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平（1914.12~2007.02），男，汉族，原名王炳真、王一萍，山东荣成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第五届委员会主席，中共上海市委原书记，上海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原副主任，中国共产党第八次、第十一次、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中文名：王一平

别名：原名王炳真、王一萍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山东荣成

出生日期：1914年12月

逝世日期：2007年2月28日

职业：上海市第五届政协主席

毕业院校：延安中共中央党校

信仰：共产主义

王一平，男，汉族，1914年12月生，山东荣成东山镇八河孔家村人。

193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文登乡师肄业。

1932年至1935年，在山东省立第七（文登）乡村师范学校学习，任党支部书记。

1935年至1937年，任山东省荣成县徐家村小学教员，在西安东北军学兵队学习，任东北军抗日先锋大队政治处政工人员。

1937年至1938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任党支部书记，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1938年至1945年，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4支队中队指导员、3团党总支部书记、4团政治处主任，山东纵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1支队（旅）政治部主任，山东纵队第4支队政治委员，泰山军分区政治委员，沂蒙军分区政治委员兼地委书记，中共鲁中二地委书记。

1945年至1949年，任山东军区第4师政治委员，鲁中军区前方政治部主任，华东野战军第8纵队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

1949年至1952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26军政治委员、第22军政治委员，第8兵团政治部主任。

1952年起，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委员。

1956年6月至1957年4月，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主任。

1956年8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1962年5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秘书长。

1963年12月至1965年3月，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市委秘书长、市委外事小组组长（1964年8月起）。

1965年3月至1966年5月，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市委秘书长、市委外事小组组长。

1966年至1971年，“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下放干校和工厂劳动。1971年至1972年，在上海市革委会组织组调查组工作，任地区组核心组成员。

1972年12月至1979年12月，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

1977年1月至1983年3月，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

1979年12月至1983年4月，任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第五届政协主席。

王一平是党的八大、十一大代表、十二大候补代表、十三大代表，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在党的十二大、十三大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王一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7年2月28日21时08分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93岁。

2007年3月9日上午，各界人士600余,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前往上海龙华殡仪馆，为王一平同志送别。

王一平病重期间和逝世后，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王兆国、刘云山、吴仪、贺国强、王刚、乔石、朱镕基、李瑞环、宋平、李岚清、顾秀莲、盛华仁、路甬祥、乌云其木格、华建敏、陈至立、肖扬、刘延东、阿沛·阿旺晋美、罗豪才、徐匡迪和李德生、肖克、张劲夫、彭冲、王芳、谷牧、郑天翔、刘复之、杨白冰、田纪云、迟浩田、张万年、王汉斌、张震、倪志福、李锡铭、邹家华、布赫、彭佩云、韩杼滨、吴学谦、钱学森、叶选平、杨汝岱、任建新、孙孚凌、朱光亚、陈锦华、毛致用、邓力群、张廷发、韩光等分别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王一平同志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奋斗了七十多个春秋。王一平同志坚持真理，光明磊落，对党的事业矢志不移、无限忠诚，对人民群众满腔热诚。无论从事党的工作，还是政府工作，他总是坚持原则，严谨务实，注重贴近群众，深入实际，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切实帮助基层和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在广大干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

王一平同志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发扬民主，注重高举团结、爱国的旗帜，广开言路、广开才路，不断改进新时期人民政协的工作作风，注重发挥政协优势和特点，注重加强政协组织建设，为政协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王一平同志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他党性强，原则性强，纪律性强，敢于讲真话，勇于负责任。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爱护干部群众，珍惜文化人才，善于团结社科、文艺等各界人士。他一身正气，襟怀坦荡，作风民主，注意听取各方面意见。他艰苦朴素，淡泊名利，公私分明，清正廉洁，堪称典范，从不为个人和亲属谋取私利，保持了共产党人高尚的思想境界和革命情操。

谷牧介绍他加入共产党　　

王一平，原名王炳真，1914年12月出生在山东荣成的一个渔民家庭，1932年夏，王一平以优异成绩考取山东省立乡村第七师范学校（即文登乡师），很快接受进步思想和地下党的教育。同年10月，由刘家语（谷牧）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工作。

1935年秋，王一平参加了由共产党领导的胶东“一一·四”武装暴动，因敌我力量悬殊，武装暴动很快失败，王一平也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他连夜坐小船先到烟台，再从烟台到北平，与先期到达北平正在从事“左联”工作的谷牧取得了联系。王一平是家中的独子，忽然离家出走，奶奶伤心之至，忧心如焚，竟哭瞎了双眼。

1936年8月，受党组织委派，王一平、谷牧等一批党员和大批平津爱国青年来到西安，到东北军学习军事，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统称“学兵队”。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之后，王一平在随东北军撤离西安的途中，接到上级党组织的指令，转往延安。

王一平于1937年初到达延安，加入红军。先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而后在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后，党组织安排王一平回山东，参加抗日武装斗争。王一平凭着坚定的信念和出众的才能，在党组织的培养下，迅速成长为我军的高级政工干部。淮海战役时，王一平任华野第八纵队政委，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战役时任第二十六军政委，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打‘老虎’，不该定指标！”

