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塨（1659～1733），清初哲学家。字刚主，号恕谷。直隶（今河北）蠡县曹家蕞人。他是颜元学说最得力的继承者、传播者和发展者，在教育方面颇有成就。且著有《四书传注》、《周易传注》等。此幅李塨像取自《清代学者像传》第二集，叶公绰辑，杨鹏秋摹绘。

中文名：李塨

别名：字刚主，号恕谷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直隶蠡县曹家蕞

出生日期：1659年

逝世日期：1733年

职业：哲学家、教育家

主要成就：继承、发展颜元学说

代表作品：《四书传注》《周易传注》

性别：男

李塨的祖父名彩，字素先，为人刚直仁厚，好施与，曾因“世乱”，出家资救济里中贫乏者，“劝勿为盗”。李塨的父亲名明性，字洞初，号晦夫，以孝闻名，世称“孝悫先生”。李明性是明季诸生，但“年甫壮，绝意仕进，不复攻举子业”。甲申之变后，清军入关，他“谢世事，不复问”，因念孔孟圣学“以敬为枢”，名其斋曰“主一”。他“每晨兴，读《孝经》、《大学》、《中庸》各遍，然后旁及他书。所读，务身行之”。博野颜习斋曾来访，读其日记及所辑诸书，深为叹服，归家将其姓字书于座上，“出入必拱揖”。

李塨从四岁起，就由他父亲口授《孝经》、古诗、《内则》、《少仪》等。祖父素先翁弯制小弓，引导他习射。八岁入小学，孝悫先生教他学幼仪，读经书。十五岁时，娶颜习斋挚友王法乾的妹妹为妻。法乾对李塨评价很中肯，曾语习斋曰：“吾近狷，兄近狂，李妹夫乃近中行也。”康熙十六年，李塨十九岁，参加科考，进县学生员第一名。

康熙十八年李塨二十一岁时，访问了颜习斋先生，“自此深以习斋学习六艺为是，遂却八比，专正学”。从此常随习斋游。颜元曾郑重对他说：“学者勿以转移之权，委之气数。一人行之为学术，众人从之为风俗。民之瘼矣，尚忍膜外？”李塨闻之泣下，感动异常，决心要尽全力传播习斋的学说，“不传其学，是自弃弃天矣！”颜元与李塨之间师生之谊甚笃，相互间责善规过亦严。李塨“服习斋改过之勇，跃然志气若增，益效习斋立日记自考”。他的日谱，每个时辰下画一圆圈，按时在圈内画不同的符号，记载自己行为与意念方面的优劣得失。颜元经常评阅他的日谱，曾教以“记事减冗繁而录大纲，家务减琐小而惜精力，看书减而读所现学，习学减而勿贪多”。

李塨除了受教于颜元外，还先后学琴于张函白、冯颖明，学射于赵锡之、汪若纪、郭金城，问兵法于王余佑，学书于彭通，学数于刘见田，学韬钤于张文升，后来到浙江时，又学乐于毛奇龄。平日他自立课程，一日习礼，三日学乐，五日习律，七日习数，九日习射，书则随时学习。

李塨从二十二岁开始，因力田不足养亲，便兼习医、卖药，并开馆授徒。他到刘村任塾师，修《学规》示从游者，主要条目有：孝父母、尊长者、修威仪、肃衣冠、习幼仪、远异端、重诗书、习六艺、通经史等。对于六艺，尤其重视：“礼乐射御书数，圣学之正务也。有愿学者，随其材而教之”。二十五岁以后，李塨的政治及学术思想日趋成熟，开始从事著述，并广泛与各地人士交游。

他曾著一册，取名《瘳忘编》。在序中，他说：“宋明学者，如华子病忘，伏首诵读而忘民物。一旦大难当前，半策无施。惟拚一死，并忘其身，嘻，甚矣！予行年二十余，颇踔厉欲有为，而精神短浅，忽忽病忘，每恐其沦胥以溺也。乃捃摭经世大略，书之赫■以瘳之。”二十八岁时，又书廿一史经济可行者于册，曰《阅史郄视》。三十一岁时，为颜习斋的《存性篇》、《存学编》、《存治编》作序，阐发颜氏学说的真谛及意义。四十岁以后，著《大学辨业》，对儒家的“格物致知”说提出了新看法。著《圣经学规纂》，摘录《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的言论，加以诠释。五十岁时，著《平书订》，阐述了他的政治主张。

