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生（1910-1948），又名刘伟光，立贞。河北河间县台头人。

中文名：刘亚生

别名：刘伟光

国籍：中国

民族：汉

出生地：河北河间县台头人

出生日期：1910

逝世日期：1948

毕业院校：北京大学

1910年，刘亚生出生于河北河间县，家境贫困，靠亲属接济念完小学和初中，16岁入保定二师学习。

1930年，刘亚生因参加学潮，1931年暑期被开除学籍。

1932年，刘亚生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

1936年，刘亚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奔赴延安。

1938年，刘亚生到八路军120师第359旅，任旅长王震的秘书。

1942年，刘亚生担任359旅政治部宣传科长，参加了著名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

1944年11月，刘亚生以359旅为主组成的八路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通称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开始南征。刘亚生不顾自己病体初愈，坚持随军南下。

1945年8月，刘亚生抗日战争胜利时，刘亚生任359旅政治部副主任。

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三五九旅奉命突围开赴延安。同年底，在陕南黑山镇附近落入胡宗南军队魔掌。

1948年底一个夜晚，刘亚生被残暴的国民党军警身缚巨石自南京燕子矶沉入长江中杀害，年仅38岁。

“七七事变”后，刘亚生参加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九旅，任王震旅长的秘书。他忠厚朴实，平易近人，团结同志，闲时教同志们学文化，帮炊事员做饭菜，替勤务员打扫房子，行军时，帮炊事员扛炊具等。同志们尊敬他，称赞他。1944年，他随三五九旅南下，任政治部宣传科长、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宣传部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三五九旅政治部副主任。

1946年6月，国民党准备全面内战，三五九旅奉命撒离中原，奔赴延安，刘亚生因受伤被国民党逮捕，押到西安集中营。亚生在狱中把被俘的共产党员组织起来，成立一个支部。党支部教育党员要保持贞节，宁死不屈，绝大多数党员如此，只有一个叫尹剑的（原三五九旅参谋）出卖了刘亚生。胡宗南得知亚生的真实身份后，把他请到一座小公馆单独“优待”起来，派一高参带位妖艳女特务劝降。亚生一眼识破了敌人的美人计，一拍桌子，站起来指着女人说：“你赶快给我把她打发走，不然，咱们没话可谈。”敌人无奈，打发女特务走了，然后说：“把老兄请来，无非是谈一谈今后的出路问题。”亚生坦然地回答；“我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是死在你们手里；另一条就是活着和你们斗争！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敌人又许以高官厚禄，均遭失败。一次敌人把难友们集中到一棵大槐树前的场地上，强令各房间必须组织反毛小组，亚生大声说：“毛泽东不能反！全国受压迫的人民谁不热爱毛泽东！谁不知道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难友们接连站在亚生一边，敌人的诡计又破产了。当晚，敌人把亚生吊在大槐树上，一面用鞭抽，一面嚎叫：“你说到底反不反？”亚生坚定地回答：“反帝、反封建、反蒋介石，我都反！毛泽东坚决不能反，他是我敬爱的导师，要我反对他那是妄想！”敌人还用“老虎凳”等酷刑，均遭失败。

1947年9月，刘亚生被押到南京国防部一个秘密监狱，他将高度近视眼凑到每个难友脸上仔细看，并且说“千里有缘来相会，咱们互相认识认识，以前在我们家乡都叫我刘瞎子，我看你们就叫我刘瞎子吧”。一句话逗得大家直笑。亚生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感染了狱中的难友，鼓舞了难友们的斗志。敌人又三番五次用电刑折磨他，他坚贞不屈。狱中生活把难友们的身体折腾垮了，他鼓励大家一要吃饭、二要锻炼，他说：“这就叫新陈代谢，气死蒋宋孔陈”。敌人不让难友看报，亚生带领难友们回忆历史，推测外界形势，展望未来，在敌人戒备森严的牢房里，办起了马列主义讲习班。敌人把亚生同难友分开，亚生对难友说：“我可能看不到咱们希望的那个世界了，有机会转告我的战友吧，我一直想看看他们，看来是不可能了，唯一值得自慰的是我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这个称号的尊严，但是我不能以自己有限的生命为党作更有价值的贡献，这是再遗憾不过了。”敌人数次逼他投降，他只是怒视敌人，始终没有泄露党的机密，始终坚定共产主义信仰。

1948年底，刘亚生就义于南京雨花台，1983年5月20日，王震亲笔题词：“德才兼备英勇牺牲的楷模刘亚生烈士永垂不朽”。刘亚生的革命事迹展览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馆。