1952年2月，由陈毅亲自点将，时任八兵团政治部主任的王一平转业到地方，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长。与此同时，任济南市委书记的谷牧也奉命调到上海，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当时正值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的“三反”运动进入高潮，上级严厉批评上海“打虎”工作不力，说“其他地方‘老虎’越打越多，上海‘老虎’为什么越打越少”。紧接着，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在上海召开全市党员动员大会，批评上海“三反”运动落后于全国各地，会上宣布了对15名贪污和“打虎”不力的负责干部撤职、查办、停职反省等处分，要求改变运动迟缓状态，身为“三反”领导小组成员的王一平，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王一平说：“什么叫‘老虎’越打越多，‘老虎’越打越少？‘老虎’在社会上有多少就打多少，更不该定指标。最后上海打“大老虎”1390只，“小老虎”8303只，比预定的指标多打了1000多只。其结果，打出了许多假“老虎”，造成了许多的冤案。后来，党中央发现了“打虎”运动的扩大化问题，要求各地进行甄别工作。5月下旬，全市布置各单位进行一次复查，结果“小老虎”的数量由原来的8303只下降为1012只，“大老虎”由1390只下降为36只。

事实证明，王一平当时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但由于王一平的思想与当时的“思潮”是不合拍的。再加上他患有神经衰弱等疾病，就辞去了组织部长的职务，到大连、青岛休养。　　　　“将彭柏山打成反革命，我做不到！”

1955年1月，王一平复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长。不久，全国开始了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彭柏山因与胡风上世纪30年代就认识，彼此之间又有书信往来，被内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党内的代理人。上海市委成立了“彭柏山专案组”，由市委主持日常工作的书记陈丕显任组长，王一平任副组长。在此之前，王一平和彭柏山并不熟悉，没有私交，只是工作关系。解放上海时，王一平是二十六军政委，彭柏山是二十四军副政委，两人只是在华东军区开会时才见面。彭柏山是1953年3月调市委宣传部接谷牧任宣传部长的。王一平怀着对工作对同志极端负责任的态度，认真查阅了彭柏山与胡风之间的来往书信和其他的材料，并没有发现两人有什么反革命言论和行为。因此，王一平不同意将彭柏山定为反革命分子。在一次讨论彭柏山问题的专题会议上，王一平与专案组的有些同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有关领导还是根据上面的意思，执意要逮捕彭柏山。王一平闻讯便将所有专案组的材料，放在桌子上说，要我仅凭这些材料将彭柏山打成反革命，我做不到，你们另请高明吧！不久后，他又毅然辞去了组织部长和专案组副组长的职务，再次休养。

王一平的努力和抗争并未改变彭柏山的命运，会后彭柏山当即遭到逮捕，被开除党籍，判处徒刑。在狱中彭柏山曾经自杀过一次，后提出要见王一平。经组织批准，王一平到狱中看望彭柏山，并做了思想工作，彭柏山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刑满释放后，彭柏山流放青海，随后又安排到厦门大学当一名普通员工。60年代初，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王一平受柯庆施同志的委派，前往福建前线检查战备工作。他顺便还到厦门大学看望了彭柏山。后来有人向中央写信告状，说彭柏山这样的人不宜放在福建前线，于是彭柏山再被调往郑州河南农学院。他在“文革”初期被红卫兵造反派活活打死。粉碎“四人帮”后，彭柏山的冤案得到彻底的平反昭雪。王一平参加了彭柏山的追悼会。　　　　王一平的“不识抬举”，激怒了张春桥

在1967年的“一月风暴”中，上海的造反派组织夺了上海市委和市人委的党、政大权，王一平和其他市领导一起遭到批斗。随即被隔离审查，然后又被送往“五七干校”强迫劳动，交代“问题”。在干校中，王一平埋头苦干。他划船、挑担样样在行，受到好评。

由于王一平长期在部队工作，除“走资派”外，造反派也搞不出其他什么问题。一天，马天水、王少庸突然找到王一平，表示只要王一平站出来揭发陈丕显就可以马上“解放”。王一平心里当然清楚，“解放”对他意味着什么，但王一平是很有原则的，他决不是见风使舵的人。王一平明确表示，我也是书记处书记，如果市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也有责任，决不能由第一书记一人负责。再说我是分管干部的，现在上海那么多部、委、办、区、县、局的干部都没有“解放”，我现在“解放”是不合适的。马天水、王少庸碰了壁，灰溜溜地走了。王一平如此“不识抬举”，大大激怒了张春桥。张春桥日后在一份“五七干校”的简报上恶狠狠地批示：“王一平劳动表现好，但思想反动。”王一平一直到1971年下半年才被“解放”。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补发的数千元工资全部交了党费。

1972年秋，在一次北京召开的全国会议上，王一平的老战友纷纷指责张春桥，说：“王一平‘解放’了，为什么不安排工作？”周总理知道后，亲自点名，是年底王一平担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一平主动提出分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

