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朝鼎（1903—1963 ），号筱泉，笔名动平。山西汾阳人。其父冀贡泉曾任山西省司法厅和山西省教育厅厅长， 其弟冀朝铸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他少年时勤奋好学，1916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1919年参加北京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在六三大宣传中被捕。1927年入共产党。留学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受命潜伏主导经济工作，其策划的法币与金圆券致国统区经济失利。1948年到北平任“华北剿总”经济处处长，曾数次与傅作义商谈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1963年8月8日，正准备出访阿尔及利亚的冀朝鼎因突发脑溢血，晕倒在办公室。次日中午去世。

中文名：冀朝鼎

外文名：Ji Zhaoding

别名：动平

国籍：中国

出生地：山西汾阳

出生日期：1903年

逝世日期：1963年

职业：经济学家

毕业院校：哥伦比亚大学

主要成就：内战中隐蔽在国统区经济系统，致其经济战线失利

代表作品：《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

冀朝鼎（1903—1963），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国际活动家、开展民间外交工作的杰出领导人，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1918年组织暑假修业团，任社长。

1919年参加北京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在六三大宣传中被捕。参与组织校学生自治会，任评议部委员，成立唯真学会，编辑出版《清华通俗周刊》，并组织工读团。

1924年秋毕业赴美国留学，考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学。1924年赴美前夕，冀朝鼎曾专门去北京大学拜访了李大钊。

1926年参加留美学生和华侨响应上海五卅运动的反帝爱国活动，任《芝城侨声报》编辑，并被推选为大学国际学生会委员长及会计。同年冬被选为芝加哥中国留学生会会长，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和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

1927年前往欧洲出席世界反帝、反殖民主义大同盟大会，经与会的中共代表团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参与组织美国共产党中央中国局，任委员兼《先锋报》编辑。

1928年被组织派回国参加斗争，途经莫斯科见到周恩来，改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不久参加中共出席共产国际六大代表团工作，随后调任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邓中夏的秘书兼翻译。

1929年被派到美国，参加美共《工人日报》和美共中国局工作，创办《今日中国》和《美亚杂志》。同时继续攻读经济学，撰写出《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专论，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应聘在美国各大学讲学，曾在太平洋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冀朝鼎结识了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室的柯弗兰，并发展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柯弗兰又将冀朝鼎介绍给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罗斯福的助手居里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助手白劳德。学者们将其意见作为自己对华政策的依据，这些对中国问题的预测和意见就来自延安。

冀朝鼎的经济学博士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给他带来声誉。李约瑟称赞这本书。

陈光甫则是拥有中将军衔的国民政府大本营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根据陈光甫向友人讲述，美国财政部的官员爱德尔向他介绍了冀朝鼎。爱德尔1935年开始为美国共产党工作。冀朝鼎获得了陈光甫的信任，并担任总务处主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作为留美学生代表曾回国考察。

1941年回国，被中共组织派到国民政府从事经济工作。先后任平准基金会秘书长、国民政府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并兼任圣约翰大学、暨南大学商学院教授等。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央银行稽核处处长，到上海接收日、伪金融机构。他利用合法身份和经常接近国民党要人的机会，为中共中央提供了许多重要经济情报，为解放区购买医药器械，掩护许多地下党员工作。

回国后，冀朝鼎逐渐脱离了陈光甫，开始接近孔祥熙。冀朝鼎与孔祥熙同是山西人，他的父亲还曾是孔祥熙的老师。冀朝鼎回到重庆后，就住在孔祥熙公馆。和他同住的还有已担任美国使馆经济参赞的爱德尔。他们经常陪孔夫人宋蔼龄打牌。廖训振说，冀朝鼎生前曾告诉他，当时他白天通过美使馆获得了情报，晚上就汇报。

1944年，孔祥熙任命冀朝鼎为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由于法币与外汇具有密切的关联，领导外汇核心部门的冀朝鼎，开始对国民政府的货币政策具有相当重要的发言权。孔祥熙和后来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都很信任冀。孔、宋两人都因冀很能干，结果冀为共党在财政方面做设计工作。他专门替孔、宋出主意，都是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主意。冀朝鼎参与了金圆券改革。陈立夫将内战时期国民政府控制通胀失利归罪于冀朝鼎。

1948年到北平任“华北剿总”经济处处长，曾数次与傅作义商谈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银行副董事长、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创办并主持贸促会研究室工作。曾多次率外贸代表团赴西欧访问和举办展览，被誉为“中国最干练的经济学家”。

1963年8月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冀朝鼎的确是共产党难得的一个“三通”干部。因为他是：英文通、美国通、国民党通。