●“英勇牺牲的楷模”——刘亚生

“德才兼备，英勇牺牲的楷模——刘亚生烈士永垂不朽！”这是1983年，王震同志为自己的战友、35年前英勇牺牲的刘亚生烈士的题词。

刘亚生，又名刘伟光，1910年出生于河北省河间县，1927年考入保定第二师范学校，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35年因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的一二九运动被反动军警逮捕，后经党组织的营救获释。

1936年，刘亚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奔赴延安。

1938年到八路军一二○师第三五九旅，任旅长王震同志的秘书。在极其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刘亚生严格要求和磨练自己，很快适应了艰苦的斗争环境，实现了一个知识青年向革命军人的转变。

1942年，刘亚生担任三五九旅政治部宣传科长，参加了著名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1944年11月，以三五九旅为主组成的八路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通称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开始南征。刘亚生不顾自己病体初愈，坚持随军南下。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时，刘亚生任三五九旅政治部副主任。

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三五九旅奉命突围，撤出中原解放区，开赴延安。8月，部队进入秦岭山区，刘亚生因患严重的肠胃病无法随部队一同行动，按党的要求与妻子化装通过国民党统治区，前往陕甘宁边区。同年底，在陕南黑山镇附近不幸落入国民党胡宗南军队的魔掌。在叛徒的指认下，刘亚生身份暴露。胡宗南得知刘亚生身份后，下令不惜一切代价要刘亚生投降。敌人以高官厚禄利诱，让叛徒劝说感化，用严刑拷打威逼，但丝毫没有动摇刘亚生的革命意志。

1947年9月，刘亚生被作为高级战俘押往南京，关押在国防部看守所。在狱中，他受尽酷刑折磨，但始终抱定自己的信仰和革命必胜的乐观主义精神，面对敌人“你到底有没有一点转变的可能”的讯问和死亡威胁，刘亚生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没有，永远也不会有你们说的转变！”“我从加入共产党的那天起，就把个人生死置于脑后，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牺牲个人生命有何可惜！”“值得欣慰的是，我没有给共产党员的称号抹黑，没有给三五九旅丢脸。”

1948年底一个寒冷的夜晚，残暴的国民党军警将刘亚生身缚巨石自南京燕子矶沉入长江中杀害。刘亚生用38岁的生命实践了自己永不叛党的誓言。

（新华社——永远的丰碑）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

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三五九旅政治部宣传科长、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宣传部长、三五九旅政治部副主任等职。

1946年6月，随中原军区部队突围，同年8月在陕南不幸被俘，先后关押在西安集中营、南京国防部保密局等处。在狱中，他与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坚贞不屈，

1948年底被敌人杀害于南京。

刘亚生，又名刘立贞。1910年诞生于河北省河间县民台头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刘亚生的父亲幼小时被卖给人家做养子，到亚生六岁那年，父亲积劳成疾不幸病逝，母亲被咒骂为“克夫的扫帚星”而被撵出了家门，亚生兄弟只好跟妈妈终年住在牛棚里，过着悲惨艰辛的生活。

刘亚生从小酷爱读书。他上不起学，只好每天到学堂的窗外听课。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冰天雪地，他从不间断。没钱买笔和纸，他就用树枝当成笔，大地当成纸在地上比划着写字。他的好学精神深深感动了教书的先生，于是收他为学生。由于刘亚生学习勤奋，几年后，竟成了孩子中间最有“学问”的人。

1927年，刘亚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保定第二师范学校。学习费用全靠他的亲戚资助。他知道读书的机会难得，十分珍惜时间，埋头苦读，指望将来有个职业能养活妈妈和弟弟。1931年学校因闹学潮，宣布提前放假。他从这次学潮中受到深刻的教育，深深感到这个腐败的社会必须改造。

刘亚生离开学校到北京寻找改造社会的途径。到北京后，他先找到堂弟刘进三，并以卖报纸维持生活。1932年暑假，刘亚生借了本村刘立贞的中学毕业证书，考取了北京大学历史系。但开学时，因交不起学费，只能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刘亚生在北京大学也就使用刘立贞这个名字。在北大，刘亚生白天上课，晚上给人家做家庭教师，或给杂志译稿子，为石印房写钢版……在学业上，他主要的精力还是潜心研究中国历史，不知用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他编著了一本《中国革命历史》，因急需用钱，只好廉价出卖给一位出版商。

北京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和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校内不仅有秘密的党、团组织，还有许多进步社团，刘亚生参加了左翼文学团体“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他常常在学生中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6000余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国民党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镇压、逮捕爱国学生。刘亚生也遭到敌人逮捕。后来经党组织积极营救，获得释放。刘亚生经过“一二·九”运动的战斗洗礼，迅速地成长起来，1936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刘亚生以全部精力投入了革命的巨大洪流，自觉地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奋斗。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芦沟桥事变”，妄图吞并全中国，在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武装起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刘亚生热烈响应党的号召,与王洁清等7位同学一起奔赴共产党的抗日前线——太原参军。

