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玉衡（1898—1965），爱国民主人士。1898年出生于吉林省宁安县。1920年入东北讲武堂，毕业后参加两次直奉战争，升任营长。1926年随张作霖入关，任帅府驻京军务处长，后调任东北军炮兵参谋处长、兴安屯垦区公署军需处处长兼第3团团长。1931年9月处死4名日本间谍（中村事件）后逃入关内，参加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先后建立开鲁后援会和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任右路军总挥，领导热河抗战。1935年到西安，任少将炮兵师长兼横山县县长，与中共联系密切。建国后当选黑龙江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接见。1965年病逝，享年68岁。

中文名：关玉衡

国籍：中国

出生地：吉林省宁安县

出生日期：1898年

逝世日期：1965年

职业：帅府驻京军务处长

关玉衡，原名瑞玑，字以行，1898年出生于吉林省宁安县（今属黑龙江）。他的父亲关福绵，是当时吉林省议员。

关玉衡少年时，性情豪爽刚直，17岁即抱定守土保边的决心，投笔从戎。1920年，被送入东北讲武堂学习，与张学良有同学之谊。毕业后，曾两次参加直奉战争。1925年秋，郭松龄倒戈反奉失败被杀，关玉衡正在郭部任营长。由于张学良的进劝，张作霖又以关玉衡身经数十战从未负伤，认为是员“福将”，非但未有处罚，反而留在张作霖帅府任警备处长兼汽车队长。1926年末，关玉衡随张作霖入关，被任命为帅府驻京军务处长。以后，又调任东北炮兵军参谋处长。

1928年，关玉衡来兴安岭一带驻防。1931年6月25日，东北军在兴安岭兴安屯垦区佘公府四方台附近，查获中村震太郎等四名日本间谍。为维护国家主权和严守军事机密，身任兴安屯垦区公署军需处长兼第三团团长的关玉衡，当即将中村等四名日本间谍处死，形成历史上有名的“中村事件”。“中村事件”发生后，日本当局于9月13日，威逼东北当局逮捕关玉衡，并要将“中村事件”案有关原始村料全部调来。当时，有人劝关玉衡出国避难。关玉衡却说道：“我是关东男儿，死而何惧！”遂于9月16日来到沈阳对质。9月17日，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与关玉衡面对面对质。关玉衡拿出中村等四名间谍活动的全部证件，使得林久治郎无话可答。次日，便发生了“九一八”事变。9月19日，沈阳失陷。9月20日拂晓，关玉衡化妆出逃。原欲折回兴安屯垦区率军抗日，但车已不通，只好入关。9月23日到北平，张学良委以参议一职。这时，日军正下令通缉关玉衡，他在沈阳的家属到处逃难，直到1932年春，在救国会等组织帮助下才与关玉衡劫后重逢。然而，关玉衡在宁安的弟弟活活被日军用钉子钉死，扔在牡丹江中，二妹夫惨死于监狱，老母双目失明。但是，关玉衡抗日爱国之心不减。化名国尔家，去上海参加抗日救国工作。

1932年6月，又改名郭尔佳回到东北开鲁地区，建立开鲁后援会和义勇军。“何梅协定”签字后，蒋介石下令停止义勇军活动，并解散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关玉衡也在古北口被缴械，使得关玉衡抗日爱国之志难以施展。后来，他携家去新疆，蒙冤下狱。直到1949年冬，关玉衡才回到阔别17年的哈尔滨，与在革命伍中成长起来的子女团聚。建国后，关玉衡当选为黑龙江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1965年病逝，享年68岁。

周恩来曾称关玉衡为少有的“爱国民主人士”，他的家乡人民称关玉衡是个一身正义的“关东男儿”。

1927年6月27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和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这四个好战分子得到了一个令他们欣喜若狂的消息：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抛出了臭名昭著的“对华政策纲领”，确定了武装侵占中国东北的方针。

这四人是日本侵略军的马前卒，长期在中国活动，是关东军中有名的“中国通”。除河本大作外，板垣、土肥原和石原这三个总是聚在一起搞阴谋活动。关东军在中国所干的罪恶勾当，几乎都是由他们三个策划发动的。

