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梦萍，曾用名周则鸣，汉族，民革成员 ，江西临川人。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肄业。毕业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二分校军官班三期。上校参谋处主任、上校参议、少将组长、少将副处长、少将参议，1981年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

中文名：周梦萍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江西省临川县

出生日期：1910

逝世日期：2011

1978年全国政协委员张学铭先生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荐言：“在蒋介石执政期间，中共的统战代表是杜聿明等老一辈国民党军政人员；而台湾在蒋经国先生执政时期，大陆的统战工作应由周则鸣这一代人肩起。”由于国共两党之间千丝万缕的历史渊源，周则鸣这位曾出任蒋经国第一任秘书、官阶为国民党少将、现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民革中央委员的历史风云人物，再度被推上中国的政治舞台。笔者与周则鸣先生为临川同乡，为撰写《北京临川会馆》，我曾多次拜访这位历史传奇人物，为不使其传奇人生淹没于史，特将其事迹撰写成文彰于社会。

宣统二年（1910年）农历十二月，周则鸣出生于江西省临川县南门外梅花林村一个经营地主家庭，梅花林村虽然不大，但名气不小，村中自古流传着一首民谣：“张坊堆、九缺十三车，有人遇得着，就在甘草树下。”为了寻找这个藏宝之地，自古以来不知使多少探宝者为其命丧黄泉；然而，贪婪的寻宝者仍前赴后继追寻着宝藏之地，梅花林村也因此而名扬抚州。周家原籍是浙江省永康县，周则鸣的祖辈迁徙到梅花林村这块风水宝地之后，学风盛行、科举连堂，还出了一位钦点翰林；因而，周家祠堂旗杆上悬有两个风斗以示荣誉。周则鸣的父亲周翰之，是抚州商帮中的佼佼者，其在上海法租界带勾桥寿康里独资创办了一家“赣丰商行”，主要经营临川的土特产品，并在店中设有铺位接待家乡来沪的游客，因而生意兴隆、富甲乡里。

民国7年（1918年），周则鸣被父亲送到抚州清风门傅璧秋与章褒成合办的私塾中接受启蒙教育。俗语曰：“独子(一个睾丸)、方肛、对眼、鸡胸者大福大贵。”周则鸣生不具此四福，只有靠勤奋读书来弥补遗憾。周则鸣非常崇尚临川先贤，其每至假期就随同学汤继祖一起去临川沙井巷玉名堂凭吊明代著名戏剧家汤显祖，周则鸣立誓长大后要向先贤那样为家乡赢得荣誉。

民国13年（1924年），周则鸣随母亲至上海与父亲团聚，其考进上海励志公学；周则鸣历经一年的刻苦学习，如愿考入上海民立中学高中部。上海是资产阶级的温床，亦是进步党团的诞生地，周则鸣的堂叔周文渊在上海读书期间，其受共产主义思潮的影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虽然，周文渊是长辈，但年纪只大周则鸣三岁；所以，他们叔侄两人往来密切，在周文渊的影响下周则鸣读了不少红色进步书籍，其虽未在形式上加入共产党，但已被中共地下党视为革命青年。

民国15年（1926年）7月1日，国共两党联合发表《北伐宣言》，10万北伐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横扫江南军阀割据势力，中国共产党为了配合北伐军攻占上海，先后在上海发动了三次工人阶级武装起义。民国16年（1927年）3月23日，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共的领导下夺取了上海政权，并迎接北伐军白崇禧部入城。三天后，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来至上海，因其为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蒋介石与上海驻军秘密筹划清党。4月12日，白崇禧部强行收缴上海工人武装，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及工人领袖，夺取了上海工人阶级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在上海风暴之中，周则鸣在思想上倾向革命，其利用自己的宿舍来掩护叔叔周文渊及其他共产党员；因而，中共地下组织将周则鸣的宿舍作为联络点，开展党的秘密活动。

民国17年（1928年），周则鸣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经过革命洗礼，他日渐成熟。

民国18年（1929年），中共“立三路线”决定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激化之机于上海发动武装起义，周则鸣的叔叔周文渊接受组织派遣在上海秘密发动工人、学生、进步青年参加起义。民国19年（1930年），四川叙永县人傅钟（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由苏联列宁格勒军政大学毕业，其随周恩来归国任职于中央军委，傅钟接受中央军委派遣在上海秘密组织工人纠察队，因而与周文渊成为战友。一天，一位受训的纠察队员正在学习使用武器时不慎枪走火误伤了傅钟，周文渊立即将傅钟送往医院进行抢救；为了防止不测，周文渊则用周则鸣的地址和名字在医院里给傅钟登了记。傅钟被国民党特务发现而遭逮捕，特务按医院的登记地址来抓周文渊等中共地下党员；然而，周文渊等已提前得到消息迅速转移，特务扑了个空，只好将刚刚放学归来的周则鸣抓起来向上方请功。

周则鸣因在上海公共租界内被捕，所以被关押在上海公共租界华德路117号（现为上海市虹口区长阳路147号）的外国监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警务处监狱”，俗称“外国监狱”，简称“西牢”。因周则鸣与傅钟同案，所以俩人同牢关押，逐渐成了朋友。民国20年（1931年），傅钟被中共组织营救出狱后被安排到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任秘书长、红十二师政委等职。周则鸣因没有组织，所以只能在狱中等待，特务因找不到其参加秘密活动的证据，狱方只得以普通党员罪判处周则鸣两年徒刑；后经父亲周翰之四处求人多方营救，周则鸣被减刑释放。傅钟与周则鸣出狱后分道扬镳，虽然他们俩人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但50余年后，这两位同案犯再度重逢时，谈起往事无不感慨万千。周则鸣出狱后，上海交大校长郑洪年认为周则鸣给学校荣誉抹了黑，因而宣布将其开除。虽然，周则鸣受了不白之冤，但他并不后悔，亦未因被学校开除而气馁，为了继续求知，其又考取了上海内燃机专科学校高级机械班，周则鸣在此系统的学习了“机械制图”，为其日后生存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而后他依靠这门学问和技术多次化险为夷。

