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春浦照片

胡春浦

胡春浦个人资料:胡春浦(1913—1983)四川渠县人。1935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投身中央特科,长期在上海、杭州、南京、广州、四川等地活动。后受中共组织安排进入刘湘川军系统从事情报、军运及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随22集团军开赴湖北第二战区,任战区政治特派员办公室中校参谋,参与建立抗日根据地。回川后,由南方局……
资料更新时间:2020-10-08 12:29:33

一、个人简介

胡春浦(1913—1983)四川渠县人。1935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投身中央特科,长期在上海、杭州、南京、广州、四川等地活动。后受中共组织安排进入刘湘川军系统从事情报、军运及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随22集团军开赴湖北第二战区,任战区政治特派员办公室中校参谋,参与建立抗日根据地。回川后,由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直接领导,从事上层统战、情报工作,开办企业、结交袍哥、发展统战关系,为中共提供经费。曾三次被捕,其共产党员身份一直未暴露,经多方营救均脱险于刑场或囹圄。1949年被营救出渣滓洞后,领导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策动川西和平解放,避免成都毁于国共内战炮火。

二、基本资料

中文名:胡春浦

别名:胡少刚,胡霈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四川省达州市渠县

出生日期:1913年

逝世日期:1983年

职业:特工、袍哥、商人、外事、统战

毕业院校:上海持志大学

主要成就:发展国民党空军首个中共秘密党员 1938年随22集团军出川抗日 身为特殊囚犯领导渣滓洞狱中斗争 1949年推进刘邓潘起义,保全成都 全国政协会议第四届委员会委员

三、人物生平

1913年,胡春浦生于渠县。1935年,胡春浦在上海投身中国共产党并加入中央特科,发展了国民党空军第一个共产党员郑少愚(抗战英烈,1942年殉职)。1936年奉共产党、国民党西南地方实力派及反蒋势力命,以香港《超然报》记者公开身份返川进行组织反蒋抗日武装工作。事败后入狱。经共产党、国民党及地方势力搭救出狱后被刘湘委以川省保安处中校、上校。后根据共产党武汉长江局叶剑英、李克农指示加入第二战区22集团军出川抗战。回川后,由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领导从事上层统战、情报工作;公开掩护身份是国民党党员,帮助四川省国民党党部主任黄季陆处理党务,并任黄季陆开办“群生公司”的总经理,与四川国民党党、政、军、特上层、地方势力及川西“袍哥组织”均有关联。其间,创办中共南方局领导的“红色企业‘大有字号’”,为四川地区中共地下组织提供经费,开办煤矿企业,为党提供经费,从经济上支持中共实际控制的《华西日报》和《华西晚报》(《四川日报》前身之一),配合川康特委领导武装斗争。1947年被捕,领导白公馆和渣滓洞狱中斗争,由于其共产党员身份一直没有暴露,身陷囹圄又巧与狱方周旋而被难友誉为“特殊囚犯”。

1949年被营救出狱,旋即回成都参加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迎接四川解放、保护成都和平解放等各项工作,代表中共地下组织直接参与推动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的起义工作,并代表军管会签字接管成都。

1950年后,在中央情报、外事、外贸机关工作,后任宁夏区委统战部长。文革期间受严重迫害;晚年回四川任省委统战部顾问,指导“改右”等冤假错案平反。1983年逝于成都。

四、保卫苏维埃

转眼到了1934年春,川军已将战线以推进到三汇以北的通江境县内,三汇场成为川军东南战线的后勤中心,各路大军的军需物资在这里集散,仅后方医院就有八个,遍街都是伤兵。对生意人来说,这正是发国难财的绝佳时机,然而“炳顺恒”21岁的新任总管胡春浦胡公子却打的是另一番主意——如何为革命事业做奉献。他想起张海涵给他讲过,江西苏区红军给白军伤兵治伤疗伤,他们伤愈后都参加了红军,拿起抢来打白军,“也想模仿一下”。  于是约集场上的袍哥朋友,让他们串联伤兵中的下级军官军士,每次三四十人,多达一百余人,到胡家喝酒吃肉“拜把调谱”,编入袍哥队伍,赌咒发誓伤愈后不上前线,同生死共“嗨袍哥”,还写信到前线动员兄弟伙回来加入。加入袍哥的伤愈官兵由胡家包吃包住。医院原来规定伤愈后就发饷,伤愈官兵拿到钱就在三汇吃喝嫖赌,不重返前线,院方改为回到前线才发饷,他们仍然不回去。如此三四个月,聚集到胡家的伤兵竟达到一千多人。胡公子银子花得流水一般,眼看家财难以为继,又将一些人“自愿结合”成若干团伙,分别安排到附近场镇摆摊设赌,自收自支。更有替胡公子分忧者,提出打劫由三汇送往前线军饷,胡春浦即发给枪支和经费,规定只准抢劫军饷和税收,违者按袍哥规矩严惩。  终于东窗事发,一帮兄弟伙打劫范哈儿(范绍增)部的军饷时,被捉去几个,供出是三汇胡公子给的手枪和钱,范部团长郑清泉派人到三汇捉拿胡春浦。胡公子耳目众多,得到消息逃到合川,在大伯处拿到一千块大洋直奔上海而去。大伯把重振家业的全部希望寄托于他,未想他竟是如此“经营”的,连病带气,也在当年死去。至此,胡家创业一代全部命归黄泉,辉煌一时的家业从此一蹶不振。

五、加入中央特科

只能参加革命不能加入组织的胡春浦如今家破人亡,大量家财被他奉献给了革命,从此不能衣食无忧,要为稻粱谋了。他了解到日本学习条件更好,而且费用与国内相差无几,于是放弃广州中山大学的学业,转而到上海的留日预备学校学日语,准备到日本留学。到1934年冬天,完成规定的半年学业正准备东渡时,梦寐以求加入组织的机会却来了。

这时候吴懋德突然带着四五个从苏州反省院出来的人,住进胡春浦在北四川路的寓所,胡春浦按照吴交代的办法帮他们与组织接上了头。此间胡春浦向吴懋德讲了回老家的情况,以及设计不让伤兵回前线、组织他们抢刘湘部队的军饷等。他一直谨守着张海涵的话,不敢提出入党要求,如今他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家庭已人去财破,他也不是小资产阶级了,是否合符加入组织的条件了呢?

