年,颁颜师古考定之五经于天下),而后经籍无异文;自五经正义出(永徽四年,颁孔颖达撰定长孙无忌等增损之五经正义),而后经义无异说。每年明经,依此考试,天下士民,奉为圭臬。盖自汉以来,经学统一,未有若斯之专且久也”,甚精当。另姜亮夫《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一书中,论及敦煌所藏之儒家经典,斯可参证,一并录之:

综观敦煌所有儒家经典,六朝以来的古本,各经都有,而诗、书、论语为最多,其次则春秋左氏传为最多,礼类为最少。各经中尚书几全部是卫包未解以前“隶古定”的本来面目,犹然是六朝以来旧本,而且都是孔传。诗经全部是毛传、郑笺,齐、鲁、韩三家不见,他家注也不见。三传有左氏、谷梁二家,而左氏几全部是杜预注,谷梁几全是范宁注。周易皆用王弼注,礼记都用郑注,论语都用何晏注,这是说明当时的学风如此,与唐家取士的政策,完全是相一致的。

宋以道学称,马氏所论可谓切中要害,“盖宋之道学,同源于希夷,而刘(按:刘牧也,作易数钩隐图,道家之说始与周易相传,而混于儒学矣,牧之学盛行于庆历时)为异说,邵(按:邵雍也,稍后于牧)为别宗,至周子始渐醇,而与儒学为近;张子羽翼之,二程扩充之,至朱子而始大。然要不外乎象数与义理两派,两派之于经学,初不外乎周易一经。就周易论,则两汉诸儒,已言象数;魏晋诸儒,已主义理,实非宋儒之创获。徒以图书之传,传自道士,遂有道学之目,不知谶纬即图书之滥觞也。既而援道入儒,则又以传孔孟之道统者为道学,不知传道本儒之所有事也。宋史必分儒与道为二,是传经与传道有别,然则孔孟之道,讵有不在六经之中者乎?名之不正,莫此为极矣”。而南宋陆九渊所谓“六经皆我注脚”,于经学之历史亦深有影响,马氏于此语焉不详。

宋学集大成于朱子,则元人治经,莫不崇尚朱说。明人之经学,引顾炎武一言概之:“自八股行而古学衰,大全出(按:永乐十二年,敕修五经四书大全)而经说亡。”

清世经学之盛,盖在私学。先是明季遗儒黄顾王三氏,合经学理学为一,兼采汉宋,其影响于清初经学者,又以顾为最,其后又有确守汉师家法如东吴惠栋、皖南戴震者,汉学为之粲然。时又有援宋学以自壮者,则为桐城方苞姚鼐,汉宋之争遂如水火。然于经学仍不能损汉学之毫末也。“惠戴末流之弊,英华既竭”,今文之学乘之而起,亦有丁晏等调齐汉宋者。至学制改,新说滋,以经为无用而议废之,则清室未亡而经学已大衰。清世经学之盛在于考证,在于小学,由小学而治经,“然小学通而精力已竭,无暇及于经学”。马氏所论甚是,此篇尚可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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