民国23年（1934年），周则鸣应聘到上海建业内燃机学校机械班当教师，经一年的教育实践，其在知识界崭露头角，被上海张富天内燃机讲习所所长张富天所器重，聘其到所里当助教。周则鸣在事业上的发达得到父亲的赞赏，为了给儿子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周翰之经常带周则鸣出入沪上江西籍同乡聚会，使其有机会结识了江西宜黄人、海军司令欧阳琳将军。欧阳琳与周家为抚州府小同乡，两家世谊交厚；因而，周翰之想通过欧阳琳在军界的威望扶持一下周则鸣。自古抚州人就重视乡谊，欧阳琳亦十分尊重这一历史传统，所以他也有意栽培后学周则鸣。民国24年（1935年），欧阳琳送母亲灵柩回籍安葬，其将周则鸣带回江西推荐给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并委托其给与关照；熊式辉则将周则鸣安插在自兼江西省保安司令部司令的保安处任上尉科员，从此周则鸣弃文学武开始了人生新的历程。

江西省保安司令部下设保安处、政治训练处、新兵督练处，因是熊式辉的看门机构，所以保安处司令部各处中的要职多为其亲信所居，就是普通的职员背后亦需有强大的靠山，否则绝难有晋升的机会。但周则鸣不信这个邪，他一无后台，二无靠山，他要靠自己的真才实学来决定个人前途。周则鸣工作勤奋认真，不占山头、不拉帮派，不久得到保安处廖士翘处长的赏识，次年被调到处长室任上尉参谋。

民国26年（1937年）初，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偕同苏联妻子芬娜（中国名字蒋方良）由苏联归国；同年七·七事变引发全国抗战，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为了巩固其江西地位，其盛情邀请蒋经国到江西参加抗战工作，蒋介石同意了熊式辉所请，令蒋经国到江西接受锻炼。熊式辉主席亲自陪同蒋经国参观江西省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及省保安司令部，而后准其任选一职。蒋经国毕业于苏联托玛卡红军军政学校，所以对军队很感兴趣；因江西省保安司令部具有军队建制，故而蒋经国选择了去省保安司令部工作。熊式辉顺其心意，正式任命蒋经国为江西省保安司令部保安处少将副处长。虽然，全国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国共两党再次握手合作；然而，蒋经国是苏联共产党员，其外放江西工作，蒋介石很不放心，特委派总统府侍从官曹崧中校、徐文贵少校、毛宁邵司机充作其私人保镖，但却忽视了为蒋经国安排一位中文秘书。蒋经国在苏联接受了13年的苏式教育，因而中文基础较差，其只能说汉话，却不善写中文；因此，蒋经国上任三天，只会在处理公文上签写一个“蒋”字，而不加注任何批语，使下级不知如何处理。廖士翘处长得知情况后，立即将自己的爱将周则鸣上尉派来给蒋经国当参谋，并晋升其为少校军衔。虽然，周则鸣名为少校参谋，而实为蒋经国的秘书，他专司负责处理蒋副处长的公文，并代为蒋经国写书信。周则鸣书法非常好，因而蒋经国虚心向他学习书法，在其认真细致的教授下，蒋经国的书法日渐成熟，亦可称为一代“书法”家，这与周则鸣的教授是分不开的。

江西省保安司令部保安处大多是养尊处优的公子哥，背后都有些背景，所以目空一切、纪律松散，每天晚来早走，根本不具备军人作风和战时观念。蒋经国上任一个星期后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其令周则鸣草拟一个副处长通知贴在大门口上。通知曰：“副处长面谕，明晨五时在省教育厅礼堂训话。”保安处的公子哥们不敢怠慢，次日准时到礼堂听太子训话，蒋经国无愧为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其口才雄辩、颇善演讲，他不用讲稿夸夸其谈了几个小时，听者无不为其言辞激荡而为之振奋。此后，每天清晨蒋经国亲自带领全处人员早操，经其一番整顿调理，保安处的公子哥们一改平日懒散的生活作风，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蒋经国在江西省保安司令部保安处的改革成效，很快风传至熊式辉主席的耳中；熊式辉为了更好的发挥蒋经国的政治才干，又请蒋经国兼任江西地方政治讲习院（又名“青年服务团”，校长熊式辉兼任）校务主任及军事总教官、训导处副主任，并将全省仅有的两部美国“别克”牌轿车分给蒋经国一辆乘坐（另一辆为熊式辉主席自己的坐骑）。

蒋经国到讲习院兼职后，亦让周则鸣在青年服务团任上尉书记，并担任蒋经国在江西地方政治讲习院的少校秘书；由此，周则鸣成为蒋经国的第一任秘书。周则鸣善于交友，其在讲习院工作期间结识了讲习院训导处主任许德珩与第一营第一连指导员、妇女班主任雷洁琼等，由于这一历史关系，在周则鸣最危难的时候曾给予其巨大帮助。

民国27年（1938年），由于日军的军事封锁，江西后勤运输没有保障，江西地方政治讲习院供给日渐紧张，师生们的生活非常艰苦。蒋经国主任为解决学校的经济困难，其穿着布衣草鞋，亲自带领师生们下地耕种，一位乡民见蒋经国亲自躬耕劳作赞扬道：“你们现在也变得聪明起来了。”蒋经国闻知此言，立即组织师生在田间召开讨论会，并严肃的说：“过去老百姓见兵畏之如虎，但今天却能正确的看待我们，说明通过我们的努力会重新在民众中树立起我们的形象。”蒋经国非常关心民间疾苦，其每至闲暇之时总爱亲自驾车外出私访。蒋经国让司机毛宁邵坐在副驾驶位上，让秘书周则鸣坐在后座上，每当路遇肩负重物的乡民，蒋经国都会主动停车捎他们同行，乡民们见周则鸣身穿戎装端坐在后座上，往往将他当为长官而感激不尽。一天，一位农民无意碰响了防空警铃，其被值勤警察抓住痛打不休；正逢蒋经国私访至此，其立即上前劝阻，但值勤警察不知这位身穿便衣的人是蒋太子，所以非但不听其劝诫，反而辱骂蒋经国多管闲事，后经周则鸣亮明了蒋经国的身份，这位横行霸道的值勤警察才释放了碰钟的农民，而后逃之夭夭。此事惊动了南昌市警察局长，其立即命令将蒋经国的小照印发给全体警员，令大家小心从事，千万不要再招惹这位形同于普通百姓的当朝太子。