终于有一天吴懋德问:既然张海涵和你的关系那么好,对你那么信任,怎么不介绍你入党呢?他说:张海涵说我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能同情革命,不能参加革命。吴懋德说,张海涵这样做是“左倾”。吴懋德又问你现在还愿不愿入党?回答当然愿意。又问能不能同家庭断绝关系?回答能。又说要立刻断绝,回答当然可以。于是由吴懋德和同为苏州反省院出来、在上海美术学院任教王自申做介绍人,写了入党申请书,胡春浦永远记得最后一句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申请书按照李浩然的要求落了假名,因为“申请书要经几道手转上去,万一出了纰漏,就找到你了。”

几天以后,一位富绅装束,三十多岁自称“老余”的人来见胡春浦,说他的入党申请已经批准,代表组织接收他为中共党员,无后候补期。参加革命已经三年的胡春浦,终于加入了组织,这是1935年1月。

这位神秘的上级胡春浦永远只知道他叫“老余”,他给透露的工作是“中央保卫部门”。三年后胡春浦才知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央特科。中央特科全称中央特别行动科,成立于1927年底,专事情报收集、政治保卫和暗杀破坏等,是中共最早的特工部门。中共中央迁往中央苏区后,特科取消,在其基础上组建中华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即老余所说的“中央保卫部门”。红军长征以后,江南一带的中共地下特工由潘汉年领导,在中央直接指挥下从事情报、渗透、策反、上层统战等工作。

经后人查证,“老余”是黄埔四期毕业、时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代理书记(主持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军事、情报和联络工作)的王世英。

按照老余的要求,入党后胡春浦将家秘密迁到较为安全的法租界,杜绝一切社会关系,接受三个月的特工训练。老余面对面单独教授,内容分政治、技术两类。政治训练包括党的路线方针、工作纪律、形势判断、情报分析等;技术训练包括设置警报、盯梢与反盯梢、密码编写和密写、情报传递、接头暗号、险情识别、隐蔽转移等等。短短三个月的训练,胡春浦以其非凡的接收能力,掌握了全面的提供技术,记取了用无数鲜血和生命换取的经验,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共特工。

六、打入空军

训练结束,胡春浦接受一项重要任务——做国民党空军的工作。  三十年代初开始,国民党空军发展迅速,对红色根据地侦查轰炸日益加强,给红军以极大的威胁,中共因此急于对国民党空军进行渗透,以获取情报伺机策反。位于杭州郊区笕桥的中央航空学校,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设施和管理最先进的航校,被称为“中国空军的摇篮”,由蒋介石亲任校长,1934年起由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任校长,是中共渗透国民党空军的首要目标。

胡春浦的渠县老乡郑少愚在笕桥航校学习。郑少愚(又名郑士玺)为渠县鲜渡乡人,曾就读南京中央军校,1932年考入笕桥中央航校,与胡春浦往来甚密。早在南京中央军校读书时,同校的中共特工吴懋德就做过郑的工作。但思想进步是一回事,发展入党又是另一回事,而且正因为空军的重要,国民党也控制甚严。按理因该由吴懋德出面发展郑少愚入党,但老余经过对胡春浦三个月的接触,把这一重任交给了刚入党不久的胡春浦。

1935年4月,胡春浦来到杭州。他必须租住房子才好工作,但此时的杭州和上海一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当局规定无当地人作保、无家眷者一律不得租房(无保无眷不租)。胡春浦在旅馆住了几天才想办法租下房子。郑少愚这时已经毕业,因技术优秀留校做准尉飞行教官,航校纪律严格,郑少愚只有每个星期天从二十里外的笕桥与他会面。在这里,郑表示愿意入党并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胡春浦让郑少愚写了入党申请书,由胡带回上海交给接头人,几天后就得到批准,介绍人为胡春浦和李浩然(吴懋德)。因郑少愚此时的身份已是“伪军官”,有三至六个月的候补期。郑做飞行教官工资60元,每月自愿拿出30元交党费。这时胡春浦已与家庭断绝关系,没有经济来源,组织安排用郑党费做他的生活费。以后,郑根据胡春浦交代的任务,随时向胡报告航校内组织机构、负责人情况、反共社团、战术技术等各类情报,由胡整理成密件,每月回上海一次交与接头人,并接受新的指示。郑少愚的组织关系,也由胡春浦单独掌握。

由胡春浦发展和联系的中共秘密党员郑少愚,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的空战中表现神勇,参加了保卫上海、武汉、重庆等城市的的上百次空战,击落击伤敌机数十架,战绩在中国空军首屈一指,成为赫赫有名的抗日民族英雄。先后任国民党空军第四大队分队长、副大队长、大队长、空军总部军区参谋长、中美空军联合指挥部副总指挥等职(总指挥为陈纳德),受到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中共领导的多次接见。

1942年在飞越驼峰航线时失事牺牲,年仅31岁。据说周恩来听说他牺牲的消息后叹息道,如果他活下来,将是新中国的空军司令。

斯人已去,情义长留,胡春浦一定要为生死兄弟做点什么。不报组织允许,无需何方委托,就是个人行为,单凭个人能力足矣。郑少愚牺牲后三个月后,利用黄季陆“吊念民族英雄抗日军人”的名义,胡春浦堂堂正正回到离别八年的故乡。虽然家道中落,但头上有“省党部秘书”光环的他,名声有增无减,在这块地面上,亲朋满目,故旧如云,左右逢源,一呼百应。由他发起组织,全县各界联合举办了郑少愚追悼大会,在其鲜渡乡老家树立了“少愚碑”,又联名申报并由胡春浦一手经办,经国民政府批准改鲜渡乡为“少愚乡”。

郑少愚秘密中共党员身份长期隐秘无闻,后来被作为反动军官对待。1950年“少愚乡”改回旧名,1958年“少愚碑”击碎丢弃,家人更是累及无算。1981年11月27日,渠县人民政府追认郑少愚为革命烈士。

七、初识黄季陆

胡春浦在中山大学只上了两个多月的学,最重要的收获是结交并得到黄季陆的赏识。  黄季陆堪称传奇人物,他是四川叙永县人,12岁在成都组织“童子保路同志会”参加保路运动,登台演讲慷慨陈词,以“少年豪杰”名动一时;14岁出川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受到孙中山的赏识;17岁成为孙中山的军事特派员;18岁出国,先后在日本、美国、加拿大游学7年,深受西方思想影响,后著有《民主典例与民主宪政》等著作。25岁回国任国民党要员,反对国共合作,为国民党“西山会议派”中坚分子,1926年国民党“二大”西山会议派遭弹劾,黄受严重警告处分,仍坚持反共,被武汉国民政府下令通缉。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黄任国民党要职,时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主任兼中山大学教授。

与一般党棍不同之处是,黄季陆属于独立思考的学者型官员,其政治选择非人生依附而是个人判断,与人交往爱德才重情义而非党同伐异,这样的人在民国上层人物中大有人在,黄季陆是其中典型。正是如此,他一眼看上比他小14岁的胡春浦,并始终如一地给以信任和帮助,以致到不计政治厉害的程度。这种超政治的个人交情,在胡春浦革命生涯的一系列关键时刻起了重大作用。

“两广事变”平息后,广东军阀陈济棠失败下野,黄季陆跑到香港继续抗日反蒋活动,在各报发表《继续坚持抗日主张》的书面谈话,并开办《超然报》大造声势。黄季陆将他的书面谈话寄给胡春浦,胡即转发上海各报刊出。

