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维恒照片

汪维恒

汪维恒个人资料:汪维恒(1896~1971年),男,原名汪益增,又名汪微痕。浙江诸暨牌头寺下张汪家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原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局长(副市长级),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原委员,上海市地政局原局长,上海直接税局原副局长,上海市第一、二、三、四、五届人民代表。作为中共地下党员,曾潜伏国民党阵营21年,历任国民革命军……
资料更新时间:2019-10-16 14:35:55

一、个人简介

汪维恒(1896~1971年),男,原名汪益增,又名汪微痕。浙江诸暨牌头寺下张汪家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原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局长(副市长级),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原委员,上海市地政局原局长,上海直接税局原副局长,上海市第一、二、三、四、五届人民代表。作为中共地下党员,曾潜伏国民党阵营21年,历任国民革命军军政部第一军需局少将局长,联勤总部第七补给区副司令兼西北军需局局长,南京联勤总部副司令兼经理署副署长,联勤总部第十补给区少将副司令兼台湾供应局局长,驻沪淞沪区补给区副司令,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上海市银行董事长。

二、基本资料

中文名:汪维恒

别名:原名汪益增,又名汪微痕

国籍:中国

出生地:浙江诸暨

出生日期:1896年

逝世日期:1971年1月30日

职业:原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局长

毕业院校:同文公学,杭州浙江一中

信仰:共产主义

军衔:国民革命军少将

三、个人简介

汪维恒,原名汪益增,又名汪微痕。浙江诸暨牌头寺下张汪家人。同文公学毕业。1913年在杭州浙江一中学习,1921年毕业于北洋政府北京军需学校第四期,被派往浙江慈溪县浙军,先后任营、团军需官。1924年初,经张秋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杨眉山等同为宁波地区最早的四名共产党员。1925年,经组织决定,汪维恒跨党加入中国国民党。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任共青团宁波地委书记。同年九月返诸,与陈兆龙、金城、宣侠父和弟弟汪益堃等组成第一届中国共产党诸暨县委员会,汪维恒为县委委员,组织部长。1928年5月,受命潜伏国民党军需界二十余年,历任国民党中央军校、中央军校洛阳分校任科长,参加过淞沪抗战。抗战时期,任胡宗南部军需工作,又任国民党军政部第一军需局少将局长,与弟弟汪益堃积极为八路军提供军需物资。内战爆发,任南京联勤总部副司令兼经理署副署长,他多次为党中央提供重要情报。1948年,以台湾第十补给区少将副司令兼供应局局长身份潜伏台湾。1949年4月,接到组织通知,撤离台湾,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上海市银行董事长,派人日夜监护财政局系统,为人民保护好一大笔财产,为中共提供了大量的情报和军需物资,为解放后财政局系统的军事接管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解放后,汪维恒历任上海直接税局副局长、地政局局长、房地产管理局局长等职,并当选为市一至五届人民代表和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十年动乱时,被“四人帮”陷害关进监狱,含冤而死。

四、人物生平

汪维恒(1896-1971),浙江诸暨人。1924年(民国1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受党组织委派,在浙江台州、黄岩、宁波、诸暨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担任特派员、诸暨县委委员、共青团宁波地委书记等职务。

1927年(民国16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坚持地下斗争。1928年(民国17年)秋,诸暨地下党机关遭破坏,经中共诸暨县委负责人金城、张以民的同意,他走避南京,从而失去与党的联系。

汪在南京、西安先后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军需学校中校科长、78师上校军需主任、西安军政部第一军需局少将局长。1937年(民国26年),国共合作抗日,他与中共方面建立了联系,利用职务便利为八路军提供经费和军需物资。1943年(民国32年)春,在重庆受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的秘密接见,得到周恩来的鼓励和赞扬。解放战争期间,担任台湾供应局局长,上海市财政局局长,曾为掩护、营救、资助中共干部做了许多工作。

解放后,汪当选上海市第一、二、三、四、五届人民代表,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历任上海市直接税局、地政局、房地产管理局副局长、局长等职务。