欧阳琳有位外甥叫邓警铭，民国20年（1931年）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队长；同年，邓警铭先后侦捕了第一届民革中央主席邓演达和第六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而名闻当朝，故而其居功自傲、目中无人。邓警铭利用手中的职权强占了大批江西民田而大发不义之财，蒋经国得到举报后，经核查属实，立即勒令邓警铭限期退田。邓警铭深知蒋经国执法不阿的威名，因而如数将所占农田归还给农民，从此蒋经国廉洁奉公、爱民如子的声名在江西传开，有冤无处诉的老百姓纷纷跑到江西省保安司令部保安处告状。蒋经国非常重视民间疾苦，其亲自接待上访群众，并及时签署意见，责令主管部门解决；即使他外出视察也会指示周则鸣代其接待上访群众，及时将群众的呼声汇报给他；因而，周则鸣被老百姓誉为“太子的灵魂”。蒋经国在江西的政绩蜚声全国，西北行政长官胡宗南闻知，立即写信邀请蒋经国去西北任要职；李宗仁组织的广西学生军亦电请蒋经国出任军长，熊式辉主席唯恐蒋经国移驾他处，立即下谕成立“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练处”，任命蒋经国为督练处处长，授予其一定的军事实权，周则鸣随蒋经国至督练处上任，被晋升为中校副官主任。

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练处设于周则鸣的故乡临川温泉附近，下设四个新兵团，新兵团招募了7000余人，大多是江西子弟兵；因而，在蒋经国身边聚居了一大批的江西才子，逐渐形成江西帮。蒋经国为严肃军纪，其制定了“八条约法”，并对两名卖身兵痞及轮奸妇女的五名伤兵公审后当场枪毙；由此，新兵团无不敬畏这位年青的首长，使部队纪律得到改观。新兵团训练结束后，奉命开赴抗日前线，他们一致通电请蒋经国出任军长。蒋介石闻知，其为了给国人树立秉公办事的形象，则以违反陆军“不满30岁不能当军职干部”的条例为由而拒绝儿子蒋经国出任军长。蒋经国很想走出父亲蒋介石为其划定的活动范围到外省去看看，但当他离赣的思想刚一露头，就收到了继母宋美龄的来信。宋美龄劝止道：“你父亲和任何人不一样，他的话你要听。”蒋经国无奈，其只好尊重父亲为其安排的前程留在江西。蒋经国十分欣赏周则鸣的才干，并有意栽培他，使其日后堪当重用。同年，蒋经国亲自保送周则鸣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二分校军官训练班总队第三期进修，毕业时核列编序为黄埔军校军官训练班七期毕业学员生。

民国27年（1938年）8月，日寇第11军于江西九江市湖口登陆；次年攻占江西省会南昌，江西省政府被迫退至江西吉安，再迁至江西泰和。江西省政府迁到泰和后，赣南成为泰和省会的京畿之地，为了确保省会的安全，必须先安抚赣州各派系的内讧。赣州专员刘己达是陈立夫CC系的大将，其与当地广东帮势力明争暗斗搅的赣南不得安宁；而赣州客家人和当地土著居民更是形同水火，因而要想治理好赣州，非蒋经国不可。因此，熊式辉主席敦请蒋经国出面收拾残局，任命其为赣县县长。由于，蒋经国的特殊身份，各派势力均不敢硬碰，所以治安局势日渐好转，团结抗战的局面逐渐形成。

民国28年（1939年），蒋经国升任江西省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赣州保安司令、赣州防空司令部司令、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筹备委员会主任。同年，周则鸣由军官班结业归来，其到第四行政区公署向老首长报到，蒋经国见到身着戎装、英姿勃勃的周则鸣非常高兴，当即任命周则鸣为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部青年招待处总务干事及江西省赣州防空司令部军防科中校科长，使其成为蒋经国在赣南改革中的重要助手。蒋经国锐意改革，其制定了“建设新赣南”的三年计划，为了培养骨干，蒋经国先后开办了江西三青团干部训练班、新赣南经济建设干部训练班和保安干部训练班，这批学员中有王升、许素玉、蒋廉儒、黎世芬、李荷等人，后均成为太子帮的骨干成员，分别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同年11月2日，日机轰炸浙江溪口镇蒋介石老宅丰镐房，蒋经国生母毛福梅女士（蒋介石原配夫人）被日机扫射而死，当这个不幸的消息传至赣州，蒋经国痛不欲生，立即带领周则鸣等赶往家乡溪口安葬母亲，其挥笔写下“以血洗血”四个大字铭刻于碑立于母亲遇难处，立誓要与倭寇一拼到底，以洗家仇、国仇之耻。

民国29年（1940年），蒋经国晋升周则鸣为江西省赣南防空巡回训练班上校总教官及江西省赣县机场警备指挥部上校参谋主任。由于，周则鸣得到蒋经国的器重，所以官运亨通，如同座上了直升飞机。周则鸣怕同事们对其提升太快会有所议论，于是对蒋经国专员道：“我提升的是否太快了？”蒋经国会意的笑答道：“我提升的也不慢啊。”为了报答蒋经国的知遇之恩，周则鸣每天工作达12个小时以上，其对工作尽职尽责，使蒋经国非常满意。

蒋经国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时，其与邓希贤（邓小平）、张闻天、左权、周小舟、徐君虎等人为同班同学，尤其与担任学校国民党特别党部宣传部长的徐君虎过从甚密，所以蒋经国的夫人蒋方良的中文名字就出自这位高人指点。民国16年（1927年）春，徐君虎回国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13军政治部少将代理主任；上海四·一二政变，徐君虎被蒋介石部队当作共产党嫌疑逮捕，后被保释出狱。蒋经国到赣南工作，其力邀徐君虎到赣南出任自己的机要秘书，徐君虎因得到蒋经国的器重，而其资格又在蒋经国之上，所以其办事较为专断，甚至插手赣南的人事安排，每次他都先斩后奏，拟好计划后再交蒋经国专员审批，为此蒋经国心中甚为不快。一次，徐君虎将其拟好的计划报给蒋经国审批，蒋经国看都不看顺手将其计划掷于一旁道：“研究一下再决定。”徐君虎脾气非常倔强，因他过去所呈的计划，蒋经国专员一向是签字照办，此次其遭到冷遇感到非常难堪；于是，徐君虎一气之下将总统府密码本交还给蒋经国，头也不回就离开了赣南。1949年10月，时任湖南新宁县县长的徐君虎，通电宣布新宁和平解放；解放后，徐君虎先后当选为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民革湖南省省委主任委员。徐君虎离开赣南，蒋经国如失膀臂，恰巧蒋介石的次子蒋纬国由美国陆军航空兵战术学校受训归来，被父亲蒋介石安排到赣南来锻炼，于是蒋经国就让蒋纬国来弥补机要秘书这一空缺。蒋纬国毕业于德国慕尼黑军事学校，其总是军服笔挺、马靴锃亮，典型的军人作风，与其兄长蒋经国的朴素作风截然不同。当时，赣南穿马靴的军人只有蒋纬国、周则鸣及防空司令部参谋长孙国光三人，因此三人气味相投、关系密切。