李塨在三十二岁时（康熙二十九年），赴京参加乡试，中举人。他深感时文害世，自此虽应乡试，但不再务举业。他多次往来京师，还到过中州及江南地区，任教师，作幕僚，和各地学者研讨学问。

李塨除在刘村任过塾师外，还在京师任过申佐领和郭子固的家馆。三十七岁至三十九岁时，应郭子坚之请，两次南下，到浙江桐乡佐理政事。沿途，他拜访学者，宣传习斋学说，并学乐于毛奇龄。四十六岁时，应河南郾城知县温益修之请，往郾城佐政。五十一岁至五十二岁时，应汉军旗人杨慎修之聘，两次到陕西富平佐县政，曾建议实行选乡保、练民兵、旌孝节、重学校、开水利等措施，因而政教大行。李塨后来回忆说：“塨比岁为杨慎修敦请西行，幸其虚怀听受，甚获民心。关中学者，颇可晤语。上而当道，下而草泽，皆有虚伫，吾道粗明粗行。两次东旋，官绅士庶送者填途。”五十四岁时，他又到济南，任知府幕僚，不久即归。六十岁时，被选为通州学政，上任后不久，因病告归。在他六十一岁和六十二岁时，为了讲学会友，传播习斋学说，又曾两次南游。

李塨与颜元一样，强调真正的儒士必须“内外并进”，一方面律己要严，一方面以经邦济世为己任，不过，在个性和处世方法上，他二人也有不同之处。习斋性格高尚，不出，不交显贵。恕谷则为人豁达，广泛交友。习斋一介不取，廉洁自守，恕谷则受馈甚厚，力田致富。有一次，恕谷将入京会友，习斋对他说：“勿染名利。”恕谷答道：“非敢求名利也，将以有为也。先生不交时贵，塨不论贵贱，惟其人。先生高尚不出，塨惟道是问，可明则明，可行则行。先生不与乡人事，塨于地方利弊，可陈于当道，悉陈之。先生一介不取，塨遵孟子：‘可食则食之’，但求归洁其身，与先生同耳。”恕谷晚年，家道富饶，有人议论他“力农致富’，他说：“非以求富也，聊以自守也。平生志欲行道，今年已迟暮，知无用矣，故遁迹田园。胼手胝足，则雄杰之余勇也。不稼不穑，胡取廛囷，则风人之退守也。”李塨自六十四岁以后，大部分时间在乡间从事著述，与外人很少交往。

他订《拟太平策》，自称“一生总结是书”，在自序中说：“今幸太平之世，明四目，达四聪，令士皆得陈言。而不思治平之策，则有负于儒矣，非为天下之义矣！”雍正八年（1730），李塨已七十二岁，直隶总督多次聘请他出任《畿辅通志》总裁，李塨推辞不掉，便到保定府莲花池馆内任职，亲撰畿辅通志凡例。不久，又以病归里。

李塨七十四岁时，知病将不起，自作墓志。次年正月病逝，时在雍正十一年（1733）。谢世前曾作绝命诗一首：“情识劫年运足伤，北邙山下月生光。九京若遇贤师友，为识滔滔可易方。”

李塨的政治和经济主张，与颜元大体相同，集中表述在《平书订》一书中，后来在《拟太平策》中又进一步系统化。他说：“予尝谓治天下有四大端，曰：仕与学合，文与武合，官与吏合，兵与民合。”因为他认为，明亡的惨痛教训就在于文武脱节、兵专而弱、士子所学非所用。“明之亡也，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天下无复办事之官。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其习尚至于将相方面觉建功奏绩，俱属琐屑，日夜喘息著书曰：‘此传世业也。’以致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毒。”“其最堪扼腕者，尤在于兵专而弱，士腐而靡，二者之弊，不知其所底。以天下之大，士马之众，有一强寇猝发，辄鱼烂瓦解，不可收拾。..士子平居诵诗书，工揣摩，闭户傝首如妇人女子，一旦出仕，兵刑钱谷，渺不知为何物，曾俗吏之不如，尚望其长民辅世耶！”他特别强调，要富国强兵，必须注重“分民”、“分土”、“建官”、“取士”、“制田”、“武备”、“财用”、“刑罚”、“礼乐”等方面的政策与措施。