1949年8月,汪维恒任上海市地政局局长,在加强土地管理、清理土地积案、进行土地登记、整顿地价、拟订土地管理行政法规、开征地价税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52年9月,地政局与公共房屋管理处合并,改组成立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汪任副局长。1952年12月,任局长。任职期间,他以无党派人士身份自觉接受党的领导,与班子成员坦诚相见,合作共事,认真贯彻市政府提出的“为生产、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房管工作方针;在修理养护中,他强调“举手之劳”的主动服务精神,深入房修工地和里弄,倾听住户意见,拟订房修行政管理法规;在管理上,遵照市政府的指示精神,多次调整公房、私房管理体制,精简机构,下放管理权限,开展住房交换,挖掘房屋潜力,合理调配使用房屋,缓解生产和居住用房的供需矛盾。

1957年5月,汪列席市政协一届四次会议,并在大会上就当时的房屋供需矛盾、修缮力量不足、租金偏低、以租难以养房等问题作了如实汇报,呼吁各方予以支持。1962年,市房地产管理局向市政府呈送《健全和加强市房屋调整委员会组织机构》专题报告,很快得到市政府的批准,汪维恒受任为房调会委员,对大力挖掘房屋潜力,缓解房屋供需矛盾等重要问题的研讨和决策,发挥重要作用。他还为争取台湾回归祖国曾做了许多有益工作。

汪维恒于1971年1月,遭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1979年1月,得到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恢复中共党籍,党龄从1924年(民国13年)1月起算。

五、人物经历

一、潜伏敌营

汪维恒,1896年生于浙江省诸暨县牌头镇汪家村一个破落地主家庭。1917年在诸暨县渔山小学担任小学教师。1918年,为了接受维新思想,求学于上海法文翻译学校。1919年,他投笔从戎,赴北京军需军官学校学习。1921年他作为军需军官学校第四届毕业生,被派往浙江慈溪县浙军,先后任营、团军需官。

在宁波,汪维恒认识了共产党人张秋人,两人谈得颇为投机,从此书信来往,汪维恒从张那里真正开始接触革命思想。张秋人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区委员会委员,受派到宁波地区进行宣传活动,也是浙江诸暨县人,与汪维恒同样毕业于同文公学,时任湖南衡阳师范学校英文教员。

1924年,汪维恒与杨眉山、周天僇、许汉城四人经张秋人介绍,在上海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是宁波地区最早的4位党员。1925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组织决定派汪维恒跨党加入中国国民党。1926年,汪维恒所在的浙军响应广州国民政府的号召发动起义,但被北洋军阀的军队击败。此后他脱离浙军,回到家乡诸暨。1927年1月,中共浙江省委提请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任他为浙江台州区党务特派员,到台州、黄岩、临海、温岭各县整顿国民党党务,改组国民党县党部。这些工作,当时都是半公开的。同时,他带着更秘密的任务,发展共产党组织。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中的共产党员和左派分子大都牺牲或逃亡,中共宁波地委调任汪维恒为宁波地委团委书记,后调往故乡诸暨县任中共县委组织部长,以县城区小学教师作为职业掩护。小学校实际上是地下县委机关。1928年5月,诸暨县委积极准备发动暴动。不料,该校一位党员教师边世民练习使用手枪时不慎误杀了其妻,从而暴露了准备暴动的计划。诸暨县委立即决定:各负责人员迅速撤离、走避。汪维恒遵照县委书记金城(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指示,去南京利用原军需军官学校的关系,打入国民党军需界,潜伏下来,等待组织来人联系。谁知道这一等就是十几年,汪维恒为了坚持自己革命到底的决心,改名“维恒”。

那时,白区一片恐怖,地下组织全遭破坏,人员不是被捕、被杀,就是走避,始终没有党组织来找过他,最后连县委书记金城自己也逃了出去。由于大革命时期没有党证,一旦与组织失去联系就无法证明党员身份。汪维恒的党籍问题后来成了他一辈子的心病。

1928年9月,汪维恒到了南京,找到了过去在第四军需军官学校任经理处长、时任国民党中央军校经理处长的陈良。陈良一向欣赏汪维恒的正直,当即安排他在国民党军需署经理法规研究所学习,三个月结业后先后被派往中央军校总部、中央军校洛阳分校任少校军需科长,随国民党87师参加了淞沪抗日战役。由于汪维恒为人清廉,工作出色,声望逐步上升。当时属抗日派的胡宗南要陈良推荐一位清廉有为的军需军官,陈良就推荐了他。胡对他也极为欣赏,让他随同转战河南、西安,建立后勤基地。

