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苏生，上海市中医文献馆馆员，上海中医药大学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员。 先生经常向祝师质疑问难，探求医学之真谛，后将所录笔记仿《内经》问难的体裁，辑成《伤寒质难》一书，首创“五段八纲”学说。

中文名：陈苏生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江苏省武进

出生日期：1909年

逝世日期：1999年1月

职业：医生

理法方药的整体性是保持中医药体系之完整性的需要

中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体系，这个体系主要由理、法、方、药4个方面有机组合而成。理是基本理论；法是治疗法则；方是方剂组成；药是药物应用。四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理中有法，法中有理，理法的本身，又原本就是运用方药治疗疾病之临床实践的反映，然而它又倒过来指导方与药的实践。因此，要研究中医，使中医事业进一步发展，就必须统观全局。如果只重方药，不问理法，硬把理法与方药割裂开来，是不全面的，也势必使整个医学体系濒临解体。

当然，不能否认中医也有一方一药的研究，有时“单方一味，气死名医”，但这毕竟是经验的反应，不能显示中医治病的规律和对疾病认识的全貌。先生与其师祝味菊先生在《伤寒质难》中，把它称之为“效在于药”。实际上，中医治病除了方药，还有理论依据和治疗法则。如黄连止泻，这是一千年以前的经验方，但泻有寒热虚实之分及兼症之不同，如果都用黄连，效果就不好。早在宋代，寇宗就指出：“今人多用黄连治痢，盖执以苦燥之义，亦有但见肠虚渗泄，微似有血便即用之，又不顾寒热多少，惟欲尽剂，由是多致危困。若气实初病，热多血痢，服之便止，不必尽剂，若虚而冷者，慎勿轻用。”因此，必须在理论指导下，制定恰当治疗法则，结合有特殊疗效的方药，才能取得更好的疗效，这就是“效在于法”。如果把中医研究单纯地局限于方药，就好比说“宰牛者是刀，而不是屠夫”了。诚然，从杀死牛的角度说，只要有刀，有力气，任何人只要肯干，肯定办得到，然而不掌握部位、深浅，必将事倍而功半。而若以方药治病，不在理法的指导下根据症情的轻重、病位的浅深、体质的强弱、病邪的性质以及时令的变化去灵活运用，而只是凭着黄连止痢、大黄通便的功能而去用药，那就不仅仅是否能保持中医药体系的完整性问题或是事倍功半和事半功倍的问题了。

中医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逐步形成和不断发展的。例如中风，唐代以前医家多以“虚中外风”立论，所以其治则和方药，都有驱风和扶正相兼的特点。宋元开始提出“内因说”。刘河间认为是“心火暴甚”，李东垣认为是“本气自虚”，朱丹溪则提出“湿土生痰”，增加了滋阴清热、益气化痰等方法。清代王清任从气血理论着手，认为是气虚造成血瘀，故用益气活血法，发明了“补阳还五汤”，重用黄芪，益气行血。清后期张伯龙、张寿颐等人，则根据《内经》“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的论述，结合西医知识，提出“气血交并于上，冲激脑气筋”之说，其治则强调“平肝潜阳，豁痰开窍”。随着后世理论发展，其治则和方药也渐渐与唐代以前大相径庭，疗效得到明显的提高。由此可见，徒有经验而不能提高理论水平者虽美而不彰。

先生认为，中医的优势与特点有许多方面，但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理法方药的整体性。因为，中医理法方药的整体性使临床的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结合，能够充分发挥医生的主观能动作用。同样一个感冒病人，地处干燥的北方的地卑多湿的南方、年轻体壮与年迈体弱、有其他兼病和没有兼病，所处方药必须有所不同。但是，都符合中医理法方药的要求，都能把病治好，这就是灵活性。但是不管哪一种情况，有一个原则是必须共同遵守的，这就是都要“解表”，“解表”就体现了规律性。这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结合，就体现了中医理法方药整体性的特点和优越性。

陈苏生老中医根据哮喘反复发作，迁延难愈，不易根除的特点，认为“在病为实”、“在体为虚”，“发时当治其实，平时兼治其虚”。发作时治疗强调三点：①调整肺气。哮喘以外邪诱发为多，故多用宣肺疏表之品。但哮喘又有宿根，久病表卫不固者多。若宣散太过，则肺气受损，当与固表敛肺之品同用，“一开一合”，共调肺气。②排除痰浊。哮喘病根，在于痰浊。因此，排除痰浊，清除气道障碍，保持呼吸通畅，也是治疗哮喘的重要环节。③脱敏止咳。哮喘发病前多有鼻、眼睑作痒，喷嚏流涕或咳嗽等粘膜过敏先兆，或有持续咳嗽等上呼吸道感染症状。遇此，则当脱敏止咳。陈苏生据此三点，自定二麻四仁汤：炙麻黄、麻黄根、生甘草各4.5g苦杏仁、桃仁、郁李仁、白果仁(打)、百部、款冬花、辛荑、苍耳子各9g车前草24g。方中麻黄辛散，开腠理，宣肺气，解痉平喘。但能收缩血管，故高血压患者不宜用，又因发散力较强，故体虚多汗者亦忌。而麻黄根与麻黄作用相反，能固表止汗，两者合用，开合相济，调整肺气。杏仁降肺气之上逆，桃仁化血络之凝淤，二者合用，一气一血，既能顺气降逆，又能流通肺部郁血；郁李仁滑肠下气，滑可去着，白果仁敛肺而不敛痰，二者合用，一滑一涩，有上(痰)下(便)分消之功；百部、款冬花合用乃《济生方》之百花膏，用于喘嗽不已，亦可治痰中带血；车前草、生甘草，排痰止咳，调和诸药；辛荑、苍耳子散风脱敏。诸药合用，共奏调气除痰，脱敏平喘之功。