蒋经国在赣南工作时，没有将夫人蒋方良带在身边，其在寂寞之中结识了赣南行署阅报室图书管理员章亚诺，两个人经常在赣州城外约会偷情，周则鸣则负责为他们俩人的苟且之情提供便利条件及警戒任务。章亚诺是南昌高等法院法官唐英刚的妻子，已经生育了唐远波、唐远辉两个儿子；但因章亚若生活比较开放，唐英刚无法接受现实而自杀身亡。民国29年（1940年）底，章亚若怀上了蒋经国的孩子，其在家人的陪护下到广西桂林待产。民国30年（1941年）5月，章亚若在桂林医院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子章孝严、章孝慈；章亚若以孩子为条件向蒋经国索要名份，但蒋介石恐因此而影响到儿子蒋经国的声誉和前途，所以坚决反对；并派特务到桂林将章亚若毒死以灭活口。蒋经国得知消息后，亦无可奈何。然而，章亚若生了蒋经国孩子的消息却在赣南迅速传开，因而蒋经国遭到社会的非议。

民国30年（1941年），蒋经国成立江西省赣县青年夏令营，他自任夏令营主任，任命其弟蒋纬国为大队长，任命周则鸣为中队长。由于赣南注重对青年人的培养，使赣南建设运动朝气蓬勃，并为抗日前线输送了大量的新鲜血液。时前线告急，蒋纬国奉命调往前线参加抗日，出任胡宗南部陆军第一师步兵第三团少尉排长。当年，蒋纬国离开德国时，德国一位艺术家为其雕塑了一尊紫铜头像，其爱如珍宝，每日随带于身谨防丢失。蒋纬国临行前，其虑及战场上瞬息万变，唯恐这件珍贵的紫铜头像失落于战乱之中；于是，蒋纬国将这件艺术品托付给好友周则鸣代其珍藏。为此，周则鸣专程赶回临川老家，将这尊紫铜头像交给父亲周翰之妥为保管。抗战胜利后，周则鸣父子将蒋纬国的紫铜头像送至南京完璧归赵，蒋纬国手捧着自己的紫铜头像激动得热泪盈眶，其向周翰之先生深鞠一躬以示谢意。

民国32年（1943年），蒋经国因政绩卓著升任江西省政府委员，当时江西通往后方的道路均被敌寇封锁，只有靠飞机来完成运输任务，为此保护机场是当时全省最艰巨的任务；于是，蒋经国任命周则鸣为江西大庾新城机场建筑管理处副主任，以确保江西省政府的唯一生命补给线。民国33年（1944年），蒋经国又将保护赣南机场的重任交给自己的亲信周则鸣，升任周则鸣为江西省赣南警备司令部参谋处主任。赣南警备司令部的重任主要是保护机场的安全，警备司令刘多荃原是东北军105师师长，其为张学良的嫡系亲信。“西安事变”后，内战一触即发，张学良为避免内战爆发，其私自释放了被扣押的蒋介石。当时，中共中央、东北军、西北军都被张学良蒙在鼓里，只有刘多荃得到通知，并由其安排飞机送蒋介石和张学良回南京。蒋介石收编了东北军后，对刘多荃多有感激之情，所以委其重任。但是，蒋经国为了控制赣南生命线，其亲自出任江西省赣南警备副司令，而让其亲信周则鸣任参谋处主任，将实权控制在蒋、周二人之手，使刘多荃成为一个有职无权的光杆司令。

民国33年（1944年）1月，蒋介石为了掩盖儿子蒋经国的性丑闻，帮助儿子摆脱困扰，于是宣召蒋经国赴重庆出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当周则鸣随着蒋经国登上飞往重庆的飞机时，刘多荃司令乘车追到飞机场，其苦着脸恳求道：“你们怎么都走了，只留下我一个光杆司令怎么行啊？”蒋经国见刘多荃一副可怜相，一时起了恻隐之心，回首对已经登上飞机的周则鸣命令道：“让周参谋长留下陪你好了。”周则鸣奉命下机，因其下机仓促，所以连行李都未来的及卸下，蒋经国的专机即起飞而去。因行李丢失，周则鸣与蒋经国的许多珍贵历史照片遗失殆尽。

蒋经国走后，刘多荃、周则鸣奉命炸毁赣南机场，切断了江西的空中退路和补给线。而后，刘多荃、周则鸣这对患难兄弟，一路相携辗转来到江西上饶向战区长官顾祝同汇报，并移交工作。顾祝同听了他们二人的工作汇报后，对刘多荃、周则鸣安慰一番；随即，任命刘多荃出任第25集团军副司令；任命周则鸣为第25集团军上校参谋。刘多荃、周则鸣两人一同去第25集团军司令部向司令官李觉报道，李觉是湖南省主席何健的女婿，其深知周则鸣是蒋太子身边的红人，因而对他倍加关照。数月后，刘多荃奉命调任热河省主席，周则鸣将刘多荃送到福建长汀所保留下来的唯一机场登机，难兄难弟自此一别。解放后，刘多荃逃往台湾，不想蒋介石不念旧恩，枪杀了他的儿子。此时，刘多荃才知蒋介石根本不信任他；于是，刘多荃又逃往香港，辗转返回大陆，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当刘多荃乘机离去后，周则鸣方感到孤独无助。因周则鸣的行李被蒋经国的专机带走，使其身无分文，于是一路辗转来到江西宁都第八行政区。已经落魄的周则鸣在陶陶招待所租了一间房住下，其靠自己的制图技术为几家单位绘制图纸而维持生活，在漫漫长夜中盼待着民族解放的曙光。