为稳定上海殚精竭虑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中央领导专门派人于7日晚，找到王一平，一是向王一平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二是要求王一平尽快了解“四人帮”余党的动态，及时汇报中央。因为王一平当时只是一名没有实权的市革会副主任，根本无法接触“四人帮”的核心机密。这时，王一平想到了一个人，即时任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厅主任的张敬标。张敬标也是一个老干部，“文革”前曾任杨浦区委书记，是王一平的老部下，“文革”中他投靠造反派，成了“上海帮”的核心成员和骨干。王一平向张敬标晓以大义，陈明利害。结果，张终于将“四人帮”余党内部开会的内容，包括文件的副本交给了王一平，王一平通过专人及时地向中央作了报告。

党中央对上海可能发生的武装叛乱，及时地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先后将马、徐、王调往北京。当上海的“四人帮”爪牙感到中央出了“大事”，企图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时，主持会议的张敬标却以“市领导”不在，情况不明为由，使武装叛乱未能付诸行动。

1977年1月，中央任命王一平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王一平和市委班子的主要领导团结一致，和衷共济，夜以继日地工作。从1976年10月开展清查运动，到1979年底，上海基本查清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中的重大事件，摧毁了“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体系。上海在清查工作中获得“四人帮”的罪证有98件，均被列入中央印发的“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中。审判“四人帮”时，由上海法庭提供的证据达174件，占全部材料的三分之一，确保了对“四人帮”审判的顺利进行，同时保证了上海社会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

将毕生珍藏捐给国家

王一平在80年代初就离开领导岗位，只担任中顾委委员，1995年正式离休。王一平离休后，坚拒为他配备专职秘书，王一平说：“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很不容易，我现在已经不工作了，再配一个秘书跟着我，就是浪费，也影响秘书的个人发展和前途。”

王一平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有很高的文化修养，而且对艺术品收藏情有独钟。几十年来，他的工资除了交党费、房租等开支外，其余的都花在了艺术品收藏上。60年代初，王一平要购买一件难得一见的明代花鸟画家林良的纸本精品，但要价800元，加上紫檀木盒共计900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很大的支出了。钱不够，王一平就拿一张几年前从文物商店购买的吴昌硕的《秋菊》图去变卖。当时文物商店给的收购价格远高于购买价格，王一平却执意按购买价格收了钱款。用市场经济的眼光看，这可能是过于迂腐了，但这也反映出王一平注重艺术本原、漠视商业价值的收藏理念。王一平的收藏求“真”求“精”不求多，其水准在收藏圈内是有口皆碑的，同时还带动了上海一大批老干部热心收藏，此亦传为佳话。

随着年事渐高，王一平对家里收藏品的去留有了慎重而周密的考虑。王一平夫人去世后不久，王一平就召集5个子女开家庭会议，提出将他收藏的古代艺术品捐给国家，而把现代画留给子女作纪念。子女经过简短合议后，一致表态支持王一平捐古画、留现代画的意愿。1998年夏天，南方发生特大洪灾，他决定捐款100万元，支援灾区人民。钱从何来？他认为留给子女们的现代画也是有一定经济价值的，他要子女们先凑足100万元，再将现代画留下作纪念。如此，一方面既了却了他的捐助灾区的心愿，另一方面，在留给子女们艺术品财产的同时，让孩子们一起参加这一善举，很有意义。实质上，他是以另一种方式将这批现代画提前捐了出去。为了凑足这笔钱，他的小儿子还向单位预借60万元，以后从每月的工资中扣还。1998年下半年，王一平分别约见上海博物馆和青岛博物馆的有关同志，把包括前述林良作品在内的一批古代艺术品捐给上博，把4幅古代胶东籍（父亲故乡）书画家的作品捐给青博，完成了他捐赠古代艺术藏品的心愿。

对家人严格要求

王一平的“过分”，是出了名的。他对家人的严格要求，几乎已达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先说对他的夫人张梅修。粉碎“四人帮”后，王一平官居市委书记，分管组织、纪检等工作。当时，市委筹组市纪委，组织上欲调张梅修去工作，她自己也愿意去。谁知，王一平不同意。理由是：“我分管的部门，你不能去。”张梅修生气地说：“如你当第一书记，是否我就不能在上海工作了呢？”但最后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只能作罢。上世纪70年代末，市园林局党委拟提张梅修等两位同志为局党委副书记，市委批件下来后，不见了张梅修的名字。时任园林局党委书记的白书章也忍不住责怪说：“一平太过分了。”张梅修1938年参加革命，“文革”前已是正处级干部。按理论资历论能力，都属于正常提拔。张梅修一直到离休前都是正处级。

再说，对待子女们。上世纪80年代，他的二女儿夫妇俩按政策可以从部队转业回上海。但王一平不同意。理由竟然是，他曾分管过上山下乡工作，当时上海老百姓几乎家家都有子女在外地，自己的孩子不能全留在身边。王一平一言九鼎，二女儿一家至今还生活在外地。王一平虽然长期分管干部工作，但他却从不让子女们走“仕途”。因此，5个子女包括配偶，没有一个当官的。