潜伏在国民党军需界,寻找等待党组织的同时,汪维恒利用职务之便,在南京、洛阳、商丘等地救助、转移走避的地下党员,包括金城、金坚、金剑鸣、金丁永、寿松涛、骆子钏、潘念之、张以明、许汉城、邱培书、陈老太、何竟华、钟子逸、祝子韩、陈葵南、何咀英、马乃松、华林、周天傻等人。汪维恒在西安国民党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训练900余名军需干部和会计干部,派往各部队实行军需独立。其中300余名共产党员和爱国青年是从西安国民党集中营中以参加军需实习班、研究班学习为名营救出狱。

1938年8月,经李克农同志首肯,中共南京谍报机关的史永(原名沙文威,后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找到汪维恒,问他是否愿意为党做事。汪维恒当即爽快地答应了。自此汪维恒与党组织重新接上了关系,但也产生了误会:汪维恒以为他等了这么多年,党终于来找他了;而史永并不知道汪维恒受命潜伏的历史。这个历史误会一直到解放后史永在北京向金城了解情况时才解开。

1942年,在国民党西北军需局局长任上的汪维恒和弟弟汪益堃,又重新填写了入党申请书,由八路军红岩办事处主任钱之光送交党组织。(后因形势危急,红岩办事处匆忙撤退,钱之光不得已而将申请书销毁。)

1943年,蒋介石违反国共合作协议,秘密策划剿共。7月间,他密令胡宗南部准备袭击八路军控制的陕甘宁边区南部的突出地带,汪维恒得到消息,见情况危急,便与汪益堃借故赶到重庆,与钱之光联系。钱之光当即派车将他们秘密接到红岩嘴,去见周恩来、林彪、伍云甫,及时汇报西北各省国民党军队的兵力、装备、布防和调动以及胡宗南部进行封锁的情况,之后仍从原路返回。后来蒋介石发现八路军已经察觉他的企图,便没有贸然行动,计划未能实施,延缓了国共合作的破裂。

1946年汪维恒任南京联勤总部副司令兼经理署副署长时,史永特意从上海调往南京配合他工作。汪维恒将他所掌握的几乎所有的重要战役、国民党军队调动、武器弹药、军队运输补给等情报,通过史永源源不断传至党中央。大别山战役时,蒋介石得知刘伯承大军已渡过黄河,紧急召集最高级军事会议,经过激烈争议最后决定,由非蒋嫡系的白崇禧任总指挥,率二十万大军向刘邓大军发动总攻击。负责后勤的汪维恒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他将蒋军部队数量、装备以及进攻路线。出动日期等全部计划速报史永转至党中央。1948年,辽沈战役前夕,汪维恒借赴河北、东北考察军需配制及供应情况为名收集情报。其中有河北、东北各地国民党部队番号、长官姓名、兵员人数及驻地布防等。回来后交给史永同志,由上海局刘人寿领导的电台发出。辽沈战役结束后,从歼敌人数,捕获将领和战况总汇来看与所提情报如出一辙。

二、临解放受命赴台

1948年6月,陈诚将汪维恒调往台湾出任台湾第十补给区少将副司令兼供应局局长,为国民党军队退守台湾作后勤供应的准备。

陈诚没有想到,在国民党军需界供职已二十年的少将汪维恒竟是中共老党员。

汪维恒的潜伏生涯一晃已过去二十年。如今曙光在前,突然接到了赴台任命,汪维恒陷入了深思。他知道,一旦去了台湾,全家很可能就回不来了,他将继续潜伏下去;而此时国军败退台湾已是大势所趋,国军退守台湾后的军事部署、武器配备、后勤基地等军事动向对解放军尤为重要。因此,他毅然决然携全家赴台上任,不计个人得失,为解放事业作出必要的牺牲。在飞往台北之前,他与史永进行了联系,报告了他的决定。史永向中共情报机关汇报后通知他:同意汪维恒赴台,但一旦接到新的命令,应立即撤离台湾。同时为了配合他的行动,中共情报机关派遣地下党员许汉城同往台北,以印刷厂厂长名义往返台湾与大陆之间递送情报。许汉城是位外表极其普通的中年人,与汪维恒同时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又是浙江诸暨同乡,他们的往来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汪维恒到台湾后,不时将台湾的军事情报——部队换防、武器配备、美军顾问团活动情况,通过许汉城送回大陆;另一方面他也在等待密令,等待时机,准备随时返回大陆。经过二十多年的潜伏生活,他一直期盼新中国的成立,尤其盼望能亲自迎接解放,这种心情常人是难以体味到的。