民国34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军民历经八年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周则鸣兴奋的跑到大街上和当地军民又唱又跳欢庆民族的解放。

抗战胜利了，周则鸣乘车回到阔别多年的江西省会南昌寻找工作；然而，江西省政府主席已易主于曹浩森，旧时的朋友多去了陪都重庆，因无熟人举荐工作，周则鸣被迫浪迹街头。周则鸣在南昌流浪之时，看着卷土归来的接收大员们争夺地盘、搜刮民财、敲诈勒索，将蒋经国所建立的廉政作风一扫而光，周则鸣痛心疾首，其独自一人来到南昌豫章公园。重游故地，周则民竟回忆起一个人来，记得民国24年（1935年）他初到南昌省保安司令部保安处工作时，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方志敏被俘于江西玉山陇首村，特务们押着身披着一件破旧军大衣、手铐脚镣的方志敏在豫章公园游街示众。周则鸣也去看游街，只见方志敏没有丝毫畏惧，威风凛然的站在豫章公园的台阶上接受示众；周则鸣暗自钦佩这位中共领袖颇有宋丞相文天祥的正义风范。方志敏的妻子缪敏，号称“双枪女将”，其与方志敏同年被捕，初关押在南昌女子监狱，后转押到贵溪监狱。全国抗战爆发后，国共统一战线形成，中共代表项英要求江西省地方当局释放缪敏，周则鸣奉命率领四位枪兵亲赴贵溪监狱放出缪敏，并保护至南昌花园饭店交给中共代表项英。解放后，缪敏出任江西省卫生厅副厅长。为此，周则鸣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有益的事，也是对其所敬重的英雄方志敏的安慰。周则鸣对南昌这批新权贵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他想若有像中共方志敏这样的精英来治理江西，那么国家和民族就一定会强大起来，其对此深信不疑。周则鸣为了生活，其以欧阳琳的世谊关系找到军委会驻赣抚恤处处长邓警铭，在邓警铭的举荐下，周则鸣出任军委会驻赣抚恤处副官室上校主任，使其暂时解决了工作问题。

民国35年（1946年）9月，三青团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庐山召开，周则鸣以江西三青团代表出席了大会；会议期间，周则鸣见到了时任青年军政治部主任、三青团中央常务干事兼二处处长的蒋经国。俩人别后相逢，蒋经国欣喜若狂，当即邀请故旧周则鸣随其赴南京首都任职。会后，蒋经国出任中央干部训练委员会副主任、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中将局长，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周则鸣随蒋经国至南京，被任命为中央训练团第6军官总队上校教官。周则鸣再度追随蒋太子就得此殊荣；因而，其决心大干一场，以不负太子所托。

民国36年（1947年），周则鸣奉命赴北平出任整编陆军青年军208师司令部上校战术教官。青年军是蒋经国的太子军，兵源多为学生出身，文化素质较高，旧官佐调青年军任职多被降职使用，因此战斗力较其他部队更为强大。青年军原是为远征缅甸日军、打通国际后援线而组建的，但还未开赴战场，日寇就已经宣布投降。因此，蒋家父子就将青年军北调分驻在北方几个大城市中，成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抗衡的前沿主力部队。青年军208师因受到蒋氏父子的重视，被派驻在旧都北平颐和园，可见其师责任重大。周则鸣因是蒋太子的嫡系亲信，所以被派到青年军208师任职。周则鸣来到北平后，其闲暇之时经常出入北京宣武门外126号的江西会馆戏楼听堂会，江西会馆戏楼是由二层戏楼、看楼组合而成的大四合院，平常为江西在京同乡、官商聚会的场所，周则鸣在此结识了不少江西籍新朋友。当乡友们得知周则鸣为了事业，35岁仍孤身一人，于是为其介绍了一位北平的高中毕业生孙萍小姐，孙萍小姐聪颖美丽，周则鸣才华横溢，俩人郎才女貌十分融洽。周则鸣与孙萍小姐喜结良缘；次年，他们的爱情结晶、儿子周光大问世，一家三口尽享天伦之乐。

民国37年（1948年），周则鸣奉调中央训练团新闻干部训练班北平分班军训大队任副大队长，其在此结识了军训大队教官马璧，遂成好友。此时，周则鸣在赣南的患难之交刘多荃也来到北平，居住在赵家楼2号一座西式庭院中，其家的宴会厅全部是用彩色玻璃装饰起来的非常豪华，是东北军战友的聚会场所。周则鸣时常来刘府拜望老朋友，并在刘府家宴上经刘多荃介绍认识了张学良的胞弟张学铭，两人一见如故，则成为莫逆之交。虽然，周则鸣与张学铭、马璧是萍水相逢，无意间为其日后的再生之路起了很大的帮助。因此，周则鸣认识到一个真理：“年轻人要广交朋友，而且要以诚相待。”正当周则鸣在北平尽享天伦之乐之时，蒋军在鲁西南战败的噩耗传来，蒋经国为挽回危局，提出建立实验绥靖区的议案，并成立国防部戡建部队，专门为绥靖区县培训急需的干部队伍。蒋经国提请由蒋介石侍从室主任胡轨出任国防部戡建总队长，下辖六个大队，队长均由蒋经国的骨干担任，周则鸣奉命南归出任戡建班总务组少将组长。国民党军阶分为上将、中将、少将，相当封建王朝的侯爵、伯爵、子爵，周则鸣晋升为少将实属进入了贵族行列，但这位新贵族携妻带子来到南京上任，却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无奈，周则鸣只好向副总队长张一清借了半层楼房暂且安身。张一清是江西丰城人，曾任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任校长，是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井泉、红军书法家舒同、教育家吴自强等均出自其门下，在江西享有很高的声望。蒋经国成立青年军时，敦请张一清出任青年军政治部主任，将其视为股肱、智囊；周则鸣在张一清的帮助下，总算有了立身之地。