冀朝鼎在清华念书的时候，就打下了英文写、说的基础。在美国时，他经常在群众集会上用英语发表演说，用英语与人辩论。他在美共《工人日报》当了十年的编辑，用英文写了不少文章。这就说明他的英文功底很好，造诣高深。解放后他被委任为“毛选英译委员会”成员，参与毛选英文译文的审稿定稿工作。这个“毛选英译委员会”主任就是冀朝鼎当年在清华和美国同学共事的老战友徐永煐同志，其他成员有：金岳霖、钱钟书、王佐良、郑儒箴、唐明照、浦寿昌、章汉夫等；还有一些外国专家，如：爱泼斯坦（IsraelEpstein）、爱德勒（SolomonAdler）、柯弗兰（FrankCoe）、夏皮洛（MichaelShapiro）等。英译委员会的外国专家们都十分佩服冀博士的英文水平。爱泼斯坦称赞他“精通（中英）两种语文”。李腾伯格（SidneyLittenberg）说，冀朝鼎是最善于遣词用语的人；他尽量要把译文修饰得通顺、生动和具有说服力。

冀朝鼎先后在美国呆了17年。他在大学念过书，当过中学、职工学校教员，参加了许多群众活动，经常在集会上用英语发表富有鼓动性的演说。他在美国的政治、经济、学术界均有广泛的关系。因此对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都很了解。

在国民党内，冀朝鼎是孔祥熙的亲信，在政经学术各界都有不少熟人和朋友，如宋子文、翁文灏、胡适、蒋廷黼、陈光甫、贝祖眙、席德懋等都有交往，同许多达官贵人，过从甚密。他是我们党在国民党内部钻得很深、接触很广的人。加之他在国民党政府内身兼许多要职，当然对国民党政府的内幕和社会各方面的情况都十分清楚。

他给国民政府的这些“祸国”建议很简单：与民争利。

直到死后46年，他对创建这个国家所作的真正贡献，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个谜。

1963年8月13日，副部级干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冀朝鼎的追悼会，在北京首都剧场举行。周恩来、陈毅、李先念、康生、郭沫若等主祭，廖承志致悼词。这种规格显然超出惯例。

周恩来是冀朝鼎在1949年以前唯一的上级，廖训振说：“也只有周恩来真正了解冀朝鼎的作用。”

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在以《成败之鉴》为题的回忆录中，专辟一节写到了冀朝鼎，名曰：“冀朝鼎祸国阴谋之得逞。”

在这本近500页的书籍中，为共产党人开辟章节的，只此一例。

1939年底，中国环球进出口公司负责人陈光甫，在纽约的一家中餐馆面试了一名36岁的应聘者。

环球公司是国民党政府专为促进中美贸易设立的国营企业，陈光甫则是拥有中将军衔的国民政府大本营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

应聘者冀朝鼎，此时已在美国学界小有名气。他从清华毕业后赴美，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就读，并获法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

冀朝鼎的经济学博士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给他带来了巨大声誉。

根据陈光甫向友人讲述，美国财政部的官员爱德尔向他介绍了冀朝鼎。

爱德尔1935年开始为美国共产党工作。而冀朝鼎早在192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赴美前夕，冀朝鼎曾专门去北京大学拜访了李大钊。这是他第一次和共产党人接触。冀朝鼎后来告诉廖训振，这次见面让他难忘，“畅谈一次，印象很深”。

3年后，左派青年冀朝鼎在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反帝大同盟成立大会时加入共产党，成为第一批加入中共的留美学生。后来他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为参加共产国际会议的中共代表邓中夏等做秘书和翻译。

1929年，经周恩来批准，冀朝鼎回到了美国。

也许是组织授意，冀朝鼎结识了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室的柯弗兰，并发展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柯弗兰又将冀朝鼎介绍给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罗斯福的助手居里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助手白劳德。

这些对美国财政政策拥有发言权的学者们很快发现，年轻的冀朝鼎对中国形势的分析判断总是十分可靠，于是将其意见作为自己对华政策的依据。

后来冀朝鼎告诉廖训振，他当时受中共派遣接近美国政府，这些对中国问题的预测和意见就来自延安，当然十分准确。

精明勤奋的冀朝鼎很快就获得了陈光甫的信任，并担任环球公司总务处主任。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失去了与美国进行贸易的东南亚通道，陈光甫受命回国，冀朝鼎作为他的私人秘书同行。

返回国内，最终导致了冀朝鼎与美国妻子的分离：她无法适应中国的生活。但冀朝鼎还是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因为这是来自延安的指示。

回国后，冀朝鼎逐渐脱离了陈光甫，开始接近陈光甫的政敌、国民政府的实力派人物——财政部长孔祥熙。

冀朝鼎与孔祥熙同是山西人，他的父亲还曾是孔祥熙的老师。冀朝鼎回到重庆后，就住在孔祥熙公馆。和他同住的还有已担任美国使馆经济参赞的爱德尔。他们经常陪孔夫人宋蔼龄打牌，这被陈光甫斥责为“不做工作”。