刘亚生被分配在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部当秘书。刘亚生来到革命队伍，生活十分愉快。每天，他抓紧时间办完日常工作，然后到下面去，有时到炊事班帮忙，有时教战士们识字，有时给战士们讲故事……，不论是首长还是战士，都把他当成文化老师，又把他当成贴心朋友，他与同志间没有一点隔阂。由于他眼睛高度近视，大家都戏称他“刘瞎子”。

1942年刘亚生担任三五九旅政治部宣传科长。部队驻在陕西绥德，然后又移驻延安附近的南泥湾。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部队一面战斗，一面投入大生产运动。

1944年，三五九旅南下，到达湖南，刘亚生曾担任部队宣传部长。这支部队活跃在湖南、江西、广东、湖北一带，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敌伪顽势力。

1945年8月，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八年奋战，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时刘亚生晋升为三五九旅政治部副主任，部队驻扎在鄂豫皖根据地，这时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制造磨擦，还对根据地进行封锁，妄图将根据地军民困死。1946年6月，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撕毁双十协定，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三五九旅奉命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北上开赴延安。

蒋介石获知我中原军区突围的路线,立即调集他的嫡系胡宗南、刘峙部队近三十万兵力围追堵击。为了摆脱敌人，部队日夜兼程，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行军途中刘亚生常常把自己的马让给病号骑。8月7日，部队进入秦岭，刘亚生患严重的肠胃病，旅首长考虑到他的身体不适宜与部队一起行动。于是决定他和他的妻子何薇化装转移

到延安。刘亚生听到党组织这个决定后，流下了热泪。他不愿意离开部队和同志们。旅首长好不容易才把他说服了。刘亚生换上一套乡村教师打扮的衣服，与他妻子一起离开了部队。可是不久刘亚生又突然回来了，请求能让他在部队再多待一会。最后还是说服了他，离开了部队。当他们走到陕西黑山镇附近时，为国民党军队发现被俘。

刘亚生被俘后，化名刘伟光。敌人将他押解到西安集中营。在狱中，刘亚生始终立场坚定，斗志昂扬地与敌人进行斗争。敌人叫他填自传表，他拒绝填写。敌人审讯他时，刘亚生始终说自己是教职人员。刘亚生还对周围同志进行气节教育。在他的教育下，绝大部分同志都能坚贞不屈。但也有个别的人经不起敌人的威胁利诱，丧失革命气节，成了可耻的叛徒。原三五九旅的杨言钊就是这样的货色。他不仅出卖了刘亚生，还帮助敌人劝降。一天放风时，杨言钊对刘亚生说：“三五九旅被俘的人有不少，现在看来，要把我们自己知道的情况隐瞒下去，是不行了，迟说不如早说，免得吃苦。”刘亚生严厉地说：“西安集中营有三才‘人才、狗才、奴才”’。叛徒知道刘亚生的厉害后，灰溜溜的离开了。胡宗南知道刘亚生的真实身份后，欢喜若狂。1947年3月初的一天，他亲自到集中营做刘亚生的工作，以少将参议的职位收买他，被刘亚生断然拒绝，并驳得胡宗南哑口无言。

这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国民党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大造谣言，报纸电台，整天狂呼乱叫，国民党国防部新闻局长邓文仪还率领一个记者观察团,到延安作所谓实地观察，以便进一步大造反革命舆论，欺骗人民。在西安集中营敌人也想乘机对刘亚生等人打一场心理进攻战。3月2日，邓文仪一伙窜到西安集中营，叫

刘亚生在高级军政人员茶话会上谈谈内战的责任问题。刘亚生借此机会毫不客气地揭露了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罪行。4月，敌人在西安集中营组织“反毛学习小组”，刘亚生带头拒绝参加，因而遭到敌人的毒打，在各种诱降失败后，卑鄙的敌人打出了最后一张王牌，叫已被他们收买的何薇对刘亚生劝降。一天，刘亚生因拒讲三民主义受了刑，伤势很重，他躺在床上，这时何薇走了进来，一下就扑在刘亚生怀里，边哭边说：“亚生，就算将来革命胜利了，谁知道我们今天的苦。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今后去靠谁?……”刘亚生知道妻子依附了敌人，使尽全身力气站了起来，气愤地说：“你把自己的灵魂都出卖了，无耻！”何薇见一般劝说无效，就使出最后一招，提出要离婚。刘亚生没有丝毫犹豫，顺手拿起敌人让他写“自白书”的纸和笔，一挥而就写成了一张离婚文书，摔给了这个叛徒。敌人交给何薇的特别任务，在刘亚生的面前遭到彻底的破产。