民国37年（1948年），民国政府为了稳定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经济秩序，颁布了《财政紧急处分令》，蒋经国亲自挂帅出任上海经济督导员，并提出：“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口号，其将刚成立的堪建总队拉上阵，力图稳定上海经济市场，时称“打老虎”运动。戡建总队不负所望，还真查出一桩特大要案，被告是孔祥熙的三公子、扬子公司经理孔令倪。蒋经国为了表示自己不徇私情，其发誓绝不会因孔令倪是自己的表兄弟而徇情枉法。但孔令倪也不肯示弱，其搬出三姨宋美龄为其保驾护航，最终迫使蒋经国让步，因而使蒋太子威信受损、引咎辞职，翁文灏内阁亦被迫宣布下野。由此，世人才真正看清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相互包庇，法律在强权下受到无情的践踏。同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进行大反攻，国民党军队连失东北、平津要地；中原决战国民党军队又是一败涂地，使局势失控而越发不可收拾。此时，解放军已陈兵百万于长江北岸，箭在弦上引弓待发。

民国38年（1949年）初，蒋经国希图发挥其党羽作用而成立了“国防部青年救国团”，周则鸣出任国防部青年救国团总务处副处长。蒋介石深知青年救国团不过是个摆设，根本无力挽救党国危亡，蒋介石为了保护其所剩的半壁江山以待卷土重来，其被迫宣布退位，让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与中共开始和谈，妄图在谈判桌上拖住解放军的南进速度，而抓紧时间经营西南。蒋介石因已经宣布下野，所以其已不便在前台出面，只好由蒋经国代其翰旋。蒋介石为其后事准备，任命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令其将大陆的黄金、白银运往台湾。蒋经国与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上将合作，慌忙将中央银行储存的50万盎斯黄金、白银转运至台湾，哪里还有心关照曾与其患难与共的兄弟们呢？因而，树倒猢狲散，太子帮均忙着寻找退路。

民国38年（1949年）初，蒋经国率股肱、国防部预干局代理局长贾亦斌和周则鸣少将觐见父亲蒋介石，出席蒋介石举办的家宴，蒋介石见贾亦斌举箸夹菜犹豫不决，饭后对蒋经国和周则鸣二人说：“此人万不可重用”，但蒋经国没有遵从父亲的告诫。4月初，果不出蒋介石所料，贾亦斌见起义时机成熟，则率领预干总队在嘉兴起义。虽然，此次起义失败，但因预干总队是蒋经国建立的嫡系干部训练队，他的起义预示着蒋氏父子已无忠勇之兵。在太子党众叛亲离的情况下，周则鸣仍坚持其愚忠，继续追随蒋经国。于是，蒋经国任命周则鸣为陆军第11兵团司令鲁道源的少将参议，随军迁至湖南衡阳布防。大战在即，周则鸣为了确保家小的安全，其请假将妻儿送归临川老家安顿。同年4月21日，解放军突破长江天险后犹入无人之境，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湖南省主席程潜接受中共和平建议，宣布湖南和平解放，驻扎在湖南衡阳的白崇禧势力纷纷退往两广作垂死挣扎，鲁道源奉命率领第11兵团退往广西信宜西北地区，负责确保桂南地区，控制雷州半岛，打通逃往海南岛之路的任务。

周则鸣安置好家眷，立即赶回湖南归队，但部队已经后撤入广西境内。周则鸣听说赣南专员主任秘书漆高孺在广西桂林任《中央日报》社社长；于是，周则鸣赶往桂林投奔老友而来。漆高孺将老友周则鸣安置在《中央日报》社中住下，并劝他改名以防不测，周则鸣因思念妻子孙萍，则改名为“周梦萍”，此名一直沿用至今。周则鸣知桂林非久留之地，其听说鲁道源第11兵团已开往广西信宜地区，于是决定去信宜寻找部队。周则鸣在满街散落的行囊中拾了200余块银洋当盘缠，而后随着散兵游勇逃向广西信宜。

民国38年（1949年）11月22日，为了拦截南逃海南岛的国民党残军，解放军二野第4兵团在陈赓司令员的指挥下沿海边突进迅速占领了信宜、廉江一带，切断了国民党残军的退路。同日，为了打通退往海南岛的通路，鲁道源指挥第11兵团配合张淦兵团两面夹击驻守在信宜一带的解放军四野第43军，但却被解放军守军击溃，被迫向北逃窜。11月28日，鲁道源在黎村通往容城公路的山隘险要处分别设下三道防线，但却被解放军接连攻破，伤亡惨重，兵团副司令胡若愚也被解放军击毙。鲁道源被吓得魂不附身，慌忙率残部朝北流、玉林方向逃命。当周则鸣走到小董镇，其闻知解放军已占领广东钦州（今属于广西管辖），切断了国民党后续人员退往海南、台湾的后路，第11兵团也不知败向何方？周则鸣见去海南岛和台湾已无望，只好化妆返回故乡临川躲藏起来。

解放后，周则鸣的堂叔周文渊以其革命资历荣任抚州地区法院院长，他知道堂侄周则鸣在大革命期间曾经帮助过共产党，并为此而进过西牢，因而对其格外看顾。所以，周则鸣在家乡隐藏期间，并没有人找他的麻烦。

1950年，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周文渊自知其已无力再保护堂侄周则鸣，于是劝他离乡躲避。周则鸣不敢耽误，其立即收拾好行囊细软，携妻抱儿同亲戚彭氏母女（彭女后为公安部副部长顾林昉之妻）一同乘火车北上，途径上海时周则鸣提前下车，让孙萍自己带着儿子周光大先回北京岳父母家。周则鸣凭着自己在上海内燃机学校的毕业证书，在上海光华机械学校谋了个制图专业教师的职务；周则鸣将自己伪装包裹好以便躲避镇压反革命运动。一天，周则鸣胸前挂着校徽得意洋洋的在街上游荡，无意间碰到老同事贾亦斌，周则鸣知道贾亦斌是起义功臣，所以他不敢告知其真实情况和地址，于是说了个谎就匆匆离去，但其胸前的校徽早已说明了一切。当周则鸣刚刚回到学校，等候他的普陀区公安局就将其逮捕，并以抗拒登记反革命罪名，再次将他关进上海市人民法院监狱，即民国时期的西牢（1995年6月，改名为“上海市提篮桥监狱”）。

