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桧林（1925年——2009年9月21），河北省乐亭县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著名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日本国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特别会员。

中文名：王桧林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河北省

出生日期：1925

逝世日期：2009

《史学家的庄严任务与精神境界》

王桧林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现代史、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和抗日战争史的教学和研究，是公认的业界权威，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的奠基人。

编写第一部《中国现代史》的三级跳过程

一　编写第一部《中国现代史》的三级跳前准备活动:师从白寿彝、王真先生——初步接触中国现代史

王桧林于1948年9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从这时起真正进入了专业学习阶段。

大学期间，王桧林班上的一位老师就是著名学者白寿彝先生，白先生讲课非常精彩，他的中国通史隋唐部分，更是得到同学们的喜爱。那时白先生还主编《光明日报》副刊《历史教学》，白先生鼓励班上的同学们写文章投稿，王桧林的《墨子》发表了，这是他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当时很受同学们欢迎的课程还有王真先生(当时王真先生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等人讲的中国现代史(实际上是中国革命史)。这些课程的学习对王桧林日后的研究方向起了一定的导向性作用。

1952年大学毕业后，王桧林留校在历史系任助教，让他教授中国现代史。工作的第一年，王桧林并没有从事与中国现代史有关的工作，当时白寿彝先生为系主任，他带领王桧林等六位青年助教负责全校的中国通史课程教学。教了一年课程使王桧林对中国通史有了进一步、更系统的了解，加深了历史知识基础。

我们通常意义上说的中国现代史，是指1919年至1949年间的中国历史。由于当时刚建国，这个学科体系还没建立起来，几乎是零，而王桧林着手研究中国现代史的目标，就是建立全面反映这段时期社会发展规律的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充实中国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北师大配备专人整理中国现代史，这在国内可能是最早的，没人指导王桧林，他是摸着石头过河。

鉴于此种状况，白寿彝先生让王桧林跟着王真先生学习。此时王真先生已由中宣部调到北京师范大学担任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主任。为了让王桧林尽快掌握1919年至1949年这段历史的内容，王真先生把他全部讲稿都给了王桧林，里面有王先生手写的稿子和抄录的材料，还有从报刊上剪下来的珍贵文章和资料——王先生把讲这门课的家底儿全拿出来了。限于当时的条件，王先生的讲稿主要是革命史，王桧林在此基础上补充了一些通史方面的资料，整理成一份比较系统的讲稿，之后王桧林就根据这份讲稿开始了中国现代史这门课程的教学工作。

中国社会上有这样的事情:做手艺或教武术的师傅往往把最紧要的一手留下来，不教给徒弟，免得徒弟超过自己，当教师的未必没有这种人，但王先生没有私心，人格高尚，使王桧林一生感激不尽……

第一跳: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框架的奠定——参与撰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

1956年王真先生从政治教育系调到历史系，教中国现代史，并任主任，这是我国高校成立较早的一个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这个教研室不仅担负起本系中国现代史教学任务，还为各地高校培养中国现代史教师。

1956年下半年的某一天，山东大学历史系孙思白教授来见王真先生，商谈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的事宜。于是王真带领王文瑞、任翰和王桧林参加了这项工作，承担抗日战争时期历史(全书分四卷，此部分为全书第三卷)的编写。王文瑞写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部分，任翰写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政权部分，王桧林写国民党统治区和文化思想部分。

为了写好抗日时期的中国通史，由王真先生亲自指导，拟定纲目，组织大家分门别类从各种报刊上收集抄录原始资料，经整理成册，共20余册，作为写书的重要依据……

经过两年多的时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抗日战争时期卷》全部书稿完成，约30万字。这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较早的一项科研成果，此书于1961年10月正式出版。

从1959年出版第一卷到1962年出版第四卷，《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全部完成。这是高校第一部1919到1949年间的通史教材。它确立了中国现代史框架，与中国革命史有很大不同，增加了一般革命史所没有的内容，是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框架的奠定，为后来撰写中国现代史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第二跳:高校第一部中国现代史教材诞生记——主编《中国现代史》1980年内部铅印本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作为高校的教材从那时起一直沿用到“文革”前，“文革”时期学校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断了，这套书也就不再出版了。

“文革”后期，从1973年起学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恢复部分教学工作，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师带着学生到正在施工中的东方红炼油厂边劳动、边上课。因为过去的教材被认为已不适用，新教材的编写任务摆在面前，在这一背景下，由已经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教研室主任王桧林主持、组织有关教师编写《中国现代史》教材的工作。

编写工作是1975年冬天开始的，由于当时还有不少禁忌，所以编写遇到不少困难，但在新的历史观指导下，编者努力把中国现代史作为通史的一部分，同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区别出来。

经过教研室同仁的共同努力，新教材于1979年初稿完成，首先出了油印本，然后在油印本基础上补充修改。1979年冬，补充修改完毕，1980年1月，一套70多万字4卷本的《中国现代史》内部铅印本印出。这样，新中国高校第一部正式取名为《中国现代史》的教材诞生了。

第三跳: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初步确立与公认——主编《中国现代史》北师大1983年版