此时全国停止内战、枪口对外声浪高涨,各派力量胶着,黄季陆身为国民党要员,在文化界的声望很高,成为各方拉拢的对象。蒋介石派人拉他到南京,李宗仁、白崇禧要拉他到广西,中共想拉他到延安。为此安排与黄有关系的罗髫渔、胡春浦、谢怀清、胡鸿经、杜仲石、骆乃琨等六人做黄的工作,后被冠以“六人团”。

八、川北巨匪

“六人团”中,只有胡春浦当时是有组织联系的共产党员(罗髫渔出狱后尚未恢复组织关系),所有的行动也胡春浦安排,而胡则按组织上的指示行动。此时他的组织联系人是一位姓曾的妇女,其人高挑身材,相貌丑陋,北方口音,乡下人穿着,有人无意间撞见他们在家中窃窃私语,为胡春浦竟有这般“女朋友”不可思议,实际上胡春浦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姓“曾”还是“郑”也搞不清楚。胡春浦将蒋介石派人拉黄季陆到南京的事告诉她,她传达组织上指示:争取黄季陆不要去南京而去“苏区”。胡春浦让罗髫渔到香港做黄的工作,结果黄既不到南京也不到延安,而是选择了与广西与李宗仁、白崇禧合作,组织“抗日反蒋军”。他们在全国各地委任了一大批反蒋“司令”,土匪出身,当过川军旅长的张绍泉被他们委任为“第五路军司令”到四川招兵买马拉队伍搞地盘。张绍泉经上海到四川时,胡春浦按照组织安排,将川籍特工裴质九介绍给张绍泉当秘书,并交给他密写药水,要他及时报告行动情况。

张少泉这一去就没有消息,胡春浦也得不到裴质九的情报。黄季陆见张少泉没有动静也很这急,担心张的素质太低不堪大事,决定派一个得力的人去协助工作,于是给胡春浦写信,要他到四川负责张少泉部的政治工作,并考虑周到地同时寄来旅费、转交张少泉的信和香港《超然报》的记者证,作为胡春浦的公开身份。临行前,胡春浦通过联系人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上级。胡春浦记得,那是在法租界一处隐秘的楼房,用暗号敲开门后,一位同志拉住他的手带他到一个宽敞的厅堂便走开了。厅堂里那位负责人中等个子,粗壮身材,方脸平头,北方口音,穿中式短褂子槽窝布鞋。他向胡春浦仔细问了黄季陆的政治态度和张绍泉到四川的情况,讲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工作策略,反复交代:“你是去看一看,没有什么前途就回上海”。随后那位女联系人又给了他与上海的联系的通信地址,和回上海与组织联系的办法。总之表达的是去去就回,安全要紧。

这一去,胡春浦就回不来了。  按照事前安排,张绍泉需要把队伍拉起来,经过总部特派员亲自点验后才能拨给军饷。但张急于搞钱拉队伍,特派员未到前,就已经派出两个团长带人到内江抢银行。结果钱没抢到,反被抓去几个。胡春浦和裴紫玖得知败露,先跑到附近山里躲了几天,决定分散转移:胡回成都向黄季陆联系报告情况,裴暂撤资中隐蔽,图谋再举。到了资中,张还不罢手,抢劫杀人,轰动全城。  案情重大,内江专员(当时威远、资中均属内江专署管辖)王梦熊立刻下达“通缉令”。

他坐在成都少城公园鹤鸣茶社等消息时,被跟踪多时的军警逮个正着,罪名就是“土匪抢劫案”。押离第二天,成都各报都发了消息,其中一家标题为《巨匪胡春浦落网》,副题“该匪押解路过春熙路时,口含香烟,环顾四周,毫无惧色”。  但他本人却还镇定,熟稔四川袍哥的一套交结隐语也派上用场。没走多久,就和负责押解的班长林锡南套上了关系,也从他口中知道了案情由来,哪些人被抓,关押在何处。听说裴紫玖被抓后受到严刑拷打,把兜里仅剩的一些钱郑重委托林给裴,后来还传过用暗语写就的字条。  到达资中的当晚,内江专员王梦熊、保安副司令陈庆云、军法官敖某三堂会审。当时不许指定律师,胡春浦得为自己辩护。申辩的要点是:我不是土匪,是新闻记者;香港《超然报》是宣传抗日的报纸,有证可查;黄季陆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主张坚决抗日,不是反动分子;我到高石镇,是陈淑仪要介绍她的侄女和我相亲,等等。还慷慨激昂,大谈了一番救国必先抗日,抗日才能救国的道理,把审讯室搞成了他的专题演讲会。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保安班长林锡南突然来告诉他:“今晚要杀八个人,不知有没有你?”此时已经做好牺牲准备的胡春浦,便凝神屏气端坐于床,等候这个时刻到来……  后来胡春浦才知道,这次所以大难不死,实获救于素不相识的当地名绅何衡九。

九、长江局

1938年7月,胡春浦到汉口,先找到在国军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工作的罗髫渔,由罗髫渔在第三厅安排了住处,很快与郑少愚、郭秉义见了面。见面第二天,胡春浦来到汉口法租界的八路军办事处(中共长江局),递上组织介绍信后,由一位着八路军军装的工作人员带到楼上。楼上一位小个子、两个大个子热情接待了他。小个子介绍说,穿香云纱中式褂裤的大个子是叶剑英同志,一位是李克农同志,自己叫黄文杰。叶、李问了胡此行的情况和住处安排后,胡详细汇报了发展郑少愚、陈怀刚入党的经过、到四川被捕与组织失去联系、郑少愚来信要求恢复组织关系的详细经过,其间叶、李多有插话,黄文杰则做笔录。末了二位领导人说,他们先研究一下,要他过几天再来。

随后一段时间,叶剑英、李克农、黄文杰先后与胡春浦面谈四次,作出以下决定:一,承认郑少愚、陈怀刚党籍;二,二人仍由胡春浦做联系人,不与八路军办事处发生联系;三,紧急情况下,他们可到办事处直接面见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在胡春浦的工作安排上,叶、李二位领导仔细了解了他与黄季陆的关系后,指示他不去战干团,通过黄季陆的关系打入国民党军队,在中上层军官中作统战工作,掩护、协助地方党和进步团体,由黄文杰做他的直接联系人。

十、大洪山根据地

按照叶剑英、李克农的指示,经黄季陆介绍,胡春浦于1938年到湖北襄樊原属川军的22集团军45军政治部工作,任军政治部特派员办公室中校视察员。

胡春浦去后,很快与该军政治部主任陈烈贻(中共党员)、中将副军长兼第127师师长陈离等建立了联系。陈离是20年代的中共党员,一直在努力为党工作,胡春浦早有所闻。他和陈离几十年的合作和友谊却自此开始。

因为胡春浦是黄季陆介绍,45军军长陈书农委任他为“45军忠勇救国军京(山)钟(祥)应(城)三县办事处主任”,任务是到大洪山敌后“同共产党争民众”,这恰恰为胡春浦创造了良机。