为了解决当时的土地问题，李塨也主张恢复井田，或者实行均田、限田。“可井则井，难则均田，又难则限田。”特别是均田，尤认为重要和可行：“非均田则贫富不均，不能人人有恒产。均田，第一仁政也。”为了实行这个制度，他特别赞赏颜元提出的“佃户分种”法：“今世夺富与贫殊为艰难。颜先生有佃户分种之说，今思之甚妙。如一富家有田十顷，为之留一顷，而令九家佃种九顷。耕牛子种，佃户自备。无者领于官，秋收还。秋熟以四十亩粮交地主，而以十亩代地主纳官，纳官者即古什一之征也。..佃户自收五十亩，过三十年为一世。地主之享地利，终其身亦可已矣，则地全归佃户。”在人材选拔上，李塨也是反对科举制度，主张乡举里选。如说：“不行乡举里选、小学、大学之法，不足以得人才。而不废科举，不能行乡举里选、小学、大学之法。”“乡举里选行之，或因时酌略，而大体莫易。”但李塨不主张事事拘泥于古法，《李恕谷先生年谱》卷一中记：“习斋规先生策多救时，宜进隆古。先生规习斋尽执古法，宜酌时宜。”比如是否恢复封建的问题，李塨说：“惟封建以为不必复古，因封建之旧而封建，无变乱。今因郡县之旧而封建，启纷扰。”

在哲学思想方面，李塨坚持并发展了颜元的理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见解。他对理学家离事言理的唯心主义说教进行了猛烈地抨击：“自宋有道学一派，列教曰：‘存诚明理’，而其流每不诚不明。何故者？高坐而谈性天，捉风捕影，纂章句语录，而于兵农、礼乐、官职、地理、人事、沿革诸实事，概弃掷为粗迹。惟穷理是文，离事言理，又无质据，且认理自强，遂好武断。”李塨还有一段精辟的言论，明确提出“理在事中”、“理气不二”的唯物主义论断：“朱子云：‘洒扫应对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酒扫应对之理，所以然也，形而上者也。’夫事有条理曰理，即在事中。今曰理在事上，则理别为一物矣。天事曰天理，人事曰人理，物事曰物理。诗曰：“有物有则”，离事何所谓理乎？”在认识论上，颜、李都强调因行得知，不能离行言知。但二人也有差异。颜元最强调的是习行，认为儒家“格物致知”的传统命题中，“格”就是“行”，就是“犯乎实做其事”。人的认识是行先知后，“手格其物，而后知至”。这表明，他最注重感性知识、实践活动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而李塨的看法是，如果只强调读书或只重力行，都是片面的：“不以读书为学，则返之而以力行为学矣，皆与圣经不合。”他认为每个人必须先进行学习，获得真知，才能身体力行。他对“格物致知”的解释是：“格物致知，学也，知也。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行也。”又说：“致知在格物者，从来圣贤之道，行先以知，而知在于学。”这表明，他比较注重理性认识、间接经验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应该说，这是对颜元重习行认识论的一个必要补充。

在教育方面李塨与颜元一样，严厉批判了理学家提倡的习静教育和书本教育。他说：“静坐，十三经未有其说，宋儒忽立课程，半日静坐，则几几乎蒲团打坐之说矣。”并说：“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此物此志也。”他认为，教育所要培养的应该是明德亲民、经邦济世的人才，而欲达此目的，必须“仕与学合”、“学用合一”，他说：“教士之道，不外六德六行六艺。自颜先生倡明此学，而今学者多知之，卓哉见也。.尊德行以此，道问学以此，隐居以此，行义以此。所学即其所用，所用即其所学，此府修事和之世，所以治且隆也。”值得注意的是，李塨还很详细地提出了他所理想的学制和选士制度，其主要内容是：八岁入乡学，乡师教之孝弟、幼仪、认字，习九九数。读《孝经》、《论语》、《大学》、《孟子》，及《易》、《诗》、《书》、《春秋》、《周礼》等，并习小乐小舞。十五岁，入县学，教之存六德、行六行，讲究经世济民之道，读《资治通鉴》及古文。习礼乐、骑射、六书、九数，作策论。聪颖者可涉猎九经、廿一史。二十岁，教成者进之郡学，教之三学，察试德行学艺。再经藩学、成均，察试后即谓之太学生。然后，分科以为士，共分礼仪、乐律、天文、农政、兵法、刑罚、艺能方域、理财、兼科等九科。乡、县、郡要定期考核这些士子并向政府进行推荐，以供选用。特别是小学，李塨在《小学稽业》一书中详细陈述儿童自八岁至十四岁时，应该学习的礼、书、数、乐四类课程的具体内容。这些，都是颜元所未及探讨的。