日本人当然不傻，他们不但要霸占东北，而且还要找到一些借口，以显得其侵略有“理”。找什么借口呢？河本亲手策划的第一个“高招”就是除掉越来越不肯听命的“东北王”张作霖，以期奉军内出现混乱甚至武装冲突，以便浑水摸鱼，但在1928年6月3日他们发动“皇菇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后，他们预料中的混乱并没有出现。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情况，在石原的倡议下，板垣决定以“北满参观旅行团”的名义组织特工大规模的情报侦察活动。同时，日本参谋部也向中国东北派出了大批军事间谍，“日本帝国参谋省情报科情报员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就是这些化装成“旅行者”的间谍中的一员。而这个冒充旅行者的间谍之死就成了板垣和石原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借口中村震太郎是被我边防军发现其间谍身份之后秘密处死的。

1931年6月，身负重命的中村震太郎和退伍骑兵曹长井杉延太郎进入了中国东北。他们找了一名蒙古人和一名白俄作向导，从海拉尔出发，沿大兴安岭、索伦山一路侦察，记录下许多情况。但是，就在中村等人的侦察行动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被机警的中国军人抓获了，中国军人从中村的棉裤和行囊中，搜出了几张中日文的军用地图，几份关于兴安区屯垦军的兵力驻扎及当地人口、物产、风土人情的表册和笔记。中国军队团长关玉衡觉得事关重大，立即对中村等人进行审讯。不料，中村是一个死心塌地的军国主义分子。他自以为是“大日本帝国”的公民，对中国人向来是不放在眼里。一个小小的屯垦军团长能把他怎样？！因此，这个顽固的间谍有恃无恐，态度强横。不但拒不承认他的间谍身份，而且大叫大嚷地说：

“你们把一个有合法证件的日本公民无故关起来加以审讯，这是违反国际的有关法律的。我要见你们的司令长官，向他提出严重抗议！”

另一名日本人井杉延太郎也声称：“不错，我们曾经是军人，中村是陆军大佐，我是营长，但我们都已退役。现在我们是大日本伐木公司的职员。快放了我们！”

审讯没有任何结果。第二天，继续审讯，这次，中村态度更加蛮横。当审讯人员一一列出从他身上搜出的东西，指出他的间谍身份，要他交待他的具体使命和委派他的人的名字时，他竟然恼羞成怒，跳起来对着主审讯人就是一记重拳。接着他像条疯狗似的一边咆哮，一边乱打一气，最后几个战士上去，才制服了这头凶猛的野兽。

更为棘手的是如何处置他们。关团长为这件事思考了好几天，始终拿不定主意，最后他采纳了部下的建议，秘密地处死了这几个人。

然而，这个秘密没过多久就让日本人知道了。正苦于找不到武装侵占东北借口的日本人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立即利用这件事大作文章。板垣、石原和土肥原认为，盼望已久的时刻就要来到。这三个恶毒的人还炮制了一个火上浇油的阴谋，再演一场贼喊捉贼的掼技。他们决定炸毁奉天北郊柳条湖附近的一段铁路，然后栽赃陷害给中国军队，以此为借口出兵奉天。

1931年9月18日深夜，寂静的东北大地上出现了一队鬼鬼祟祟的人影，一个叫河本末守的日本中尉奉土肥原之命带领一队人马以巡视铁路为名正向柳条湖方向奔去，不一会儿，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铁路被炸毁了很长一截。紧接着，花谷正以土肥原的名义连续两次拍电报报告关东军参谋长和陆相南次郎，颠倒黑白地说中国军队破坏日本方面的南满铁路，袭击其守备队，板垣和石原则不停地催促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令出兵攻击中国军队。

刹那间，穷凶极恶的关东军疯狂地扑向北大营，扑向奉天城，由于东北军毫无防范，仅一夜工夫，奉天陷落。

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九·一八”事变，就在板垣等几个人的“导演”下“上演”了。

1931年6月26日午夜12时30分，东北军兴安区屯垦公署军务处长兼驻科右前旗察尔森第三团团长关玉衡上校下令将捕获的日军参谋本部情报科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等4名间谍处决，打响了抗日战争的第一枪。42天后，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件爆发。关玉衡及战友的命运如何?