在黄文杰安排下,他很快就和正在当地开展工作的郑绍文建立了联系。郑奉命来鄂,就是利用他曾在洪湖苏区多年工作的积累,为延安即将派入的“豫鄂挺进纵队”(即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的前身)打前站的。当时他手下已经聚集了一百多人。两人从此结下的深厚友谊超越个人处境,持续终生。

接上郑绍文的关系后,胡春浦很快又与同在这一地区活动的张执一及陶铸等建立了联系,密切合作。一方面随22集团军开赴钟祥、京山、随县一带,准备即将进行的“随枣会战”。以“同共产党争群众”为名,行“为共产党争群众”之实。预先为“豫鄂挺进纵队”筹集军需物资,建立落脚根据地。

为扩大空间,更方便地进行工作,胡春浦以军方名义,在大洪山组建了名目堂皇的“军委政治部派驻22集团军政治特派员办公室特种工作队”(简称“特工队”)。先是争取了一个乡公所联保主任参加“特工总队”,带来20多条枪;又“讹”了当地联保办公处一个中队的三四十条步枪、一挺轻机枪,说这些汉阳造是本军遗失的枪械,应立即归还;后来又摸了日寇一个据点,偷了几只三八式步枪,一匹洋马,把马送给了集团军总部,枪支留下自用,为此还得到了总部的奖励。

为了方便工作,胡春浦还为湖北党组织搞来《二二集》(22集团军)的臂章,提供他们在国军各防区之间行动方便。又自己印制了大量《二二政》(22集团军政治部)、《二二特》(特派员办公室特种工作队)的臂章,发给根据地工作人员。

十一、731团事件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国共合作”开始还算顺利。为壮大鄂北根据地武装,组织又介绍来一支新的力量,这就是新调出川的22集团军所属731团,由团长刘景素与胡春浦建立联系。

当时正值春夏,日军要进攻鄂北,意图扫荡。湖北负责人的意思,是想利用这个机会,索性把731团拖到敌后的大洪山,亮出旗号,标明为共产党控制的根据地武装。胡春浦却审时度势,另有建议,认为刘与孙震有极深的私人关系,组织上应该帮助和培植刘的地位,使刘成为孙震这个封建部队的承继人,这样在必要时,刘起的影响作用更大。但胡春浦最终不能说服杨学诚和刘景素,也就全力协助实施。

没想到这件事情闹大了。胡春浦《自传》述及此事,说:“在日本人第一次进攻鄂北的时候,刘率团脱离孙部,造成国民党借口的所谓“叛变”事件。”

国军几乎一个整团脱离前线,整个抗战期间尚无先例。闻知此事后,蒋介石连下九条电令严查。  幸好其真实意图“投奔共产党”尚未暴露,部队也很快回归建制,不乏为此莽撞行动开脱的理由。刘景素利用这个矛盾掩护了自己。此时邓锡侯已回川,集团军总司令孙震被迫布置了各个层次和各个方面的会审,但在嘀咕这位小舅子。事后刘景素告诉胡春浦,孙震叫他去质问,他把枪拍在桌子上,说“我要是共产党,总司令就一枪打死我。”孙震笑了,让他把枪来。一路会审,刘景素总算过关。只是他的贴身警卫陈杰在事变时开枪打伤了团副王楚,被死咬不放,直至枪决,刘深感痛心!而胡春浦因是“黄季陆的人”,也暂时躲过了头道劫。

1939年底,国共争斗加剧升级,孙震部也开始“清共”,“731团事件”再次被翻腾出来,要求“严查”。这次的通缉令是以军政部部长陈诚名义颁发的。罪名很大,不容融通,且欲一网打尽……

十二、怒摔党证

1940年,成都。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胡春浦毕竟头上还悬着陈诚颁发的“通缉令”,罗世文建议他改个名字参加国民党,直接进入黄季陆主导的国民党省党部。他不能不变,也不想大变,于是将原来的化名胡培稍稍变化,改成“胡霈”加入国民党,由黄季陆安排到他直接兼任处长的“四川省训练委员会党务指导处”工作。  胡春浦由刘湘高参、地下党员郭秉义介绍为“武德学友会”教官,自然是与军队上层牵线搭桥的不二人选。二是黄季陆在灌县黄私人投资了个小金矿,不便出面。而胡春浦出身商家,经营自有经验,于是注册了个“群生公司”,让胡春浦经理。一时间别人都把他当成黄主委的私人秘书,俨然心腹红人。

1941年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省党部调统室主任、中统的特务头子何培荣将胡春浦逮捕,“审讯”两次。胡春浦回忆:  “提出我是在将军街14号某日某时谈的话,但我一概否认,后来由黄季陆负责,叫何培荣在黄的主任委员办公室‘解释’。我当黄季陆大桌大骂何培荣‘混蛋!无耻!陷害好人,卖功邀赏!’这时窗外调统室的大小特务二三十人围听。”

胡春浦被关审几天后,黄季陆回成都,他知道没审出个什么,气也壮了。把统调室主任何培荣和胡春浦一起叫到办公室,指着胡春浦对何说:“他跟我多年,如果是左倾分子,还能放在身边?大家都是自己人,不要误会。”  何培荣当面向胡春浦表示道歉,声明“不是扣留,只是问问情况。”又把没收的国民党党证退还他。胡春浦索性发脾气,趁势将党证一摔,撂下一句:“老子永远不当国民党员了!”

黄季陆赶紧圆场,吩咐胡鸿经马上送他回家休息。

十三、煤老板

四十年代初,国统区中共地下组织受到严厉打击,损失惨重,不得不采取韬光养晦保存实力的策略。胡春浦联系人陈于彤向他传达董老指示,说他1939年策动陈离部713团叛变的老案重发,军统头子戴笠下了手令抓他,要他立即离开成都,“停止活动,保留党籍,长期埋伏,等待时机”。

这也意味着此后国共双方暗中博弈中,他需要更为自觉地成为一枚只在“胜负手”时才能显现用途,平常看去却极为普通的子儿。胡春浦素好围棋,略谙棋道,自能一点便知,心领神会。

按照董老的指示,他来到桂花场长住。但他并未就此闲着,他要积蓄资源等待时机。几年来,他一直是黄季陆群生公司的经理,不过挂名而已。如今有了喘息的机会,他要亲力亲为办企业积累资金。桂花场西北的灌县向峨乡境内煤炭资源丰富,有数十家小煤窑,但因交通不便、土匪猖獗,经营艰难。他想借群生公司的牌子收购这些煤矿,找到老朋友王彦立。

王彦立出生四川酉阳县龙潭镇名门世家,这个了不起的家庭出了几位了不起的人物。他三叔王勃山为前清举人、民国元老,给予共产党和各派民主力量大量帮助。王彦立十三岁到上海求学,先后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和四川大学,早年参加激进组织,1937参加共产党。他十多岁在上海就与胡春浦相识,二人同年生,同样出生于大户人家,生活相近志趣相投。他和胡春浦一样患有严重的胃病,不同的是病痛改变了他的命运。40年代初,组织上安排他到延安,他却因胃大出血住院动手术,错过与联系人肖泽宽的接头时间。延安方面正在整风挖特务请队伍,认为他是“动摇”,中断了他的组织关系。无奈之下他转而走实业救国之路,经姑父向传义安排去了成都最大的电力企业——启明电灯公司任副经理。