治疗慢性肾病，关键在于“葆真泄浊”，这是先生的一贯主张。他说：“肾之功能，葆真泄浊四字尽之矣。其治疗的对策，亦不外此四字而已。至于不同的兼夹症状，不同的禀赋体质，则随所见而予以不同之加减。”所谓“葆真泄浊”，包含了“培本”与“祛邪”二方面的内容。葆真就是培补、保养肾脏，使受到病邪侵害之肾脏增强御邪之能力，发挥其填髓生精强筋壮骨之生理功能，使不该流失的肾之真元(如蛋白质、红血球等)得以封固而不致外泄。泄浊就是将人体罹病以后累积潴留于体内的、代谢过程所产生的废残物质以及多余的水份等，通过二便或皮肤(汗腺)排出体外。所以，一方面着重“强肾以葆真”，一方面亦重视“泄浊以排毒”，二者不可偏废。先生认为：“慢性肾病，大多为退行性病变，既有正虚的一面，又有邪实的一面，故纯虚纯实、纯寒纯热者较少见。大多数患者病程长，病因病机复杂，不少病例伴有肾脏实质病变。由此而引起之肾功能障碍，往往寒热夹杂，虚实相寻。如果胶守一法，纯补纯泻，或纯寒纯温，皆非所宜。特别是许多患者由于长期应用抗生素及激素，往往伴有药源性因素，使病理机制格外复杂，在治疗上每有顾此失彼之窘。”肾功能不全，并出现氮质血证的肾病患者，既不能葆真，使大量不该泄漏的有益成分(如糖、蛋白等)丢失，又不能泄浊，把体内应该排泄出去的废料(如尿酸、尿素之类)排泄出体外。因此引起连锁反应，出现一系列虚实夹杂症状。而且病程长则病变的影响面亦大，故慢性肾病不是肾脏一处有病，而是整体性之病理反应。治疗对策，亦须衡量机体反应之缓急轻重，各随其所宜，而处以针对性方案。

至于“葆真泄浊”两方面，究竟以那方面为主呢?先生认为，肾功能不全者，虽本质是虚，但致虚之原因，总是肾脏遭受邪毒损害所致，此是“因病致虚”，病在先，虚在后，病去则虚自复。遇到如此病例，先生主张四分迥护正气，以强肾为本，六分清热解毒来抑制损害之源，因寒热虚实之不同而随机加减，务使不偏不倚，保持相对平衡。如果能持之以恒，多能取得较好的效果，此乃治疗慢性肾病的“稳中取胜”之法。先生尝谓：“治疗慢性肾炎，须从整体着想，首先要为‘病肾’创造有利之内环境。不宜追求赫赫之功，但冀潜移默化，为自疗机制创造良好之条件，即此便是标本兼顾之道。”为此，特创设“强肾泄浊煎”以作为治疗慢性肾病之基本方。

牡蛎，历代又有牡蛤、蛎蛤、古贲等称谓。《神农本草经》载其主治“伤寒寒热、温热洒洒、惊恚怒气、除拘挛鼠瘘、女子带下赤白；久服强筋骨……延年。”先生查阅、摘录历代诸家本草所载的功效计有：“除热在骨节营卫，虚热去来不定、烦满心痛气结，止汗止渴，除老血，疗泄精，利大小肠，止大小便，治喉痹、咳嗽、心肋下痞热”(《本草别录》)。“去胁下坚满，清热除湿、止心脾气痛、痢下赤白、症瘕积块，瘿疾结核(《本草纲目》)。从现代的药理分析得知，本品含有大量碳酸钙，故可制胃酸过多并治小儿缺钙所致之佝偻病。另有实验证实本品的酸性提取物在活体中，对脊髓灰质炎病毒有抑制作用，使感染鼠的死亡率降低；水提取物能使脾脏的抗体产生细胞数目明显增多，亦即有增强免疫功能之作用。先生根据前人的经验及现代药理实验的结果，结合其本人临床实践，总结出若干药对。其中常用的如：

(1)牡蛎配麻黄根、黄芪：牡蛎咸寒，功能止汗、补肾、安神，治男子虚劳；麻黄根甘平，功能止汗固虚；黄芪甘温，功能益气固表。三药相伍，治诸虚不足及新病暴虚，津液不固，体常自汗，夜卧盗汗之症，亦即《局方》牡蛎散之意。唯牡蛎之用量，不用则已，用必30g，甚至更多。

(2)牡蛎配石膏：牡蛎咸寒，功能补肾、清热、除惊恚怒气；石膏甘寒，功能清热泻火除烦。两药合用，治产后多衄。盖产后肾元本亏，倘怀烦懑惊恚怒气，则情志过极，火动于内，迫血妄行，故易致衄。此两者相伍，使热清火泄神安，则若釜底抽薪，衄自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