1948年底至1949年初短短几个月间,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解放军渡长江,克南京,挺进杭州,势如破竹,对上海形成了包围圈。汪维恒预感到最后的暴风雨即将来临,他和家庭将面临着考验。每天半夜他都紧张地收听新华社广播,了解形势新动向,准备一旦接到密令立即撤离台湾。

三、接密令返沪

1949年春,汪维恒突然接到史永的一封信,信里有一首盼故友回归的诗,意思是:迅速撤离台湾,返沪迎解放。汪维恒又激动又发愁,激动的是终于等到了盼望已久的通知;愁的是无以为借口返回大陆。

幸而天无绝人之路,台湾省供应局因局势变化宣告解散,汪维恒的上司陈诚也在医院养病。他乘机打电话向陈诚告别,称母患病要回大陆探望。陈听后劝他不要“冒险”,遂又派夫人前来极力劝阻,坦言大陆局势危急,切勿冒险行事。为了避免引起怀疑,汪维恒将全家留在了台北,于1949年4月毅然只身飞回大陆。实际上全家离台的准备工作早就悄然就绪,一旦接通知他将立即撤离。

1949年5月初,汪维恒家人乘坐一班返沪的船,有惊无险地回到了上海。

四、力劝陈良“勿做败局的殉葬人”

汪维恒回到上海,陈诚挽留未果便宣布他为驻沪淞沪区补给区副司令。此时他的老上级陈良已任上海市代市长。陈良见到汪维恒很高兴,致电陈诚要留汪维恒在身边,并推荐他在原职以外再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银行董事长。

此时汪维恒已无法与在南京的联络员史永取得联系。于是他利用职务之便,自行开始了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召集旧部张兴国、林安庭、何其伟、楼翔等人,对财政局所有档案、仓库进行盘查、造册,安全封存日伪档案;同时阻止大量的资金继续外流。

与此同时,他还要应对残留的国民党军政要员。汤恩伯要求拨巨款修固上海四郊的防御工事,准备顽抗。汪维恒力劝陈良:“勿做败局的殉葬人!”陈良听取劝告,以财政空虚为名,没有拨款。谷正纲和方治劝陈良提取上海银行存款换美金带走。汪维恒说:“这是谷和方的流亡资本,而你将落个盗取公款的罪名。”陈听后当即撕掉取款手令。特务头子毛森和陶一珊胁迫陈良将上海市府各局的档案、账册全部烧毁。汪维恒晓以大义:“这种行为会引起全体市民的恐慌,不利战争有害人民。”陈良听后反而下令市政府各单位“必须保全财物账册,不得销毁”,并限时造册备查。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一套《征收房捐依据图》。它标出了上海市区每条街、巷,每栋房屋面积、结构的详细图表。其数量之庞大,若被毁坏,数百名测绘员花几年时间也难以重新制作。由于它关系到上海未来的市政建设,所以汪维恒派专人严加保管,日夜守护,为稳定上海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陈良不仅是汪维恒的老上司而且是老朋友,关系非同一般,对汪维恒几乎是言听计从,所以汪维恒一直在策反陈良。他说,陈良大革命时期也曾加入过共产党,经劝说陈虽已动心,但由于担心后果最终还是离开了。

1949年5月27日,汪维恒以“投诚”形式率员在财政局向军管会代表顾准、谢祝柯和朱如言交接。交接时汪维恒要求与顾准单独谈谈。他们走进局长办公室关上门,当汪维恒告诉顾准,他是1924年入党的中共地下党员时,顾准当场惊呆了。看着眼前这位五十多岁的国民党少将,竟然党龄比自己还长十几年。他缓缓拿起话筒,拨通了副市长潘汉年的电话。经过确认并聆听了指示,顾准错愕的脸方松弛下来。挂上电话,顾准紧紧握住汪维恒的手,激动地说“太好了!太好了!”走出办公室后,交接仪式仍按原计划进行,在众目睽睽之下上演了国民党财政局长向解放军军代表顾准交接的一出好戏。随后顾准派专车送汪维恒去见潘汉年。汪维恒将他从台湾带回的军事情报以及美军顾问团活动情报等,亲自呈交给潘汉年同志。

