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镜心（1874—1914）字子鉴，山东黄县（今龙口市）黄山馆镇后徐家村人。中国同盟会山东主盟人， 国民党山东支部理事长。他5岁入学，青少年时便萌发政治改革、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入烟台毓才学校读书。1902年肄业于济南高等学堂。1903年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律系，攻读法律。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他加入同盟会，并被孙中山委任为山东主盟人。1906年回国，与谢翊臣（谢鸿焘）等人创办了烟台东牟公学，招收爱国青年发展同盟会员，进行革命活动，成为同盟会在胶东的联络中心。他还授意分布全省的同盟会员，利用清廷提倡私人办学的机会，创办学堂，以开展革命活动。两三年内，仅黄县就办起学堂10余处。

中文名：徐镜心

外文名：Xu Jingxin

国籍：中华民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黄县黄山馆馆后徐家村

出生日期：1874年

逝世日期：1914年

职业：政治家、革命家

毕业院校：日本早稻田大学

信仰：三民主义

主要成就：山东同盟会主盟人，

军衔：陆军上将

徐镜心（1874—1914）字子鉴，山东黄县(今龙口市)黄山馆镇后徐家村人。中国同盟会山东主盟人，国民党山东支部理事长。中华民国国会参议院议员。时有"南宋（教仁）北徐（镜心）"之称。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应友人之邀赴奉天(今属辽宁省)任《盛京时报》主笔。不久，奔赴吉林，在省城高等小学任教员。同年，与宋教仁一起创办木植公司，后任督办处垦务委员，并以此为掩护，招纳中国同盟会会员，结交有正义感的江湖英豪，为推翻关外总督府做准备。其行踪被官府侦悉，得人庇护幸免于难。

1910年秋回山东黄县，组织县农会，任会长。次年在济南与刘冠三等创立戏曲良社。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徐镜心与丁惟汾等在济南联络同盟会员积极响应，还草拟山东独立大纲7条。成立山东各界联合会，并于11月13日召开独立大会，迫使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布山东独立。由于孙宝琦暗中与清廷勾结，遂于11月24日宣布取消山东独立。徐镜心被迫出走上海，拜会了孙中山。孙中山安排他与上海军政府都督陈其美商议山东战略方案，责成上海军政府要给予实力援助，并授权其继续领导山东革命。同年11月12日，烟台的同盟会员武装举义，推举清海军管带(舞凤舰舰长)王传炯为司令。徐镜心回烟台后，与刘艺舟组织“北方共和急进会”，王传炯随即加入该会。

后来，他得悉有数百名参加关东举义的散兵云集大连，便北上去大连搬兵。随去的同盟会员邱丕振慷慨解囊，购置了足够的武器，在连承基的协助下，很快将队伍招募齐备。1912年1月15日，他与连承基等率500余名士兵乘两艘日轮向登州(今蓬莱市)进发，乘夜登陆，一夜之间光复登州，于次日晚成立革命军政府。

攻克登州后，在徐镜心提议下，革命军立即西征，直捣济南。1月17日，革命军轻取黄城(今龙口市东莱办事处)。次日，分兵进取北马镇、龙口，清兵闻风而逃。莱州总兵率军扑向黄县，企图阻止革命军西征。他一面组织军民准备抵抗，一面电告孙中山要求援助。孙派沪军2000余人从海上乘军舰驰援黄县，黄城终为革命军占领，组织军政府，任总务部长。

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徐镜心被推选为国民党山东支部理事长。年底，当选为国会参议院议员。次年春，赴京就职，偕同刘冠三走访袁世凯。袁以甘肃都督一职诱其就范，他不为所动。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害，他撰文痛斥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力逼查办凶手，以谢国人。表示要在北京继续进行讨袁斗争，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二次革命时，反对袁世凯称帝。