李塨秉承师教，以躬行经世为要务。与颜元所不同的是，他也勤于著述，曾说：“颜先生以天下万世为己任，卒而寄之我。我未见可寄者，不得不寄之书，著书岂得已哉！”可见，他从事著述完全是为了传播颜习斋的学说。在政治、哲学和史学方面，李塨著有《瘳忘编》、《阅史郄视》、《平书订》、《拟太平策》、《四书传注》、《周易传注》、《传注问》等。在教育方面，著有《大学辨业》、《小学稽业》、《圣经学规纂》、《论学》、《学礼录》、《学射录》、《学乐录》等。典章制度和考据方面有《田赋考辩》、《宗庙考辩》、《郊社考辩》、《禘祫考辩》等。生平事迹，载于冯辰所辑《李恕谷先生年谱》中。后来，王灏刊《畿辅丛书》，有《颜李遗书》。近代北京的《四存学会》，亦编有《颜李丛书》。较全面地收录了颜元和李塨的著作。

李塨的父亲明性，学行很高。颜元曾说：“生平严事者六人，明性居其一。”，李塨也听从父命随颜元学习，并以发扬颜学为己任。平时颜元足不出户，从不轻易结交朋友，而且特别讨厌当时的一些权贵。而李塨则常来往京师，广交当时的名人学士，如万季野、阎百诗、胡朏明、方灵皋辈，都有往还。在当时万季野盛名远扬，每次开讲会，都会座无虚席。有一次在绍宁会馆会讲，李塨也在坐，当大家邀请万季野讲一讲“郊社之礼”时，万季野说，不要急着讲什么“郊社”，大家先来请听听李先生讲真正的圣学吧。由此可见李塨对圣学的理解在当时已经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了。当时王昆绳才气很高不可一世，但与李塨成了朋友，并且受他的感动，以五十六岁老名士的身份，亲自拜颜元为师。程绵庄、恽皋闻，也都是因为李恭才知道有颜元，最后都成为颜元学派下最有力的人物。由此也可以看出颜李学派虽由颜元创始，但实质上是由李塨才得以成长。虽然李塨在颜元门下，但两者有些观点也是有出入的。颜元平时对待别人和对待自己一样的严格；而李塨觉得，交朋友应该对别人亲切一点，这样才能收罗人才。颜元对读书是绝对的排斥，而李塨则懂得礼乐射御书数等，他认为有许多地方非考证讲究不可，所以书本上学问也不是都没有用的，这都是他对于师门补偏救弊的地方。然而学术的根本所在，李塨与颜元没有出入。

颜元和李塨的学派在当时被称为“颜李学派”。该学派以反对宋明理学空谈性命，讲求经世致用，改良封建制度为宗旨。他主张“理在气中”的唯物论认识论，批判程朱派的唯心主义理气观，注重实际知识，认为“纸上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反对训诂考证，但又有复古、禁欲与经验主义的倾向。曾与黄宗羲弟子、史学家万斯同交往。

李塨曾说过：“莱阳沈迅上封事，曰‘中国嚼笔吮毫之一日，即外夷秣马厉兵之一日。卒之盗贼蜂起，大命遂倾。天乃以二帝三王相传之天下，授之塞外。’吾每读其语，未尝不为之惭且痛。”这话真是沉痛极了。我们中国文化之邦在家里“嚼笔吮毫”，研习礼乐文章，不谙文化的外夷们早就在那秣马厉兵，蠢蠢欲动了。到最后，直落得个“大命遂倾”，只有将“二帝三王相传”之大好河山，拱手让于“不文”之民。

颜元也说过：“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这和李塨所说的：“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以此。”都是一个意思。但我认为，颜李所说的“开卷有害”，并不是认为所有的书都不好，颜李是中国古人，颜李读的当然都是中国古书，所以颜李认为应该不读中国的一些古书。其实颜李只是认为“开卷过多有害”，应该知行平衡。

颜李学派以“以义为利”的义利观作为其德育观的理论基础，在批判宋明理学的空谈性道德，鄙弃“实事实功之风”的基础上，提出了“斡旋乾坤，利济苍生”的圣贤观，主张不是从个人道德完善而是从济世救民的实际功业完成方面来论圣贤；在人才培养方面，要求学者既要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又必须具有济世救民的真正本领，而对后者尤为重视，认为德性知识在济世救民的实际才能活动中才能真正体现。颜李学派德育观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是对宋明理学德育思想的否定。