五、反贪腐被蒋纬国告状

汪维恒的正直、清廉在国民党时期就出了名。他耳闻目睹了旧政权的覆灭与贪腐密切相连,因而将铲除贪腐视为自己的使命,把造福于民作为一生奋斗的目标。

汪维恒是个注重仪表却不追求时髦的人。他的个子不高,约1米70左右,平头,粗眉大眼,站立挺直,不苟言笑,不怒自威,与其长年在军队工作有关。他不抽烟不饮酒而且禁止子女抽烟饮酒。解放前他历任国民党的军需局长、联勤司令、供应局长、财政局长:解放后历任税务局长、地政局长及房地产管理局局长,一生与钱和权打交道,却从不为己谋私利。

八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政界一些高官自诩抗战有功,居功自傲,借权谋利,贪污之风逐渐盛行。汪维恒当时已是国民党军需界的重要人物,以他的为人决难容忍,在反贪腐斗争中他得罪了不少国民党高官,因此两度遭到撤职,几近入狱。

最具讽刺的一出“状告”汪维恒的闹剧,是蒋纬国导演的。

1945年汪维恒接到线报,国民党34集团军某师虚报军饷。他得知后立即下令查扣。实是胡宗南部队一师师长挪用军饷做生意,自制劣质军鞋滥竽充数。时任一师连长的蒋纬国与师长沆瀣一气,利用其特殊身份,密报蒋介石,反诬家父扣压、贪污军饷,发给士兵的军鞋质量很差。蒋介石轻信其言,不问青红皂白立即批令,撤职查办汪维恒,但遭到何应钦坚决反对。何应钦是蒋介石的嫡系大将,他认为应先搞清来龙去脉再下定论。不得已,蒋介石怒召汪维恒以及一师师长和军需主任。面对不明底细的蒋介石,汪维恒据实汇报了事件经过,并将34集团军账册全部呈上。经军政部一一审核,证明丝毫不差。蒋介石无奈地取消了对汪维恒的撤查令,复将一师师长查处。

自此,汪维恒在国民党军需界更是名声大振,然而经历了这样的遭遇,又知道了事件的背景,汪维恒毅然辞职,不久乘飞机离开西安去南京。没有料到,胡宗南亲自到机场送行以示歉意。汪维恒因不告而别主动向他致歉,说: “在胡司令领导下工作八年,未能帮助胡司令解决生活困难,深为内疚。”胡宗南也说:“我在此也不会长久的。”胡宗南是蒋介石黄埔军校中有名的战将,抗战时期蒋介石派给他的任务总是最艰巨的。

此外,汪维恒查处的大案还有:缉获卫立煌长官部私运布匹;缉获蒋鼎文行营私藏大批军服;缉获傅作义的西安办事处套购大批军布;揭发阎锡山办事处贿赂案;没收山西帮“通诚晋”走私军服案等。

汪维恒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军需人才,同样以清廉不断要求和教育他们。1938年,胡宗南将西北军官训练班改成中央军校第7分校军需经理训练班。汪维恒当时是黄埔军校第7分校的经理处长,同时也是第34集团军、第8战区副长官部经理处长兼战干4团经理处长以及西北第一军需局局长,由他主持第7分校军需经理训练班的培训任务。除了常规经理课程外,他特别开设了清廉课,将之列入教学大纲。他命训育主任魏予珍收集历代清廉操守的古圣贤、道德高尚的爱民清吏的案例编写成教材。由他和魏亲自授课,并在升旗时讲评。同时,发动学员搞墙报宣传清廉。所以他培养出的部下很少有贪腐的。

汪维恒权掌西北五省军需供应时,逢年过节家门口车水马龙,送礼人络绎不绝,但均遭他回绝。后来大家都知道了他的秉性,便鲜有人再送礼来。不过有次白崇禧派人送来礼物,汪维恒却收下了。他说:“白崇禧非老蒋嫡系,担心军需物资遭克扣,收下礼物方安其心,尤其(当时)白崇禧(的部队)在抗日第一线。”

然而,清廉的汪维恒并不受军界高层的欢迎,反而受到排挤,直至1948年脱离军界时依然是个少将。

解放后汪维恒任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局长(副市长级),他也从不利用职权为自己和我们搞特殊待遇。组织上分配给汪维恒东湖路近淮海路的某处洋房,被汪维恒拒绝了。后又分配淮海路某处居住面积达180平方米的一套公寓,汪维恒说:“要这么大干什么!”最后要了一套淮海路居住面积88平方米的公寓。