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3月15日（农历2月19日），指示军法处密造伪证，将徐镜心逮捕下狱。徐镜心是在1914年3月15日被捕的。当时，徐镜心借住在北京西城兵部洼中街第二十九号前院附户，系《顺天时报》职员下平清次郎所租住宅，而不是通常认为的报馆。3月14日晚上京师警察厅侦缉队接到总监吴炳湘抓捕徐镜心等人的命令，次日早晨侦缉队分队长高凤林率队到徐镜心住所抓捕。因徐镜心外出，遂将仓谷箕藏抓获。警察随即搜查了徐镜心的房间，只检出与案情无关的“实业证券”一张。上午九时许，徐镜心乘坐人力车由西向东路过住宅门口，被侦探毛伟雄发现，令车夫停车折回，警察遂将徐镜心抓获。

3月16日，京师警察厅即将徐镜心等人移交给京畿军政执法处。4月14日清晨徐镜心牺牲，被埋在万人坑（今北京宣武区菜园街北），4月23日周树标、丁佛言等人将徐镜心遗体转移至北京宝应寺（宣武区登莱胡同）更换棺木。装殓前仓谷箕藏为遗体拍照，2000年出版的《图说民国》一书曾刊载此照。

关于徐镜心被捕的直接原因，以往也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丁惟汾认为的，即徐镜心因与“关东侠鲍君”密谋诛杀袁世凯，事情败露被捕牺牲；另外一种是说法是袁世凯伪造证据诬陷徐镜心。从目前公开的民国档案看，徐镜心被捕牺牲应系遭到北洋政府构陷，卷入林英钟、段世垣案。后来，1914年6月东京的《民国》杂志刊载《党案记》一文，转载了北洋政府公布的徐镜心两大罪状，罪状之一是新同盟会与白朗起义合纵通函。这恰恰是捕风捉影，毫无证据的事，因为徐镜心并不在“官方抄获”的“新同盟会”名单之内；官方所根据的“通函”更仅是凌钺一封公开信的抄件。公布的罪状之二徐镜心购买枪械接济白朗云云，则纯属北洋军阀警察和密探的故意陷害。

徐镜心牺牲一案，固然经过袁世凯授意，但是京师警察厅和京畿军政执法处具体执行中还是有所忌惮的，他们采取了蓄意陷害的手段，制造借口、诬以罪名，是典型的冤狱。尽管特务机构费尽心机制造重重迷雾，可是毕竟留下了蛛丝马迹。

徐镜心、段世垣、林英钟是同时被捕的同案。该案起因于所谓的一封“凌钺致京同人信”。凌钺（1882-1945），字子黄，河南固始人。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武昌起义后组织北方共和会，编组敢死队，率队至滦州起义，组织都督府。1912年5月被推为议员。二次革命失败后，传说受孙中山委派到白朗起义军中担任军师，号称“小诸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侦探孙会云将这封信“抄录”下来，上报到袁世凯处，袁世凯批示“吴庭监密访办”。信的具体内容暂且不论，可笑的是，后来军政执法处致信京师警察厅索要该信，总监吴炳湘承认“原函迄今尚未查得”并且抄件“略有错误”。就这样一封抄件，居然成为杀害三名国会议员关键“确据”，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实际上买枪的是日本人仓谷箕藏。仓谷供词讲：“周姓托我购买此枪，系一云姓友人转托”。而1914年3月15日早晨抓捕仓谷，又正是那个抄录信件的孙会云作为“引导人”，带领警队进行的。孙见到仓谷后即“伪称系新同盟会会员”，骗得仓谷取出手枪弹药，还煞有其事的“复向之订买炸弹四枚，手枪数枝”。可见“云姓朋友”正是孙会云的化名。其实，就算凌钺信是真，且其中有委托徐镜心购买枪支的语言，徐镜心是否收到此信、是否愿意接受委托尚有疑问。从徐镜心后来的供词看，徐镜心对买枪一事是有警惕性的。他认为对周生了解不多，反对仓谷仅凭一面之词为其专程赴天津买枪。可惜仓谷没有听徐镜心的劝阻，以致为袁党所乘。

