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训宣（1910年-1932年），又名可英，女，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松树岗程维德村人。7岁入私塾，聪明好学，大胆泼辣，相貌俊俏，她反对缠足，是个大脚姑娘。

中文名：程训宣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湖北黄安

出生日期：1910年

逝世日期：1932年

职业：革命者

主要成就：革命烈士

性别：女

程训宣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程训宣虽然没读过书，但为人聪颖，十分活泼。

1928年程训宣冲破封建旧礼教的束缚，毅然投身革命，从事妇女工作。她为人正派，工作积极，很快就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期间，程训宣与徐向前相识，她很早就听说过徐向前这位英勇善战的红军将领，爱慕他的儒雅风度。徐向前也从心里喜欢这个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姑娘，更希望这位熟悉本地风土民情的妇女干部能成为他的贤内助。

为了照顾徐向前的身体和生活，1929年相识后不久，徐向前和程训宣就举行了简朴而热闹的婚礼。这一年徐向前28岁，程训宣18岁。婚后，徐向前在战斗中所受的腿伤很快痊愈，又回到前线指挥战斗。程训宣继续在后方从事地方妇女工作。他们难得有见面团聚的机会，相互之间也很少能得到对方的消息。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从此王明上台，开始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统治。中央派了康荣生到鄂豫皖口头传达了四中全会的精神。4月上旬，鄂豫皖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新集召开。大会作了一个拥护党的四中全会的决议。徐向前在前方指挥第二次反“围剿”的战斗没有出席这次大会。5月12日，反“围剿”的战斗还没有结束，张国焘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决定，撤销中共鄂豫皖边特委，成立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鄂豫皖省委和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分局的职权系直接代表中央实施领导，有权否定地方党委的决议或解散地方党委。中央指定由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曾中生、舒传贤、徐宝珊、王平章、蔡申熙等八人组成分局，张国焘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沈泽民兼省委书记，曾中生、旷继勋为军委副主席，陈昌浩为共青团分局书记。红军和地方武装统归军委直接领导和指挥。从此，张国焘总揽鄂豫皖党、政、军大权于一身。6月28日至30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上，红四军领导人曾中生、余笃三、许继慎等主张抓住敌暂取守势的有利时机，集中主力南下作战，以配合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这一正确主张得到与会多数人支持。会议决定：红四军以少数兵力留在根据地巩固阵地，而以主力部队南下向外发展。7月上旬，军委在商城西南的余家集召开会议，讨论红军的具体行动部署。不料，张国焘推翻原来的南下决定，认为要援助中央革命根据地，就须威胁攻占大城市。因此，要红四军攻英山，出潜山、太湖，进攻安庆，威震南京，限一月完成。红四军领导人不同意这个冒险主义的计划，主张消灭敌有生力量，巩固扩大根据地，以牵制敌兵力，即攻下英山后出蕲、黄、广地区，使之与鄂豫皖根据地连成一片。但张国焘仍按其个人意见作出了决定。部队奉命作南下英山，东出潜山、太湖的准备。7月中旬，红四军的领导又进行了改组。徐向前任军长，曾中生任政治委员，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原军长旷继勋改任红十三师师长。他因在5月间给中央的报告中不承认前段工作是“立三路线”的继续，而受到中央的指责。8月初，徐向前和曾中生率领红四军十、十一、十二师的5个团，冒着酷暑南下，直取英山。仅仅经过两小时激战，攻占了英山城，歼敌1800余人。仗是打胜了，徐向前和曾中生对下一步行动却忧虑起来。经过反复磋商，政治委员曾中生最后决定：留十二师守英山，以十、十一两师四个团出蕲、黄、广。他一面部署部队前进，一面写信派人向张国焘报告，说明情况。张国焘坐镇后方，得知徐向前、曾中生没按他的意见去攻安庆，大为恼怒。8月27日张国焘以鄂豫皖分局、军委会的名义给徐向前、曾中生写信，指责他们“公开抗拒分局命令”，是什么“原则路线上的分歧”；严令部队“立即北返，不得丝毫停留”。

徐向前事先曾想到，红四军的行动可能受到批评，却没想到如此严重；曾中生似早已预料到后果，还没接到张国焘的来信，就与徐向前、刘士奇联名，向上海党中央写了信，申述红四军南下的理由。9月初，部队奉命北返，在英山以南的鸡鸣河，曾中生召开了一次支部书记和指导员以上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了张国焘的来信。会上，群情激愤，通过申明书，决定派刘士奇回去向中央分局陈述意见。这件处理不当的事，更被张国焘抓住了把柄。于是，红四军南下问题遂成了一桩大罪！9月13日，陈昌浩到达麻埠红四军军部宣布中央分局免去曾中生军政治委员职务，由陈昌浩接任的决定。接着发生了在红军中开始“肃反”的事件。十师参谋主任柯柏元、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等二十多人相继被捕。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一直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徐向前感到迷惑不解。徐向前问陈昌浩：“被抓走的好多人，都是贫苦农民出身，土生土长的，有的是看着长大的，怎么成了反革命？这是怎么回事？”陈昌浩说：“你不知道，八月初，我们在后方破获了一个反革命团体，叫AB团，在一些县委、区委里也发现了改组派，牵涉到我们部队呢。现在逮捕的都是改组派、反革命。”徐向前被弄得更糊涂了。9月底，部队到达白雀园。张国焘亲自到红四军主持“肃反”。这年冬天，“肃反”又从红军部队扩展到地方机关。为了防止部队发生异动，张国焘等还决定，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还组织了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的、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活动，一律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也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一时间，把红军中留额头、戴眼镜、镶金牙的，还有读过书的，都说成是富农，加以屠戮。只要念过几年书，识几个字的，似乎是天生的反革命。张国焘还说：“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同志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正因为有这种“理论”，“肃反”中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被杀的特别多。