9月20日凌晨，关玉衡和东北军宪兵副司令李香甫化装成绅士躲过日军的搜捕，徒步走到皇姑屯乘火车赴北平。24日8时，张学良在官邸接见关玉衡，笑容可掬地对他说：“你还跑出来了！”关玉衡说：“对不起您，误了大事！”张学良安慰说：“60多个外交案件，你这是个小案件，没什么。”随后，委任为帅府参议，月支500元，住在西单花园饭店内。

“九·一八”事变不久，日本关东军下令通缉关玉衡。他的父亲闻讯，如雷轰顶，猛一股急火攻心，三日不语而逝。翌年3月，日军天野旅团上田支队入侵宁安县城。日军将关玉衡的家产抄没；将其四弟关瑞符抓走，严刑拷打后钉死在南江沿的火磨楼上；二妹夫惨死狱中。面对家毁人亡的悲惨情景，他的老母亲整日老泪纵横，绝望中病倒了，不久便双目失明。国难家仇，关玉衡悲愤填膺，他立志抗战到底，此生不驱逐日寇誓不休！

就任抗日义勇军总指挥

1932年初，关玉衡为了实现自己抗击日寇的宏愿，化名国尔家，从北平到上海参加了东北义勇军后援会，任委员，负责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的后援工作。6月，改名郭尔佳，化装到哲里木盟开鲁县，同辽北蒙边宣抚专员高文彬共同努力，先后建立开鲁后援会和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关玉衡任右路军指挥，高文彬任义勇军第五军司令。

右路军约1500人，系由原热河省保安队和蒙旗保安队组成。部队缺乏正规训练，装备差，枪械、弹药、马匹、军粮严重不足，官兵们每日仅靠煮几穗青苞米充饥，体质弱，战斗力不强。关玉衡立即向上海后援会总部求援，很快使全体官兵脱掉破旧的棉袄、皮袄，换上崭新的单军装和草帽。随后，关玉衡着手整顿部队投入训练，但很快被日军发现，连续派飞机对部队驻地狂轰滥炸，甚至施放鼠疫毒菌，致使开鲁县城鼠疫蔓延，每天有数十人死亡，部队亦有减员。面对贫困和死亡的威胁，有人退缩了，开了小差。关玉衡坚持与官兵们同甘共苦，照常操练，稳定了官兵的情绪，待机打击日寇。

8月，后援会决定攻打通辽，由关玉衡、高文彬指挥。31日凌晨3时30分，义勇军发起总攻。高文彬率800余人从城西门诱敌深入，进行袭击；辽北蒙边第一路骑兵司令李海山率部由北门向南门进攻；第二路司令刘震玉等率部从东门进攻。义勇军官兵奋不顾身，英勇冲杀，激战至下午3时许，营长谢国忱率大刀队200余勇士，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搭起人梯翻墙而入，纷纷挥刀向日寇猛砍狠杀，砍死日军60余人，大刀队员伤亡8人。激战至晚9时许，日军调来伪军2000人增援。义勇军遂决定停止攻城，撤回余粮堡。是役，共毙敌170余名，缴获枪支200余支。

10月4日凌晨4时，义勇军李海山、刘震玉率部兵分两路，再次向通辽发起攻击，与日伪军激战一昼夜，击毙日军大佐1名、士兵30余人，于翌日5时许攻占通辽小街基。是夜，在日军的反扑下，小街基失守，义勇军撤出通辽。

10月6日，关玉衡紧急筹集子弹5万发送到李海山、刘震玉所属部队。是日晚10时，义勇军向通辽发起第三次攻击。此时，守城日军调集坦克、装甲车和重兵扼守城内各主要路口，戒备森严，阻击火力猛烈。义勇军没有重武器，只能用步枪、手榴弹向敌人进攻，击毙日军70余人、伪军90余人。激战至翌日凌晨4时许，义勇军主动撤出战斗。

早在义勇军第一次攻打通辽后不久(9月5日)，关玉衡就在余粮堡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攻打辽源(郑家屯)。10月26日，辽源守城伪军田兴涛、于海川秘密派特使面见关玉衡、高文彬表示：“且情愿作内应，并作各巷口引导。”关、高遂决定于27日凌晨2时许，向盘踞城内的日军发起攻击。高文彬率部从西南攻人城内，直至柴市，被日军设置的铁丝网工事和猛烈的火力所阻；李海山率部由城南沿铁路向城内进攻；刘震玉率部由城西进攻；白梦梅率直属独立支队进攻火车站，烧掉一座库房；城内伪军即举兵策应。日军顿时大乱，窜入各炮楼顽抗，双方激战，火力异常猛烈。至下午1时，日伪军1500余人赶来增援，从南、北两面用炮火向义勇军猛烈轰击。随后，日军又出动飞机20余架飞临义勇军阵地上空轰炸、扫射，义勇军伤亡很大。血战至下午4时，日军以南北夹击之势，企图围歼义勇军。为避免遭受更大的伤亡，关玉衡果断地命令部队撤出战斗，率队进入康平县，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是役，毙敌340余名。