1980年的这套教材，虽然只是内部铅印本，但10000套很快就销售一空。鉴于这种情况，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白寿彝于同年冬提议修改后公开出版，就由王桧林主持该书修订工作。

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提出和讨论是从1981年开始的，建立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积极地开展中国现代史研究，提高大学的中国现代史教学质量，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史学界的共识。在此基础上，教育部一司副司长夏自强提议，编写一份中国现代史教学大纲，由北京市史学会中国现代史组负责组织编写。

从北师大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的工作来说，建立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讨论的时期也正是他们修改内部本《中国现代史》教材准备公开出版的时期，两项工作实际上是合一的，而且也都是由王桧林主持推进的。1983年春夏之交，北师大本《中国现代史》修改完成，分上下册，正式出版。它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初步确立。

1986年10月，中国现代史教学大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它的出版对中国现代史教学和研究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大纲目录与北师大1983年版的《中国现代史》目录基本相同，说明《中国现代史》初步确立的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得到了史学界和教育部的公认。

时至今日，1983年北京师范大学版的《中国现代史》仍是使用最广的一部高校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材。

爱好广泛、凭趣求学

二　闲书、古文——无门无派，凭兴趣的求学过程

王桧林1925年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的一个普通家庭，家里经济条件不算宽裕。乐亭县盛行皮影戏、大鼓书，他的两个哥哥喜欢唱戏，家里有一些影戏剧本(叫做“影卷”)，如《二度梅》、《龙兴传》等，还有些民间流行小说，如《隋唐演义》、《三国演义》等，还有不少两个哥哥念过的书，如《三字经》、《百家姓》、《唐诗三百首》等。

王桧林小时候体弱好静，不爱出去玩儿，上学认字之后，就常在家里看这些书，虽然当时由于年幼，不少东西是半懂不懂的，但也记住了不少，如“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之类的诗句；“北元魏，分东西，字文周，与高齐，迨至隋，一土字”之类的历史知识……

从那时起，这些“闲书”使得王桧林对文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读初中的时候，校长葛庆惠(字东侨)是清朝葛翰林的儿子，他总是“强迫”学生们背诵古文，背不下来就要抄写以加深印象。王桧林起初也不情愿去背诵这些乏味的古文，但随着对古文理解的加深，他逐渐喜爱上了古文。

这样日积月累，王桧林背会了三四十篇古文和长诗，其中有《过秦论》、《前出师表》、《岳阳楼记》、《长恨歌》、《琵琶行》、《兵车行》、《丽人行》等。这潜移默化中为他今后的文科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王先生今天回想起来，非常感谢葛庆惠校长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里一如既往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这使得王桧林积累了大量中国传统经典，对于日后的专业学习大有裨益。

在高中学习的后一半，王桧林患了当时很不好治愈的“伤寒”，不得不在家休学。复学后，课程进度上王桧林已经落下很多了，只能靠自学补习。

文科的课程自学相对容易，可是理科的课程就必须要通过老师的讲解了。王桧林原来的理科优势变成了漏洞，而文科凭借自学仍名列前茅，久而久之王桧林自然而然地就把自己学习的重心转向了文科……

后来他总爱去图书馆借阅各种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看，自然科学方面关注较少。到现在王先生还记得起名字的书有:翟世英《西洋哲学史》、罗素的《社会结构学》(中译本)、潘汉年的《文学概论》等。这种学习有得有失，好的方面是养成了求知的兴趣，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锻炼了思维能力，特别是理论思维能力；不好的方面是放弃了自然科学的学习，至今对此所知太少。

设定哲学为研究生必修课

三　王先生设定的研究生必修课——哲学

王桧林先生是资深博士生导师，平日在学校带出的硕士和博士很多都已经成为各行业的骨干，他们不仅具有扎实的业务知识，还都满腹经纶。这与王桧林先生独特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密不可分。在王教授看来，一个高质量的科研人才，只懂得专业知识，不学“哲学”是肯定不行的，专业知识直接受到“哲学”素养的影响。

而王先生指的“哲学”是什么呢？王先生从这里谈起:我国小说或史书中说到对某一重大问题作出决策时，往往有上中下三策，今天在对重大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作出决策时，往往、甚至一定出现不同的意见或方案，越是发扬民主，不同的意见就越多，这时“上中下三策”问题就出来了，智慧就是在这种地方表现出来。至于什么是智慧，很难有个规定，我想大哲学家程颢的诗句“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应当就是高级智慧的表现。有高度的智慧就能对事物看得真、看得清、看得透，能对杂乱的事物分析出条理来，能把一般事物中被遮掩的真理揭示出来。很难说用什么具体的方法就能做到这些，但要做提高智慧的修养功夫。怎样提高智慧，恩格斯的一段话可能对我们有帮助，他说:“但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挥和锻炼，而我们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经典哲学名著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从人类智慧的载体中学习智慧可能是最好的方法。

故王桧林教授在带研究生时，不论学生具体是哪个专业，经典哲学名著的学习都是他们的必修课程，而且要在课堂上当堂严格“考核”，毕业后的学生们都对王先生开设的“哲学”课程交口称赞，感谢王先生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他们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