显然，陈光甫并不了解冀朝鼎的真正工作。

廖训振说，冀朝鼎生前曾告诉他，当时他白天通过美国使馆获得了大量情报，晚上就化装直接找周恩来汇报。

冀朝鼎回国后在“平准基金委员会”任职，这个基金会用美国提供的外汇来稳定国民政府货币。冀朝鼎任秘书长，陈光甫任主任。

结果由于孔祥熙的推动和美国方面的认可，冀朝鼎最终主导了拥有一亿美元基金的平准基金会。

1944年，孔祥熙任命冀朝鼎为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并带他参加了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议。

由于法币与外汇具有密切的关联，领导外汇核心部门的冀朝鼎，开始对国民政府的货币政策具有相当重要的发言权。他逐渐成为国民政府最重要、最信任的经济学家。连他参加革命的弟弟、90年代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冀朝铸也说：“大哥是跟国民党走的，我自己则是一心向往革命的。”

根据美国学者拉铁摩尔的回忆录，蒋介石并非不了解冀朝鼎的马克思主义背景。他解释说，蒋介石设想，抗战结束后中国将依赖美国，因此迫切需要了解资本主义的经济专家。

1946年，内战爆发。周恩来在撤回延安前通过邓颖超给冀朝鼎留了一封书信。信上说：兹际时局严重，国运益艰，尤需兄大展才能之时，深望能作更多贡献。

“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

陈立夫对于冀朝鼎在内战期间的作为充满愤怒。

他在回忆录中说，抗战期间就知道冀朝鼎和共产党有关系，但是孔祥熙和后来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都很信任冀。

陈立夫负责的中统曾告知孔祥熙，冀朝鼎是共产党。一天凌晨2点，孔祥熙把冀朝鼎叫到住处当面质问，冀朝鼎从容应答：“老伯，我跟随您这么多年，您看我像不像共产党。”

孔祥熙沉吟许久，说：“我看不像。”

陈立夫认为，宋子文一直在国外，“中文程度差，平日均用英文。冀朝鼎这个人英文不错，可能投其所好。孔、宋两人都因冀很能干，结果冀为共产党在我方财政方针任设计工作。他专门替孔、宋出坏主意，都是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

他举例说，抗战结束后，宋子文主政的财政部提出以200元伪币兑换1元法币。结果国民政府尽收沦陷区的财富，却尽失人心。

陈立夫认为，这些政策是“经过中央会议决定的，竟把我们赶出大陆了。因为那时老百姓对我们失望极了，心想换一个政府看看，或许还有希望，这种心理就帮助了共产党成功。”

后来国民政府发行黄金储蓄券，因财力紧张，宋子文就提出按六折还本。陈立夫一再反对，并提出用第二期增发来全额赎回第一期。

“但蒋公太相信宋了，他总认为宋是财经专家。”宋说没有其他办法就没有其他办法，“从此乃使政府金融信用扫地”。

后来国民政府又发行过美元储蓄券，到期后应以美元赎回，宋子文却不予兑现。

根据陈立夫讲述，“这都是冀朝鼎替宋出的坏主意”。

到国民政府统治末期，冀朝鼎参与了号称世界最大币改的金圆券改革。按照设计，国民政府用金圆券强制收兑法币、特别是金银及外币。“与民争利”达到了疯狂的地步。

著名美国学者费正清后来分析说，当时最反共的城市上层中产阶级，手中剩下的少许余财被束缚在金圆券上，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也同金圆券一样化为乌有。

不过直到今天，冀朝鼎提出的促使国民政府经济通胀的建议有多少来自西柏坡，仍然不为外人所知。

30年代开始从事秘密工作的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之子、军事专家罗援称：冀朝鼎在40年代初受命回国，他建议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使其爆发了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经济崩溃，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覆灭。

金圆券崩溃之时，冀朝鼎已受山西同乡傅作义邀请飞赴北平，担任华北“剿总”司令部经济处处长。他此行也是专门受中共派遣，意在策反傅作义。后来，傅作义就是在冀家北京的老宅里决定起义的。

冀朝鼎曾向廖训振讲起北平刚刚和平解放时的一件趣事：当时他还没来得及换装，穿着国民党呢子军装、坐着美军吉普车出门，结果被解放军抓住，以为他是漏网的国民党高级军官。

情况汇报到负责北平地下工作的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刘仁那里，他立刻让放人。从此，冀朝鼎的共产党身份才正式曝光。

“这让国民党大吃一惊，美国人大吃一惊，我们自己的同志也大吃一惊。”廖训振说。

冀朝鼎在1949年之后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利用他在西方世界的良好关系，突破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并建立了新中国的外贸体制。

1963年8月8日，正准备出访阿尔及利亚的冀朝鼎因突发脑溢血，晕倒在办公室。次日中午去世。《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