周则鸣一生进过两次西牢，第一次是国民党将他送进西牢；而此次则是做了共产党的阶下囚。周则鸣在西牢关押时，他隔壁的女牢中关着大汉奸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1949年7月，陈璧君从苏州监狱移押此狱，1959年6月17日病亡狱中)，这位昔日的女强人丝毫没有悔罪的表现，每日象男人般粗声说话叫骂，让周则鸣听了直起鸡皮疙瘩。周则鸣在狱中煎熬了一个春秋，被判“管制三年监外执行”，周则鸣走出西牢，其再也不用听陈璧君那刺耳的嚎叫声。周则鸣出狱后，立即赶到北京去看望妻儿，但他已不受岳父家族的欢迎，只听岳父指桑骂槐道：“我闻到国民党就臭。”周则鸣无可奈何，只好搬出岳丈家。走投无路的周则鸣来到江西会馆寻求帮助，正巧宣外裘家街5号的江西临川会馆还有间空房；于是，江西会馆给周则鸣写了一张条子让他搬到临川会馆去住，周则鸣将这张条子贴到临川会馆中院北厢房门框上，这房子就归属他居住了。

临川会馆里居住的都是临川籍同乡，其中有李济深的秘书黄迪桐少将、于佑任的秘书涂康少将，因大家的经历都差不多，所以也算是同病相怜。这批国民党的高级秘书们均是临川才子之乡的文化精英，各有绝技，尤其涂康的书法艺术，早已闻名海内，涂康模仿于佑任的书法更是一绝，几乎可以乱真，因而社会上流行的于佑任书法墨迹有许多均是出自这位临川才子之手。解放初期，周则鸣、黄迪桐、涂康这三位失去权势的文化人，每日里谈诗作画到也活的潇洒自如。不久，周则鸣与孙萍办理了离婚手续，其争到了儿子周光大的抚养权，周则鸣将周光大接到会馆中同住，其凭着一手制图绝技靠为北京地质学院、钢铁研究院等几所大专院校绘制图纸维持生计。虽然，周则鸣只是个无照经营的个体户，但他的钱挣的可真不少，爷俩天天吃饭馆，生活的倒也还悠闲自在。

1959年，自然灾害已波及全国，各地都出现了饥荒，为稳固新生政权，严防国内的地、富、反、坏、右乘机蠢蠢欲动，北京宣武区公安局将已解除管制的周则鸣再次拘捕，并押送到东郊焦化厂进行强制劳动。周则鸣在焦化厂生活极其艰苦，但他希望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好早些回家与日夜思念的儿子周光大团聚。所以，周则鸣拼命的工作，一个人能顶两个劳力，幸而其身体壮实，所以坚持了下来。1961年，周则鸣终于获释归来，其与儿子周光大久别重逢本是件值得庆幸的大喜事，但其在临川会馆的住房却在其强劳之时被易主于他人。周则鸣为了能重新有个遮风避雨的房子，其抱着一线希望找到派出所白葆龙所长。解放前，白葆龙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化装成三轮车夫在宣武区一带活动，曾经拉周则鸣上校去江西会馆看戏；所以，周则鸣了解白葆龙这段历史。解放后，白葆龙因功当上派出所所长，正巧分管周则鸣所居住的管段，白葆龙为人热情，他见周则鸣无处可居，就帮他在宣外香炉营大沟沿胡同找了间小房暂且存身，周则鸣搬入新居，爷俩别提有多高兴了。

1963年，周则鸣被收编到宣武区美术服务部当美工师，但还未等他的板凳坐热，“四清”工作队就跟进了服务部，经过一年的内查外调，周则鸣再次被打成反革命分子。1966年5月，宣武区公安局再次将周则鸣逮捕；6月20日，周则鸣被遣送到吉林省公主岭怀德县莲花山公社小榆树沟生产队被强制劳动。周则鸣时年54岁，其每日与公社社员们一同搬石头、修水利、筑河堤。初期，周则鸣的体质还能支撑住这种强体力劳动，但因其每天仅靠贴饼子加咸盐度日，身体渐渐不支。生产队长对其生了恻隐之心，偷着让孩子给周则鸣送了一小碗腌咸菜为他补营身体；但这只是杯水车薪仍不能恢复周则鸣的元气。一位好心的医生冒险给周则鸣开了一张“动脉硬化性心脏病”的假证明，凭这张“不宜干体力劳动”的证明，生产队只好安排周则鸣去捡粪。榆树沟在中国地图上是查不到的，正因为他渺小才不被重视；因而，这里的人们思想比较传统和朴实，他们看重的不是政治而是感情，一旦双方之间的感情得到勾通，那么你的政治背景也就不存在了。周则鸣性情开朗且见多识广；虽然，其出生在江南水乡，但却有北方人的粗犷豪侠的性格，不久就赢得了社员们的好感。于是，大家开始与周则鸣交谈，就连分管他的两名工作队员王化学、张纯志亦对其改变了态度；因而，周则鸣在强劳期间，并未感到有多大的精神压抑。

1968年，北京的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纷纷奔赴广大的农村、边疆，儿子周光大亦报名赴内蒙古插队落户。当周光大插队落户北国塞外的消息传来，周则鸣几日不得安宁，他怪自己没能照顾好儿子，耽误了他的美好前程。因此，周则鸣急切的盼待回京，想用自己的余热来关心儿子、照顾儿子。周则鸣盼啊！盼啊！一直盼到政治空气逐渐清新，统战工作重新恢复。1978年，工作队长得知中央政策的内情，建议周则鸣找找老关系对其历史进行重新复查。周则鸣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其给全国政协副主席许德珩去了一封信，他期望这位南昌工作时期的老朋友还能记起他，并能派工作组来重新复审他的历史，给予其落实政策。总算上苍不负有心人，吉林省统战部接到全国政协转来的材料后非常重视，吉林省统战部长亲自来榆树沟大队调查核实情况，当周则鸣由工作队长处得知这一内情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他向生产队长借了些盘缠，当即风尘仆仆赶回北京进行最后的冲刺。