那时电厂都是用煤发电,启明公司是成都用煤第一大户。胡春浦正好这时与他重逢,二人一拍即合:胡春浦用启明公司的名义收购11家小煤窑开办“向峨煤矿”,自己任经理;同时以“启明公司驻灌口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全数收购所采煤炭,既是卖家又是买家,买卖通吃,不赚都不行。王彦立如此不顾经营之道支持胡春浦,自然是看在革命的份上。他组织上脱了党思想上没有脱党。他们双方都知道对方是党员,但党的纪律不允许他们直接联系。为了工作方便,胡春浦一度向南方局提出“打通”跟他的组织关系,回答是王的组织关系因“动摇”中断。于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二人不言党的关系,只管为党的事业工作。

这时“蒋中央”借口修乐山到西昌公路,调集大批中央军进驻乐山地区,试图将前刘湘的十七、十八师吃掉,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胡春浦即通过陈于彤汇报。南方局要他到重庆面呈,周恩来出面接谈。

胡春浦惊奇地发现,尽管从未谋面,但周对他的情况已相当了解,特别是郑少愚及他与郑的关系。周恩来要求他仍按原计划,应对乐山刘湘部的工作。此后胡春浦再到重庆,就直接向周恩来、董必武汇报了。据王琦回忆,这次周恩来顾念胡春浦两地分居的现状,还曾提出让他夫妻团聚。胡春浦极为感动,但表示应该“工作第一”。

十四、大有字号

大有字号是中共南方局在川西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的主要据点。胡春浦属于特工系统,原先一直不予地方党组织的党员发生组织联系,“大有字号”成立后,为便于工作,胡春浦向南方局提出并获得批准,打通了与地方党组织领导人、和在公司工作的地方组织党员的关系。

胡春浦以大商号老板、社会贤达的身份周旋于上流社会,广泛结交拉拢各种身份和政治态度的人,编织起一张巨大的关系网。省党部主任、川大校长黄季陆,省参议会议长向传义,国民党军统蓉站(成都站)副站长熊倬云等,都是大有字号的股东或和常客。军统中统四川统调室总干事何铮被拉进大有字号工作,担任所属向峨煤矿经理,在字号领补助。字号股东、党员王彦立挂着省警察局稽查长的名……形形色色的上层人物在字号洽谈生意,打牌聚会,热闹非凡。在这张保护网下,大有字号成为中共地下活动的会议室、联络点和情报站。川康特委领导蒲华辅、华健;南方局直接领导的罗髫渔、田一平等同志经常在“大有字号”秘密开会,制定重大行动计划。到“大有字号”联系工作、接受任务的往来不绝。一些军政人员在这里被策反,如国军情报官员张灿华被策反后,提供了川西、川南的军事地图以及成都周边兵力部署情报,还搞到警戒严密地区的空白通行证,供转移过境的地下武装人员使用。在这里获得的紧急情报,会及时转告相关同志,使之及时脱险。

十五、第三次被捕

1947年秋,因意外牵涉到“小民革”案,保密局西南特区(重庆行辕二处)负责人徐远举带着一帮人坐飞机到成都计划将胡春浦抓捕。

清晨,胡春浦的大儿子胡小培正要上学,开门便有人说“给胡先生送信的”。指了指二楼,他就跳跳蹦蹦走了。刘宗华听见敲门,开门一看,是个西服礼帽的人手拿“胡春浦先生收”的信封,正挤进来。她不认识,立刻关门说“还没起床。”来人已用脚别住了门关不上了,低头一看是支尖头皮鞋,立刻明白这是重庆来的,出大事了。

徐远举后来交代,他看见胡春浦住的是一栋“洋楼”,家中陈设华丽,本人富商摸样,神态自若。问了他几句就被带走,留下一帮特务翻箱倒柜。

军统蓉站站长蒋树发以前和胡春浦做过邻居,刚上班就听说徐远举亲自带人来成都,逮到一个大人物,心里有点发毛,怕查究他的疏忽,赶紧过来看看究竟。一见是胡春浦,连忙说:“我以为是哪一个,原来是胡先生啊。肯定误会了,误会了。我跟徐先生说一下。”胡春浦听见他在隔壁给徐打电话,开始气势很足声音很大,说胡是黄季陆的秘书,没有问题。越说声音越低,最后“啊啊”几声就撂电话,从此没再露面。

此时胡春浦忧心如焚的只有三件事:一是头天晚上刚刚收到的剑阁地下武装要子弹的信,看了忘记烧,放在床头灯柜上;二是陈仕英转来川大学生李安澜入党申请书,还装在他麂皮夹克口袋里;三是听见特务曾问他知不知道川大有个“秦西虞”,必须尽快通知转移。

成败萧何,危急关头还是熊倬云救了急。

熊倬云当过刘湘的“土特务”,以后被收编为军统,此时官至军统蓉站副站长兼城南警察分局局长,还是成都大码头“总府社“副社长,各路均称“熊大爷”。最重兄弟情义,罔顾政治厉害,多次掩护共产党员,对胡春浦更是敬佩有加,情同兄弟,言听计从,无所不为。……神不知鬼不觉,很快就把胡春浦可能被疑的“案底”抹得个精光溜滑,没有任何痕迹了。

十六、特殊犯人

1947年在牢狱中,镣铐最多才有6斤。但徐远举竟给胡春浦带了个12斤的!好在十一年前已在资中监狱尝过36斤的“铁烟杆”,胡春浦倒也没有特别在意。

对付军统审讯,胡春浦已然成竹在胸,但还须拿捏分寸。面对李荫枫处搜出来的“军事计划”、各县负责人名单、以及大有字号五千万的付款凭单等“真凭实据”,认啥不认啥,他已然想明白:先把“军事计划”全部承担下来,终止特务继续追索;再将自己说成“唯利是图”的资本家。

胡春浦属于“政治犯”,犯的是国民党体制内的案。刚进白公馆,随同徐远举在成都抓捕他的特务就宣称这是位“资本家”。他倒也自嘲为“公子哥儿,纨绔子弟”,摆足架子,拿够排场,施展人格魅力和公关手段,成为看守所里的“特殊犯人”。

入狱之初他身负镣铐,吃饭颇不方便,同室一个犯贪污罪的“同志”赶紧过来“团起”(川话“巴结”),顿顿饭给他打饭洗碗。不久送信的人也物色到了,熊倬云托二处特务漆玉麟、雷天元转送钱物。