后来，敌人将刘亚生单独关押在总部。敌人对刘亚生既恼‘限又惧怕，想把他活埋掉，但又想从他的嘴里得到重要的军事情报。

1947年9月，敌人以“献高级战俘”的名义将刘亚生押解到南京，关押于国防部看守所。

刘亚生刚入狱，就凑到每个难友的脸前，挨着看了个遍，嘴里还说：“千里有缘来相会，咱们互相认识认识，从今往后,大家好有难同当，有福同享。”还一一记下了每个人的名字。大家问他叫什么，他说：“以前在我们家里，大家都叫我刘瞎子，我看你们就叫我刘瞎子吧，好让我觉得就跟在家里差不多。”就这么几句话，大家就和他弄得挺熟了。

敌人为了给刘亚生来个下马威，入狱的第一天晚上就被提审，直到第二天天快亮的时候才送回来，敌人花了一夜功夫，在他身上试验一种新式刑具，把刘亚生的身体完全搞垮了。敌人料定刘亚生不出去就医，必死无疑。就在这时候，一个自称是北大校友的家伙，来到刘亚生的监房，先臭骂了狱卒一通，然后表白自己对刘亚生的气节十分敬佩，冒着嫌疑来保刘亚生外出就医，但要刘亚生做一个今后再不反对“政府”的口头保证，他还说口头上的两句话，是给上头一个面子，又不是书面的东西，完全不作数的。具有高度警惕性的刘亚生早已把他看透了，严厉地拒绝了他。同监房的难友为他的身体健康担心，他却和大家开玩笑说：“怎么?你们担心我活不长啦?同志，我这人命长得很，死不了哪！你们不相信，我敢跟你们打赌：三个月之内，我要不死，你们请我吃一顿南京板鸭！我要死了，我请你们吃一顿南京板鸭。怎样?到南京不吃板鸭，那可真说不过去。”几句玩笑一开，把大家的紧张情绪全赶跑了。隔了一会，刘亚生却一声不吭了，大家一看，他已经昏了过去。不——会，他苏醒过来，看着围在身边的难友说：“小意思！本来我想不回来了，可后来一想，糟糕！这一来非得输一顿鸭子不可了。我舍不得，就又回来了。”说得大家笑了起来。以后，刘亚生坚持天天锻炼，身体渐渐恢复了健康。

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举行全国性的反攻，中国的军事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随着全国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国防部监狱的制度也作了改变，本来，政治犯都可以看到国民党的报纸，他们从报纸上可以判断出人民解放军前阶段的战果，以及最近的情况。可是现在，连这惟一的消息来源也被切断了。刘亚生想出一条好主意，他说：“这难不住咱们。他

不让咱们看，还能不让咱们想吗?咱们从今往后，每天早饭以前，回忆以往历史一小时，午饭以前，推测外界形势一小时，晚饭以前，展望将来一小时。”这个办法被大家采纳了。这样做的结果很有成效。每个人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斗争意志更加坚定，对革命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从1948年底起,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地进行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随后在毛主席的指挥下，百万雄师以排山倒海之势，挥戈南下，直逼江南。敌人在行将灭亡的前夕，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监狱里的同志一天天的在减少。一天晚上，敌人把刘亚生喊到审讯室问道：“你到底有没有一线转变的可能?”刘亚生回答说：“没有，永远也不会有。”几个狱卒把刘亚生押上汽车，送到雨花台，刘亚生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敌人的枪声响了，子弹从他的头顶飞过，他屹立着，等待第二声枪响，但是，敌人再没有打第二枪，把他推上了汽车，又押回了监狱。

第二天拂晓前，敌人打开刘亚生的牢房，给他戴上了镣铐，吆喝刘亚生赶快上车，刘亚生知道敌人将要下毒手了，他走到最后一位难友面前，心情沉痛地说：“我可能看不到咱们盼望的那个世界了。有机会请你转告党和同志们，我时刻想念着他们，我马上就要和他们永别了。惟一值得自慰的是，我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这个称号的尊严。但我不能以自己有限的生命，为党做更有价值的贡献却是最遗憾不过的了！”

敌人把刘亚生推上汽车，押到了临江兀立的燕子矶下，先将刘亚生牢牢地捆绑起来，并系上一块大石头。然后把他押上燕子矶头。敌人对刘亚生说：“给你最后一点时间考虑，你到底有没有一点转变的可能?!”突然，北方传来了我军大炮的轰鸣声，刘亚生心情无比激动，京郊能听到炮声，说明革命胜利的日子终于盼到了。他手指北方斩钉截铁地回答敌人说：“这炮声，就是我对你们的回答！”敌人惊恐万状，把刘亚生推入了波滔滚滚的长江。

1983年，刘亚生牺牲35周年时，他的战友，原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同志为他题词：“德才兼备，英勇牺牲的楷模——刘亚生烈士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