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珂先生(1916.7.12—2001.7.14)，本名袁圣时，笔名丙生、高标、袁展等，生于四川新繁县。生前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神话学会主席、国际知名学者，当代中国神话学大师。

中文名：袁珂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四川新繁县

出生日期：1916.7.12

逝世日期：2001.7.14

职业：文学家

毕业院校：四川大学

主要成就：中国神话学会主席

代表作品：《中国古代神话》、《中国神话选》、《中国传说故事》

袁珂毕业于了四川大学中文系，师从许寿裳，学习小说史和传记研究。在五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袁珂撰写了20多部800余万字的著作，并有俄、日、英、法等十多种译本。在书中，他打破了以往那种远古传说才是神话的限定，把各个年代的传奇故事都归为神话，创立了广义神话论。1979年，袁珂成为四川省社科院文学研究员，后来又成为中国神话学会主席和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袁珂先生著述颇丰。1950年，第一部神话专著《中国古代神话》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较系统的汉民族古代神话专著，由此奠定了袁珂先生的学术声望。之后，袁珂先生先后撰写了《中国古代神话》、《中国神话选》、《中国传说故事》、《山海经校注》、《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中国民族神话词典》、《神异篇》、《巴蜀神话》(合著)等20多部著作以及800余万字的论文。《女娲造人》被选入苏教版七年级上册课文。

袁珂先生的大多数著作在香港、台湾均多次翻印，在国外有俄、日、英、法、意、西班牙、捷克、韩国、世界语等多种译本。其作品被中国、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国入选学校课本。

--纪念袁珂先生逝世一周年

先生学问深似海，褒奖后学不设箍

――谨以此文悼念袁珂先生

袁珂先生1916年出生，四川新都县新繁镇人，1946年到台湾省编译馆就职，开始系统地研究中国神话传说。1949年初，先生回到四川，一直从事文学暨神话学的研究工作；1987年调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2001年7月14日逝世。为悼念先生，笔者于收到讣告日（7月21日）写下一首诗《悼袁珂先生》，七言20句，其中两句即“先生学问深似海，褒奖后学不设箍”。

袁珂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举世皆知，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把神话传说当成学问来研究，是建立中国神话学的主力学者。第二、对神话学资料的收集、整理、梳理、分析、研究、出版，以及普及神话学知识方面的工作和著述甚丰，其中《中国古代神话》一书，改变了疑古派和言必称希腊者所谓的中国神话资料贫乏的误解和谬见；而《中国神话大词典》一书则是神话传说（包括对民间故事的提炼）资料集大成的巨著，笔者的论文《我们远古祖先经历过的天地大冲撞在民间留下的不灭印记》，就是从该词典中找出79个民间故事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它们记录了一次天外星体撞击地球的全部过程。第三，袁珂先生提出并论证了广义神话的概念，扩展了神话学研究的视野和领域。第四、袁珂先生长期鼓励、指导青年学者进行神话学研究，而且这种指导是客观的科学的不追求任何私利的。

笔者在大学时学的是原子核反应堆专业，由于时逢文化大革命，1970年毕业后并未从事专业或与专业挂点边的工作。此后对神话传说中记录的远古自然和社会信息的课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从自然科学角度研究解读社会文化现象，这得益于竺可桢先生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和袁珂先生的《中国古代神话》一书。

1980年袁珂先生出版《山海经校注》一书，笔者如获至宝，从此对《山海经》的研究走入了正轨，并开始与袁珂先生通信，请教有关的学术问题。成都冬季很冷，袁珂先生曾托我买北京的棉鞋。1983年1月，袁珂先生寄赠《神话论文集》一书；同年夏天，笔者撰写出第一部专著《追寻远古的信息》（已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年底笔者赴成都参加第一届中国山海经学术讨论会，有机会与袁珂先生深入讨论神话学问题。1984年成立中国神话学会，袁珂先生任主席，笔者成为第一批会员，可惜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很少参加有关的活动。

事实上，笔者是把远古神话传说视为那个时代的信息载体来进行研究的，这与袁珂先生的学术观点并不完全相同，或者说有很大的差异。尽管如此，袁珂先生始终对笔者的研究工作抱持着乐观其成的鼓励态度；而且先生仍然希望笔者更专注于神话学领域的研究，只是由于笔者兴趣广泛未能如先生之愿。