“肃反”开始，徐向前还能参加一些会议，还有某些发言权，随着运动的深入，保卫局抓人越来越多，徐向前在会上提出不同意见，引起了张国焘的不满，后来就干脆只让他负责部队训练和作战指挥。徐向前意识到对自己不信任，只好每到一地找一个僻静的地方，作为临时指挥所，把地图挂好，专心了解敌情，分析情况，部署作战行动。但是，政治责任心驱使着徐向前又不能不关注部队中的“肃反”情况和被捕人员的命运。

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在苏区、在红军中像一场瘟疫，继续蔓延着。一批又一批的好干部、好同志被逮捕杀害。一年之后，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也在肃反运动中被捕。那是1932年第四次反“围剿”时期的事情。当时徐向前在七里坪一带指挥作战。一天，他让警卫员把破衣服给他妻子程训宣送去，让她抽空补一补。实际上，徐向前是以让程训宣缝补衣服为名，让警卫员探听一下程训宣的情况。不料，警卫员去了不久，就抱着破衣服回来了，他面色悲戚地告诉徐向前，程训宣在肃反中被当作反革命抓了起来。从此以后，徐向前和程训宣二人再也没见过面。此时，担任红四方面军机械股长的张波没有随红军主力南下作战，留在卾豫皖苏区首府新集。当得知程训宣在肃反中被捕以后，他感到万分惊愕，同时也非常焦急，想方设法要去狱中探望一下程训宣。

在此以前，张国焘指使政治保卫局的局长来远安将程训宣关押过一次，试图从程训宣的口中找到诬陷徐向前的材料，由于程训宣态度坚决，丝毫不为他们的威胁利诱所动，他们才不得不将程训宣放出，下放到红四方面军总后勤部的工厂强制劳动。事隔不久，当徐向前带领红四方面军刚刚离开卾豫皖苏区南下作战时，张国焘迫不及待的指使保卫局再次将程训宣以“改组派”的罪名逮捕关入牢房，审讯人员对程训宣进行酷刑拷打，企图迫使程训宣供认她的丈夫徐向前是“改组派”、“AB团”，以达到他们的险恶目的。因此，审讯人员下令将程训宣捆绑后吊在房梁上，用皮鞭狠命的抽打程训宣的臀部，连续三天的鞭打，程训宣被打得皮开肉绽，尤其是臀部被打得血肉横飞、两股皆烂。程训宣疼的死去活来，但却没有屈服。红四方面军机械股股长张波前去牢房看望程训宣，第一次去，保卫局的人坚决不让他见程训宣，任凭张波费劲口舌，也无济于事。第二次去，张波不断哀求，值班的保卫局人员才勉强让张波会见了程训宣。走进低矮潮湿的牢房，张波看见程训宣正趴在潮湿的地上，她脚带镣铐，遍体鳞伤。程训宣一见张波，眼泪顿时流了下来。程训宣告诉张波：“保卫局逼迫我作伪证，陷害军长（徐向前）是“改组派”，我宁死也不会做对不起军长的事。我说徐向前对党赤胆忠心，不容陷害，他们就用肉刑反复拷打我，屁股都被打烂了，现在连走几步路都走不动了，看来我活不长了。”程训宣的一番话令张波泪流满面。徐向前得知程训宣在肃反中被捕后，虽然极其不满，却无可奈何。当时正是张国焘肆意进行“肃反”最残酷的时期。程训宣被捕后命运如何，徐向前无权过问，也不便过问。因为张国焘对徐向前“用而不信”，面对“肃反”，徐向前自己的命运也朝不保夕。

程训宣被捕后，尽管受尽酷刑拷打，但她始终不承认徐向前是“改组派”，至死不肯诬陷和出卖自己的丈夫。张国焘没有得到程训宣的口供，便下令对程训宣执行枪决。在行刑之前，程训宣脱下了身上的棉袄，交给同室的难友说：“这是我和向前结婚时穿过的，你留下暖暖身子吧！”随即，程训宣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徐向前正在前方七里坪镇悟仙山指挥阻击敌人，可哪里曾想到自己的身后，他心爱的妻子正被押往刑场。后来，部队撤离了鄂豫皖根据地，徐向前一直很惦记妻子程训宣，到处托人打听消息，但音讯全无。1937年在延安，徐向前才听说妻子被抓走后，受尽严刑拷打，逼她揭发自己是“反革命”。程训宣始终不承认，最后被枪毙了。和程训宣关押在一起的难友说，临刑的前夜，难友们还听见程训宣被关押的牢房中传出阵阵悠长的山歌。徐向前问鄂豫皖苏区的保卫局长周纯全：“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枪毙？她究竟有什么罪？”周纯全此时只好说老实话了：“她没有什么罪，当时抓她、拷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黑材料。”徐向前悲愤地说不出话来。他为自己作为一个堂堂的男子汉却无力保护自己的爱妻，眼睁睁地看着她含冤被杀，感到痛心疾首。程训宣的死，对徐向前打击很大。一个活泼可爱的年轻女孩儿为了他而惨遭杀害，他却连替她说话的权利都没有。此后几年间，徐向前一直不愿再娶，既是因为他怀念程训宣，心中的隐痛难以消除，也是因为他提着脑袋干革命，不愿再拖累他人。

徐向前心中的隐痛一直难以消除。1984年徐向前在写《历史的回顾》时，特意叙述了程训宣在“肃反”运动中的遭遇，称其为“我爱人程训宣”以示悼念，表达了一位老革命家含蓄而深沉的缱绻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