白公馆的规矩,犯人都得穿背上有标记的旧棉军服。胡春浦入狱时穿着件中式长皮袍,公然拒绝换囚服。一些“同志”以他为借口,也跟着不穿。绰号“机关枪”的管理组长李某就在集合犯人训话时宣布:“不管什么人,进来都要穿所方发的衣服,这是上峰的规定,不穿不行。胡先生不同,他是资本家。”于是他成为唯一穿长皮袍的犯人,有时还可以到管理组的小灶吃饭——当然并不免费,菜钱都由胡春浦出。

他为改善生存状况的最大心思,还是在政治犯身上。只要行动宽松一点,他就明里暗里交往,双方心有灵犀,往往一点就通,很快建立了信任和情义。如许晓轩(小说《红岩》中许云峰原型之一)、杨虎城将军的秘书宋绮云夫妇、东北军副司令员黄显声将军等。有次时值寒冬,吃了监狱里的冷饭冷菜,胡春浦胃病又发作了,痛得吃不下饭。监狱里一位姓王的女犯带有小孩,特许自己煮食。见他吃不下,女牢房的葛雅波和宋绮云的太太就借火给他煮挂面。胡春浦则利用“资本家”排场,时常出钱给八人一桌的囚饭添一大碗回锅肉“打牙祭”。虽然他是为政治犯改善生活,“同志”也跟着沾光,结果皆大欢喜。

十七、渣滓洞中

1948年春节过后,胡春浦与同案的几个人转送渣滓洞关押。胡春浦当然不会“随遇而安”,更不能在儿“安分守己”。既然渣滓洞境况不同,斗争方式策略也需再辟蹊径,另开生面。

当时关押在渣滓洞的各界人士大约三百多人,有过坐牢经历的却几乎没有。胡春浦与互相信任的几位狱友分析认为,当前首先需要重拾信念,坚定斗志。

胡春浦回忆里有“罢饭”一章,这是旧式监狱中激发难友同心合志,改善物质处境的有效办法,在资中旧监胡春浦也领略了它的威力。一是狱方害怕克扣狱粮,贪污中饱的常习陋规败露,二来此举能够最大限度地凝聚不同原因、案情的狱友共同参与。渣滓洞囚粮本该按当时军粮供应标准,每人每天一斤半。但因伙食管理人员克扣,不仅吃不够,米的质量还极其低劣。胡春浦遂与唐虚谷等密议,鼓动“罢饭”。所方虽然改善了供应,但把胡春浦等十人列为煽动者进行秘密调查。

胡春浦回忆还有“反口供”一节。这在旧式监狱叫“滚案”,是指否定初供,声称冤屈,要求再审。这是惯犯、老油子经常使用办法,配合人际关系和重审官“青天大老爷”的情结,往往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减轻刑罚。渣滓洞犯人都是外地转来的,此前毫无经验准备,又多少遭受过拷打逼供,难免招出些实情。来此关押照例需要重审,如果趁此互通消息,同案集体翻供,都申言是“屈打成招”,或“诱供”所致,重审官就难以定夺。即便不能“翻案”,也会拖延讯期。这样才能振发信心,相互信任,精神面貌也为之一变。

胡春浦所以要与几位相互信任的难友仲秋元等商议“改造内部环境、建设文明监狱”,包括图书室、合作社、互助社,个人出资捐出篮球、报纸等系列措施,郑重提交李磊批准,实则正是为在当时情势下狱友之间互通声气,传递信息,互帮互助,彼此鼓励提供方便。

1949年春节联欢会,他为楼上五室拟联云:

洞中方七日,

世上已千年。

横批:

春回大地

进入1949年,国共战争胜败已成定局,春节前胡春浦与仲秋元、田一平、古承铄等商量,把渣滓洞全部政治犯名单送到香港,交新华社广播,不许敌人杀害一个人。几人将名单收齐,整理成包括姓名、年龄、籍贯、被捕时间地点等的完整表格,用布层层紧裹、针线密缝成拳头大一个小包,交渣滓洞医官刘石人送出,转交已经出狱的同志。未料辗转交送过程中,这份名单竟神秘失踪。

胡春浦当年5月出狱后,多方追索无果,而此时监狱人员情况大变,有人释放,有人被害,有人入狱,先前的名单已失去意义。若此事成功,渣滓洞历史或将改写,成为胡春浦终生憾事。

胡春浦晚年曾写有《中美所见闻》,缕述当年种种。这篇文章的原著手稿,已于2009年4月由家属代表与重庆《红岩联线》代表厉华先生郑重签署协议,正式捐赠。

十八、营救出狱

胡春浦被捕后,各方营救努力,始终没有稍懈。

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李宗仁继任总统,提出“释放政治”挽救残局,局势一度缓和。春节后,渣滓洞陆续释放民主党派和进步学生,包括许多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只有胡春浦继续关押在渣滓洞。为此,刘宗华两次与已出狱的郭葛雅波闯到徐远举家中说事,还在徐远举的办公室拍桌子,徐远举在后来的交代中说她“态度很不好”。四川省主席张群继任行辕主任后,向传义也通过张群给胡春浦作保。徐远举还是“婉言谢绝”。

逼使徐远举最终妥协的并非上峰指令,而是来自友朋压力。这些友人包括熊倬云、银行经理陈与时、亲信雷天元以及国防部二厅好友左泽淦等,且不说南京空军总部副官处长刘宗武背后包括空军司令周至柔、晏玉琮等庞大关系网了。他1956年在关于胡春浦被捕释放问题的交代中说如此写道:

“48年前,……随便释放人是不可能的。何况李荫枫胡春浦军事活动是较严重案情,我经朋友之托,只能帮他减轻不追,而不能减免释放。同时那时行辕主任是战犯朱绍良,他是死硬派,处理问题很严峻的。我也不能随便说话和擅自处理。……到49年人民解放战争以取得决定性胜利,蒋也去了台,伪中央对地方已不能控制,伪总统李宗仁为寻求和谈,通令释放政治犯,在地方影响很大,……那时政治环境对释放胡是有利的。  国防部二厅48年秋给我一个代电,叫我考虑胡春浦保释就医,49年春由二厅办公室主任左泽淦给我一封私信为胡说情,我都未同意,婉言谢绝了。……关于二厅来电对胡的释放有帮助促成因素,左泽淦一再对我说情有很大作用。以我本意不愿释放胡,因他的态度较田一平李荫枫倔强,我对他印象不好,他的释放完全受人情包围,而勉强放他。今天说来又是很大矛盾,即拿向传义信来说,只构成向战犯张群签办释放他的行政程序手续,实质上是许多人说情的关系。如果我不同意释放,向传义给张群的信没有用的。刘国志是显著的例子。”

刘国志即小说《红岩》中刘思扬的原型,后被杀害。他和胡春浦均为张群出面作保。徐以他为例,是他说明放胡春浦并不是怕官,实在是托不过朋友情面。这说明徐远举性格中的一个侧面。

1949年五月中旬一天上午,曾经到成都抓捕胡春浦的特务徐贵林叫他收拾行李,然后带他走出监狱的边门,一眼看见等候在外的妻子刘宗华,他知道自己获释了。

十九、成都和平解放

胡春浦再次面临失去改写命运的机会:一次是1940年去延安;一次是1942年董必武要他到重庆新华日报馆或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而这一次是到北平……