1996年1月，由笔者撰文、由笔者夫人孙晓琴绘画的《新绘神异全图山海经》一书出版，并寄赠袁珂先生。此后袁珂先生编著《中国神话大词典》，欲选用《新绘神异全图山海经》一书的部分插图，特意写信征求笔者同意，并在《中国神话大词典》的凡例中注明：本书插图用及“当代王红旗、孙晓琴《新绘神异全图山海经》等典籍。”《中国神话大词典》1998年出版后，袁珂先生立即给笔者寄来两部。此后袁珂先生欲建立神话学图书资料室，笔者闻讯即将自己已经出版的著作十余部寄上。　1997年夏，笔者经过对《山海经》进行的长达二十余年的信息解读之后，终于在历史上第一次完成了对《山海经·五藏山经》所记述的山川地貌和地理方位的系统考证工作，并提出《五藏山经》记述的自然地理内容符合我国4200年前的地理地貌的新观点，例如《五藏山经》东次三经描述了山东半岛被海水分隔的景观，而在4200年前今日的胶莱平原确实被海水淹没（参见《中国自然地理图集》）。

1999年9月9日，在上述山海经地理方位考证的基础之上，笔者和夫人孙晓琴历经数年绘制出巨画《帝禹山河图》，该画高540厘米、宽780厘米，将《山海经·五藏山经》记载的447座山，以及相关的水系、地望、矿物、植物、动物、人物一一画出，再现出4200年前帝禹时代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活动场景。袁珂先生在住院期间，欣然写信祝贺：“关于《山海经》的研究，我主要从文学（神话）角度，而红旗同志则从历史，看法不尽相同。但红旗同志与晓琴女士共同制作的《帝禹山河图》，则是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辉煌成就。我很高兴看到它顺利出版问世，为学术界提供了新的探讨途径。在病房无物奉献，聊缀数语，以表祝贺。1999，11，10，袁珂于四川省人民医院。”

在与袁珂先生交往的数十年里，笔者感触最深的是袁珂先生不以学术权威自居，不以学术成果为仕途的敲门砖，专心于学术的海洋，无暇世俗之顾。特别令人感动的是，袁珂先生对不同学术派别的宽容，以及对不同观点的后学者的无私褒奖。对比之下，当今学术腐败正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某些学术权威或学术派别，为了一己之私利，不惜打压、排挤不同的学术观点，把官场的腐败移植到学术研究领域，把师承关系变成结党营私的关系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可以感到袁珂先生的学术道德是何等的高尚！

事实上，笔者的包括《帝禹山河图》在内的有关山海经地理复原的研究工作，尽管已经在《地理学报》、《地图》、《国家地理杂志》、《文史杂志》、《东方文化》、《中国画报》（香港版）、《中国科技画报》、《中华锦绣·建设画报》、明报（香港）、人民日报海外版、科学时报、北京青年报等等报刊发表或予以报道。但是，在某些相关的历史、文化、艺术的杂志上，始终不能有一个字的介绍，更不用说进行学术交流讨论了。笔者曾与若干大学和研究单位联络，希望有机会挂图讲解《帝禹山河图》，并进行学术交流，然而在这方面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人却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没有学术兴趣和没有学术敏感的态度，某些人甚至还采取了拆台的小动作。

21世纪的中国需要在所有的领域进行创新，而能否创新则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但是，创新需要相应的社会条件，在学术研究领域，这个条件就是平等的客观的公正的评判体系，以及对创新者的尊重和宽容。

笔者在《悼袁珂先生》的诗中强调“褒奖后学不设箍”。所谓“箍”，就是妨碍创新的紧箍咒，它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中一种突出的常用的手段就是打压创新者、排挤创新者、贬低创新者。做出这些行为的学术权威或学术研究者，有时候是无意所为（包括习惯思维和习惯动作），有时候是故意所为。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他们伤害的都不仅仅是创新者及其创新的事业??

此外，有些学术前辈，他们也在褒奖后学。但是他们只肯褒奖、提携那些与他们自己学术观点相同的后学，而对那些与他们的学术观点不同的后学则不闻不问。也就是说，这些人的褒奖后学是有条件的，是设有紧箍咒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学生或弟子，如果一旦产生了与导师不同的新观点，则要冒非常大的风险，因为他可能被视为离经叛道，并失去以导师为核心的学术关系网。显然，这样的学术前辈所表现出来的的学术道德和人品，与袁珂先生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

虽然袁珂先生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这就是博大精深的神话学和高风亮节的学术道德。这也正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