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夜袭通辽、辽源，重创日军，震惊敌伪，吉热辽边人民群众受到很大鼓舞。北平后援会送来4万元慰问费，补给部队制做冬装，同时决定任关玉衡为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左、右路军总指挥。翌年1月，关玉衡指挥义勇军2000余人，乘夜幕突然包围巴拉沈营子日军营地，随后发起突然袭击，以优势兵力打了个漂亮的歼灭战，全歼日军70余人，缴获大卡车1辆、枪支60多支。

1933年2月21日，日军以通辽、绥中为基地，分三路进犯热河，北侵开鲁，南攻凌源，中犯朝阳。2月末，开鲁、赤峰等地相继沦陷；3月4日，省会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

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在《何梅协定》签定后，为取悦日本侵略者，下令解散东北抗日义勇军。关玉衡部撤至古北口时，被国民党军刘汝明部缴械后遣散。关玉衡怀着极其悲愤的心情只身回到北平。

国民党对他欲加之罪。

抗日之志难酬

关玉衡回到北平后，何应钦等亲日分子指责他处死中村震太郎“是破坏中日邦交，是引起日本出兵东北的罪魁祸首”，主张逮捕法办。关玉衡对这些抗日有罪、爱国有罪的谬论十分气愤，数次去国民党驻北平军分会申述，不料反被军警扣押。后来，由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等爱国组织多方营救释放。此间，他的夫人因忧劳过度病逝于北平。他将三个年幼的孩子送进北平香山慈幼院，临别时，深情地对孩子们说：“爸爸抗日去，打走了日本人，领你们回家乡。”

1935年，蒋介石调东北军去西北“剿共”。9月，张学良到达西安，东北流亡在各地的爱国志士也随之前往。翌年初，关玉衡也来到西安晋见张学良。张学良拍拍他的肩膀风趣地说：“你的头还长在肩上，为你干一杯吧!”随后，下令委任他为东北军驻西北军联络参谋，兼横山县县长。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张、杨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项主张。关玉衡甚为兴奋，胸中又燃起抗日之火。他满怀爱国热情，组建了横山抗日后援会，亲任会长。横山抗日后援会实际上是中共衡山地下县委，县委张书记任后援会副会长，关玉衡的副官王宗元亦是共产党员。关玉衡暗中向吕正操部送过马匹和枪支；与榆林地区八路军办事处达成修建横山至榆林公路的协议。国民党下令让他搜查共产党重要负责人的家，他走了过场，上报“没有可疑之处”。他还积极训练县保安队、民团，准备抗日武装。

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夕，关玉衡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诬陷，被解除县长职务。不久，地下党派人将他接到绥德三五九旅，看到了在警备团工作的大儿子关松军。父子重逢，悲喜交集。17岁的松军对他说，是为了打日本参加八路军的。他高兴极了：“好，这才象我的小子，好好干!”

关玉衡怀着重返抗日前线打回家乡的急切心情离开绥德到西安，但国民党拒不安排他的工作。为生活所迫，他先后到新疆、北平、南京、桐陵等地做一些临时性的工作谋生。

称他为“爱国军官”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当日凌晨，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天险，彻底摧毁了敌人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4月23日，解放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此时，关玉衡在桐陵县任田粮管理处长。

是年冬，在南京军管会的安排下，关玉衡怀着焦急、幸福的心情，回到阔别17年的哈尔滨与家人团聚。1953年，回到家乡宁安。在党的关怀下，他被选为黑龙江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宁安县政协委员，还参加全省少数民族代表团到北京参观访问，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合影留念。周恩来总理亲切地称他为“爱国军官”、“爱国民主人士”。关玉衡激动万分，满怀深情地说：“共产党的阳光普照着各族人民的心。”

1965年，关玉衡病逝，享年68岁。

我国少数民族作家乌·白辛同志亲题挽词，寄托哀思：

“生何欢，生逢乱世，血雨腥风，生灵涂炭，恨青山失色。塞北男儿，壮怀激烈，誓马革裹尸，冰霜铁甲，拔剑斩敌酋，白山峰火始于足下。纠纠武夫，肝胆照人。回首当年，驰骋洮儿河畔，看白浪滔天，应千年无愧。

死何畏，恰得其时，环宇澄清，人间改色，喜碧海讴歌。江南归叟，勤修史册，效龙飞凤舞，历数晨星，挥毫论功过，黑水尘烟跃然纸上，彬彬文士，鞠躬尽瘁。放眼来日，安仰牡丹江畔。听松涛韵语，亦万古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