还有一个关键人物是周维屏（即周凌卓）。周维屏直接找到仓谷要求买枪，因而3月10日仓谷与周赴天津。周是河南商城人，日本明治大学法科毕业，曾任同盟会河南支部副支部长，辛亥开封起义因人告密失败后被捕，后保释独得不死。日本领事馆认为仓谷被捕后周“甘言诱之”，故系警方密探，陷害仓谷。京师警察厅则辩解说“周、云等皆犯罪之人”。以军政执法处惯常的残忍，断不会对对手有一点仁慈的，但是这两个“犯罪之人”却不见被捕或受刑的记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抓捕段世垣女密探刘汉超1924年在两份关于孙中山的情报中提及，所依据的乃是周维屏报告。那么这个周维屏究竟是自甘堕落还是为人利用成为密探？这个疑问只好留待后来了。

徐镜心于4月14日（农历3月19日）凌晨英勇就义，时年41岁。1936年6月10日，国民党五届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南京国民政府追授徐镜心为陆军上将，进行国葬，葬在济南千佛山辛亥革命烈士陵园。

1902年肄业于济南高等学堂。次年留学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法律系。1905年在日本参加同盟会，被孙中山委任为山东分会主盟人。回国后，与谢翊臣等创办烟台东牟公学，宣传革命。1907年赴奉天任《盛京时报》主笔。不久，赴吉林，在省城高等小学任教员。同年在省城创办木植公司，后任督办处垦务委员。

徐镜心牺牲，从大的背景讲，固然是因为袁世凯把枪口指向了国民党，从小的方面讲，也与徐镜心的性格和个人的政治见解有极大关系。徐镜心“英武好学，一身正气，是激进的血性革命勇士”；他对袁世凯及其领导下的北洋政府极端不信任；在制度设计上极力主张在中国建立以议会主导的共和政体；对袁采取各种形式坚决斗争不妥协。

1913年1月徐镜心当选参议院议员，赴京就职。4月宋教仁遇刺案发生，徐镜心在参议院首倡弹劾袁世凯，要求查办主持杀害宋教仁的国务总理赵秉均。5月为反对袁世凯向国外银行借款，发表《袁政府违法借款之铁证宣言》。10月在议会强烈反对袁世凯提出的增修《临时约法》以及派人出席宪法起草工作等做法，当选全院委员会军事股常任委员。11月5日在《顺天时报》发表《驳有贺长雄共和宪法持久策》痛斥袁世凯及其顾问有贺长雄。

徐镜心原为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候补委员，第17次会议（1913年9月13日）之后，递补进入宪法起草委员会。据统计，截止1913年10月31日起草会议闭会，徐镜心在制宪中发言55次，政治影响力位居第十五名。在立宪方面，徐镜心的主要见解包括：反对大总统有宪法修正案的提出权，主张效仿美国制度，由各省议会三分之二以上提议，方能提出修正案。他赞成由参议院选举审计官员，监督政府财政：众议院既然有预算决算之权，则审查之权当然归之参议院。”另外，对定孔教为国教的议案徐镜心也表示反对，理由是孔子的学说是一种哲学思想，不是宗教，中国也不是宗教国家。

徐镜心的其他反袁行动当然不会向给北洋军警全盘托出。徐镜心久随孙中山，政见相近，于军事反袁的必要性应有相当认识。通常认为，二次革命期间徐镜心曾与李烈钧等联络举事；丁惟汾《徐镜心传》中也提到1914年左右徐与东北革命党人联络反袁，虽然目前缺乏直接证据，未必就代表没有其事。有一种说法认为，袁世凯正是对自身安危的恐惧远远大于对国会限权的恐惧，才不惜大开杀戒。

徐镜心毅然投身于革命，与清军血战在前，与袁氏斗争在后，慷慨赴死，不愧烈士之名。百年一弹指，犹能使乡人后学思之，其英雄哉！

丁惟汾《徐镜心传》

《现代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第88页。

《北洋军阀1912-1928第四卷》，第197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军事(三)》第784页。

《北京档案史料》1996年合订本

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

严泉《失败的遗产》

李学智《民国初年的法制思潮与法制建设》208页

王葆真《民国初年国会斗争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8卷第82辑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4年（两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