六、家庭情况

汪维恒兄弟姐妹四人,他是老大,父亲早亡,母亲一直由父亲赡养。他对弟妹的关怀也无微不至,对弟弟汪益堃尤为情深。夫人是个小学音乐教师。

1925年,汪益堃由汪维恒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兄弟二人一同为开辟抗战后勤基地转战西北,并为党提供了重要的军事情报。

1942年,汪益堃刚升为少将,一次他从兰州去新疆,原可以乘民航班机,但他急于返回,执意乘军用飞机。飞临甘肃省六盘山乌鞘岭上空时,天气突变,飞沙走石,飞行员视线受阻,飞机撞在山坡上,机毁人亡。为了悼念汪益堃,汪维恒在光秃秃的乌鞘岭上为汪益堃立了衣冠冢,并建立了一所益堃小学。同时还在甘肃酒泉天祝(藏族自治县)安远镇另建立了一所益望小学。

汪益堃留下了三女二子,长女汪晶芝、次女汪玉芝、三女汪渝芝,长子汪而夫(有媒体误报道为汪维恒之子)、次子汪岭夫(名取自乌鞘岭)。汪维恒毅然挑起了抚养汪益堃遗孤的担子,同时将抗战时期汪益堃托人代养的次女和三女也千方百计地寻了回来。

汪维恒共有六个孩子:长女汪晶予、长子子汪伯羊、次女汪放予、次子汪仲远、三子汪雁峰和四子汪小流。

七、恢复党籍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始,上海市房地局党委为了保护当时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汪维恒,让他在家休息。但以他性格,非但不会呆在家里,而且依然坚持每天上午上半天班,说:“去看看‘大字报’,了解群众的意见和想法。”然而,他回来后常常一言不发,眉头紧锁,心事重重。一次,他道出个中原委:“‘大字报’揭发了许多(党内)的事,如果事情属实,问题就太严重了。”后来,全国刮起了一阵“经济风”,上海市房地局副局长兼局党委书记朱道南(《大浪淘沙》的作者)数次遭批斗,汪维恒痛心地说:“朱局长代我受过。”

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汪维恒已经预感到冲击波,即便在此艰难时刻,他想到的依旧是如何去保护他人。当得知有人企图抢占陈修良(原浙江省省长沙文汉之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母亲陈老太的住房时,他专门指示:不得动她的房子。汪维恒说:“大革命时期陈老太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多次帮助和掩护过地下共产党员,我们不能忘恩。”

1968年的一天,汪维恒像往常一样去上班,从此再也没有回家。汪维恒被安上“特务”、“叛徒”的罪名并冠以“台湾派回来的总特务头子”,先后关押在哈密路上海公安学校内和上海龙华监狱。

1971年1月30日,汪维恒含冤去世。

汪维恒一直以共产党员身份做地下工作。然而解放后他才知道,自己的党籍并没有恢复,而他和弟弟汪益堃重填的入党申请书因当时红岩办事处撤退匆忙而销毁。汪维恒虽然心里因此很苦恼,但始终没有放弃要恢复共产党员身份的心愿。

“四人帮”倒台后中央拨乱反正,不仅为汪维恒平反昭雪,而且恢复了他梦寐以求的党籍。

汪维恒去世8年以后,1979年3月终获平反昭雪,中共上海市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组批准通告:“为汪维恒同志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汪维恒同志深受林彪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残酷迫害,1971年1月30日致死。为汪维恒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特预定1979年3月26日下午在上海市龙华革命公墓大厅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参加安放仪式的人群挤满了内、外院和路道,中央领导及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和汪维恒工作过的诸暨、宁波等地都送了花圈,骨灰存放在龙华烈士陵园。

由于汪维恒的情报系统是潘汉年领导的,受“潘杨冤案”影响党籍一直无法落实,1982年,潘汉年得到平反,198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84)组建字1027号发文《关于恢复汪维恒同志党籍的请示》的批示:“恢复汪维恒党籍。党龄自1924年1月算起。”

2001年3月,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发文《关于汪维恒同志骨灰存放意见的函》指出,本着实是求是,特事特办的原则,妥善处理汪维恒同志骨灰存放的特殊问题,将汪维恒同志骨灰从三厅(局级厅)转至一厅(部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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