周则鸣回到北京已经是一贫如洗，其无家可归，只好坐卧在天安门广场上熬了三个不眠之夜。正当周则鸣山穷水尽疑无路之时，其意外的在拣来的报纸上看到南昌工作时期的老同事雷洁琼现在已是北京市副市长了。于是，周则鸣坐在马路边给雷洁琼副市长写了一封求助信；不久，宣武区统战部找到了流浪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周则鸣，为其在宣武区铁门胡同解决了一间14㎡的住房。周则鸣回到北京的消息传开，朋友们纷纷伸出救援之手，或赠其衣物、或助其家具；虽然，多是些旧物，但却是患难朋友的一片真情。当时，全国政协会议在友谊宾馆召开，周则鸣为了解决自己的生活困难，专程赶到友谊宾馆寻访参会的故旧，周则鸣在会议之间见到了老朋友张学铭，此时已是全国政协委员的张学铭做梦也没想到老友周则鸣仍然活在世上，而且身体如此健硕，但也窘迫，竟连双袜子都没穿。张学铭了解了周则鸣的现状后，立即在统战会议上为其呼吁道：“当今统战的重要人物周则鸣先生，现在连饭都没得吃，靠朋友救济维持生活，如何能为统战工作做出贡献呢？”通过张学铭的呼吁，周则鸣的情况得到中央统战部的高度重视，其历史包袱被迅速解放，并被安排在北京文史馆当馆员，以便更好的发挥其余热。

1979年，贾亦斌先生由上海调到北京，当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席、民革中央促进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周则鸣得到消息后，立即前往民革中央探望老同事贾亦斌。贾亦斌副主席得知周则鸣已经落实政策，则将其介绍给民革中央主席朱学范道：“周则鸣先生是我南京的同事，跟蒋经国先生时间很长。”贾亦斌副主席还亲自介绍周则鸣加入民革，恢复了周则鸣的政治生命。

1981年，由于中共统战政策的恢复和改善，北京市文史馆抽调一批国共两党的老先生组成“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周则鸣被任命为北京市参事室终身参事。周则鸣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位在政治上已被宣判了死刑的人，又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周则鸣高兴之余，想找老朋友涂康一同庆祝一下这迟到的春天，于是他来到临川会馆拜望老友，不想涂康已被迫迁出临川会馆，住在附近的一间破屋内；此时，这位昔日的书法艺术家贫病交加靠拣废品维持生活。当涂康见到满面红光而来的周则鸣时，其感到自己的政治生命亦有望重新复苏，于是他用卖废纸换来的血汗钱为周则鸣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俩人共同举杯为他们能再次获得政治新生而干杯。但涂康先生最终没能看到获得政治新生的这一天；不久，他病死在那间破旧的小屋内，死后数日才被人发现。

1981年，在中共统战政策的感召下，台湾警备总司令部顾问马璧先生毅然回归大陆，并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周则鸣闻知老友归来，立即赶到木樨地24楼探访马璧先生，正巧与前来慰问马璧先生的国家主席杨尚昆邂逅相遇。马璧先生向杨尚昆主席介绍了周则鸣的情况，告知周则鸣现已年过七旬而身边却无人照顾，唯一的亲人周光大还远在内蒙古自治区教书，恳请杨尚昆主席能在百忙之中给予过问并解决。三天后，北京市劳动局调配处的工作人员主动将周光大一家四口入京的调令送到周则鸣手中，周则鸣万万没有想到杨尚昆主席身居高位竟能挂念着他这么一位普通人的家庭。周则鸣兴奋之余，立即启程前往内蒙古自治区迎接儿孙，当祖孙三代五口到当地派出所上户口时，户籍民警和周则鸣开玩笑道：“周老先生花了几台彩电啊？”周则鸣坦然解释道：“没有，一台也没有，是共产党的政策好啊！”由此之后，周则鸣逢人就现身说法宣传党的统战政策。虽然，周则鸣祖孙团聚了，但家里突然多出了一个儿媳妇和两个孙女，祖孙三代同居在一间14㎡的小屋之中，连个转身之地都没有，如何安享天伦之乐呢？因而，周则鸣刚刚绽开的笑脸又布上了愁云。马璧先生得知情况后，其在统战部会议上找到中央统战部杨静仁部长，恳请其出面帮助周则鸣解决一下住房问题。在杨静仁部长的亲自过问下，周则鸣很快分到了台基厂一套两室一厅的楼房，当周则鸣搬进这栋敞亮的新居欢度晚年之时，他由衷的感激共产党及对他有过帮助的新老朋友们。

1990年，移居香港的赣南老同事蔡省三等得知周则鸣安然在世的消息后，联名邀请周则鸣全家赴港会晤。周则鸣有心为中国统一大业而奔走，并想以此报答中共给他的再生之恩。周则鸣率领全家来到香港与旧友们相聚，朋友们见到周则鸣安然在世，才相信过去的宣传有不实之说。香港是个中立地区，而经济发达居亚洲前茅，朋友们均希望周则鸣能留下来，在香港安度晚年。但周则鸣想念北京的朋友，留恋大陆这块热土，因而婉言谢绝友人们的安置返回北京。全国政协常委沈醉先生闻知赞其道：“赤胆忠诚报国，热情豪气待人。”笔者对沈醉先生的精辟概括深表同感，周则鸣先生现年已有82岁高龄，但他仍在为两岸的统一奔走呼吁，并希望能在其有生之年赴台为祖国统一呐喊。

周则鸣历经两朝，其政治眼光敏锐，对祖国统一大业远见卓识。周则鸣分析道：“台湾如同不易治愈的癌细胞，要根治就必须统一。我已经82岁了，同辈人在世的不多了，希望政府应该重视我们的年龄和政治作用。”周则鸣先生的一番肺腑之言，闻者无不为之感动，我衷心祝愿周则鸣将军能实现其“要活百岁”的誓言，实现促成祖国早日统一的理想。

1993年5月15日本文以“牛鬼蛇神再生记——蒋经国秘书周则鸣轶闻”发表于《消费时报·周末版》

1993年7月l日《陕西日报·报刊荟萃》转载，更名为《牛鬼蛇神出笼记》

1993年12月20日本文以“蒋经国秘书周则鸣将军生平轶事”发表于《江西临川文史第六辑》

1994年1月18日本文以“访蒋经国第一位秘书周则鸣将军”刊载于江西《争鸣》杂志第67期

1994年4月1日本文节选发表于《北京的会馆》

1994年7月30日本文节选为“周则鸣完璧归赵”刊载于《团结报》

1995年11月1日本文刊载于湖北《幸福》杂志第1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