早在五月份胡春浦出狱之前,罗已与田、易商量好,依照惯例组建“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来应对时局。罗负总责,胡任组织,田任宣传。在胡春浦回蓉前由易野源负责联络事宜。而郭秉毅在“抢米事件”被捕后,也因冯玉祥保释获得自由,由胡宗南处辗转来到天津。周恩来曾派徐冰专程邀其赴北平参与建国大策,他却希望利用自己在“甫系”中的影响,风尘仆仆赶来成都,全力协助工作。胡春浦回蓉前,已派易野源远赴香港联络,通过《大公报》苏怡报请有关领导审批指示。

事情急迫,胡春浦回蓉得知这些情况,不遑多虑,立刻答应留下应对工作。又派出黄大洲、夏逊通过国民党川东防区。到湖北找到二野,以“临工委”名义与刘伯承、邓小平部队联系。

胡春浦也谙熟30年代中期“革命低潮”时中央特科制定的纪律,需要格外谨慎。胡春浦认为,“临工委”作为党的临时组织没有问题。但按照惯例,其工作任务应该单一明确,只负责联络分散各系统党员及进步力量,而不能负有发展组织。因此提议在“临工委”下面组建“民主实践社”和“青年民主实践社”两个外围团体。

随着重庆把他“抓捕回笼”的风声越来越紧,胡春浦干脆搬进四川省参议长向传义的大公馆里。这里安全系数应该最高,只要不出门,即便特务四周环伺,也不敢入门抓捕。但如只是蛰伏在家,又无法完成“临工委”分派的“联络”工作。生平头一次他决定冒险出行,转移到周边特务势力无法触及的地区,继续自己的工作。向传义的四公子向宁芳曾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高潮中加入空军留学美国,年轻热情,对国民党的专制和蒋介石的独裁早有不满,和“胡大哥”一向谈得来,敬重有加。此时燕尔新婚,正住家里度蜜月。胡春浦和他私下商量如何才能安全出走,反复权衡,上演了一出“真假悟空”的小段子。

10月的一个清晨,向公馆里驶出一辆挂有空军牌号的军用吉普车,前座是个戴墨镜,军士服装的驾驶员,旁边是哥哥向老二,后座是戴墨镜,身著空军军官服,以及新娘服饰的女子。向家守卫知道这是向公子的“坐骑”,赶忙开门敬礼,蹲守门外的特务知道向公子身份及新婚情况,见这阵仗不由得不信,哪敢贸然拦截?即便有些犹豫,也架不住吉普车轰然加大油门,一眨眼功夫就窜得不知踪影了。

前排驾驶员就是向宁芳,后排军官服饰的才是胡春浦。原本两人个子不同,一坐下来却难辨高低,何况都戴着墨镜。他们到了通往郫县的一条路口,胡春浦下车。向老四换上军官服装,找个军士戴墨镜驾车,重回后排风风火火地驶回公馆。看门或蹲守的人都没有看出丝毫破绽。

这一时期,胡春浦主要精力是以“中共四川临时工作机构”负责人身份,广泛接触国民党四川省及成都市的党政军中上层人士,宣传党的政策,指明他们的出路,接受他们的参与,并区别情况,分派工作。这个关键时刻,胡春浦终于和他十分信任,却又久已未能接触的陈离接通了联系。

无论作为国民政府抗战八年的重要战略后方,还是大陆硕果仅存的地区中心,当时成都无疑是国共双方最后决战的中心舞台。解放军一野、二野两路大军南北夹击,已经直逼成都;另一方面,蒋介石也坐镇成都,亲自部署胡宗南等率领的约60万军队急速向成都收缩集结。

虽然国军是节节败退,但倘若按照蒋介石的布置,打通成都以西到西昌、云南的通道,即使他所谓“成都会战”战略意图落空,尚能保存国军几十万建制、装备负西南一隅,等待东山再起。因此,以24军据守西康的刘文辉,和95军据守成都的邓锡侯态度究竟如何,虽然不致影响全局,但是对于战局发展及态势变化,仍然具有不可小觑的影响。

蒋介石的到来,使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地方实力派,与蒋中央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立刻变得紧张和诡异。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早年是刘湘甫系中坚,刘湘死后逐步投向蒋中央。黄季陆已经卸任国民党省党部主任,但接手不久的曾扩情对四川政局影响甚微;而比较活跃的四川政坛宿老省参议会议长向传义,始终没有投向蒋中央,此时更是在胡春浦、王彦立的说服下,以力求川人不受战火之灾而摆明不上蒋船的架势,继而在参议会拖延王陵基欲扩招八个保安团的提案后,又联络四川政商界有影响的人,在参议会通过抗征税赋的提案。

1949年12月6日,12月7日,徐团长来告诉胡春浦,称接邓长官电报,让他送胡先生即到新繁。胡春浦当晚就带上洪宝书,动身去了。胡春浦叙述说:

“49年12月6日,徐济林给一个电报我看,是叫他立即派人送我去新繁。我和洪宝书当晚赶到新繁,又赶去崇义桥,见到陈离才知道是因为邓锡侯、刘文辉得到蒋介石召见他们时要把他们扣押去台湾的消息,邓、刘商量后潜离成都(大概是五日)住在崇义桥的小学里面。  第二天(七日)吃早饭时,我才在饭桌上见到邓锡侯、刘文辉。同桌的还有民革的邱翥双、民盟的潘大逵和胡子昂的儿子等。当时只和邓、刘说了几句初见时的应酬话。饭后,我找刘文辉个别谈了一次,想摸摸他和邓锡侯的打算。刘文辉讲了他走出成都的经过后,安全都靠邓。下一步如何走,他还没有同邓交换意见。从这里看出,刘、邓怕蒋介石抓去台湾,从成都跑出来是一致的,但出来以后的想法,两个人还各是各的。  我听陈离说,邓锡侯到崇义桥后,成都方面的王瓒绪,上官云湘等接连派人来找邓,都是邓自己接谈。谈些什么,陈离也不知道。七日晚,我向陈离(当时还有伪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及任成都城防的吴团长和另外几个邓的中级军官也在)说:“崇义桥离成都太近(只有50华里),蒋介石不放心,不如搬彭县去。”陈离向邓说了,邓锡侯决定第二天(八日)搬彭县。我和洪宝书、邱翥双、潘大逵等也同去了,住在龙兴寺。”

历史性的关头总是不平静的。小小龙兴寺住进刘文辉、邓锡侯一行,顿时热闹起来。各种各样身份的人几乎川流不息的来到这里。但是来人基本上是找邓锡侯的。因为刘文辉的24军远在西康,成都以及周边(包括彭县),都在邓锡侯95军的控制范围以内。胡春浦自述:

“到彭县后,每天各方面找邓的人仍然不少,究竟是些什么人,邓和他们之间谈些什么,陈离也不知道。因此,我又向陈离说:‘成立一个小组,由陈离作组长,邱、潘、洪和我都参加;各方面来找邓的人,先由小组接见,接见的情况,由陈离向邓锡侯请示报告,减少邓会客的麻烦。’邓锡侯同意了。以后又听说(陈离说的)抓了一个成都来的大特务,邓的副官长黄瑾怀说是他的‘兄弟伙’,就私自放了……”

一连几天,邓锡侯都在忙个不停,而刘文辉却冷落一边,因毫不知情而感到不安。他跟胡春浦谈到了自己的担心。语气中对这种“寄人篱下”的状况很是不满。且对邓老是不商定到底何时通电起义的事情也颇有担心和不满。胡春浦坦诚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开弓没有回头箭,当此国家、川军、川人命运攸关的时刻,希望刘将军不作他想,坚信自己的选择。对成都各方面频频来人,且来人情况颇为复杂(包括中统特务先大启等)的问题,胡春浦向刘文辉(庚即也告诉了陈离)建议,搞一个小组,以“免得邓先生太劳累”为由,统一接谈各方来人,然后向刘、邓报告。胡春浦认为,唯有如此,方能切断邓锡侯与蒋势力的人员接触,从而让刘文辉放心,邓锡侯死心。邓锡侯接受了这个建议。

1949年12月10日一早,收音机传来云南卢汉通电起义的消息,刘文辉非常着急,不禁抱怨道:“再不通电,我们就要跪在卢汉的后排了。”邓锡侯也认为不能再等,于是命人立刻起草起义通电。为了不致落后于卢汉,起义通电时间也倒署为12月9日。浦公叙述说:

“12月11或12日,邓锡侯、刘文辉在彭县发出了起义通电。据陈离说,因为邓、刘看到卢汉9日的起义通电。刘文辉说了一句‘卢汉剪了我们的眉毛’之类的话,邓锡侯才下决心通电起义的。通电初稿,是‘毛先生如何,蒋先生如何’之类的词句,经陈离指出不像起义通电的态度,又才修改成后来的通电。”

刘邓潘起义往复电文

蒋系人马还没走完。很快胡春浦得到情报,未逃走的国民党游击特工人员,将通过成都到灌县的公路携带武器、装备到灌县即彭县西山。离成都约30公里的崇宁县安德铺(原属崇宁,后划归郫县)就是其必经之道。于是,胡春浦向邓锡侯建议,为加强对安德铺的有效控制,必须立即派出可信者掌管崇宁。邓锡侯当即指派彭姓副师长担任县长,胡春浦推荐的桂花场乡长吴兰岩为副县长。

随后胡春浦马不停蹄赶到彭县关口、隆丰一带,利用早年自己在这里的影响,策动驻守隆丰的95军一营率先改帜。他以“临工委”的名义代表共产党对起义官兵发表讲话,欢迎他们的壮举。同时,胡春浦一一约见周边几个乡的乡长及袍哥,亮明身份,嘱咐他们不要与共产党为敌。对此,胡春浦的考虑是,万一情况有变,至少还有一条退路可保安全。后来他回忆说:

“主要目的,是控制崇宁县所属之安德铺(是成都通灌县和去彭县的必经之路),严格检查行人车辆,所带武器、军用品,全部没收。以后,我又去崇宁住了几天。”

其实刘邓潘通电刚一发布,胡宗南即命罗广文15兵团、陈克非20兵团向邓锡候防地彭县、灌县进攻。无奈二野、一野大军压境,彭县通电实际上引爆了整个川籍军人的情绪。1949年12月17日,川鄂地区绥靖公署主任孙震搭乘杨森专机,直飞台湾。这支部队抗战期间同属22集团军,由川鄂地区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第16兵团副司令曾甦元、川鄂边区绥靖公署独立纵队司令刘景素等率领下在广汉通电起义。16兵团司令孙元良飞港赴台。国军颓局已如倾泻之势,胡宗南遂于23日飞赴海南岛,成都防卫总司令盛文深夜由成都潜逃。罗广文、陈克非从郫县派人和刘文辉、邓锡侯联系,于24日正式宣布起义。“兵败如山倒”,川湘鄂绥靖主任宋希濂向川边逃窜,在峨眉以西金口河被俘。27日胡宗南的精锐部队国民党第5兵团司令李文以下五万余人投降。解放军南北两线在成都胜利会师,四川省会成都避免毁于国共内战炮火。

成都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对于对于“策反驻蓉国民党军队起义”过程的最新梳理是这样的:

1949年9月,在成都从事秘密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罗髫渔、胡春浦、田一平等,以原已成立的独立活动的党小组为基础,建立起中共四川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工委”)。为配合解放军解放川西与成都,“临工委”于12月10日决定成立西川人民保卫军总司令部(简称“保总”),作为“临工委”领导的出面做策反工作的专门机构。参加“保总”的人员除有中共党员外,还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

四川临工委和“保总”成立后,即集中力量,通过不同的渠道,策动四川地方军政势力和溃退入川的国民党军起义,积极配合解放军解放川西和成都。

二十、磨难岁月

1950年,胡春浦奉调北京,向中央军委联络部报到。

作为中共隐蔽战线统帅机关,军委联络部的前身是中央社会部,并可追溯到国家政治保卫局和中央特科。从1935年入党投身中央特科开始,胡春浦始终没有脱离隐蔽战线。他归队了,并和秘密斗争中的各路传奇人物共聚一堂,欢庆今天的胜利。想到昨天倒下的那些战友,不禁百感交集。

而明天等待他们的,又将是怎样起伏跌宕的命运?

……

……

一、扩展阅读

当代历次中国政治运动

《1949年后中国政治运动知多少》

话剧《热血》

中国话剧百年之大学生优秀话剧展演开幕式剧目——《热血》。

根据周特生的多场次叙事体话剧《路漫漫其修远兮》缩编而成,是一部绝不同于小说《红岩》的,真实再现渣滓洞斗争的话剧。剧中人物,除部分我党人士外,均为真人真名。本剧曾于2004年夏赴北京参加“中国大学生戏剧节”获“最佳剧目奖”。

剧中主角胡浦(历史原形真名胡春浦),是渣滓洞斗争的主要领导人。

历史顾问:仲秋元(原国家文化部副部长、渣滓洞幸存者;94岁)

编剧:周特生(国家一级导演、渣滓洞幸存者、渣滓洞狱歌《把牢底坐穿》的曲作者;90岁)

艺术指导、总导演:田野(国家著名表演艺术家;中国话剧奠基人之一、戏剧家、《国歌》的词作者田汉先生之女;77岁)导演:柏昱(江苏省戏剧家协会会员、电视编导)

节选自《渣滓洞的斗争》——周特生

不久,又从白公馆送来了五位难友,其中一位颇引人注目,他身高一米八左右,光头,身着呢子长衫,神采奕奕,后面跟着两个军统的行动员捧着克宁奶粉把他送进了渣滓洞的楼下一室,所谓的优待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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