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绪（1890—1978），湖南醴陵人，辛亥革命后就读于陆军第二预备学校，1914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炮兵科学习，1916年毕业后回湖南，加入湘军。1926年随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参加北伐，北伐军进驻武汉后，第二师扩编为三十五军，任副军长兼师长。马日事变后，投靠蒋介石。1935年9月，任第四路军总指挥，11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后递补为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9月晋升为陆军上将。抗日战争爆发后，率部参加淞沪会战。不久，兼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1941年8月任福建省主席。1949年赴香港，1951年在报刊上发表反共启事，随后赴巴西定居。1978年病逝于巴西。

中文名：刘建绪

国籍：中国

出生地：湖南醴陵

出生日期：1890年

逝世日期：1978年

职业：军人

毕业院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信仰：三民主义

刘建绪（1890—1978），中国国民党陆军上将，湘军著名将领，湖南醴陵人，生于1890年10月3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3期炮科毕业。北伐战争时任35军副军长兼2师师长，1930年1月任讨逆军前敌总指挥，1935年9月，任第四路军总指挥，1936年9月晋升为陆军上将。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十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1941年7月改兼任第25集团军总司令，1945年5月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9年与程潜，陈明仁一起通电湖南起义。其弟刘建喜、弟媳左刘氏收养并资助了左权，左权在刘家湾读的私塾。

刘建绪的军政墨合

中将加上将衔。字恢先，湖南醴陵人，生于1890年10月3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3期炮科毕业。1923年任湘军第4师9旅27团团长，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8军1师4旅旅长，参加北伐，1927年4月任第35军2师师长，并兼任中央军校长沙分校校务委员，1928年3月任第35军副军长兼湖南清乡第3区指挥官，1929年1月任湘赣剿匪总部第5路司令，参加第3次围剿，4月任第19师师长，随蒋介石讨伐桂系，1930年1月任讨逆军前敌总指挥，5月随蒋介石参加中原大战，9月任第28军军长，10月兼任平浏绥靖处处长，1931年兼任湖南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1933年任西路军参谋长兼第1纵队司令，参加第5次围剿，1934年11月任追剿军第1军团司令，围堵长征红军，1935年2月任剿匪军第1路前敌总指挥，4月任中将，6月兼任湘西绥靖处处长，9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1月任滇黔剿匪总部前敌总指挥，1936年7月任第4路军总指挥兼湖南省保安司令部司令，9月加上将衔，1937年2月任闽浙赣皖边区绥靖公署主任，10月任第10集团军总司令，参加淞沪会战，12月兼任第23军团军团长，1940年7月任第3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0集团军总司令，1941年7月改兼任第25集团军总司令，8月任福建省政府主席，10月兼任福建省保安司令部司令，1945年5月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8年9月辞职，11月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49年春赴香港，8月13日在香港通电起义。1951年初在香港发表反共启示，同年秋移居巴西定居。1978年3月22日在巴西病逝。

刘建绪，湖南省醴陵县(今醴陵市)人，1892年生于醴陵县清安铺。辛亥革命后就读于陆军第

二预备学校，1914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炮兵科学习，1916年毕业后回湖南，加入湘军，与北洋军作战，由排长递升为团长。

1926年随唐生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参加北伐，任第二师第四旅旅长。北伐军进驻武汉后，第二师扩编为三十五军，任副军长兼师长。马日事变后，随何键投靠蒋介石。

1929年1月，第三十五军扩编为第四路军，任第二十八军军长，跟随何键配合蒋介石嫡系部队“围剿”红军，屠杀工农群众。1935年9月，任第四路军总指挥，11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后递补为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9月晋升为陆军上将。

七七事变爆发后，第四路军改编为第十集团军，任总司令，率部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不久，兼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任职期间，克扣军费，在长沙创办复兴银行，自任董事长。抗战胜利后，先后在上海、广州、武汉、香港、醴陵等地设分行。曾从复兴银行拨款资助醴陵的湘东和兰谊两所中学，并被推举为两校的董事长。