对人才的要求总是与一定社会历史背景相联系的。明朝灭亡、清兵入主、天下残破的惨痛事实，促使颜李学派思想家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深刻的反思。他们痛定思痛，醒悟到了宋明理学学风的空疏无用，人才的柔弱无能，并且认为这正是导致亡国之祸的重要原因，变革与启蒙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当时这些进步的思想家适应时代要求，从各个方面对作为官方哲学的宋明理学了激烈的批判。在义利观上，颜李学派也冲破了宋明理学樊篱，提出了“以义为利”的义利关系说，从而为其功利主义的德育观奠定了理论基础。颜李认为义利并不对立，在正谊、明道的前提下，必须谋利计功，求义中之利。颜元还以种田、捕鱼为例说明人们进行生产活动，是必须讲求功利和收益的：“世有耕种而不谋收获者乎？世有荷网持钩而不计得鱼者乎？”

颜李学派的这种思想是一种积极的符合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就是对于我们当今社会也是适用的。拼是我们也常说有付出才有回报。其实无论我们做什么事都会希望有回报，哪怕是义务工作或是无偿奉献不也是希望能帮助社会更好的发展或是让有困难的人渡过难关，就算是一句谢谢或是一个微笑着也是一种回报呀。

颜李学派的理想人才是圣贤。“斡旋乾坤、利济苍生”的圣贤，这是他们的人才理想，也是他们提出的品德修养和教育的目标。颜李学派鼓励人们立志用功，学作圣人。“学者，学作圣人也”、“人须知圣人是我做得，不能作圣，不敢作圣，皆无志也。”不敢想不敢做的人都是无志的人。我们现在的教育也是鼓励每个人都能发挥所长。

圣贤是儒家的传统范畴，是儒家最高的理想人才。颜李学派沿用了儒家的这一范畴，但是其内涵却已发生了变化。儒家传统的圣贤多指个人道德修养的完善状态，偏重于内心道德修养方面的内容，而并没有包含对事功的要求，即所谓的“内圣”。而颜李学派的圣贤范畴则可以说是社会本位的，着重从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方面、从实际功利的完成方面来要求和衡量，既有个人品德修养方面的内容，又有事功的要求，而对于事功则尤为注重。因此，颜李学派把“斡旋乾坤、利济苍生”的实际功业以及“有真才真器”，有“致君泽民”的能力作为人才的标准，所提出的是不同于传统儒家的功利主义的圣贤观。以个人品德的好坏并不能觉得他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一味的空谈心性道德，而不去办一些实事，那一定会形成一种崇高空疏、鄙弃实事实功的社会风气。这种错误的价值观念所造就的必然只能是“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这种现象在现在也是存在的。一些官员平时只是做一些表面功夫，大唱高调，却没有什么实际行动，而等到问题出现后，便会使出一招——“引咎辞职”，在表现出十二万分的委屈，来博得老百姓的同情，然后再继续他的高谈阔论。

颜李学派还阐述了作圣的具体要求。首先，必须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勇往直前、变革现实的勇气。明清之际的历史动荡，使颜李学派已经预感到了重大的社会转机正在孕育发展。他们认为，当时社会正处于“文盛之极必衰”的转机关头。这种转机存在着两种前途：或者“返文于实”，使“乾坤蒙其福”；或者“返文于野”，使“吾儒于斯民沦胥以亡”。为了使社会转变朝着利于生民百姓的方向发展，颜李学派倡导一种积极入世的态度，留意世事、关心民瘼，要求学者“常以大人自命”，以天下为己任，担荷圣道，扭转乾坤。

颜李学派呼唤真学真圣。他们的圣贤是能够“斡旋乾坤、利济苍生”的具实学有实用的人才。他们对于作圣贤的具体要求，包括了一般意义上的德、才两个方面，只不过颜李学派是把有“才”作为“德”的具体体现和重要方面来要求并且把二者统一起来作为其理想人才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来谈的。而对于实际才能与事功则尤为重视。这一传统儒家专从个人心性修养、品德完善方面来要求的观点，无疑是有根本区别的，具有功利主义性质。

综上所述，颜李学派的德育观以“以义为利”的义利观为理论基础，其具体内容和要求都体现出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可以说，颜李学派的德育观是功利主义的德育观。虽然由于时代和阶段的局限，颜李学派的德育观仍然未能完全超越封建教育的范围，所使用的也往往是“利济苍生”、“担荷圣道”等传统范畴，但是，颜李学派的功利主义德育观是对宋明理学超功利主义德育观的根本否定，它反映了理学教育的衰颓，是中国德育思想走向近代的先声。在崇尚空疏、鄙弃事功的“文盛之极”的时代，其历史意义尤其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