1941年8月任福建省主席。此时政治、经济形势日趋恶化，他既非蒋介石的嫡系，又与福建各派势力素无渊源，面对这种情况，遂在政治上力求安定。一方面注意搞好与地方士绅、海外华侨的关系；另一方面，则逐步倾向开明。将几个反共骨干分子调出省政府，暗中掩护过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和民主人士；聘请著名学者王亚南为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共地下党员、国际问题评论家杨潮为研究员；对中共地下党员余志宏和进步人士陈公培、马子谷等人以礼相待。

1948年春，福建发生学潮，他暗中通知协和大学，使一批学生领袖及时转移，避免了特务的迫害。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蒋介石政权即将垮台、福建省地方势力要求“闽人治闽”的形势下，他辞职回湘，对程潜等酝酿起义暗表赞同。

1949年春携家眷赴香港，8月在香港与刘斐、龙云、李默庵等国民党中央委员、立法委员40余人，发表《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联合宣言，表示与国民党划清界限，拥护中国共产党建设新中国。不久，托刘运升携亲笔信回湘找程星龄，商讨日后行动。程转达周恩来意见：“欢迎刘建绪和李默庵到北京定居。”他却犹豫不决，在香港观望一年之久。

1950年6月，美国发动侵朝战争，他对形势估计错误，不仅立场没有转变，1951年初在报上发表反共启事，随后去巴西定居。1978年3月病逝于巴西，终年88岁。

刘建绪从遂川回湖南的路上，曾同欧阳烈谈论过对共产党的看法。他认为这次共产党革命，与历史上写的烧杀掳掠的历次农民造反不同。首先，共产党有主义，有组织，有它自己的一套政策，可以号召群众，逐渐扩大它的政治影响。其次，中国社会是富人少，穷人多，其中最多的是农民，共产党采取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削富济贫，制造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仇恨，容易裹胁群众，以壮大自己的势力。再其次是，它有一股经过训练的红军，虽然武器不好，却有相当的作战能力。在大量地方赤卫队的配合下，可以惑乱进剿部队，从而取得战场上的便利。针对这些情况，最好的对付办法，应该是：

(一)严密民众组织，加强地方武力，巩固社会治安，使共产党所到之处，无粮可抢，无民可裹，以限制它的生存和发展。

(二)同时派此几路精锐部队，寻找红军主力，分进合击。猛打穷追，使它没有喘吸的机会，只要击破红军主力，其他的乌合之众，便会纷纷逃散，不攻自溃。这样，就容易收拾了。

刘建绪并且坚信，采用这种古来打击流寇的一贯战略，来对付脱离根据地进行流窜的红军，是一定会奏效的。

湖南的老牌军阀刘建绪在福建当了多年的省主席，下台后，于1949年7月逃到香港，住在复兴银行宿舍，企图继续远逃，找个“安全”之地。他是湖南复兴银行的大股东，有权处置香港复兴银行产权。香港复兴银行前身仅是一个办事处，没有香港政府的营业执照，直到1946年，香港被英国重新占领时，才领到正式的营业执照。内地解放后，许多有钱的人逃到香港，想做投机买卖，这时向英国政府申请营业执照，不仅要花很多钱，而且很不容易，因此一张银行执照，在当时的香港就很值钱。香港复兴银行只有两间房子连一个骑楼，场面不大。业务范围也仅做些国内黑市汇兑和吸收少数存款。在湖南的总行并无多少资金拨存香港，因此与各省在香港所设的商业银行相比，复兴银行确是相形见绌的。因为调不出钱来，刘建绪很感恼火。刘建绪见没法外调资金，就逼着江国章将香港复兴银行出卖。开始时要价30万港币。这时，正巧袁德泉从江西南昌逃到这里，想在香港做投机买卖，这块银行招牌对他很合适。但他只肯出15万港币。经过讨价还价，另加了1万港币，作为房屋家具费，就此成交了。袁德泉就是这样成为香港复兴银行经理的。刘建绪拿走了这笔钱中的大部分，于1950年底，迁居到巴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